follow us on facebook

 

[ 视频 - 世界革命]

 

email

com.2000@protonmail.com

 

 

 

 

 

选自《人民日报》 1963 66

关于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及其进一步提高的措施

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


同志们!

我们党始终遵循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达到世界上最人道和崇高的目标——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使人和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和富裕,进行了和继续不断地进行着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民福利的长期斗争中,在攻克每一座堡垒之后,我们还要占领新的堡垒。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今天的会议就是为此目的服务的。参加这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除中央委员之外,还有其他很多有关的干部。

这次全会的召开,是为了讨论在利用大量潜力(这些潜力是由于更合理地管理我国劳动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而产生的)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的间题。

鉴于这个问题对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巨大的意义,党的中央委员会对之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硏究。党像过去一样,对这个问题也组织了一次广泛的群众性讨论,党组织、政权机关、群众组织、农业合作社领导、劳动农民和很多各方面的专家都参加了这次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劳动群众的集体创造思想和所提出的很多建议,不仅仅是起草这一报告的基础,而且也是一项十分宝贵的财富,这一财富将大大帮助我们党今后在农村进行工作。

党对这个问题的硏究,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下述著名原理: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求采取导致缩小城乡本质差别的措施,是从农村在全面发展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从进一步改进农村社会主义关系的需要出发的。

这次硏究的主要目的是:依据在农村社会全义建设中已取得的成就,依据所产生的前提和新的条件,更合理和有效地利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提供的各神潜力,确定能够加快提高农民福利和文化水平速度的途径。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党为运用这种学说直到现在的斗争,使我们有权利肯定: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包括一系列的具有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性质的革命改造。党遵循正确的和一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总路线进行了工作,以便把解决在农村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同创造这一革命过程所要求的有关前提紧密联系起来。

阿尔巴尼亚过去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所以党从成立时起,尤其在建立人民政权后,特别注意正确地、迅速地解决农业问题。列宁关于必须使农民成为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忠实同盟者的论点的正确性,在我们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各个阶段的活动中,在它对农村的全部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一贯是成功的)中,都得到了完全的证明。

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土地改革是解决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第一次革命。这一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对土地所有制关系实行民主改革,彻底扫除封建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残余,消灭地主阶级,根据“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把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大多数贫农在土地的数量方面提升到了中农的水平,这样,中农成为农村中心人物的过程就开始了。由于禁止了土地买卖、出租和出让,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其他措施,农民贫富的两极分化大大地受到了限制。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消灭了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使农民摆脱了曾经是必须缴纳的债务和高利贷重负。结果使农民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开始为自己劳动和生产,吃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好了,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

但是,党一贯清醒地知道: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是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代替农民狭小的个体所有制。因此,党依靠农民的革命精神和人民政权建立后所创造的前提,号召农民自愿地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国农民热烈地响应了这一号召。现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业已在农村确立起来了。农业合作化是第二次革命,是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中最根本的革命转变。以能保证扩大再生产的社会主义大生产来代替农民的小生产,为农村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前程。

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剥削阶级富农被消灭了。劳动农民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新的阶级——集体农民诞生了,并且正在巩固,他们代替了个体农民。由于在城乡建立公共所有制的结果,消除了数世纪以来的城乡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仲矛盾“只在私有制的范畴内”可以存在,这是过去农村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

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农民的收人日益增加,他们的物质状况得到了改善。文化革命在继续进行,并且在日益更深入地发展到农村。农村的学校、学生、文化室和文化站、卫生机关和熟练干部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潜伏的农业失业,它在人民政权建立以前,是我国的一个大的社会创伤,已永远消灭了。过去,每年数以千计的农民,为贫困和饥饿所迫,不得不走上遥远的流亡道路,到远离祖国、家庭和亲戚的地方去寻找工作,忍受外国资本家的残酷无情的剥削,可是,今天在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里,不仅所有的人都有工作,生活日益更加美好、更加幸福;而且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对新的劳动力的需要在日益增加。

根据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集体农民已开始逐步改变旧的生活方式,而接受新的、有文化的生活方式了。他们已开始盖起漂亮、舒适的房子,竭力保持清洁卫生,改进饮食的方式和构成,改变旧的服装样式等。在新的合作化农村里,建立了托儿所和幼儿园,这对新的一代健康地、有文化地成长,进行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是一个良好的帮助,并且为妇女参加生产创造了条件。

在农民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方面,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今天,正在进行反对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的不断的说服斗争,其中很多东西已在消灭。社会主义的新世界观正在集体农民的思想中生根,正在产生对待社会和家庭问题的新习惯和态度。

这些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最重要的成就中的几项,是农村的一般概况。这些成就是我们党的政策和劳动农民大量工作的成果。在执行这一政策的道路上,党不得不进行坚决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反对党内外的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捍卫政治、经济和思想总路线。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党在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所遵循的政策,是正确的、慎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这一政策是根据农村和全国的现实情况,创造性地贯彻的。不管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尼基塔•赫鲁晓夫、铁托及其追随者以及我们党和人民的所有其他敌人进行多少诽谤,这一政策的结果比任何时候更加光辉灿烂,任何人永远不能使它黯然失色。

但是,对于农村现状的硏究,也提出了某些重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和国家机关、我国全体劳动群众都应该进行考虑,更多地进行工作。这些问题同在我国形成的新的情况和条件,同农民今天具有的潜力和财富,同更好地、更合理地管理这些财富,同进一步提高农村福利有着密切的联系。

试问:为什么今天我们大力提出这个问题呢?

第一,正如我们在上面已指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无论在城市和乡村都已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消除了城乡对抗性矛盾的一切基础。虽然如此,在城乡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本质差别,这些差别是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劳动手段和劳动本身的社会化的程度,同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同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等的发展有关的。当然,消除这些差别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但是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求日益缩小这些差别。在这一方面,我们是从列宁的原理出发的,他说,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就“要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三八三页〕

第二,在农村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是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完善紧密相关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就意味着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在这一发展的同时,要采取措施,改善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以便使生产关系起到眞正的历史作用,作为动力推动生产前进。

第三,如果不为进一步地提高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就不可能胜利地执行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农业、使农业集约化所提出来的伟大任务。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经济是双腿——工业和农业——前进的。所以,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的状况和发展。因此,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农村在各个方面都加速发展。

第四,为了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新任务,我们有更大的可能性和更有利的条件,把党和国家的全部关注和注意力放在这些任务上。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农业集体化,从而为农村的蓬勃发展创造了组织上和经济上的新条件。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工业基础,它能够更多地支持农村,解决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新任务,提高福利,改进生活方式。我们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教育和文化机关网。最后,我们已建立了一支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水平的干部的大军,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时刻准备把自己的全副力量和知识献给在我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事业。

不言而喻,解决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必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作为结论,我们可以说,党如此有力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是因为解决这一问题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我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本身,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决定的。

当然,我们相信,并且意识到,今天在有成效地解决就提高农民福利所提出的问题方面,增加生产将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不同时保证对社会产品进行正确的分配,不把生活方式、教育、文化、公共服务和卫生事业提到更高的水平,生产就不可能不断增长。在以生产为一方,以分配和物质与文化需要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一条纽带(联系)和有机的、经常的相互作用。对产品要实行正确的分配;消费要提高,这是生产不断发展的必需条件。在农业方面采用新技术,运用先进农艺(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农民群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们还相信,并且意识到,主观因素,党和国家的领导作用,它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活动,对进一步提高农村的生产和福利,也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党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把我们战无不胜的学说的整个普遍眞理同我国的具体条件科学地结合起来,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次全会上,我们将不停留在同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业技术问题上,而将硏究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及其进一步提高的措施,因为农业技术问题已在一九六二年十月讨论农业集约化的全会上有了详细的规定。这次全会确定的任务,将更加丰富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一、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提高农村福利的决定性因素


众所周知,我国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继承了过去的极端落后状况。在农村,半封建关系占优势。农业带有原始性质。在农业中,连作制占主要地位,农业完全是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以粗放经营的方式发展的。土地是用原始的方法和工具耕种的。缺乏现代的机械化工具、化肥和良种;灌溉力量很有限,而专家的人数则完全不够。结果,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畜牧业的生产率和整个农业生产都低。

这种状况和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政策,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劳动农民不可分离的同路人就是穷苦、贫寒、饥饿、疾病和患味。同时,捐税商压,高利贷盘剥,他们呻吟在国家和地主的横行霸道之下。党很淸楚:以继承下来的生产力水平和旧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向前迈进,不可能根本改善农村的物质和文化状况。所以,人民政权一经建立,党就特别不断地注意农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从土地改革到农业集体化,从采用农业机械到土地改良和灌溉的巨大工程,从支持良种和化肥到通过财政和贷款政策给予广泛支持,从培养干部到提高农民的教育和农艺水平等等。——这就是党为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些环节。

现在,一般说来,农业集体化已经结朿。农业合作社拥有农民所有农田的百分之八十六的土地,拥有百分之七十一点四农户。它们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基础,提高了商品生产率。农村生产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农民目前拥有的财富也增加了。

一九六二年,作物土地(这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面积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十九万六千公顷,即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七。与一九三八年此较,克鲁亚、地拉那、费里、都拉斯、鲁什涅、斯库台和爱尔巴桑区播种面积增加得最为显着,增加比较有限的是佩尔梅特、斯克拉巴里、普卡、波格拉迪茨、纪诺卡斯特和米尔迪塔区。

尽管人口大大增长了:从一九三八年的一百零四万零三百五十三人,到一九六二年增加为一百七十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五人,但是作物土地面积不论按全国,还是按人口平均计算,都有绝对的增长。例如,一九三八年,平均每人有二点八一狄律姆作物土地,而一九六二年底则为二点八五狄律姆。但是在这个平均数里,包含有各区之间的差别。在鲁什涅、费里、克鲁亚和莱希区,平均每人有四到六狄律姆作物土地;而在其他某些区,如普卡、米尔迪塔、马蒂、特罗波亚、斯库台、发罗那和爱尔巴桑平均数就低得多,每人为零点八到二点七狄律姆。

在畜牧业中,我们在改良畜种、增加奶牛、山羊和绵羊的头数,特别是在养猪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一九六一年,奶牛此一九三八年增加三万四千多头,即百分之三十以上;猪十一万三千多头,即八倍多;山羊二十一万多头,即百分之二十三以上;而绵羊超过了战前的头数(超过一万二千头)。养蜂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其数量几乎等于战前的二倍。

如果注意到外国占领者和本国卖国贼对畜牧业所造成的十分重大的损失,在发展畜牧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了。在被占领期间,牲畜总头数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被屠宰和抢走了,特别是耕牛受到了很大损失。此外,耕牛的数量比战前减少了,原因是在提高农活机械化程度的同时,没有对增加耕牛头数给予应有的注意。由于地形和大量的降雨量,耕牛对于我国的农业是必需的,甚至往往是无法代替的。因此,有理由和有必要在今后的年代内,一定要纠正过去所造成的耕牛头数减少的现象,从而更加迅速地增加农村活的牵引力。

今后应该特别注意发展畜牧业,因为农业的这一部门不仅在农业总产値中占有大的比重,而且能给农民保证比较稳定的收入。

果木作物数量有了特大的增长。一九六一年同一九三八年比较,橄榄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五葡萄园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八点八,蔓生葡萄增加五倍;一九六一年同一九四七年比较,果树增加三点六倍,柑橘树增加六倍以上。

在这里,我们只提到了目前我国农民拥有的一部分重要财富。此外,我们的国家还给了农民其他很多财富,供他们支配,为他们服务。从解放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国家仅仅为土地改良和灌溉工程,就投资了约六十亿里克,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预计还要为同样目的而另外支出四十亿里克。进行这种投资的结果,过去都是沼泽地的缪泽切、马立奇、伏尔古和图马拉等大量土地,今天已变成了我国最肥沃的土地。同时,灌漑能力在一九三八年为二万九千一百公顷,到一九六二年增加到了十六万六千九百公顷,即增加了近百分之四百七十四。

人民政权所采取的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建立和扩大国营农场,它们目前占作物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国营农场由于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和专家干部,因而对劳动农民提供了全面的支持,并且是满足工业对原料的需要,满足人民对农畜产品的需要的良好支柱。一九六二年,国营农业部门生产的面包粮食在面包粮食总产量中占百分之十四,甜菜百分之三十二,蔬菜百分之二十七,葡萄百分之十九,牛奶百分之十一。

特别在农业劳动的机械化方面有了大的转变。十五匹马力的拖拉机在一九三八年为三十台,到一九六二年就增到了六千二百零七台;解放前根本没有见过的动康拜因机已达到了四百台左右。机械力的增长,给农业动力带来了显着的质变。一九三八年,牲畜牵引力在整个农业动力中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二,而一九六一年则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

为了增加农民的财富,国家在其他各方面也给农民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一九六二年供应给农业的良种比一九五零年增加了一点六倍,化学肥料三倍以上,农药七点三倍,畜拉农具三倍以上。从一九四五年到今天,国家向农民发放了七十五亿里克以上的农业贷款。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在人民政权的十八年里,农业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在这种深刻变化的基础上,保证了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总产量的增长,保证了农业结构的改进。根据初步统计,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总产値达二百八十四亿里克,即比一九三八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同一年,据初步统计,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包括国营农场在内)收入有毛値为二万六千一百五十里克的农业产品,即比一九三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左右。

应该指出,在按农业人口平均计算的总产量方面,各区之间尚有差别。例如,一九六一年,在山区,如格拉姆希、普卡、库克斯、马蒂、米尔迪塔等地,按农业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値在一万七千五百里克到一万九千五百里克之间;但在平原地区,如在都拉斯、卢什涅、费里和萨兰达等地,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値在二万八千到三万六千里克之间。

我们有权利为在农村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为党的总路线在正确解决农业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而欢欣鼓舞。

尽管如此,党意识到:已取得的成就还是不够的,离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境界还远。今天,我们具有一切可能性,来加速提髙居住着全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村的福利和文化水平,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九十六万三千农村人口和不属城市的二十五万五千劳动中心人口,总共为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人,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在去年十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硏究了在发展我国农业和畜牧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全面研究和指出了已创造的进一步发展农牧业、不断地提高农牧业生产的条件和途径,以便使粮食、肉、奶、蔬菜、土豆和水果等的生产,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在,所有各区已为提高单位产量详细规定了应该采取的措施,我们不准备来谈这些措施,但要指出:今天,党政机关和全体农民的主要问题,是逐个、准确、及时地执行农牧业生产集约化所提出的各项措施。大家应该再一次淸楚地了解:执行农牧业生产集约化所提出的措施,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比较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的可靠的、唯一的现实途径。我们已走上了克服这一矛盾的道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指出这一点,因为不解决这一矛盾,就不可能想象更快地提高农村的物质与文化福利。

我们的纲领是宏伟的。我们的目标是崇高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如果我们不动员全部力量去执行增加农牧业生产所提出的重大任务,那末,我们的目标就不可能达到。此外,我们还面临着新的任务,这些任务要求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把农村的福利和文化水准提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我们走过的路程,我国劳动群众的高度觉悟、坚定意志和爱国主义,特别是党对农村生活中一切解决问题的领导作用的提高,使我们有信心肯定:这些任务必将胜利地完成,党的一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今后必将取得新的胜利。


二、关于农产品和农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


我们党正确地估计到生产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它是提高福利的基础:同时也正确地估计到分配在生产和消费中的积极作用,因此对分配经常十分注意。党竭力使所安排和规定的分配形式与比例,尽量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保证合理利用社会产品、劳动力和其他劳动手段,堵塞一切不必要的物质和财政开支,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

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最终地推翻了农村旧的分配关系。消除了地主和其他大土地所有者对大部分农产品的占有和寄生性消费以及什一税制度。据估计,一九三八年,国家、地主和大土地所有者通过什一税、对分制、三税一制的形式,无偿地占有了劳动农民所生产的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在佃农和雇农的土地上,这种占有竞达到佃农和雇农所生产的粮食的百分之六十。

农村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建立了崭新的分配关系,而且为直接规划和组织农村内部与城乡之间的分配创造了条件,从而也显着地促进了进行分配的过程和分配方式的改进。

一九五五年,参加分配过程的有十四万个体农户,国家向这些个体农户收购的粮食占收购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七,向当时为数尚少的农业合作社收购的占总量的百分之十点三。随着无数的小的个体经济合并为大的集体经济,随着合作社数量的增加及加强,分配过程就简化了。现在,国家收购的主要基地是一千三百五十三个农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一九六一年提供了百分之九十的粮食收购量,少量(只占全国粮食收购总量的百分之十)是由个体经济提供的。

党中央委员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在分配农村产品和收入方面,都遵循和执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是通过采取这种措施贯彻的,如执行农业合作社标准章程,制定正确的收购和税收制度,减少义务征购量,取消某些产品和某些地区的义务交售,提高收购价格,免除积欠的义务交售和税收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等等;这些措施提高了产量和农民的收入。

降低税收对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影响很大。一九五五年,农民缴纳的货币和实物税收为二十一亿一千六百万里克,而一九六一年,只缴纳了八亿七千四百万里克,即减少了五分之三左右。仅由这一事实就淸楚地说明了农民从党的分配政策中所得的巨大收益。

党高兴地看到,由于上述变化,农牧业产品的分配过程已不断地改进了。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现有的分配方式向前推进,克服已发现的缺点,从而保证更有效地管理农产品和农村收入。


(一)、进一步发展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分配方式


今天,农村本身和党所关怀的重要的、复杂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分配农牧业产品,特别是面包粮食方面,规定最正确的比例。这种比例应当能最好地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国家的整个需要和农村本身的消费需要。

生活证明:一般说来,当前集体经济中农产品的分配形式,过去和现在都是正确的。这些形式有助于对农村慎重的、灵活的经济政策的贯彻,这一政策促进了生产力和福利的提高,帮助了工农联盟的巩固。

根据现有的形式,近几年来,农业合作社的面包粮食分配比例如下(不包括社员自留地):

(百分比)

名称

1959

1960

1961

总产量

100.0

100.0

100.0

再生产

8.8

19.2

16.2

向国家出售

29.0

18.8

27.4

分配给社员

62.2

62.0

56.4

根据上列统计可以看出,三年内,国家通过分配机构收购了农业合作社所生产的粮食为其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六。在分析今天和解放前从农村调出的粮食的数字时,不能不得出两个主要的结论:

第一,一九三八年,调出了农民所生产的占总量百分之四十五的粮食,而现在,正如我们作上而已指出的,从农村调出的约为百分之二十六。

第二,解放前,从农村调出的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七十的粮食是不付报酬的,共余的部分则由大粮食商和投机倒把者用低价收买。而现在,从农村调出的全部粮食都是付款的,一部分是对机器拖拉机站所完成的工作的报酬。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在国家从农业合作社调出的粮食总额中,义务收购平均占这一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由于过去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由于取消了十二个区的粮食义务交售,义务收购量下降了。尽管如此,近年来国家从农业合作社调出的粮食总量几乎没有变动。这主要是由于扩大了农活的机械化,机器拖拉机站的报酬逐年增加了。最近四年内,在国家从农业合作社调出的粮食总量中,机器拖拉机站的报酬占三分之一,一九六二年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另外应该指出,不是所有的区都能以自己的产品满足自己对粮食的需要。所以,为了支持这些区,国家经常不断地供应粮食,从而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

我们在上面说明了粮食分配情况。关于畜产品的分配情况,根据一九六一年的材料,在农业合作社(不包括社员自养牲畜)内的分配平衡表如下:

名称

生产总数

(百分比)

向国家出售

扩大再生产和分配给社员

肉类(毛重)

100

82

18

100

85

15

羊毛

100

94

6

100

64

36

上述数字表明,农业合作社把绝大部分畜产品投入了市场。这样的分配是正确的吗?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合作社农民在这方面的需要,完全是以自养牲畜来满足的,目前,一大批生产牲畜还是自养的。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当城市人口及其需要在迅速增长,社员能以自养牲畜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保证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时,农业合作社有时把畜产品按劳动日分配给社员是没有道理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潜力,这一潜力使农业合作社能把更多的畜产品卖给国家,从而保证更有节奏的货币收入。

对现有分配方式的硏究,给我们揭示出了粮食分配方面的矛盾问题和收购制度的前景。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的和最有效的途径,是在农业集约化的基础上提髙产量。尽管这样,我们应该从新的条件出发,进行某些硏究,以便进一步改进现行收购制度的形式。目前,机器拖拉机站从在三等以上的土地上的近百分之七十的作业中所得的实物和货币劳动报酬额,平均下降了百分之十九。同时,深翻耕地的实物报酬以货币支付代替。从一九六三年的这种实物和货币报酬的下降中,农业合作社获利约达六千六百万里克。这些优待措施将促进深翻地作业的推广和农活的机械化,造成给深翻土地发放期限为二至三年的货款的可能性,并将对农业生产的增长发生影响。

同志们,尽管我们在节约粮食和面包方面已经有所改进,但是鉴于这一问题对我国和我国经济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进行进一步的努力和采取措施,以便在收获、储藏和消费方面,更加注意最大限度地节约粮食。

我们从来没有缺过粮食,因为国家始终保证了必需的粮食和粮食储备。但是,这绝不允许我们不多加关心粮食。这种关心应从在田间收获粮食时开始,因为每年都有若干万公担的粮食掉在地里。同样,在运输、储藏,一直到磨坊和面包炉,都有浪费粮食的现象。应该尽快地纠正这种情况,不应对这种所谓的损耗采取旁观的态度,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收起最后一粒粮食,并极其注意地加以储藏。

我们的家庭一贯教育我们要珍惜面包、节约面包。这一优良传统继承到了今天,但是我们还要进行更大的教育工作,把这种传统深入灌输到我国全国人民(从大人到小孩)的思想中去。此外,我们还应尽量推广先进的、节约的作面包的方法。毫无疑问,按贴饼的方式烤面包,并且热食,粮食的消耗就会多些,而这样除了经济损失外,对机体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广泛地推广作面包的最先进和节约的方法,仍然是我们在农村应该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家庭、饭馆、食堂、医院以及每一个地方,都应该经常注意节约面包,一小块面包也不要浪费。我们不是想借此说,大家应“饿肚子”。我们应该吃必需的面包是,但无论大人,特别是小孩,同时应该多吃些蔬菜、土豆、豆类和水果,这些东西包含有增进儿童身体健康、使儿童机体获得更好的发育所必需的一切物质。让大家都明确:节约面包和粮食是我们的一项经常的爱国主义义务。


(二)、消除在分配农畜产品方面的缺点


现在,我们在农村,已不是同商品生产率有限的细小个体经济发生关系,而是同大量提高商品生产率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发生关系。同时,城市对农畜产品的需要在不断增长。所以,进一步发展、巩固城乡关系和农村的货币、商品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地提出来了:改进分配组织工作,保证最合理地利用农业产品,从而消除损耗,使国家总的需要和提高农村福利的需要更好地协调起来。

在上述问题上,尽管党和国家机关做了工作,但是还有缺点,这些缺点表现在下述主要方面:


1.国家和合作社机关应该改进收购衣畜产品的工作


在某些主要产品方面,如肉、奶、油脂、蜂蜜、蛋、菜豆和皮革,国家一般保证了收购量,农民在出售方面也没有遇到困难。但是,收购机关、工业机关和消费合作社在某些时候,没有对农村某些产品,特别是蔬菜、水果和葡萄的所有可能性予以仔细硏究,对这些物资的收购工作存在缺点。此外,这些机关没有及时地签订合同,没有妥善地、及时地准备收购站和加工站。结果没有能从农村调出这些产品的所有剩余产品,尽管事实是农民以后把自己的相当的一部分产品在市场销售了。在一九六一年就是这样,收购机关只收购了都拉斯区农业合作社所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九的蔬菜,格拉姆希区百分之六十三的葡萄,爱尔巴桑区百分之三十一的水果,尽管农收合作社能提供的数量还要大。在科尔察区发生过这样的事:仅仅由于消费合作社的忽视,就给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在出售某些产品,如土豆、洋葱、大葱、大白菜和苹果方面,造成了障碍,在某些场合还造成了损失。这当然会减少农民的收入,妨碍对城市居民的正常供应。

与此同时,收购机关对农产品的作价特别重要。党经常教导:应该正确地规定价格,不折不扣地执行关于确定产品质量等级、重量和拐耗率的原则和规定,这些原则和规定总起来,应该保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扩大城乡交流。尽管这样,在收购工作中还是发现有缺点,这些缺点特别表现在压低产品价格方面,这是为了获得非法利润的欲望所造成的。否则就无法说明这样的市实:在发罗那区“台尔曼”罐头工厂、去年八月和九月,用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大量的西红柿。一九六一年,国家收购委员会的各单位结余二千二百万里克,主要是通过不正确地执行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规定得到的。消费合作社和其他单位在收购农畜产品方面也发生这种情况。这种行为是有害的;因而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

收购费用水平是应该引起国家机关注意的另一个问题。事实是目前在某些农产品方面,这种费用超过了购买价格的百分之三十;这无疑加重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负担。商业网中多余的中间环节和很大的损耗,对这种较高的收购费用是有影响的。所以,应该进行一切努力,并采取措施,不断降低收购费用,从降低这种费用中所得到的节约,应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有。

今后应该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使党中央委员会不再听到农民对于收购、工业、商业机关的怨言。因此,党政机关应采取收购、加工和保藏农民出售的所有剩余产品的措施,以便使任何东西都不要浪费掉。另一方面,既然销售市场是完全有保障的,因而农民也应注意并努力根据合同规定的一切条件交售自己所有的剩余产品。

在改进同上述问题有关的工作方面,除了党和政权机关应该采取的措施之外,组织在人民广泛参加下的经常的检查也起很大的作用。检查过磅的准确性,产品的分级,价格的正确执行情况,检查重量、度量工具、实验室的化验以及处理向农民收购农畜产品的条款。有关的国家机关、党组织、群众团体应领导和组织好这种检查;国家将严惩所有那些损害(即使是一点点损害)生产者利益的人。


2.改进国家分配机关的工作


各区的党和国家机关注意到了农业技术问题,但对分配问题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心,甚至在某些时候离要求相距甚远。目前这些机关在规定农产品的价格及其分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改进计划生产同分配的配合,是同政权机关工作有关系的另一个问题。直到目前,作法是有缺点的,不完全符合时间的要求。在主要的产品,如粮食、肉、奶、皮革等方面,生产与收购、工业需要,即与从农村把产品调往城市,配合得比较好、比较准确。在其他产品,如蔬菜、水果、葡萄方面,还有缺点。

鉴于农产品,特别是蔬菜、水果和葡萄的迅速增长,并且为了使政权机关对解决面临着我们的分配任务给予更多的、有组织的影响,应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中央机关和各区执行委员会应该更干练地抓紧完成生产和收购蔬菜、水果和葡萄的计划的工作,在收购前夕,应尽量充分地把区内和区外的需要配合起来准确加以计算。

第二,为了满足蔬菜、水果和葡萄大熟时期加工的需要,为了避免农产品的损失和浪费,收购机关和工业机关应该保证不需要大量投资的、简单的生产储存能力。在特殊的情况下,当农产品因收购机关不能及时收购而有损坏危险时,农业合作社应建立加工这些农产品的副业。

第三,为了保证更合理地使用农村生产的物质财富,收购机关、工业机关和商业机关应该加强对分配过程的影响,特别要通过加强和扩大双边义务合同制度来增加影响。为了加强这种制度在城乡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效力,双方应该把合同看成是重要的法律经济文据(在合同内规定有对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责任和必要性)。所以,合同不应该是形式的,而应该建立在生产和分配农产品的计划的现实基础上。

第四,今后党政机关应该像关心生产一样地关心分配。为了最公正地对农产品进行作价,要既考虑到生产者的利益,又考虑到消费者的利益,最好农业机关和计划机关也参加执行委员会下的价格委员会。


(三)、在农村国民收入分配中,保证最适当的积累和消费此例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农业中创造的国民收入也增长了。一九五五年,这种国民收入(不包括国营农场在内)为一百五十一亿九千万里克,而一九六一年则达到了一百六十三亿三千万里克,即增长了百分之七点五。这种增长特别是通过发展畜牧业保证的,畜牧业的国民收入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但是国民收入增长得最快的是果木业,一九六一年,果木业收入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一倍多。一九六一年,畜牧业和果木业方面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农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总额中占百分之五十,而在一九五五年是百分之三十五。

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的分配,特别是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的比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在这一方面,我们始终是以这一原则为指南的:这一比例应该满足两个主要客观要求,即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以及满足农村福利的需要。

从不完全的材料看出,农业合作社在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用于合作社本身的积累的约为百分之二十二,用于国家集中积累的为百分之十到十二,用于个人消费的为百分之六十六到六十八。实际上,农村个人消费基金还要多,因为上述比例中不包括社员在自留地中所获得的收入,而这种收入主要是用于满足合作社农民的消费需要的。

在农村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所建立的比例证明;党在这一方面所遵循的路线,一般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经济的客观发展的需要的。这一路线保证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带来了农民福利的增长。

随着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已经完成,这一任务就被提出来了:今后应该更加注意协调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的比例,克服在某些区和某些合作社尚存在的缺点。如果积累基金增长速度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缓慢;反之亦然,如果积累基金的速度和比例超过了经济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完成党所提出的提高福利任务,就会碰到困难。

关于这个问题,农业合作社直到目前为止的作法有三种主要倾向,这些倾向不论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对福利的进一步提高,都不能给予应有的帮助。

(1)一种倾向:某些合作社把积累基金水平规定得低于这些合作社所具有的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可能性。例如在都拉斯、佩什科比、科尔察、克鲁亚等区的一部分合作社就是这样作的,它们在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内,把百分之八到十的货币收入(毛値)投入了固定基金。甚至有些农业合作社,如地拉那区的拉克纳斯合作社、发罗那区的切尔科维那合作社和斯库台区的“红色的十月”合作社,虽然按劳动日分配的收入数目很大,但给固定基金只规定了不到百分之八的现金收入。

(2)另一种倾向:有些合作社所规定的积累基金水平,超过了现实经济可能性,从而减少了消费基金。斯克拉巴里区在一九六一年内,农业合作社在平均每个劳动日分到四十七里克时,把百分之十七点六的货币收入投入了固定基金。但是为了对积累基金有一个更完整的概念,必要指出:除为固定基金所规定的金额外,该区合作社还以百分之十二的货币收入偿还了曾用作投资的贷款。在这一个区,合作社货币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完全用于投资(这里还不包括为投资工程所付出的八万七千四百个劳动日)。在其他某些区,也可发现这种情况,个别合作社的积累基金竟占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例如发罗那区拉米察合作社就是这样。

(3)最后一种倾向:有些农业合作社用于非生产性投资的积累基金部分还很大,这就降低了利用这一基金的效果。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要求将积累基金的主要部分用于提高生产,另一部分则应与国家的资金一起,用于满足农村的社会文化需要。事实表明,在这一问题上,不是经常保持着正确的比例的。在某些时候,农业合作社为社会文化目的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在它们的经济力量不容许的时候,进行了过早的、昂贵的建设。爱尔巴桑区的爵察伊合作社虽然没有同生产有关的重要项目,但在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为社会文化目的投资了二百万里克;而且这些开支是在尚未偿还银行的投资贷款时进行的。在其他区的农业合作社里也有这种情况。

为了使农业合作社国民收入的分配更好地为完成我们在提高农民福利方面所面临的任务服务,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今后,党组织、国家机关和农业合作社领导应更加注意农村收入的分配问题。经常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重大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我们的总方针是:不应规定超过可能的、影响消费的大量积累基金,但是在这方面也不应落后,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过程,这一方针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正确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以这一原则为指南:积累基金应该根据生产和已达到的生活水平来规定。在年成不好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合作社社员劳动日收入的水平,可以根据在完成生产计划中所取得的成果,降低原来规划的积累基金额。为了保证稳定提高合作社社员劳动日收入的均衡一致、为了应付可能导致消费基金下降的一切情况,农业合作社应该加强和逐年增加流动分配基金。

第二,为了避免在非生产范围内进行过早的、多余的投资,应该采取措施,以限额的形式,规定在生产和非生产性范围内利用所积累的资金的比例。在这一点上,应该注意:如果不能实现预计的劳动日收入,就不应在年内把非生产性投资基金全部用完。

第三,我们认为有理由指出,鉴于农业合作社的收入水平,目前还不是进一步推广向社员发放养老金的时候,对有困难的家庭,应该根据现行条例,以为此目的而建立的社会基金予以补助,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更好地贯彻政府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

第四,更好地保存和管理物质和货币财富,仍然是农业合作社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和全体劳动者的经常性任务。提高每个社员的觉悟,使任何东西都不致遭到破坏和损害,使公共的一个里克也不要不经仔细考虑就花费掉。提高觉悟,以便日益增加和巩固公有制,准确执行在社员中正确分配货币收入的规定,是增加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必要条件。


(四)、来自集体经济的收入——提高农村福利的基础


众所周知,由于合作社制度在农村的胜利,集体经济变成了增加农民收入和福利的主要源泉。最近几年内,虽然气候条件恶劣,但农业合作社从集体经济中所得到的收入仍有进一步的增加。这一事实是意义深长的:一九六一年,合作社每一个劳动力的收入比一九五九年平均增长了百分之九。

一九六一年,绝大多数农业合作社社员每一个劳动日所得的分配为八十里克以上,但也有每个劳动日分配八十里克以下的合作社。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已取得的成果还未在应有的程度上符合党为提高农村福利而提出的任务。因此,这一任务就被提出来了:今后应该加紧努力,提高劳动日的收入,特别是在这一方面落后了的那些合作社。

但是要知道,农业合作社社员除了来自集体经济的收入外,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其中从自留地、在国营企业和其他机关劳动得到的收入占重要的地位。

在当前的条件下,自留地的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仍占相当的一部分。

从现场所作调查看出,来自社员自留地的收入各区都有差别。在绝大多数农业合作社内,来自自留地的收入比来自集体经济的收入少,起辅助作用。这一点在听有平原地区和部分丘陵地区都可证实。但是还有一些合作社,特别是在山区,来自副业的收入有时等于或者大子来自集体经济的收入。

尽管集体经济应该成为合作社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福利的基础;自留地应起辅助作用;但实际上,在某些合作社情况却相反;这无疑是一个矛盾。

人们正当地问: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呢?难道党在农业合作化政策上容忍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性缺点吗?不,党在合作化的所有问题上的政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正确的。那末,这一牵涉到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主要是出产较少的丘陵地区和山区合作社的矛盾的原因,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呢?

首先,应该说,这种矛盾是我们前进中的一个暂时现象,它同一系列这样的因素有关,如:这些集体经济的生产水平还低,畜牧业集体化的程度低,建立积累基金全靠集体经济的收入。此外,这一事实也有影响:在合作社农民的思想中,还多少保存着过去的残余,这种残余表现在把最好的土地留作自留地,力图超额保持章程所允许的牲畜数量作为副业,对自己副业比对集体经济更加关心等。

什么是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呢?

显然,克服这种矛盾需要时间,在这一方面的任何急躁作法都可能造成有害的后果。这一矛盾的克服,首先是同贯彻党关于农业集约化的纲领,同扩大和加强集体经济有关的。不完成这方面的任务,就不可能期待来自集体经济和自留地的收人比例发生根本变化。

可是应该淸楚:当我们提出改变来自集体经济和自留地的收入此例问题时,丝毫不想过低估计或者忽视自留地经济。相反,合作社社员在对公共经济赋予首要意义,在增强对巩固公共经济的关心和工作的同时,应该最合理地利用自留地,以便增加收入,提高福利。毫无疑问,自留地今后将在农业合作社章程所规定的条文以内,继续起辅助作用,更好地满足社员家庭的需要,向市场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这一点是必要的:有关机关对其他应该采取的措施进行综合硏究,特别是关于山区和丘陵地带的合作社,以便今后改进来自集体经济和自留地的收入比例,并在1964年内提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审核。

正如在上面已提到的,农民从在国营部门内的工作,从养老金和其他来源中也得到收入。

可以理解,农民今后从国营部门得到的收入仍将是提高他们福利的重要来源。我们的任务是使这些收入尽量合理流往农村、甚至一个村庄内的各个家庭,消除直到目前存在的某种自发性,和只有某些类别的、有时并不太需要这种收入的人得到这种收入的倾向。为此目的,应采取措施,在确定农民到国营部门工作时,要永远从家庭成员和劳动力的数量出发,从这种家庭的需要出发,当然,对所有那些被派往村外去工作的人,都不能违反自愿原则,要完全执行现行规定。


()、农民更广泛地参加生产劳动——提高收入的重要囚素


众所周知,国民经济每一个部门收入的增长,首先取决于参加生产的人数及其劳动生产率。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就必须把劳动力尽量多地吸引到生产中来。

过去,只有一部分能劳动的劳动力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根据劳动力平衡表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一九三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同时,特别是妇女参加生产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占农村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一。这些成果之所以取得,是由于在我们农业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党进行了大量教育工作,采取了组织措施,特别是在集体化完成以后,吸引了妇女参加生产,提高了每个社员平均所完成的劳动日数量,扩大了合作社内的劳动战线等。我们农村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不包含任何失业的前提,相反地,它不断鼓励和要求新的劳动力。

但在把农民进一步发动起来参加生产劳动方面,我们还面临着某些主要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把党的机关、政权机关都动员起来。

首先,应该努力增加参加生产劳动的人数,并把这看成是提高农业合作社收入的重要潜力。把农村劳动力完全动员起来的途径很多,但是,我们将只谈其中几条。

提高合作社的出勤率和收入的主要途径,是按照农艺规则进行农作物所要求的一切管理工作,建立多种经营的、集约化的农业。这一点已不断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像一九六二年十月全会所指示那样,有成效地完成这些任务,那末就一定能创造相应的条件,在全年内更广泛地把农村劳动力动员起来,增加合作社每个社员所完成的劳动日天数,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增加提高福利的主要源泉——实物和货币收入。

扩大合作社的副业,特别是在农活较少时,也有助于调动劳动力。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尚未在应有程度上予以利用的可能性。人民讨论揭示出,斯库台区的各农业合作社可以而且应该生产出藤条和禾杆制品、扫帚、席子、砖、瓦、石灰、马车、小推车、马鞍,可以更多地扩大丝绸的生产,可以采集更多的石南草根和药草。科尔察区的合作社除上述某些产品外,还可以生产陶器、木炭、石材;纪诺卡斯特区的合作社可以生产缸、盆子、木桶、芦苇织品、盖屋顶用的石板;爱尔巴桑的合作社可以生产缰绳、麻绳等。其他区的农业合作社也有这种可能性。另一方面,靠近河流和湖泊的某些农业合作社,有可能而且应该从事捕鱼,另外某些合作社可以建立小型人工养鱼池。这也将有助于改进食物的构成。很淸楚,农业合作社通过进行这些活动,将得到额外的收入。举一个例子:国家仅为收购药草,计划每年开支2亿里克以上。如果农业合作社更好地进行上述副业,更好地满足本身和市场的需要,国家有可能更多地增加收购基金,无论农民自己,还是整个经济,都将从这当中得到巨大的益处。

例如这一点就是事实:尽管存在着这些尚未充分利用的劳动战线,但在一九六一年,有一万七千人以上,即百分之七的劳动力没有参加农村的生产劳动,而这种现象在所有的区都或多或少地可以发现。因此之故,损失了四百万个劳动日。另一方面,应该指出,平均每个社员完成的劳动日还是不多的。

由于毫无道理的主观原因而使数量这样多的劳动力落在合作社生产范围之外,平均每个社员的出工日数还不多,这是一个尖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此,首先党组织应该进行更多的工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全面的说服工作,更多地吸引农村的这一支巨大力量——妇女参加生产。

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在同等条件下,劳动力数量的任何增加,都必定使生产量增长。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无可争议的、经过科学和实践检验过的原则。但是这个问题在农业合作社内是怎么样的呢?

不言而喻,这一原则在农业上的运用,除了其他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外部气候因素的作用。但是,在正常的条件下,作为规律,在农业中增加劳动力和劳动日数量,并随之还采取其他农艺措施,应该使生产和收入得到增长。否则,增加劳动力和所消耗的劳动量就毫无意义了。尽管如此,应该指出:发展我国农业和提高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为了尽量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我们首先必须更加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的机械化和劳动组织的水平,更多地、更好地利用劳动时间,在提高机械化程度和农村劳动者的农艺技能的同时,使劳动定额逐步提高。在这一方面,国营农场可以而且应该好好地帮助合作社,它们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

直到现在的成果表明,在很多农业合作社中,提高出勤率是增加生产和收入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如果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和所耗费的劳动日使用得更合理和有效,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将更加显着。

为了使这个问题今后得到更恰当的解决,还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

第一,尽一切努力,使节约和适当地、讲究质量地、有高度效果地利用劳动日的精神,在农业合作社领导人和社员的心理中深深扎下根子。

第二,改进在生产和非生产方面所用的劳动日的此例,从而进一步限制消耗在行政、社会文化设施和其他类似方面的劳动日。

关于这一点,不能不指出这一事实:一九六一年,仅仅在行政和类似的其他工作中,就耗费了农业合作社劳动日总数的13%,即相当于用于整个集体畜牧业的劳动日,比用于蔬菜、土豆、饲料作物和果树的劳动日的总和还多。

人民政权建立以后,特别是由于工业化的结果,在我国,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劳动中心的过程大大加速了。仅仅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五六——一九六零年),已有十万人离开了农村,另外约有五万人进入国营农场。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如在塞瓦斯特尔、列克杜什、波波什蒂察、伏诺村,在佩尔梅特和斯克拉巴里的某些农村里,多数农民已经迁走了。如果今后仍允许这一过程以这种速度继续下去,不予以制止,不根据最健全的原则予以组织,那末,不论对农村或城市,都将会造成各种困难。在发展精耕作物的农业地区,将会造成显着缺乏劳动力的现象,这就可能损害为胜利完成发展农业、提高农村福利的任务的工作。

因此,党组织和政权机关必须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以全部注意力执行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规定的同时,应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各经济部门的领导下,进行充分的硏究,规定一切有助于消除劳动力不必要的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教育性、组织性等的措施,这一硏究应在今年内提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是党和政府经常关心的一个大题。今后,随着工业、建筑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将产生从农村抽调劳动力的需要。但是,我们首先应该从城市取得必要的劳动力,特别是通过用妇女的劳动来代替现在男子工作的某些工种,如在工业、建筑业、国营农场、商业、公共事业等方面,腾出来的男劳动力,应该用在需要男劳动力的那些工序和工种上。这无疑是一个大的潜力,为了最正确地运用劳动力,应该好好地注意这一潜力。

其次,我们应尽量通过提高工作的机械化程度、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组织,通过采取导致最合理地使用人的劳动的一切措施,来满足对新劳动力的一部分需要。当必须从农村抽调劳动力时,应该有组织地进行,并且尽可能在农活较少时抽调,以便使其中一部分仍可重新回到农业劳动中去,应该尽量从农业和畜牧业劳动允许劳动力离开农村的地区抽调劳动力。

我还想谈谈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农村,在这里或那里,特别是靑年人,希望跑到城市去。这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城市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比农村先进。这是城乡本质差别的尽人皆知的表现,正如在上面也已指出的,这种差别今后会缩小的。缩小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本身,取决于尽量合理地、迅速地利用我国全部丰富的天然资源。这是提高农村福利,使农村生活更加美好、更加愉快、更加丰裕的主要途径。因此,必须对我国农民深入地灌输对农业和畜牧业劳动的热爱,以便把农村生活推向前进,把农村和农业变成在我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更为有力的基础。这样,农民就会更好地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利益担负起责任,并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把我们党给农村开辟的灿烂宏伟前景变成现实。

为了鼓励农民更广泛地参加生产劳动,为了加强农民在农村中的稳定性,还必须使逐年的劳动日收入保持一定的稳定,使全年的分配有节奏。直到现在的经验表明,在那些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农业合作社,社员同在集体经济中的劳动就结合得更好。当然,在这一方面还有缺点。发罗那、台佩莱纳和特罗波亚区的某些农业合作社把收入局限在全年的劳动日的分配中,没有建立流动基金,以便或多或少地保证从一年到另一年的分配的稳定性。

所以不言而喻,今后对于这一问题应该更加注意,以便使合作社社员的收入每年都有所增长,更加扩大年内的劳动日预支分配。在这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同收购机关的合同制度,从而增加用于此目的的预支额,也起重要的作用。同时,可能有必要重新审查发放农业贷款的现行条例,使偿还贷款的期限同收获为之而发放贷款的产品的时间一致起来。此外,在明年内,应该对正在进行的为给劳动日以预支形式的分配,而向农业合作社发放货款的试验进行硏究,以便作出相应的结论。


三、关于农村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公共事业、手工业和卫生事业


直到现在,我们谈到了收入来源——劳动和生产,谈到了提高福利的基础——收入。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怎样利用这些收入,如何有效的利用这些收入来提高农村福利和改进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和其他公用事业是直接关系到进一步提高农村福利的重大社会问题。尽管如此,有时仍发现人们对这些问题和这些问题在农村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解是狭隘的、有限的。有时,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仅仅被理解为满足对飮食的需要。这神狭隘的理解,使党组织和政权机关在某些时候把自己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生产问题上,而生活方式和合理利用所生产的产品等其他重要调题,在日常工作中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

事实上,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着经济、物质、文化、公共事业、卫生事业和手工业的条件,换言之,包含着决定农村生活(在它日常的一切方面)的全部社会经济条件。毫无疑问,不把农村生活的这些方面提到新的、更髙的阶段,就不可能想象,也不可能理解向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迅速前进。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指出的,增加生产是提高农村福利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利用物质财富的方式和农村的生活方式在这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生活方式对提高生产有促进性的影响,因为在正确使用物质财富、增加对更美好的生活的要求的同时,就会提高对劳动的欲望,就会更加努力提高生产,争取更多的收入。

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制度下,农村生活水平是很低的。绝大多数农民苦于没有面包吃,面包是农民全部生活方式中的基本需要。很多农民曾为了几公斤玉米或一点盐、火油,必须花费整天的时间,到城市去以投机商的高价购买。当时,我们著名的诗人米契安尼在描绘农民的悲惨状况时写道:“当十分饥饿而没有一点玉米的时候,一粒玉米就是一阵痛苦……刚刚学会说话的婴儿,今天不再呼喊上帝,而是喊着玉米!玉米!玉米是时代的语言,是生活的目的……”在过去农村整个图景上,占首要地位的是教堂、清真寺、地主的楼房和土豪的塔楼,而农民群众却生活在茅屋和低矮的房子里,疾病和流行病在这里筑下了窝巢,伤害着数以千计的人的生命。

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而实现的深刻革命改造,把农民的生活提到了过去无法与之相比拟的水平。现在在农村,产生了以前闻所未闻的生活上的新要求。今天农村要求更多的电灯、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家具、漂亮的服装及其他很多很多东西。旧农村的老面貌在消失,越来越远地离开地平线,仅仅成为过去辛酸的回忆。今天,与新的房屋一起,还在迅速建设学校、文化室、托儿所、幼儿园、门诊医院、卫生站、公路和花园,这都使我们新农村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愉快。

禁止出让土地和农业集体化,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民摆脱了旧的财产观念,使农民把自己收入用来提高福利。现在已经消灭了某些农民为了购买土地和其他生产数据而连年积钱,并且在很多时候成为高利贷者的奴仆的现象。

现在,党在土地和解决土地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的正确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淸楚地表现出来了。生活完全证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在这一问题上所走的道路,使他们那里农村资本主义关系得到维护,劳动农民进一步破产和贫穷化。相反,我们党的英明政策导致了社会主义在农村的胜利和农民福利的不断提高。

在人民讨论期间同农民的谈话再一次表明:党在禁止出让土地方面的政策是英明的、正确的。发罗那一位老农的话意味十分深长,他是这样解释生活得到改善的:“我们今天劳动,获得收入。我们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党都给我们解决。那么我们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呢?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将吃得更好,喝得更好,穿得更好,还将盖起新的房子。”

尽管如此,对农村福利问题的硏究,还是揭示了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今后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其中有哪些问题呢?

第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胜利了,而生活方式落后于生产方式。农民关于改善生活方式的要求还是有限的,在他们当中,“满足于点滴”的思想占上风。这是不能激励农以广泛地出勤的,而会减缓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为改善生活方式而在管理这些收入方面所作的改进快。过去数百年遗留下来的极端落后状况和对生活方式的旧的世界观,也对这种不平衡现象有巨大的影响。

第三,在一个区的各村和各地区之间,在差不多有同等收入的各区之间,生活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第四,社会主义商业、公共事业、手工业和卫生服务,虽然与过去比较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改善农村生活方式方面的影响还是不够的,因为它们的活动没有很好地反映新的要求,而改变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满足这些要求。

有效地克服这些矛盾,必将导致农村福利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当然,这需要时间,需要进一步改进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以便使争取更好、更有文化的生活和更合理地、节约地使用收入的愿望,在农民意识中,更深地扎下根子。

因此,在加紧努力,使农民获得更多的收入的同时,教导他们提高对生活方式的要求,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收入,是农村现阶段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教育、组织措施,使这些问题更广泛地反映在党、国家、群众组织的日常工作中,使农民群众自己感到解决这些问题是一种切身需要。


(一)、进一步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方式


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基本问题当中,应该提到按人口计算所消耗的食品量、烹饪方法、营养成分,按人口计算所消耗的工业品数量、服装样式、以必要的家具布置家庭、寝卧方式等。

今天,我国整个村庄和地区,十八年来在生活方式的上述各方面的变化,是决不能同过去相比拟的。例如,戴沃尔和科尔察平原的农村、纪诺卡斯特的农村、萨兰达海岸、发罗那、佩什科比的舒潘查和马切拉那、斯库台平原的农村等就是这样的,它们的钦食、服装、寝卧方式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同城市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我只提到了某些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在其他的区也有,一般说来,在人民政权时期,所有农村在生活方式方面都有进步。

仅仅主要为农村服务的消费合作社的日用消费品零售周转额,也证明了上述变化:一九五五年为四十八亿里克,到一九六一年就增加到了七十二亿里克,即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同时,农村使用的商品的构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农村传统性消费品一道,新的工业品越来越多地运往农村。在这一方面,党关于生产和进口消费品方面的政策,这种商品的价格不断降低,也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提一提有助于使农村商品消费量增长的各指标中之一的效果。一九五六年以来,降低了七次物价。结果,一九六一年,销售给农民的日用消费品价格,比一九五六年销售姶农民的同种商品的价格降低百分之三十一。

但是进一步提高农村生活方式,提出了一项任务:农民家庭的收入应更好地、更合理地使用,应改善农村消费品的构成。从现场调查看出,对食品和工业品的开支,占农民家庭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所以,合理管理用于这些方面的收入具有特殊的意义,进一步提高生活方式的潜力之一,应该在改进开支的构成中去寻找。

下面我们将集中谈谈关于农村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几个最主要的问题。


1.农村利用食品的水平和营养的方式


营养水平、食品构成、用食的时间和规律、烹饪食品的方法和用食方式,都对人体全面的、协调的、健康的发育具有重大意义。无可争议的是,保持人的健康,人们积极参加社会创造活动各个力面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些因素。

所以,从食品在人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出发,应该经常对此十分注意。今后,我们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如下主要方面:

(1)在最短的时间内根本改变农民食品的构成,扩大农村的食品来源。在人民政权的年代里,农村利用食品已有巨大变化,特别是食品的数量和构成。一九六一年,农民平均每人利用的食品,一般比一九三八年全国范围内所达到的水平高。据估计,主要产品的增长情况如下:面包粮食及其副产品增长了百分之十八,菜豆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九十八,糖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蔬菜和土豆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九,油脂增长了百分之十,水果增长了百分之三百二十。

热、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量,也是说明农村营养水平和构成已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根据大概的计算,一九六一年,每个农民每天平均吸收二千六百卡热量,其中来自动物的占百分之十五,而在此时期,城市居民每天平均吸收的热量为二千四百卡。

虽然整个农村吸收的热量比城市多,但在主要食品的使用上,农村还落后于城市。

在农村利用的食品的量和构成方面,各区之间和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别。具有特点的是:在山区和丘陵地区,主要是吃面包、肉、奶,蔬菜很少;而在平原地区,面包、肉和奶吃得此较少,因为吃蔬菜较多,代替了这些食品。例如在库克斯、马蒂和斯克拉巴里区,一九六一年,平均每人吃蔬菜不到二十五公斤。在平原地区,情况比较不同。在莱希和鲁什涅区,一九六一年,平均每人吃蔬菜达四十公斤,尽管这一数量还是不多的。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在农村,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带,在利用蔬菜方面,我们还是落后的。这一点完全淸楚:我们决不应同这种情况相调和。使农村尽量利用蔬菜,已成了一个迫切的需要,因为它是改进食品构成、节约面包和其他产品,使农民更合理地管理收入的一个巨大潜力。

农村利用的食品量和构成,是同所形成的来源与国家的供应能力紧密相关的,也是取决于这种来源和能力的。一般说来,这些食品的主要部分,农民首先是用自己的产品保证的,其余部分是通过城乡交换取得的。一九六一年,全国农民从市场上购买了所需要的百分之三十四的粮食及其副产品,所需要的百分之四十二以上的油脂,所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七的大米,而对其他产品的需要,如菜豆、肉、奶、蛋、水果、蔬菜、土豆,都是以自己的产品满足的。可以理解,这些数字都是全国的平均数,因为有些地区和农村,通过市场供应是保证获得如粮食等的很多来自农业方面的食品的主要源泉。例如,一九六一年,通过国家的供应,斯克拉巴里区农民满足了对粮食和粮食副产品的需要的百分之五十五;库克斯区农民,百分之四十五;佩尔梅特区农民,百分之五十;马蒂区农民,百分之四十等。一九六一年,消费合作社销售的油脂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六十九;糖,百分之一百三十二;粉条,百分之一百一十七;菜豆和大米,百分之四十七。

挖掘农村食品的内在潜力、在全年内建立更为稳定的食品构成的形式之一,是农民家庭自行储藏产品,即像民间所说那样,在生产时期为以后“备冬”。储藏食品流行在很多地区和农村,例如库尔费莱希、科尔察地区、北方山区把肉制成腌熏肉,很多农村把酵母做成小块、饼等形状予以保存。我们应该教导和鼓励农民用腌菜的方式储存蔬菜,用阳光晒干的蔬菜、瓜果,也可以很好地予以利用。农村的每个家庭都应该这样妥善持家,因为这样才会使全年都有一切东西用来烹饪富有营养的菜食。但是农民的这种优良傅统在某些地方已开始被人们置之不理,尽管今天比过去具有更大的物质可能性来实现这些传统。我们应该努力采取一切措施,使这些储藏方法不仅不受到限制,相反,要进一步地予以发扬,并在全体农民当中推广。

(2)应该改善衣村烹调和使用食品的方法。我们在上面已谈到了同农村的食品使用量、食品的构成和保障食品来源有关的某些最主要的问题。但是,改变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食品的烹调和使用方法。

一般说来,农村烹调和使用食品的方法同过去比较,应该有更大的变化。结果,比较低的利用食品的水平,又为烹调食品的方法和食用时间更加降低了。

在农村,作面包和菜食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应有质量,都是在必要的卫生条件下进行的,除了某些例外之外,耗费巨大、菜料使用不合理的“东方”烹调法占主要地位。这种烹调法主要依靠发酵品、煮肉和烤肉,很少利用蔬菜、土豆、水果等。当产品的数量有限时,这种烹调方法大大减少菜食的盘数。这种情况提出了采取改善农村烹调方法、使之更加经济的相应措施的必要性。

农村这种烹调方法,也来源于妇女的烹调知识有限这一事实。这种知识通常都是由一代一代传授下来的技能形成的,在这方面,没有对妇女进行什么有组织的、不间断的工作。妇女组织通过《新阿尔巴尼亚妇女》杂志所作的努力和关于这一问题所出版的少量书刊,没有对于我国农村的具体条件予以应有的帮助。因此很多主妇用油脂没有一定的份量,不会妥善地把肉食分配给家庭的成员,很少利用自然香料,不会利用蔬菜和酱汁。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材料耗费很大,但菜味并不鲜美。

我们在上面谈到了农村的烹调方法。但是,每日用食规律问题,也并非不重要。平常每日用食的特点是晚饭吃菜食,而早饭和午饭是淸淡的。结果,从食品中吸取能量同在劳动过程中消耗能量的时间不一致,这就减低劳动的能力。晚上吃得丰富是不合理的,因为当机体应该吸收食品和化合物从热变成能的时候,正好在这种时候,机体休息(人睡觉),不消耗能量。结果一部分物质不能及时消耗掉,而储存起来了,从而给消化器官造成很多困难。这就是很多疾病的来源,如胃溃疡等。所以,有必要建议从食品中合理吸取每天需要的热量,大概可以这样分配:早餐——全日总热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午餐——百分之四十五左右,晚餐——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种吸取营养料的制度不仅能更好地补偿人在劳动中所消耗的能量,而且更加加强人的机体,保护人不患各种疾病。

在某些地方尚存在的落后习俗和宗教偏见,如斋戒、回教斋期等,也促使农村用食方式和合理管理食品杂乱无章。在这种时候,聚集很多人大摆筵席,农民不得不宰杀牲畜,甚至为此而借债。在都拉斯、台佩莱纳和爱尔巴桑区某些农村有一种习惯,即在这种时候举行的晚餐或者午餐,应作出几中汤、馅饼、菜食和甜食;并且从来不缺少烤肉。在我们继承极端的落后状况和宗教最根深蒂固的地区,例如在斯库台山区,在杜卡吉尼山区,在迪布拉和贝拉特区,这种习惯势力最为显着,而在科尔察区的农村,在纪诺卡斯特区的某些地区,因总的发展水平比较先进,这种势力就比较薄弱。

这些习惯使农村利用食品,特别是肉类,使用得显着地不平衡、不经常。结果就恶化了农村的日常营养状况,妨碍正常地恢复农民在劳动中所消耗的能量,并普遍地损害农民的健康。

在谈到营养的方式时,不能不谈到用食的形式。过去,我们有些农村,特别是科尔察、皮格拉迪茨和迪布拉区,对这个问题是最为注意的。在解放后的年代里,不仅这些地区,而且在其他地区,如鲁什涅、费里和发罗那,也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尽管如此,用食形式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在戴尔维纳的伏尔古,在地拉那区,在爱尔巴桑、克鲁亚和斯库台区,还碰到这种情况:农民在一个桌上共享一个大盘子吃饭,面包是用手掰的,餐具十分缺少,或者根本没有。

随着集体化在农村的胜利,农业合作社已开始办起食堂,主要为拖拉机手、出差农村的工作人员及在少数时候为教员服务。这些食堂还处在最初阶段,还没有能干的炊事员,没有充分运用烹、调食物的必要技术。在目前状况下,这些食堂还不能成为农民家庭改善烹调食物方式的榜样。为了使这些食堂起到自己真正的作用,农业合作社今后应该好好地抓紧对它们的领导,在执行委员会和消费合作社的帮助下,为这些食堂培养能干的炊事员。

最后,我们可以说,我们在烹调和利用食品上,在用食的形式上,还落后于农村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所提出的要求。当然,在这方面是不可能马上就会有成果的,因为这是同世界观,同习惯势力,同旧事物因不让位于新事物而进行的反抗有关系的。

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硏究,有力地向我们提出了这种必要性:采取措施,保证农民更好地管理食品,逐步改善他们的食品构成。从这一目的出发,必须在下列主要方面进行工作:

第一,由于目前用在农村食品中的肉和奶制品数量有限,而且也不可能马上迅速增加其数量,所以就提出了这一任务:主要通过增加植物,特别是豆科作物生产,来增加食品平衡表中的蛋白质。同时,为了改善食品的构成,应该尽早地贯彻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这一方针:在这一个五年计划内,彻底解决居民对土豆和蔬菜的需要,并考虑到各区的具体条件。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更好利用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在自留地上种上豆科作物、蔬菜、土豆等,首先满足社员家庭的需要,其次投入市场。

第二,为了更合理地使用从农村来源自身中得到的农畜产品,为了提高食品构成的水平和稳定性,今后必须为冬季储存菜食进行更有组织的工作,如酸菜、奶制品、熏肉、蔬菜、干果等,并鼓励在各地推广。每一农户都应该进行这种工作,妇女组织应该支持这种工作,并把这一工作宣布为自己的一项行动。

第三,为了改进农村的烹调方法,国家也采取某些措施是适当的,如可以以区为单位,组织烹调菜食的训练班,让每一个村庄都派妇女去参加;编为一些简单的材料提供出版,说明烹调菜食、储藏的及主要问题和农村妇女应该知道的、在农村的条件下适合而可行的其他类似措施。


2.农村利用工业品的水平和穿衣与寝卧的方式


利用工业品的水平是表明农村经济力量、文化发展程度和农民家庭管理收入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毫无疑问,穿衣和寝卧的方式,不仅仅是为了改善人的生活外貌,而首先是为了保证最良好的条件,保护人体的健康及其全面发育。

过去数世纪来的落后状况和经济贫困,使农民所穿的衣鞋、寝卧条件都很坏。生产水平低,城乡关系不发达,使得农民不得不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这些需要的主要部分。结果使得农村生产服装和家具等的家庭手工业相当发达。

随着国家的解放,服装、家庭装饰和寝卧方式,也开始发生缓慢的、但又是不间断的变化。尽管如此,利用工业品的水平、服装样式和寝卧方式,仍没有在应有的程度上适合农村的经济可能性和正在诞生的新生活。此外,在各地区、各区、各地方和各村之间,甚至在同一村庄的各个家庭之间,在生活和寝卧方式上,还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往往是因收入管理不同所引起的。

从这个问题对农村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出发,我们今后的注意力应该特别集中在下列主要问题上,

(1)提高利用工业品的水平,改进农村服装样式。最近几年内提高了对工业品的利用,不断改进了农村服装样式。

改进农村服装最为显着的,特别是这样一些地区,如在鲁什涅、费里区的各农村。在那里,在提高农民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的同时,还为灌输新事物进行了较为大量的工作。相反,在地拉那、尼布拉兹德、米尔迪塔、格拉姆希、爱尔巴桑区相当多的农村,尽管收入提高了,但农民的服装改变得最为缓慢。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农民购买的工业品数最上。一九六一年,库克斯区平均每人购买二千二百一十里克的工业品,格拉姆希区二千二百二十里克,而在佩什科比区则达二千五百八十里克,在莱希区为二千七百五十里克(不包括这些地区农民自己生产的毛料)。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也创造了增加农民运用工业品的一切可能性。我们也建立了轻工业,大大发展了合作社手工业,它们能向市场供应数量更多的商品、各种产品和品种。所有这一切,都使更简单、更美观、更廉价的服装样式深入农村生活成为可能。

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某些良好的成绩,特别是在科尔察、纪诺卡斯特、鲁什涅、费里和都拉斯区,在这些区,农民一般:都已改进了旧的服装样式,已开始区分工作服、便服和睡衣了。例如在戴沃里地区,农民采用劳动服,如灯笼裤、草帽等,而在劳动完毕后,戴沃里的农民换穿其他的衣服,从而保证衣服最合理的利用。在鲁什涅的许多农村,如布布里玛、迪维亚克,农民广泛地采用成衣,一般说来,这些农村的衣着同鲁什涅城市衣着差别不大。灯心绒也在农村获得了广泛的推广,不论是男子服装还是妇女服装,都利用它。

但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同样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这一点就可这样来说明;今天在某些地区,如爱尔巴桑和地拉那区,尽管这些区的气候一般是暖和的,但男子、妇女、小孩的服装,主要是厚厚的毛料。在南方大多数农村,手工织的粗毛料用于为男子作衣服。

这些服装和其他某些种类的服装,不论对农民自己,还是对国民经济,都是不利的。这些服装导致对欠缺的原料如羊毛的不合理的利用。例如一九六一年,国家只收购了所生产的羊毛总量的百分之五十,而余下的部分都供农民自己的需要了。有些区,如佩什科比区、克鲁亚区,上缴的甚至比上述平均数还少。经过计算:那些穿齐蒂昂1的妇女要用十到十五米布,而用这些布可以作三四条普通的裙子。不要作更多的计算就会懂得,农民和国民经济从改用更合理、更美观、更卫生的服装来代替今天某些种类的服装当中,可得到巨大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以本来作一套衣服的同样的费用、同样的布料,可以作二套,以至更多、更美观、更合身的衣服。在这方面,工业和手工业应该给以巨大的帮助,生产更多的毛料、卡其布、灯心绒等成衣,制作简单的、美观的、适合农村的花纹,仿制比今天更价廉的粗制毛料等。爱护服装、及时修补服装、经常地、细心地洗濯,也是另一个应该予以注意的问题。

今后,党组织应该更多地注意这些问题。首先应提高对共产党员的要求,要求他们采用美观的、适身的、卫生的服装,从而提供榜样。特别是教师、卫生工作者、妇女与靑年组织应该进行更大的工作,耐心地说明农民在今天某些不适合的服装当中所受到的经济损害。妇女组织和靑年组织应在一九六四年内,作为一项行动,负责使农村男女靑年把迪米特、夏尔瓦奈2和所有其他种类的不合理、不卫生的服装换掉。

(2)扩大家具的利用,改变农村寝卧方式,使之更卫生、更舒适。农村生活方式的外貌之一,并且改进得最为显着的,无疑是以最必需的家具布置家庭和寝卧方式。过去,在特罗波亚、米尔迪塔、穆泽切、戴尔维纳和爱尔巴桑的很多地区,多数家庭和牲畜住在一起,差不多都睡在地上,连垫子和被子都不用,不知道什么是金属勺子、叉子和瓷皿。

现在,过去的严重的状况已经改变了。农村已开始越来越多地在采用床、沙发和卧榻,把牲畜同人寝卧的地方隔开,全家人睡在一个房内的情况受到限制。同时,家具与进餐用的器具在更广泛地采用。农村生活方式中的这些新因素也反映在消费合作社销售的商品结构上,一九六一年,消费合作社销售的家具此一九五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四,玻璃品和瓷器百分之一百零五,被子、毡子和床垫百分之二百一十八,勺子、刀子和叉子百分之二十八。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就使农民家庭的内部生活条件更为舒适了。

这些成果不仅可以从农村收入的增长来说明,而且还可从党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在这方面所作的更大的工作来说明。阿尔巴尼亚妇联组织发起的为使农村成为模范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各区党组织的支持),是以必要家具装饰家庭、改变农村寝卧方式为重要组织因素。尽管这样,为了使这一倡议得到广泛的实施,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某些区,如在普卡、特罗波亚、米尔迪塔区、斯库台山区,还可以看到铺一点东西在地上就睡觉的情况。在某些农村,没有在应有的程度上采用被单、枕头套,牲畜没有与人住的地方分开。

农村缺少家具,这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另一方面,当农民家庭有这种家具,自己不用,只留给客人用,就像在台佩莱纳、爱尔巴桑和斯库台区各农村那样,也是不对的、不好的。

为了在今后取得预期的成果,我们应更加注意这些问题,更多地进行工作。这一工作应该是慎重的、有分寸的和区别对待的,应根据每个地区、农庄和家庭的具体经济情况来对待,因为这样农民才会更好地相信改善居住和寝卧条件的必要性。

(3)加强商业对改进农村生活方式的影响。社会主义商业对满足农民增长的需要起重要的作用。为了行使这种职能,它不应该仅仅是商品买卖中的简单的中间人,而应该是促进农民提出新要求的重要环节,使农民更快地改进生活方式。

在农村,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扩大了门市部网,从而为农民创造了更广泛利用工业品的方便条件。现在,差不多在所有各乡的中心都已建立了销售这些用品的基点,而在农村的各门市部,在任何时候都备有日常需要的品种。

一九六一年,在有二十五户以上的二千二百二十个村庄,设有一千八百七十个门市部,这里还不包括收购站、工场、牛奶加工站等。为了更好地、及时地满足农民增长的要求,农村商业网在继续扩大,特别是在深度方面。过去通过价格、抵押、利息等剥削和勒索农民的商人、投机商、高利贷者早已绝迹。农民组织了供销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国家的大力帮助下,已成为工人阶级和农民交换商品的主要环节。

尽管这样,消费合作社在经售工业品方面还呈现某些弱点。一般说来,合作社商业还未在应有的程度上适合农民增长的要求。在某些区,如在地拉那和尼布拉兹德区,在消费合作社门市部没有农村需要的、不可缺少的商品,如被单、枕头套、沙发套、水管龙头、橱房内用的器皿和设备以及成衣等。有时,消费合作社也没有以相应的商品,给妇女组织为使农村成为模范的活动以应有的支持。

同时,消费合作社在制订商品的构成和品种方面,没有应有地考虑到它们应尽量对改进农村生活方式给予影响的任务。这一事实就可这样解释:消费合作社销售大量的摇蓝,而手工业能方便生产的简单的、便宜的小孩床差不多根本没有经售。在农村,家具、椅子、柜子、桌子供销得相当有限。在消费合作社内,多半是小桌子、嫁妆衣箱及其他类似的商品。这说明消费合作社还没有及时地、应有地适应新的要求及农村正在进行的伟大改造。

但是没有疑问,上述不足之处,也是出于生产机关、特别是地方工业和手工业有缺点所引起的。有时,生产企业从在总产量上完成计划、从生产高价的、较容易完成计划的产品出发考虑生产,而对农村的要求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没有应有地扩大简单的、农村需要的产品的生产。为了更多、更好地满足农村生活方式的各种需要,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应该依据当地的原料资源,根据自己现有的物质基础,采取措施提高生产,增加品种,改善质量,特别是这种产品的质量,如陶土、瓷器和坡璃皿具、木制家具、席子、筐子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东西。为了更多地鼓励必需品的生产,更好地满足农村对家具的要求,除用意见簿征求意见外,在各合作社门市部内陈列出家具、铁制品的样品是适宜的,以便农民选择他们最喜爱的产品,并根据样品向生产机关进行订购。

消费合作社在交换商品工作中的缺点,使得农民更多地往街上跑,特别是跑集市;这就使他们影响农业劳动。

在农村产生的新条件,要求更深刻地理解生产和商业机关对改进农民生活方式的任务。是这样的时候了:党和政权机关应消除这些缺点,把进一步活跃商业和生产农村必需品的工作严肃地抓起来。

作为农民经济组织的消费合作社,不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只集中在城乡商品的交换方面。一定要经常考虑并找出最适宜的办法,来帮助自己的社员提高生活方式。为此目的,这样做是合理的:消费合作社在加工和保存农畜产品方面给社员以帮助,办法是根据一定的实物或货币报酬,消费合作社自己承担这种任务,或是给社员提供技术帮助。与此同时,消费合作社可以帮助农村妇女组织或妇女自己组织缝纫、烹调、家务训练班,并给这些训练班提供技术干部和必要的学习工具,可以为社员及其家属放映电影等。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消费合作社可以动用它们积累的文化基金,或者也可以动用一部分利润。这样的措施和其他类似的措施,将把社员同合作社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将有助于在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合作社。

不容争议的是:在我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必须伴随着进一步改进农村服装、根本改变寝卧方式。这当然需要若干年,但是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采取一系列具有教育和行政性质的紧急的、远景的措施,以保证中央和基层的党组织、国家机关毫无例外地来抓这些问题,使全体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为此目的,在各区本身应采取各方面的措施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下列任务:

第一,应该努力使农民增加对工业品的利用。为了使国家机关更好地抓起这一问题,不使之放任自流,今年内应给生产机关和商业机关规定向市场供应新的、普通的、价格合理的商品的任务,如家具、木器、家庭用具、搪瓷和坡璃器皿、成衣等,以便更好地适应农村的需要。在这些任务中,还应规定措施,以限制资助保持不适宜的服装商品的销售,用工业生产的粗毛料代替农民生产的粗毛料。

第二,使农民不在地上寝卧,最大限度地限制很多对夫妻同住在一个房内,使牲畜和人居住的地方隔开,应该被看成是党组织和政权机关的一项重要活动。在今后的两三年内,应采取这样的措施,使各区党委和人委执行委员会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并在一九六六年内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完成这些任务的情况。

第三,党和政权机关、群众组织应该制订一个使农村成为模范的三年到四年的规划。推广这一运动,应依据事先的说脤工作、每个农民家庭的收入、每个农民家庭为以家具装饰家庭支付的可能性等。

在我国很多生产中心,如矿山、建筑与土壤改良工地等,有数以千计的工人在劳动,他们的家庭都在农村。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这些工人的生活条件,而且同时影响了他们在农村劳动和生活的家庭的福利的提高。将来,这种来自农村的工人人数还要增加,与此同时,还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因此,应该使这些工人更多地影响他们的家庭,以改进生活方式,把他们在劳动中心学到的一切好东西都灌输到农村生活中去。


(二)、使公用事业和手工业服务更加深入农村生活


在整个农村生活方式中,公用事业和手工业服务占着特殊的地位。不同时发展各种服务行业,特别是建筑、电灯、绿化和美化工作、公路、水道、通讯、手工业,就难于在农村生活方面取得迅速的、全面的进展。扩大这些服务行业,不仅为农村更舒适和文明的生活创造必要条件,而且是节省时间、把妇女从劳累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重要因素。

过去,由于几乎完全没有公用事业和手工业服务,而更加加重了我国农村的经济落后状况。农村建设完全是自发的。在这些建设中,主要类型是原始的、低矮的,往往是没有窗户和烟囱的房屋。谁也不来考虑公路、水道和飮水问题,而关于电灯,则根本谈不上。在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在每座房屋的周围,所碰到的是篱笆和灌木丛,而不是绿化。

今天,我们农村的面貌大大改变了。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一年,除生产和社会文化性的建设外,在农村建起了五万五千栋新房子,三百个农村电气化了,修筑了几百公里的汽车公路,把我们祖国最遥远的地区和农村也连接起来了。在使农村系统化、绿化和美化方面,也进行了努力。所有这一切活跃了农村的生活,使之变得更加美好、更加舒适了。

农村公用事业和手工业服务的问题很多,但是我们将只限于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在现阶段所提出的某些最主要的问题。


1.更好地建设和更多地美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农村


在考察农村的新建设问题时,出现在首要地位的是如下的主要问题:绘制出每个农村的平面图,即使是粗糙的也好,设计各种标准住宅和生产与社会文化性的项目,保证建筑材料,施工的形式。

直到今天,农村的建设一般都是根据设想和每个家庭自己的愿望进行的,没有一定的平面图,或农村的位置与发展远最的大概规划。那些少量已经绘出的平面草图也不完备,没有坚持中央政权机关提出的方针。这样,就不是根据平面图,建设每座住房规定占用四百至五百平方米,而是占到一千二百平方米。允许最好的住宅建设在偏远之处,而仓库和畜栏往往却建设在村的中心。还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关心和监督,新建筑、体育场、砖瓦窑,在很多情况下都占用了最好的农业用地。这些缺点破坏了农村的美观,妨碍了农村的集中,导致了对原来就相当有限的农业用地的浪费。

在很多区,如在科尔察、发罗那、佩什科比、萨兰达的许多农村和各个地区,新建房屋都是两层,有大窗户、地板、天花板。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节省土地,房子也造得更好、更便宜、更淸洁、更卫生,又美化了农村。但是,与此同时,农村的很多新房屋和其他工程,都不是按照时代的条件和要求建设的。有时碰到这种情况:住宅都建设得一样,都是两间房和一个前厅,没有天花板和地板,窗户小小的,在室内或附近的地方就是畜栏。这种建筑是不合适的,因为它缺乏必要的卫生和居住条件,通风不充分,有湿气,不太暖和。特别是某些平原地区,如鲁什涅、贝拉特、费里、克鲁亚和爱尔巴桑的建筑就是这样的。

尽人皆知,扩大建筑的可能性和建筑的造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筑材料的数量、种类及其获得的方法。当然,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党很早就大力提出:在城市特别是在农村的建筑中,首先应该利用当地的来源和轻便的、较廉价的材料。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在很多场合,农村的建设还是用重型的、昂贵的材料进行,不懂得和没有应有地利用芦苇和土坯进行建设,而用十分昂贵的、欠缺的木料作屋顶。一般说来,农业合作社没有组织就地生产建筑材料的工作,被迫花费巨大的开支,到远离村庄的地方,甚至往往到外区去运取这种材料。

组织农村的施工有各种形式。很多农业合作社都组织了建筑队,为合作社和社员服务。尽管这样,组织农村建筑的工作还有缺点。在很多场合下,合作社建筑队是由老年人组成的,没有为培养年轻的工匠而努力。有时,进行建设的是从外区来的工匠。

在农村建成的新建筑改善了农村的面貌。但很淸楚,农村的整个面貌不仅仅决定于建筑,它还取决于其他的因素,如道路、水道、绿化、公园和花园。

现在,几乎在每个区都可找到干净的、绿化了的、美化了的村庄,由于居民自己的关心,房屋都用石灰进行了粉刷,四周有院子、树木和花卉,道路和庭院都铺上了石头。科尔察的雷查和戴沃里、发罗那和萨兰达海岸、纪诺卡斯特的德诺普里、普卡的希什达维茨以及其他很多类似的农村的淸洁和美观,应该是全国所有农村的榜样,是对它们的鼓舞。

但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想指出,地方政权机关,特别是村人民会议,虽然已进行了工作,但不论是对农村的建设,还是对绿化、美化、水道和道路,都还抓得很少。这一缺点也来源于此:在斯库台、爱尔巴桑和贝拉特的某些农村,由于没有应有地重视完好保持村庄的问题,所以缺乏绿化、美化水道,道路一般都不好,没有系统,没有铺上石头或石子砂粒。

在我国发展的这一阶段上,更好地建设、更多地美化我们社会主义农村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地提出来了。为了实现这一任务,还应该注意下列主要问题:

第一,对农村今后的发展来说,平面设计问题仍然是公用事业的中心问题,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应该有一个大致的规划。这一问题尚未解决。因此,有必要在一九六四年内发布有关的指示,确定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期限、顺序和标准。在绘制平面图时,应该注意这些主要标准:农村的发展前途(这同合作社合并也有关系),最大限度地节省农业用地,规定一个农村中心场地,以便集中社会文化机关的建筑、商业网,规定体育场的地方,保证飮水等。这一工作应该首先由已合并的农业合作社开始,然后发展到其他合作社和农村。

第二,为了在农村推广美观的、舒适的、造价低的标准建筑,应该向国家机关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内,批准几种舒适的、美观的标准房屋设计和生产、社会文化性的其他设计,这些设计应区分山区、丘陵地带和平原地区,依据每个地区的气候条件与建筑材料的来源。

第三,为了更正确地和有组织地搞好农村的外貌,各人民会议应该在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党委的领导下,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每年都拟定美化、维修和用石板铺设村内马路、建设和保管好村内水道的具体计划。这种计划的执行应该完全依靠地方,从而利用农村的一切内在潜力和来源。


2.普及电灯,保证飮水,扩大农村其他公用事业


我们党特别注意在农村普及和利用电力。电气化和利用电力的程度,是农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为此目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直到1985年的农村电气化的远景规划。

根据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这一方针,已取得了某些成就。今天,农村二万三千多户已得到电力供应。但是既然谈到了成就,那就让我们指出:某些区在农村普及电力方面是落后的,没有利用他们这一方面具有的一切可能性。在科尔察区的农村,已有七千多户点上了电灯,而斯库台区只有七百五十五户,爱尔巴桑区仅仅五百户。

在使农村电气化方面,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电气化应该在为个别村庄或几个村庄建立小型水电站的基础上进行,因为我国大多数农村都有水力资源,在没有水源的地方,也可以通过开凿沟渠或修筑小型水库建立水源。我们同时指出:这些水源的机械力不应该仅仅用于生产电力,而应该综合利用,即用于灌漑、建设锯木场、磨坊和其他需要。

为了使农村电气化按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规定的期限实现,国家机关每年应规划有关设备的进口;同时,我们应以自己的内在力量扩大小型涡轮机的生产,更多地推广涂油木管和钢筋混凝土管的利用,从而尽量节省钢管和其他进口物资。与此同时,各区执行委员会和人民会议应该采取措施,保证更好地管理和利用农村现有的发电站。

水是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今天,对农村居民饮水的供应,除数以千计的竖井外,是通过近一万一千个水源、水管和四千六百口自流井进行的。对好好保护和扩大这些水源的关心一般在增加。

尽管如此,对农村供应飮水,仍然是公用事业中的主要问题,党组织和地方政权机关应该多多注意这个问题。事实是现有的飮水水源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对这些水源的保管又是十分原始的。往往水井、水龙头、水源都没有用石头或水泥墙壁隔开,保护飮用水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从而成为传染和疾病的原因。

山区农村飮水的供应比较正常,而平原地区农村的情况显得不好。平原地区大部分农村都是用河水,对这种水不进行严格的检验,对人的健康也有危险。在城市,对保护、消毒水管、水的细菌化验,都有十分严格的制度,但在农村,对这些方面没有进行任何工作,特别是无人负责已成习惯。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当农村电气化已有远景规划时,而对农村供应饮水几乎没有任何规划。考虑到对农村供应饮水十分重要,并为了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有必要进行全面的硏究,并据此制定远景规划,从而给平原区的农村提供示范。这一规划应在一九六五年前制定出来,并呈报批准。

为了消除飮水引起疾病在农村传染和流行的危险,作为紧迫的措施,是再三检验飮水中的细菌,并采取相应的消毒措施等。这一工作应由各区的细菌学中心组织和领导。

在公用事业方面,为农村保证燃料的问题、磨坊和安葬问题也应引起大家的注意。党中央委员会已对农村燃料问题硏究了几次,并确定了相应的任务。现在仍要继续进行工作,执行这些任务,永远以党的指示为指南,保护和节约国民经济的巨大的,但又是缺少的财富——木材。为此目的,为了帮助农民,手工业和地方工业应生产更多简便的、经济的炉子,并尽可能用陶土。关于磨面用的磨子,最好计划生产一些既能加工粮食,又能加工饲料的舂闩。

农村的坟墓和殡葬情况是另一个样子。应该承认,这个问题几乎完全被忽视了,没有任何人关心这个问题。在很多农村,坟墓分散在各处,在住宅附近(未经圈围的),有时甚至在自留地里。因此,指示地方政权有关机关这样做是恰当的:在一九六三年内应确定新坟的地点,不允许在指定地点以外进行埋葬。村人民会议同时应该考虑安葬服务问题,不要使这一工作落入清真寺和教堂之手。


3.扩大城乡之间、各村之间的交通和通讯网


改进和扩大城乡之间、各村之间的交通和通讯网,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使城乡接近的重要因素,并有助于为农村创造更好的物质和生活条件。

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也包括扩大农村交通网。通过由国家和农民自己修筑的公路,连接起来的乡和村的数目,一年一年地增加了。过去,斯克拉巴里区及其乡村同全国其他中心是相隔离的;今天,这个区及其乡村已经同汽车公路连接了。这种变化,在特罗波亚、纪诺卡斯特、鲁什涅和佩尔梅特区也可以看到,现在,一个广泛的公路网分布在这些区。很多的乡,如普罗哥纳特、库奇和其他数以十计的类似的乡,都早就同城市有了定期汽车运输线,为货物流通和农民的活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虽然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离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很远。有些农村还没有同汽车公路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公路往往都是自发地、按照私有制的界限建设的,弯曲很大,特别是在平原地区,由于没有注意维修,一部分公路处于破坏到不能利用的状态。

因此,党和政权机关应该抓这一问题进行硏究,制定专门的规划,以便在今后十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这一任务。毫无疑问,不广泛地动员农民,就无法卓有成效地解决这一重大而艰巨的问题。把建设新公路的工程交给过去对这一问题作出过宝贵贡献的靑年组织,也许是适当的。在硏究开辟和建设新公路的工作中,军队可以而且应该支持地形测绘员和工程师等。

运轮工具的种类也同公路网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在农村用于运输的只有马车和牲畜,而现在,农业合作社除了数以千计的小推车、马车之外,还有几百辆汽车。毫无疑问,运输工具的增加,减轻了农村劳动和生活条件。但是很多农业合作社却用汽车进行短途的、轻便的、完全可以用原始运输工具进行的运输。应该结束这种有害的做法,因为这样会使汽车迅速地、过早地报废。在我国的条件下,加强和扩大原始运输的任务被提出来了。为了更好地满足农村对运输工具的需要,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在最短的时期内,给每一对牛配备一辆车。此外,还应采取措施,使在增加农村牵引牲畜头数的同时,最有效地利用这些牲畜。

进一步扩大邮电网,也是同迅速解决农村生活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过去比较,是很巨大的。今天,在所有的乡鎭都有邮政、电报和电话服务,很多农业合作社也安装了电话。尽管如此,农村的远景仍要求这种服务有进一步发展。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在组成大合作社的各村,建立内部电话联系。另一方面,这样作是适当的:责成有关机关制定扩大邮电服务的详细远景规划,规划在一九八零年——一九八五年前,把大多数农村用电话网连结起来。最后,为了改进农村的邮电服务,为了提高这种机关在分发函电中的责任感,乡鎭邮递只应调回邮员,恢复原状。


4.把手工业服务扩大到最遥远的农村


农村每天都需要同生产、社会文化和农民家庭本身的需要有关的各种手工业服务。由于这个原因,扩大手工业服务应该被看成是改进农村生活方式的必需条件。

最近几年内,特别在农业集体化以后,根据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扩大和提高农村手工业的生产、修理和服务活动方面,已进行了令人满意的工作。同合作社、私人和家庭手工业一起,农村农业合作社手工业也产生了,并且在扩大。

在目前时期,必须更加加强和扩大农业合作社手工业。直到今天,在合作社内,满足生产需要的手工业部门,例如打铁业、木工等多少得到了发展。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应该得到支持。但是,农业合作社同时应该考虑我们还比较落后的其他手工业服务行业。一般地说,各地农民为了缝纫最简单的东西,为了理发,修鞋,都不得不进城。因此,某些农业合作社现在应该根据条件,开始逐步地建立各种服务行业,例如修理皮鞋和便鞋部、缝纫组等。

不保证必要的专业人材,就不可能进一步扩大农业合作社内的手工业服务。由于通过从城市派遣手工业者去为农村培养手工业者没有作出结果,所以农业合作社根据执行委员会所制定的计划,自费派遣学徒去到手工业合作社或国营企业学习各种行业是合适的。

尽管要采取这些措施,合作化手工业仍应继续支持农村。我们应该争取在五六年内,在所有的乡鎭中心,都建立或扩大满足农村居民需要的各种修理和服务部门。此外,合作化手工业应该经常派遣由各种手工业者组成的流动队到农村去。

群众讨论揭示出,大家对农村建设和公共服务事业提出的很多意见都大概相似。这表明在这些问题上,情况到处都是一样。看来,这不仅仅同农村同志们的缺点有关,尽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这种缺点。这种情况首先恐怕要以这一事实来解释:对这些问题缺乏从上至下的、有意识有组织的领导,对这些问题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总之,在农村公用事业和建设问题上,几乎感觉不到政权机关的领导作用和帮助。

为此,应责成有关的政权机关,在一九六三年内硏究出改组中央和基层公用事业部门最好的方案,以便使这种部门对农村的公用和建设进行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规定农村公用事业部门的职权、所需要的干部、规划方式和以国家基金参加解决农村这些任务的程度。在这一硏究中,还应考虑这样的可能性:今后农村对所有公用事业问题,都制定自己的计划和预算,在计划和预算中要规定需要的费用、可能性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来源。


(三)、把卫生事业组织工作提到进一步改善农村福利所要求的水平


没有人民的保健,人民的福利就不能理解。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健康状况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如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关心、文化水平和整个生活方式等。在这方面,农村卫生服务组织工作也自然起特殊的作用。

我们从过去继承过来的数百年来的落后,不可能不给农民的健康状况带来严重的后果。很多疾病,如疟疾、伤寒、梅毒和软骨病,都成了慢性病,折磨农民,从肉体上摧残农民,使他们软弱无力和丧失劳动能力。农民健康受命运的支配。

面临这种情况,党和人民政权需要采取迫切和全面的措施。因此,刚一解放,就在完全新的基础上,组织了卫生事业,并赋予了这一事业以显着的预防性质。国家第一次着手有组织地消除很多传染病和流行病。

今天对农民的支持,是过去无法与之相比的。一九三八年只有十四所门诊部,而现在有七百四十六所(这里不包括三十二所助产院),二十八所医院,九所牙科门诊所。随着农村卫生机关网的扩大,在这些机关工作的医务干部人数也不断增加了。今天,在农村卫生机关工作的有四十七名医师、一百四十四名医士、八十六名助产妇和五百八十名护士。而通过为进一步增加医务干部人数所采取的措施,一九六六年在农村工作的将有二百三十名医师、三百二十四名医士、七百名助产妇和八百二十五名护士。此外,在各区中心工作的医师和其他卫生工作人员还给农民以巨大的帮助。

我国农民免费享受门诊医疗和免费治疗传染病、肺病、硬瘤和免费接生。同时,四岁以下的儿童在卫生机关治疗是免费的,而一岁以下的儿童取药回家治疗也是免费的。

党为保护农民健康所采取的措施的效果,也表现在人口统计数字上,这种数字是每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反映。一九六一年全国农村主要人口统计指数同一九三八年的比较如下:

种类

1938年共计

1961年

共计

农村

每一千人中的出生率

34.7

41.2

44.5

每一千人中的死亡率

17.8

9.3

10.4

每一千个一岁以下婴儿的死亡率

100.8

79.4

85.5

每一千人中的自然增长率

16.9

31.9

34.1

上述数字表明,同一九三八年全国平均数比较,农村的进步很大。在这一基础上,保证了很快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九三八年,这种增长率在全国是千分之十六点九,而到一九六一年,仅仅在农村就达到了千分之三十四点一,即增加了一倍多,同时在我国,今天的平均寿命为六十二岁以上。

整个说来,在农村保健工作中,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在这里,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城乡间的死亡率,尤其是一岁以下和一岁至四岁儿童的死亡率,还有显着的差别。例如,一九六二年,一岁以下的婴儿死亡率,在城市是千分之七十三,而农村是千分之九十九。一岁至四岁儿童的死亡率,在死亡总数中,城市占千分之十,而农村占千分之十四。

出生率和死亡率在各区之间也有差别,这一差别主要同经济因素没有联系。例如,斯库台区以其经济状况和卫生物质基础来说,不应该在共和国内具有最高的死亡率,尤其是儿童死亡率指数。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个区,还碰到患这些传染病的情况,如肺结核、流行伤寒病等。特罗波亚、库克斯、普卡和尼布拉兹德区的情况也几乎一样。

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山区,如波格拉迪茨区的摩克拉、科尔察区的哥拉—奥帕尔、布奈尼区的各山区,还有患腺肿病的现象,患这种病的主要是成人,但儿童也有患这种病的。为消除这种疾病,有必要从正在进行的硏究中得出初步的结论,并尽早开始采取有关的措施。

卫生部对农村最流行的疾病和农村居民的死亡原因,还没有进行充分的硏究。尽管如此,根据现有的不完全的统计可以看出,呼吸器官和消化器官的疾病以及传染病占主要地位,占农村患病者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大多数的死亡都是这些疾病引起的。

在我国农村,支气管炎—肺炎、痢疾、肠热病和肺结核很普遍,有时引起死亡,特别是在儿童当中。一九六一年的数据表明,在每一百个患病、并受到诊断的农民中,患呼吸器官病的占百分之二十二,患消化器官病的占百分之十七,患传染病的占百分之十三,其余的患其他的病。由于牲畜传染,并且主要由于农民缺乏卫生知识而引起的疾病,如布鲁士杆菌病、水胞条虫病、炭疽和狂犬病,都有危险性,因为这些病每年都出现在一定的地区,在这里或那里,尤其在纪诺卡斯特、萨兰达、佩尔梅特、科尔察和爱尔塞卡的农村里。

在农村中,还经常可以碰到患软骨病的儿童,这种病大大削弱他们的机体,使他们更容易患上其他任何疾病,这甚至是农村儿童患病和死亡的重要的间接因素之一。这种病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适当地使儿童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儿童没有吸收某些最必需的营养料,如鸡蛋、卤汤、蔬菜等,而这些在农村是并不缺少的。为了消灭这种病症,为了消除上述原因,除了父母应采取措施和予以注意外,特殊重要的是卫生机关应广泛执行政府关于给农村儿童免费供应维生素丁的决议。

对农村保健工作问题的讨论揭示出,疾病和死亡主要不是来源于经济原因。在我们这里,农民因饥饿而死亡或是因为没钱看病买药和住院而折磨致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国创造了帮助每一个病人的巨大可能性,即使他处在祖国最遥远的角落。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农村的疾病和死亡的原因呢?

在分析农村的疾病和死亡时,可以发现它们来源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保健、卫生知识水平低;第二,农村卫生服务组织工作有缺点。死亡的哺乳儿中,百分之六十五点五是因患支气管炎—肺炎、赤痢而死的,这一事实一方面说明父母缺乏卫生知识,不注意婴儿在出生后最初几个月内的细心抚育,另一方面,也说明卫生机关在消灭这些疾病方面,工作做得不够。

当然,在这方面,目前农村卫生干部人数还不够也有影响。一般地说,目前农村的主要卫生机关是由护士领导的门诊所。在农村工作的医士很少,医师更少。在给城乡居民提供的医疗服务存在着差别。一九六一年,每一百个城市居民进行了二百一十四人次门诊,而每一百个农村居民只进行了四十五人次门诊。在城市几乎所有的分娩都在助产院内进行,而农村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分娩在助产院进行,其他的农村孕妇都是在不良好的卫生条件下分娩。卫生机关的分布,也不是所有的区都是合乎比例的。

上述的情况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更加提高保护农民健康的工作的任务。卫生机关应该采取措施,保证根本改进它们在农村的工作。卫生机关应该同党的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同群众组织、红十字会组织合作,加强进行提高农村保健知识的宣传,加强卫生服务工作的预防性质,并进一步扩大这种服务。

今后,我们应该逐渐地但又是坚决地缩小现有城乡卫生服务水平的差距。因此,在保护农民健康的工作中,我们应该加强农村的卫生机关,只有需要特殊重要医疗的,才到城市进行医疗。这样,农村的卫生服务工作也就会更加接近病人。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农村卫生服务工作的组织就需要采取更适合于我们的时间、要求和可能性的形式。在这一意义上,依靠现有的卫生机构网进行工作,使每一组农村,特别是在偏僻地区,都建立起医疗中心,作为卫生服务工作的核心,并逐步充实必要的器具,以便进行比较需要技能的医疗。最好国家机关在一九六五年以前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一次硏究,根据国家计划所具有的可能和农业合作社自身可能提供的财力,规划逐步建立这种中心。

这种中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

第一,在农民群众中,传播卫生知识,教给他们更合适的饮食、服式、寝卧方式以及预防疾病的方法,使他们相信:必须及时求得医生的治疗。这一巨大工作,应该同农村最优秀的活动分子一道进行,组织各种训练班、会议和表演等。

第二,通过诊断方法,硏究农民最流行的疾病的原因,然后组织消除这些疾病的有效斗争。

为解决农村卫生工作所提出的巨大任务,应派更多能干的医生到农村去。如果在每一组农村有一位医生,那就比在城市医院治疗所有病人好得多。因此,在给城乡分配医生方面,应该确定更正确的比例,首先应把医生派到疾病和死亡最频繁的地区去。

除这些措施外,为了更多地帮助农民保护自己的健康,从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起,免除农民现在在卫生机关治疗的付款。这一措施的采取再一次表明,党对保护和加强劳动农民健康的关怀。只有在人民掌握了政权、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的地方,才能采取这种措施。这一措施和党、政权过去在保护健康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胜利之一,对这种胜利,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只能梦想而已。

但是,如果不随之进一步提高传播卫生知识的工作,改进农村卫生服务组织工作就不会作出预期的成果。卫生宣传工作应该旨在改进淸洁卫生,使父母注意哺育儿童,使居民认识传染病的危险性及其消灭方法。在这一工作中,医务干部应起主要作用,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全部社会活动集中在这一方面。但是,不言而喻,提高卫生知识,不仅仅是医务干部的任务。妇女组织、民主阵线组织、靑年组织、红十字会,都毫无例外地应该从事这一工作。

同志们:

对农村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公用事业、手工业和卫生事业问题的分析表明,在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数百年来的落后方面,我们向前迈开了巨大的步伐。我们在这方面今后的规划是宏伟的。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完全建成,必将把农村福利提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在这一方面,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将标志着一个新的胜利。

但是,正如大家知道的,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在农村福利问题方面的纲领提出的任务是重大的。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揭示出:我们有一系列产生于大踏步前进当中的缺点和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予以克服。但是为了把这一点变成现实,应该把党、农民和全国所有的劳动群众自觉活动都动员起来。

我们应该很好地注意到:执行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福利的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决议在农村的执行,因为绝大部分人口是在农村生活和劳动,百分之四十五的国民收入是在农村实现的,而且农村的福利水平比城市低。这也是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和大胆地抓这些问题(从可能是细小的事情,直到大事情)的原因,因为这样就会把我们的整个事业推向前进。


(一)、关子农村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到此,我们一般地分析了一个方面,即提高农村群众福利问题的主要方面——提高他们的物质福利的方面。现在我们还想谈谈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这个问题的第二方面——丰富这些群众的精神状况、提高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整体,它们是彼此紧密地、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互相影响的。物质福利是提高教育和文化水平的基础,但后者也可帮助或妨碍物质福利的进一步提高。因为,如果没有必要的知识和文化,怎么可以理解上述任务得到解决、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增加收入、改进生活方式、把新事物输入农村呢?这就是党在人民革命胜利后,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革命改造的同时,就开始提出口号,就幵始为文化革命而斗争的原因。在这一问题上,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利用它所丰富和大大发扬了的我国人民的古老文化教育傅统,依据我国人民对教育和文化的无限渴望与钢铁般的意志,以完全的自觉,以对胜利不动摇的信心,大胆地开始了工作。党像以往一样胜利了。今天,我们大家都是这一方面的伟大胜利的见证人。

人所共知,由于数世纪的压迫和蓄意使人民处于黑暗之中的反人民的蒙昧主义制度,我们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特别在农村,继承了一种十分严重的落后状况。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口是文盲。一九三八年,仅仅在五百二十九个村庄,即在阿尔巴尼亚五分之一的村庄有小学。因此,在具有相应年龄的农村儿童中,只有四分之一接受小学教育。受中等教育的农民子女屈指可数。当在全阿尔巴尼亚农村有数以百计的教堂、淸眞寺和庙宇的时候,文化机构却一个也没有。

但是党的纲领的贯彻,使得在进行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造的同时,并在这种改造的基础上,在一个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一个深刻的、全面的文化革命成为可能。这一席卷了全国的革命,提高了农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和心理状态的变化。.

由于这些成就,文盲在新的一代中,在农村绝大部分成年人中被扫除了。在全国彻底实现了初小义务教育。从没有一所到建立了一个七年制学校网,在本学年内,百分之七十五从小学毕业的农村学生已升入这些学校,在个别的区,如在纪诺卡斯特、萨兰达、费里和都拉斯区,则达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毕业于农村七年制学校的百分之五十六的学生,今年在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注了册,这是我们文化革命的一个光辉胜利。现在,高等学校的大门也向农民子女大大地敞开了。同时,数以千计的农村男女靑年、农村男子和妇女,在不脱产的成年人学校学习。由于这一切成就,现在在我们农村,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正规地在学校学习。

我们学校在对新的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同时,始终是把新事物输入并推广到一般的农村生活中、特别是推广到生活方式中去的重要中心。它正在越来越紧密地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

但与学校并列的,在农村还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文化机关网,正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业余文化、艺术和体育运动,报纸、书籍、收音机、电影和其他思想、文化教育手段,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农村的日常生活中。

正在进行的深刻的文化革命,解放了农民的毅力和才能,更加增强了农民对文化的渴望和热爱。这一革命给正在摆脱愚昧、偏见和迷信的沉重负担的农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妇女在更自由地呼吸。农村和城市在文化教育发展方面的鸿沟已开始在缩小。所有这一切也影响了农民生活方式上的变化。

农村文化革命的伟大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党的正确路线和领导,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如此迫切的问题上给予农村的全面帮助,由于我们进步的、热爱教育事业的农民本身的物质贡献和各方面的关心。


1.进一步提高学校的作用和农民的教育水平


教育问题是多方面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已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明确地规定了任务。因此,这里我们将谈谈直接影响农村的文化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进一步提高新的一代和所有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进一步改进农村生活方式的那些问题。

应该说,尽管我们在农村普及教育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尽管取得这些成就的速度快,尽管在这一方面进一步发展的倾向是继绩高涨,但是现在我们仍然还有相当多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潜力没有利用。目前农村的学校网不完全适应农民对教育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在入学方面,男孩和女孩之间,男子和妇女之间,有显着的不合比例的现象。同样,在普及七年制教育方面,在各区之间,在各区之内,在平原和山区之间,在七年制学校的新生和毕业生之间,也有不合比例的现象。而我们在农村的广泛的小学和七年制学校网,很少用来组织农村青年和比较年轻的男子、妇女在不脱产的情况下进行学习。对这些问题和尚未利用的可能性的具体了解,是规定必要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动员教育机关、教师、党组织、地方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和全体农民参加这一工作的必要条件。

现在,我国每年都约有六百个儿童不能得到初小教育,他们是居住在户口很少、难于开办小学的村庄。尽管这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这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因为一般说,这些儿童长大后就将成为文盲。文教部必须进行硏究并规定应该采取的措施,以解决这一问题,使这些儿童能从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学年开始受教育。

在七年制教育方面,与招收近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小学毕业生的一些区并存的,我们还有一些区,如普卡、尼布拉兹德、米尔迪塔、库克斯、爱尔巴桑、斯库台、斯克拉巴里、地拉那区,只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儿童升入七年制学校。在各区内部,在各乡之间,在平原和山区之间,也有这种不合比例的现象。在克鲁亚、鲁什涅、斯库台、科尔察、地拉那等区,这种现象是显着的。这种情况是有其原因的,如各个地区的地形和人口密度、文化教育传统不同;在个别的情况下,还有中央和基层计划机关对尽可能按比例发展七年制教育注意不够。但是在这里,主观上的其他缺点也有影响,如不正确规定必须上学的名额、名额未满等。今年地拉那区现有学校网为消除这类缺点进行了努力,从而使接受七年制教育的儿童增加了百分之十。

彻底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地位和尊严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提高她们的教育水平。在我国的条件下,在当前,这一点首先可以通过争取靑年妇女参加七年制教育来达到。尽管我国七年制教育是义务教育,是平等的,但七年制学校中的女生人数却比男生人数少得多。在本学年内,在农村七年制学校中,仅有百分之三十九的学生是女生。在五年级,女生占百分之四十二,而七年级占百分之三十六。在斯克拉巴里、佩尔梅特、普卡和尼布拉兹德区,女生占七年制学校学生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这确实令人不痛快,但是我们还有些七年制学校的七年级,连一个女生也没有。不言而喻,一部分农村女孩逃避了义务教育,并找出各种借口和理由,未毕业就退出七年制学校。自然,在这个问题上,某些农村父母的保守主义、封建思想是有影响的,他们力图使女孩离开学校,把她们留在家里,要她们劳动。对这种父母进行最大的教育解释工作,使他们认识他们对自己的女孩和我们整个社会引起的危害,是党组织、社会团体和教师的一项急迫任务。

现在,我们正在开始从七年制义务普通教育过渡到八年制义务普通教育,这一过渡将在四五年内完成。同时我们还提出了这一任务:在最近十年内,把八年制义务普通教育推广到全国。一般说来,这是在发展人民教育和进行文化革命方面最重要的步骤,特别是我同农民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最伟大的胜利。在最近十年内,每一个男女靑年农民都至少有可能接受不完全的八年制中等教育。这样,全体农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就将有显着的提高。

但在农村实现八年制义务普通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七年制教育方面还有不合比例的现象、缺点和没有利用的潜力的话。不言而喻,为了实现八年制教育,我们在深山地区也必须开办新的八年制学校。但是在孩子很少的地方开办这种学校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开办新的学校应该同国家、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自行建立小型宿舍配合起来。同时,还必须利用其他一切可能的潜力。

过渡到八年制教育要求根本改进完成学生名额计划的工作,避免退校(特别是女生)现象。由于学校又增加了一个学年,所以小孩至少需要学习到十五岁至十六岁。考虑到在一部分农民中落后思想尚未消除,让这样年龄的孩子特别是女孩一直上学,将会碰到困难。因此,教师、政权机关、党组织、所有社会团体,都应进行更大的努力,争取使所有的女生都能在八年制学校毕业,并把这看成是全面提高妇女在农村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妇女的地位、身分和尊严的主要途径之一。

现在,中学网也开始在农村推广了。我们在主要是农村的许多区(如特罗波亚、普卡、格拉姆希、尼布拉兹德、斯克拉巴里、爱尔塞卡等)的中心和有农民居住的重要中心,如卡姆査、罗哥眞那、塞立克、马立奇、梅马里阿伊、塞列尼察等,都有了普通中学。但是应该说,这个广泛的学校网尚未合理地予以利用。其中某些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很少,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尽量增加农村靑年入学人数。开办六、九、十、十三名学生的毕业班,就像某些学校郑样,是既不合理,也不合算的。有关机关应对这个问题进行仔细的硏究,以便学生既能学习,而国家又不浪费。

农村成年人教育,特别是初小教育,也是没有利用的一个大潜力。现在,有些地方有这种着法:农村成人的初小教育应该被认为是已经克服和解决了的问题。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学年内,有四千五百九十七名学生登记上农村夜校,而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内,只有一千一百五十九人登记上这种学校。这是不是说在我们的农村已没有人未受过小学教育了呢?无论如何不是。相反,根据一九六〇年的人口统计,农村教育状况尽管已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水平还是低的。根据这一统计,在某些地区还有男孩和女孩不太会读写,或者是文盲。在成年人当中,这种情况当然更为显着。

但是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过去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以外,还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解释:扫盲工作中存在缺点与形式主义,没有继续有组织地对毕业于训练班的刚摘掉文盲帽子的人进行进一步的工作(特别是对妇女),尤其是农村初小夜校教育发展有限。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已经客服和解决,就要犯大错误。相反,必须采用一切可能的形式,从个人指导,直到阅读小组、开办初级夜校(在一切有这种需要的地方),使所有那些比较年青的、可以不致成为文盲的人不成为文盲。同时应该努力,使农村的人不仅仅学会写字和念书,而且要报名上夜校,并以最优良的成绩毕业。这仍然是农村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2.加强学校、教师和所有知识分子对改进衣村生活方式的作用


近年来,特别是在讨论和通过中央关于改组人民教育体制的提纲以后,农村的学校也已开始进行更大的努力,全面加强学校的教学与教育工作。在改进教学质量、使学校同生活相结合、增加对教学的同志关心、教育新的一代、使学校和教师更加关心农村生活与问题方面,也已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尽管这样,我们与完成这一任务——使学校紧密地与生活相结合,把学校变成农村生活在各个方面获得进步的发源地——还相距很远。

在现阶段,作为在人民中传颂文化和知识的主要中心的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的作用,已大大提高。这就要求学校更加紧密地与生活相结合,并根据农村的需要和远景来培养新的一代,使学校能站在推广各个方面的新事物、改变和改善思想方法、家庭生活方式的斗争的前列。这就同时要求党和政权机关更多地抓教育问题,使这些问题变成整个农村的问题。

教师应该启发毕业于七年制学校、以后毕业于八年制学校的农村靑年对进步和文化的渴望,教育他们热爱知识和科学,教导他们热爱书本,使他们能独立地钴硏书本,向他们灌输不与落后现象、满足于点滴、封建意识相调和的积极思想,以劳动、卫生和有文化的生活的各种知识和技能武装他们。不进行这一工作,教师就不可能起到他们作为农村靑年的教导者、作为农村进步和文化的火炬的作用。

在加强教学与生活相结合、全面改进对学生的劳动教育的范围内,农村学校应该授予儿童某些必需的、对日常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也有用的劳动知识和技能。现在在农村的学校里,除在农田的劳动、在农业方面的公益社会劳动外,还应该组织学生在学校的工厂内劳动,这种劳动可以是加工木料、金属、禾杆、藤条等;为女学生组织“主妇知识”或“家庭经济”课程,以便把她们培养成优秀的主妇。应该好好地懂得:不从在学校起就教给女学生主妇知识,不教给她们最低限度的卫生技能,不教导她们如何烹调食物和管理家庭经济,就不可能谈到根本改进农村生活方式。

但是在组织这种劳动和新的课程方面,直到现在还作得很少。目前家庭经济课程还是罕见的,只是部分地在某个学校开办。因此文教部及其所属机关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执行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方针。为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培养新的具有广泛理论和实际知识的教育干部,同时,也提高现有这方面的干部的水平。

“主妇知识”课目,应该成为女学生的必修课目,这一课目不仅应提供理论和实际知识,而且还应有助于女学生们的日常实际家庭生活。女学生从这门课中,从在学校起,就应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学会烹调和裁缝手艺、料理家务、做衣做鞋的方法等。为了把在学习中得到的知识用于实际中去,学生应该和老师一道,经常去农民家里,告诉主妇如何以她现有的东西,作出美味的、有营养价値的、卫生的菜食来。其他与家庭经济、农民家庭生活方式有关的事,也可以而且应该这样做。这样,不仅将加强学校同生活相结合,而且也将是学校对提高农村生活方式的一个巨大的、实际的、具体的帮助。

一般说来,农村教师都肩负着一个重担:在自己工作的地方进行顽强的斗争,使生活方式更有文化,反对阻碍改变和改造农村生活方式的一切陈见和旧习惯。学校、教师及其所教育的新的一代,都应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头。

今天,教师构成农村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此外,从工作性质上看,他们也站在争取社会文化进步、争取把新事物输入农村生活方式中的斗争的前列。列宁把农村教师称为党在农村的政策的传导者、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的联系人、党的路线的首要宣传员,正是考虑到他们的这种作用。

我们的教师直到祖国最遥远的角落工作,在那里传播教育和文化,教育新的一代,从而对农村的进步作出宝贵的贡献。同时,他们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传播文化和改进生活方式方面,帮助了农民。正因为这些原因,教师的形象对农民群众是亲切的、平易近人的。

但是尽管如此,教师在学校内外为履行自己作为社会积极分子、作为农村靑年与居民的教导者的使命,为把新事物输入农村的努力,还是有限的、不够的。

所以,党组织应更多地关心提高教师在农村生活中的作用和积极性,使他们更加成为全面提高农民福利的热情鼓动员。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懂得自己作为我们新农村中社会主义文化的传导者、建造师的崇高作用。他们的工作不是一种简单的手艺,而是最复杂困难、最重要的职业之一,这一职业是以这种最崇高的理想为指南的:改造和丰富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思想,授予他们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不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我们光荣的党的生气勃勃的教导。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们在自己的使命中,从我们复兴时期的爱国者帕帕·克里斯托·奈哥方尼、彼特罗·尼尼·卢阿拉斯、科托·霍基那里,从人民教师恩德奈兹·恩杜·爵卡和其他许许多多甚至为给人民传播知识而不惜生命的人那里得到鼓舞吧!人民将永远感谢他们,他们的不朽事业将永远照耀着人民幸福的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但是与教师一起,在农村工作的还有数以千计的受过中等与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干部。一九六一年,在农村同教师在一起的,还有五百五十名受过专科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干部,四千四百三十名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这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是一支干部大军,他们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改进农村生活方式方面,可以、而且应该作出重要的贡献。

农村其他知识分子也像教师一样,站在传播新事物、推广技术、宣传科学和全面发展文化的斗争的前列。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所有的人都毫不例外地是党的路线的宣传员,是把党的思想傅播到农民群众中去的人,是动员农民去完成党提出的任务的鼓动员。

事实是各种专家对解决很多农业问题已作出了宝贵的帮助。农艺家、动物饲养家、兽医和其他新的技术干部,正在日益成为农民在使农业集约化的各个方面采用科学方法的当之无愧的顾问。这对我国人民知识界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还是不够的。在某些情况下,还很少感觉到他们对改变农村生活方式、把新事物和文化灌输到这方面去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看成是农村的常住客人,只关心他们作为一个部门的眼界狭窄的专家的工作。这样,他们就脱离农村生活,不帮助农村取得全面的社会文化进展。尽管这样的人为数极少,我们还是应使他们积极起来,同其他的人一道,站到党为改造农村生活方式的伟大而崇高的工作的前头。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和我们整个农村知识界应该懂得,他们在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斗争中的战线,就是在那里——农村。因此,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才能应毫不犹豫地用到那里去,他们应将自己全部精力和生命贡献给农村。

当然,农村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将来会更好地完成自己把文化和有文化的生活输入农村去的作用的。如果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更多的工作,同所有的知识分子接近,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同他们商量,寻求他们的帮助,给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他们必将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任务。党将像以往一样,不惜一切,永远在他们的身旁。


(二)、使文化成为农村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有机部分


文化是我们农村生活的重要方面。它在对劳动者进行思想教育方面,在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对劳动、财物和同志的新态度方面起显着的作用。它使劳动者的生活更加美好和愉快。

今天,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新文化在农村繁荣。一个广泛的文化机关网分布在全国,仅仅为农民服务的文化宫、文化室就大约有一千三百个。我们的爱国者们曾如此之多地为之进行过斗争的阿尔巴尼亚文书籍,日益在为群众所有。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意识到,农村的文化水平还是低的,仍是农村以更快的速度全面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时,由于物质福利的提高,农民对更有文化的生活的要求也在增长。从合作社制度胜利以来仅仅过了几年,而农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增长了多少啊!但是在十年到十五年以后,当农业合作社更加强大、富裕,当电力、收音机、电影更加深入农村生活,农村有更多的受过中等与高等教育的干部时,这种要求还会大大增长。因此,采取一切应有的措施,使文化成为全体农民的财富,成为农村社会主义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任务有力地提在我们面前了。


1.使农民摆脱过去的偏见与落后


在使农民摆脱过去的偏见与落后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就。这表现在农村全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活动中。现在,一般说来,宗教隔离已感觉不到了,消灭了野蛮的复仇习愤和其他很多缩短人的生命、危害家庭经济的落后习惯。待别是大大改变了对妇女的态度,她们在农村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在日益提高。

但是,能够说农民已彻底摆脱了过去的偏见与落后吗?当然不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还要对全体农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进行大量的、不间断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农村,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宗教偏见。上教堂、淸眞寺、寺庙,死丧时举行宗教仪式,参加其他类似的宗教集市,每年都给农业带来巨大的损害,因为这都使农民脱离劳动,并在农民当中传播毒害他们思想与感情的宗教观点。

在农村,某些损害妇女尊严、限制妇女日益积极参加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落后习惯还有势力。在斯库台、发罗那、台佩莱纳和萨兰达区的某些地方,还能碰到违反现行法令的情况(尽管是有限的),妇女肩担背驮,而男子却把扭柴、担水和其他类似的劳动看成是一种羞耻。令人感到十分遗慽的是,在库尔费奈希的一些农村,如在尼维察、奈京和普罗哥纳特,竟由妇女(包括共产党员在内)背木柴,尽管每一家都有驮运牲口。妇女在法律上赢得了一切权利,但是还碰到违反她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地位的习惯势力。在佩什科比、都拉斯、格拉姆希、尼布拉兹德区,除同法律规范和共产主义道德不符的其他现象外,还有当小孩躺在摇蓝时就订婚、父母强迫婚姻、买卖婚姻和年龄相差很大的婚姻现象。

同志们,我们经常在讲对妇女的工作,妇女的作用和她们作为积极的、不愧的成员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占的地位。党是一贯有力地提出这一问题的,因为它意识到,阿尔巴尼亚妇女从来不缺乏、今天更其不缺乏使生活美好、把祖国推向前进的愿望和工作能力。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一切可能和客观条件来表明自己的身分,表明自己作为工人,作为领导者、教育者、勤俭治家者、母亲,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不论是在劳动中,在社会上,还是家庭里,都是能干的。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成百上千的妇女的见证人,她们以无比英勇精神和才干,在工厂和手工业中,在合作社、田间和牲畜栏里,在托儿所、学校、商业、财政、卫生部门,在实验室和家庭劳动,并成为大家的伟大榜样。

但是,尽管这样,还不是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像党所要求的那样正确地估计妇女的作用的。上面所提到的缺点和弱点,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过去的偏见和落后,拖住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甚至是干部(特别在农村)的后腿,阻碍他们正视问题。今天,党有力地指出: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提高妇女在劳动中、在社会上和家庭内的地位的问题,已作为一种客观需要提出来了。我们正在硏究提高农村福利的问题。所以要让大家好好地懂得,没有妇女参加,不提高妇女的地位,那是办不到的,生产也不可能增长,收入也不可能提高并管理得恰当,衣食也不可能料理好,家庭也不可能搞得舒适,孩子也不可能受到教育,生活也不可能更愉快。因此。我们大家,首先是男子,应该深刻地、正确地懂得这点,妇女自己也应该进行更多的努力,对自己的力量加强信心,党组织、妇女组织、靑年组织等,国家机为,总之,整个社会,都应更迅速地创造一切主观条件,进一步提高妇女的作用,提高和加强妇女的地位,抛弃过去在这方面进行阻挠的一切偏见和落后。那时,我们就会看到,这次全会为提高农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所规定的任务是如何迅速地执行的。

我们还消除了其他方面的许多偏见,我们消灭了很多落后的习惯。例如,我们在农民群众中,根除了复仇的恶习,由于这种恶习,过去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农民家庭遭到毁灭。但是有些地方,还有人因为细小的争执而闹到动武的地步。在普卡、费里和布奈尼区的某些农村发生过严重犯罪行为,这些罪行是与我们新社会道德格格不入的。这些争执主要都是为女人、水等的问题引起的。这说明没有进行经常的说服工作,以正确地理解妇女的作用、关于财产的法制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其他规范。

过去的宗教偏见和落后习惯还在显着的程度上保持着,这也来源于党组织对培养社会主义觉悟所进行的工作不够。有些党组织以行政措施代替对农民的活的教育工作;以强迫方法代替说服方法。较多的强调偏见、落后习惯的经济危害,而没有根据思想原则来论证应把这些东西从农民意识中淸除出去的必要性。从反对庆祝宗教节日的目的出发,民主阵线座谈会有时号召农民不用肉类而只用菜豆来庆祝这种节日或料理丧事。甚至还有农村提议,剥夺违反这一规定的人的民主阵线证。

如果以为这样的措施能对消灭宗教偏见、迷信和落后习惯作出哪怕是一点良好的效果,那当然也是天真的。根除过去许多世纪继承下来的这种落后现象的斗争,首先是一种旨在使人们获得精神解放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如果人们有这种落后思想,这只是不幸,而不是他们的罪过。因此,应该对他们采取十分愼重的、友好的、同志式的态度。

在反对宗教偏见、迷信和落后习惯方面,科学的无神论宣传应该占重要地位,应该耐心地以科学的世界观教育人们,而不是侮辱和直接激发他们。根除这些落后现象是一项艰巨的、细致的工作。不论是以法令,还是以群众集会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一项需要耐心、智慧和有分寸的工作。为此目的,党的一切宣传形式、我们的文化机关、学校、教育工作者及其他所有的知识分子、报刊、广播、文学和艺术,都应更好地积极行动起来,应该把以新的共产主义道德和世界观教育劳动者的斗争,看成是自己的主要任务。应该重视正确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普及科学技术成就和批判宗教教义的工作,向农民指出宗教教义是无益有害的。在这个问题上,学校、青年组织和文化机关应该特别注意对靑年进行教育。

应该更多地注意保持和进一步发展我国农民世代相传的优良习惯和崇高品德,如勇敢、忠实、好客、正直、慷慨,并给这一切添上新的内容。同时,应该更多地发扬和推广从社会主义生活中诞生的、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面有意义的事件(全国的或者地区内的、村内的、社员家庭中的)的新习惯。


2.更加努力提高山村的文化水平


在农村深入进行文化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普遍提高农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文化水平。除其他的问题外,如果能注意到今天各村和各地区之问在文化发展方面尚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并能采取措施,保证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消除这种不平衡现象,这一伟大任务就会胜利完成。

党是一贯注意这一问题的,并且特别注意发展山村文化。扩大教育和文化机关网及其他类似的措施,就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尽管如此,在文化发展方面,特别在山区农村和平原地区农村之间,仍然有不平衡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除客观原因如经济、文化的差别,地形不利等外,还由于党政机关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没有根据这些地区的条件和特点分别进行工作。

但是,难道山区的这种特点应该妨碍这一部分农民的文化发展吗?难道这些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吗?

我们相信,尽管有上述特点和困难,仍有一切可能,把山区农村的文化水平提得更高,把文化送到最偏僻的村庄去,从而尽快地消除它们同平原地区农村之间的不平衡的状况。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加强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和政权机关的工作。党组织和政权机关应该有区分地进行工作,特别应把力量集中在使这些地区最感到不安的文化问题上,利用最适宜的可能性、手段和形式。文化工作不应仅仅局限在文化宫或文化室内的活动上,因为文化宫、文化室在具体的条件下,不可能吸引全体农村群众。还应展开以街道为基础的小组、家庭小组的文化活动,利用我国农民彼此来往的优良传统,组织晚会、各种政治文化问题的座谈、文娱活动、游戏等。

城市文化机关也应对这种村庄进行更大的帮助。但是为了取得预期的结果,应该来一个转变,改进这些地区的文化机关本身的工作。文化宫,特别是文化室,与学校一起,都是基层机构,应该主要从事农村文化组织工作。在一千五百一十五个山区村庄中,已有六百六十八个这样的机构,即每两个村庄将近有一个。这是进行更广泛的文化活动的有力基础;但事实上,这一甚础没有在足够的程度上予以利用。因此,各区党委和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今后应该更多地抓这些机关的组织工作,使这些机关活跃起来,对农民群众展开全面的活动,扩大农村业余活动。

同时应该特别注意为这种农村挑选和培养文化干部。文化工作中的缺点也来源于这一事实:肩负这种任务的干部没有受过应有的培养。五百九十一名文化宫、文化室负责人中,只有一百五十七人受过中等教育,而其他的人只受过七年制教育和初小敎育。生活表明,在农村教师担负文化工作方面,党组织、农业合作社领导和区内政权机关对这些教师进行帮助和督促较好的农村,成绩就比较大。因此,在文教部和各区执行委员会为提高文化宫、文化室的负责人的水平而应采取措施的同时,今后应该尽量使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干部,特别是教师担负这种任务。


3.把文化变成群众的事业,协调地发展文化的一切部门


党不断指出:文化应成为群众的财富,应成为美化他们生活的滋养品。在农村,文化事实上在成为群众的事业。这一点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经验表明,当农民群众感到需要接受教育、需要过更有文化的生活时,当他们参加领导和发展文化肘,文化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毛病就少一些,就能确实成为提高群众觉悟和生活方式的物质力量。

群众组织——民主阵线、妇联和靑年联盟在这方面负有重要的任务。群众组织的创举,如民主阵线组织在最初年代进行扫盲、说明和反对某些落后习惯等活动,妇女组织争取更有文化的生活的活动,靑年的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都促进了农村文化工作的新高涨,提高了群众对文化的兴趣。

在目前时期,为了更加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进一步加深文化的群众性就更为有力地提出来了。但是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我们所指的首先应该是提高靑年的文化水平,是使靑年更广泛地参加文化活动。青年和文化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机关对靑年进行有益的工作,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另一方面,青年不仅是吸取这种滋养品的主要群众,而且是农村的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动力。同吋,通过对靑年进行有组织的文化工作,更容易把农民群众团结起来,教育工作的效果更大。但是在这方面还有缺点,没有在应有的程度上利用轻松的、吸引人的形式,把文化工作同政治工作好好配合起来,没有充分地注意组织靑年进行文化娱乐和休息。同样,靑年及其组织——阿尔巴尼亚劳动靑年联盟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也不是在任何地方都为使农村过更有文化的生活而得到了充分利用。

自然,我们应该更多地要求农村靑年,要他们像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那样学习、工作和有文化的生活。但是我们同时应该考虑更多地帮助他们,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学习、有文化地休息和娱乐的条件。

对农村靑年的教育工作、文化工作,今后应该更加有助于向靑年的意识灌输对公共财产的热爱,有助于使之与农村生活相结合。这一点是毫不令人痛快的;在德诺普里、希玛拉村等地,还有青年人到处游逛,他们认为,“乡下活只应妇女干”,过去按照习惯,男子为了养活家庭,不得不流亡于外。现在,那种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靑年在学习和服完军役后,也应该返回农村,为把农村生活变得更愉快而努力。

当然,今天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活动方面,城市生活要比农村生活丰富。但是我们也可指出另外一点:在农村,这些工作也正在进行,并且还可能改进。此外,农村的浪漫情趣是在城市无法找到的。请回忆一下:纳依姆·弗拉谢里、安东·恰尤皮3等是以什么样的思乡烕情歌唱过农村啊!当然,浪漫情趣应该被人知悉、发现、理解和利用,否则,农村生活可能显得和成为无聊的。在这里,在发现,甚至我要说,在组织欣赏这种情趣方面,农村青年应该起首要作用。什么地方还有比以不倦于泥泞中的劳动,献身于庄稼、树木,并创造人们缺少了就无法生活的那一切更美好的事呢?什么地方还有比建设起新的房屋、畜栏、道路来代替旧的更美好的事呢?什么地方还有比在劳动以后,阅读书籍、学习、和同志们在一块,在文化宫、文化室,或是在古老的梧桐树影下,在水晶般的小溪旁边,仿眼前伸展着一片奇妙的风光时唱起歌儿更为美妙的情景呢?今天我们的农村还有其他多少可能性啊!靑年首先是这一宝藏的主人,靑年可以作到这一点:不仅使自己,而且使所有的农民都欣赏这一宝藏。因此,靑年应以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在党的领导下,为使农村更加富裕和美好而斗争;那里是最光荣的战线之一,靑年在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创造毅力、爱国主义和英勇精神,可以在那里以新的高潮喷发出来。另一方面,党组织、靑年组织、农业合作社主任、农村文化室应该考虑,不仅为靑年在农活比较少的时候,而且在农活大忙时组织娱乐。在这种时候,也应为靑年放映电影,组织娱乐晚会或体育比赛。这样做,靑年就会更多地同劳动相结合,在靑年中就不会产生只有城市有文化生活、有地方娱乐的想法了。

人所共知,体育运动对人的体力的锻炼、使人保持健康起特别的作用。因此,党一贯要求在农民群众中发展体育运动。事实上,在这方面,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内,已向前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値得在这里提到的是,组织了第一届全国农业合作社运动会,六万人参加了这次运动会,其中一万二千五百人是靑年妇女,建设了一百六十五个体育场,培养了三千多名等级运动员。现在已为更迅速地发展农村体育运动创造了一切客观可能性。剩下的就是要靑年组织更多地、更好地利用这种可能性,在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帮助下,把这种过去和现在受到农民欢迎的活动推向前进,使之更加群众化。过去在我们的农村里,许多运动都有过发展,如迪布拉式的夺堡、跑步、摔跤、爬山、游泳,等等,这一切都供儿童和靑年娱乐,使他们受到锻炼,加强他们的体质。保持和发扬这些运动,更好地组织、更多地推广这些运动,是体育机关、学校和青年组织的任务。

在农村推广文化和加强文化的群众性,是同协调地发展一切文化部门,同全体农民(不管年龄和性别如何)参加这些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了许多良好的成绩。党组织所进行的工作,促进了业余文艺运动、普及书刊等的前所未闻的大高涨。今天有五千五百个文艺小组、五万三千多名业余文艺工作者在农村活动,有八百六十个图书馆,藏书四十五万册(现在已开始在农民家庭建立的个人图书室除外)。

尽管这样,不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正确地执行了党关于协调发展农村一切文化部门的方针的。结果,展开业余文艺的运动和体育事业的发展进行得此较好,普及和阅读书刊的运动比较落后,为使家庭和社会生活更有文化的运动更为落后。的确,我们丰富的音乐舞蹈遗产,歌曲,舞蹈和服装,都是促进业余文艺运动迅速发展的健全基础,但最难的还是教农民念书,或改变生活方式。可是这种情况不应该使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去追求轻便的、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而把工作比较艰巨、不能迅速显出成绩来的其他文化部门的发展置于脑后。

在协调发展农村文化各部门方面,保证和正确利用基金与物质基础特别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永远以这句民间俗语为指南:“被子有多大,脚就伸多远”。换句话说,扩大文化基金和物质基础,应该完全根据农业合作社的收入和可能。当然,对于这些问题,国家也无疑应该进行帮助,今后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要更加特别好地抓起以文化手段满足农村需要的工作,如乐器、体育运动设备、展开业余文化艺术运动所必需的普通书籍等。

尽管这样,在农村当前的条件下,应该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物质基础,文化工作在尽量争取农民广泛地参加方面,应该主要依靠自愿的原则。在这一意义上,应该尽快地制止直到现在的这种做法:合作社对文化、体育、运动的参加者给予劳动日报酬。另一方面,有关机关存必要在今年内规定一定的资金,作为文化设施、文化宫和文化室干部报酬、国家与农业合作社本身可能给予的帮助的限度的必要标准。

如果除上述措施外,城市今后还给予农村以更大的、继续不断的支持,发展农村文化各个部门的工作就会更有成效。区内党组织和政权机关应该更好地领导和组织这种支持,为此目的,应该使城市所有经济和文化机关都积极行动起来。

直到今天,城市经济企业和文化机关主要是通过个别指导帮助农村的。这是一种好的形式,只十通过这种形式所作的帮助,一般还不够,组织得不好,而且是偶然的。今后,个别指导的形式应该扩大,应该更好地予以组织、领导和检查。城市经济企业和其他机关应该通过个别指导的形式,定期给农村以系统的帮助,更多地、更经常地派遣文化、技术和专家队下去,在进行文化活动的同时,也教导农民组织更有文化的生活方式,更好地、更合理地管理自己的财产。

在其他方面,城市也应该支持农村。电影是教育农民、使农民进行文化娱乐的特别重要的手段。今天,电影流动放映队已深入到最偏僻的山区农村。从现在起,纪诺卡斯特、斯库台、科尔察、萨兰达、都拉斯和鲁什涅区已能在所有的村庄,甚至在没有公路的地方放映。今后,这一工作还应进一步展开。为此目的,文教部和电影制片厂应该采取措施,使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在每一个村庄都能放映所有国产影片和主要纪录片,一年内放映几次适合于农民群众的、能为农民群众所接受的艺术片,最遥远的农村也不例外。

军队也有可能对农村进行更大的支持。军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教育农民子弟的一所大学校。它每年都从农民子弟中培养出数以百计的司机、拖拉机手、摩托工人、电机工作者、木工、木匠等,对农民群众展开广泛的思想、政治和文化活动;今后也应特别指示部队,要他们强调对农村靑年的工作,使农村靑年在军队复原后,返回农村,在农村稳定下来,在农村推广他们所学到的,特别是关于更有文化的生活方式的新知识。

尽管有上述措施,为了更广泛地在农民群众中推广文化,还应注意到下列任务:

第一,应该特别注意在没有文化宫、文化室的那些农村建立文化宫、文化室。为此目的,有关机关,应在一九六四年底以前,拟订出在共和国所有农村普遍推广这种文化机关的远景规划。在拟订这一规划小,我们应以达一方针为指南:这一任务应根据我们的可能逐步解决,但最迟不能晚于一九七零至一九七五年。

第二,为了保证农村文化宫、文化室的工作更为熟练,为了使颌导文化宫、文化室的是有一定文化教育水平的干部,挑选和培养适合于这种机关的干部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主要问题。为此目的,在一九六四年底以前,应该对为解决这一任务所必需的干部人数,对国家和农业合作社应给予干部的报酬标准,进行充分的硏究。

第三,争取城市方面给予农村以最广泛和有效的支持。因此,各区党委应采取一切措施,使在一九六三年内,不存在任何一个重要企业或机关不负责指导区内某个村庄向农民群众推广文化的工作。城市应该给予农村的支持,由劳动中心的甚层党组织领导和监督,甚层党组织应该成到自己对支持农村的工作的责任。

第四,在农村推广和发展文化的间题,应该由党委直接领导,提高各区执行委员会对这种问题的责任感。各区文教厅应对农村一切文化问题负完全的责任;组织文化宫、文化室进刑正常的活动,举办文化宫、文化室负责人的讨论会和训练班。城市文化机关,如文化宫、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应该对农村进行更多的、经常的具体帮助。


五、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在农村福利方面的工作


上面,我们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的最主要的问题与应该采取的措施。现在让我们看看,党和国家机关为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进行了工作。

我们党是国家全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领导与指导力量。生活已证明:我国人民所实现的全部变革和进展(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与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实现我们提出的关于使农村进一步向杜会主义发展的工作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及其杠杆的全面组织工作。

正如我们在上面也已指出的,没有疑问,我们在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在全面改变农村生活的主要面貌方面,已敢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成就。但是我们意识到:在已走过的道路上,我们曾碰到了不少的困难,因为在党、国家和群众组织的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之处,这些缺点和不足之处阻碍我们按时间的步伐向前迈进,这些缺点主要表现在与提高农村生活方式有关的问题没有在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工作中占有足够的地位。

我们在上面提出的关于农村福利和生活方式问题要求:把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提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各党组织为了走在这些问题的前面,就应更好地、更深刻地认识农村全面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从这种发展中所产生的任务,并寻求解决这些任务的途径。这一工作的全部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组织是否能使农民群众明确这些问题,是否能及时把他们动员起来去执行这些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同群众进行商议,像以往一样,仍然是今后每一胜利的主要钥匙。

进一步改进党对提高农村福利和生活方式工作的领导,是同采取下列措施有密切关系的:


(一)、进一步加强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我们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自己的经验出发,一贯强调:对于一切问题,在正确地、明确地规定了党的路线和把任务具体化以后,卓有成效地执行任务的决定性环节,永远是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是为贯彻这一路线对人进行工作。因此,我们党坚决要求不断加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使党组织的工作经常适合于新的条件和任务。

农村生活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不断提高了。很多党组织在严肃地从事解决农村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也开始深入解决生活方式问题了。鲁什涅和费里区党组织硏究了农村某些带有社会和文化性质的问题,给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规定了任务,并更好地检查了任务的执行情况。

但是应该指出:一般说来,农村党组织的活动是片面的,差不多全抓生产问题。当然,农村党组织正确地把抓农业生产作为方针,这是好的,甚至是很好的。但是检查小组在很多农村没有找到为解决生活方式问题而进行严肃工作的痕迹这一事实证明,农村党组织很少抓这些问题,因此就产生了今后应更好地领导这些问题的需要。

在农村,我们有一支共产党员大军,如果领导得好,这支大军能成功地解决生活方式的一切问题,不论这些问题多么困难和复杂。关于这一点,是存在一切可能性的。

那么糟糕的是什么呢?没有疑问,这种缺点来源于这一事实:农村党组织在抓生产问题的同时,没有充分认识生活方式的问题。

因此,各党委和党组织应该努力更好地认识这些问题,动员起来,领导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但是,为了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就必须加强共产党员对提高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与需要的信心和觉悟,使他们同自己的家庭一道,提供把新事物灌输到这方面去的个人榜样。只有共产党员有了信心,并意识到了他们对提高生活方式所担负的任务,才能保证他们在解决党今天向他们提出的新任务当中起领导作用。


(二)、更加加强党在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中的领导


为了圆满地完成任务,农村党组织就应该保证对自己的杠杆——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的日常领导。

政权机关在解决同生活方式有关的很多任务中起很大的、重要的作用。在农业集体化以后,各区、乡、基层的人民会议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相反在加强。

尽管这样,政权机关的工作水平,还没有应有地适合领导农村工作的新要求。很多区、乡、村人民会议及其执行委员会现在主要是抓有关应付这一个或那一个经济运动的临时问题,而没有好好地、深入地研究与生活方式、教育、文化、公共事业、手工业、卫生事业的发展远景有关的问题。政权机关应该直接抓这些问题是时候了。不应该再像现在那样,对事情差不多是放任自流。政权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可以,而且应该主要抓紧解决与农村生活方式有关的一切问题。

当然,为了解决生活方式问题,农村党组织应该把群众组织,特别是民主阵线组织、妇女组织、靑年组织广泛发动起来。直到今天,妇女组织作出了良好的努力,提出了一些有关农村生活的宝贵倡议。至于靑年组织,的确,靑年组织的工作太大帮助了文艺、文化、体育和业余文艺活动的开展,但是几乎完全没有接触到生活方式的其他问题。如果仅仅把靑年动员起来去改善卧寝、吃饭、穿戴的方式及其他很多类似方面,农村生活各个方面的进展就会更大。

所以,生活方式问题应该在群众组织的全部工作和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在进一步发扬战争期间和解放后的傅统的同时,应该对解决农村生活方式的各种问题作出更多的贡献。男女靑年应该站在推翻妨碍社会主义新生活前进和靑年革命热忱的一切旧事物的斗争前列。


(三)、加强关于农村生活问题的政治思想工作


特别是近几年来,党在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了很大的捉高。由于进行了这一工作,农民群众的觉悟和他们对于国内外政治事件的关心已大大提高。我们满意地看到,农民群众一贯理解和支持党对一切国内外政策、对目前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捍卫祖国的崇高利益、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捍卫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所有问题的总路线和正确立场。

党组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而对生活问题的政治思想工作却是有限的。一般说来,党委和党的基层组织,在对农民群众的工作中,很少解决同农村生活各个方面有关的问题。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中的这一缺点,使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善落在农村已经完成的其他社会主义改造的后面了。

生活证明,如果群众没有政治思想准备,不意识到这种变革的必要性,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深刻的、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劳动群众的思想信念是社会生活一切进步的最伟大的物质力量之一。因此,为了保证成功地执行我们现在提出的任务,首先就应该加强党在农村生活问题上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一工作应该是全面的。其目的应该是向农民群众进行解释,对他们进行组织和动员,说服他们投入同这一报吿中提出的很多措施有关的具体行动中去。

这一点是无可争论的,也是我们相信的:党的工作的成效和工作成绩的稳定性、群众的广泛积极行动,都将取决于就提高农村生活和福利在当前提出的全部任务而进行的政治思想工作、说服工作的力量。

同志们,

这就是在农村目前和远景的客观发展中产生的、同改进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政治局认为把这些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这一次全体会议是适当的和适时的。

对这些问题的分折,再一次揭示了党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所有问题上的总路线的正确性、已取得的伟大胜利和已完成的深刻的革命改造。由于一贯执行了这一路线,现在在农村已开始了新的生活——社会主义生活,农民的物质文化状况也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以致过去无法与之比拟。由于这一路线,我们今天在农村也看到了:党正在以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尚美德对之进行武装和锻炼的新人——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看到了这样的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自觉地创造着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光荣历史。

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像在全国一样,也为农村的新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光辉的远景。体现了我们走向这一远景的第一步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在卓有成效地执行。

在这一报告中所提的问题,既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在,也关系到它的将来。这些问题是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一个具体纲领,是农村客观发展不可避免的途径。党相信:这是唯一能加速提高农民福利和生活方式、缩小城乡本质差别的现实道路。农村生活走这一道路,就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富裕。

这次全会将就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提出的任务是巨大的,但是党相信,这些任务是完全可以完成的。这一事实决定完成这些任务会取得成效:这些任务是依据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无不胜的学说,依据着我国的具体条件和在城乡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据着我国人民的创造力和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依据着群众对党的一贯正确的路线的坚定不移的信心。

关于进一步提高农村物质文化水平的任务,各区党委、群众组织和政权机关,应该制定在区的范围和村的范围内具体执行这些任务的工作规划和计划,并经常分析已取得的成果,规定其他必须采取的措施。同样,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各部、党和国家其他中央机关有必要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对同这次全会提出的任务有关的问题进行硏究。

在硏究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当中,我们指出了几个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农村在现阶段的发展的同有特点。这些矛盾来源于客观现实和我国社会发展规律,因而这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任务是发现这些矛盾,深刻地认识其产生的原因,紧紧地依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条件,正确地规定迅速克服这些矛盾的最有效的途径。对这些矛盾认识和正确的解决,是促进和加快我们前进的动力,这是卓有成效地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实践中不犯错误的必要条件。

我们也意识到:克服当前的矛盾必将导致新的矛盾的产生,我们为使我国永远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峰迈进的历史使命,会不断遇到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我们相信,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善于正确地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并将成功地领导劳动群众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它一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战无不胜的思想的照耀,并紧紧地依靠着这种思想。

直到目前的胜利和今天提出的新任务来源于我们党的有远见的路线,而且完全侬靠这一路线。这些胜利和新任务再一次表明我们走的道路是多么正确,党在每一方面、每一时期的行动是多么现实、英明和大胆!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赫鲁晓夫——铁托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等力图给我们制造困难的形势和对我们进行的斗争,像过去一样,都不可能阻挡我们党迈开愼重的、稳健的步伐。我们在向前迈迸。现代修正主义者公开反对或偷偷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无情地粉碎他们。面对于有力地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永远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任何方面都眞正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们党来说,胜利将是必然的。

同志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向全会提出这一问题时,完全相信,全会将获得成功,将更加促进提高农民和我国全体人民的福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党做每一件事,尽管有障碍和困难,但都是坚持到底,因为这些事一贯符合劳动群众愿望和切身利益,得到了他们的无限支持。这次全会规定的任务也是为了农民和我国全体人民的福利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理想。所以,党应该好好地着手抓这些问题,应该日益更多地启发和正确地、英明地、经常地领导城乡群众、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国家组织、机构、机关的自觉活动,以便把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到既定的目标上。

我们相信,城乡劳动群众像过去一样,这一次也将以自己的忘我劳动响应党的号召,实现这次全会提出的关于农村的新任务,从而在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我国人民、我们国家开辟的光辉远景的斗争中、在漫长而光荣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取得新的胜利。

1齐蒂昂(或称迪米特)是阿尔巴尼亚某些地区的妇女穿的一种很寬大的民族形式的褲子。——译者注

2阿尔巴尼亚一种很宽大的,用毛料做成的裤子。——译者注

3纳依姆·弗拉谢里(一八四六——一九零零年);安东·怡尤皮(一八六六——一九三〇年),都是阿尔巴尼亚的著名詩人。——譯者注

 

 

 

选自《人民日报》 1963 913

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的结果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尼·赫鲁晓夫南斯拉夫之行已经在几天之前结束。修正主义者的宣传机器和西方的报刊异口同声地拼命强调这次访问的“国际政治意义”。现在,谁都清楚,尼·赫鲁晓夫根本不是像人们起初说的那样去南斯拉夫休假。他到那里去是为了完全恢复铁托集团的名誉,为了同这个早就受到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谴责的叛徒集团公开联合起来,为了策划损害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平的新阴谋,为了跨出向美帝国主义靠拢的新的一步。尼·赫鲁晓夫不遗余力地打死叫嚷什么“南斯拉夫在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什么“以铁托朋友和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现领导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卓越功勋”,什么铁托集团“对发展和平共处原则”、“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对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的贡献,什么南斯拉夫领导人对“加强反帝阵营的贡献”,什么“走向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道路的好处”,特别是说什么“工人自治”值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的注意和研究,以便掌握,还说什么“南斯拉夫应该在巴尔干半岛起巨大作用”,等等,这就使尼·赫鲁晓夫的访问目的立即昭然若揭了。

铁托也指出,在他们的共同大目标面前,在观点上尚存在的某些差别就失去意义了。他对尼·赫鲁晓夫对他的活动,对他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对在南斯拉夫进行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的宣传所作的高度评价,对尼·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发动的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反社会主义攻击,都表示满意。

从尼·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得出的第一个主要结论是:莫斯科修正主义者集团,由于它完全恢复铁托集团的名誉,由于它同铁托集团联合起来,便更深地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敌人的阵营,更深地陷入背叛的泥坑。

赫鲁晓夫八月二十四日在斯普利特发表的讲话中公开声称,“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绝大多数国际问题上,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观点是相似的……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国际方面的观点和行动一致,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种一致有助于在一切国家的关系上发展和平共处的原则。”在这里,像在其他许多这类生命中一样,不仅表明尼·赫鲁晓夫和铁托在对外政策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而且还表明,尼·赫鲁晓夫已经把铁托当作指导世界政治的平起平坐的伙伴。但是,尼·赫鲁晓夫为他的其他伙伴们确定的角色是什么呢?看来,他们必须像一批傀儡那样盲目跟从修正主义队伍中这颗“南斯拉夫明星”。

在意识形态方面,赫鲁晓夫本人多次承认,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取得了完全的一致。他强调指出,“对我们苏联共产党人来说,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不可能有根本的矛盾。”8月28日,他在布里俄尼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的思想相同。我们遵循相同的理论。”

这是显而易见而无需证明的。现在,用不着这种公开的证实,全世界就已经完全看清楚,铁托和赫鲁晓夫同样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一贯持有的那种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分裂活动具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革命精神,葬送马克思列宁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和恢复帝国主义的统治。

除了思想一致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行动一致而外,尼·赫鲁晓夫还在经济方面打下了同铁托集团进一步紧密合作的基础,目的是清楚的:同帝国主义者一道把这个集团豢养起来,不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给予多方面的支持,而且还给予经济援助,从而使这个集团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橱窗”或模特。赫鲁晓夫,在拉科维查宣称,“在我们两国之间也正在建立起良好的经济关系,同一九五五年相比,我们两国之间的商品交流量增加了将近五倍;同去年相比,商品的相互供应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铁托八月三十日在维累涅承认:“我们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我们的联系,是我们双方利益所在,因此我们将这样做。例如,我们现在已达成了一项关于某些经济部门进行合作的协议,它通过今后的合作将进一步扩大。”南斯拉夫已经同意参加“社会主义劳动分工”。此外,也已经保证南斯拉夫在经互会中占有观察员的席位。铁托当然不能不对这一切感到满意,他就像一匹在好几个食槽里吃草的马。另一方面,这又可以使他能进一步起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

尼·赫鲁晓夫在访问南斯拉夫期间,也暴露了他赞同贝尔格莱德集团修正主义方针的顽固立场,这的确是最引起议论纷纷、博得西方报刊热烈叫好的一个问题。他暴露了自己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者。为此,他甚至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公开批评苏联经济的领导方法,颂扬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他背叛到了何等地步!南斯拉夫通讯社是这样描写赫鲁晓夫同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拉科维查联合企业领导人的会见的:“在着重指出他们在苏联坚持‘一长制’时,赫鲁晓夫同志说他喜欢工人委员会的方式,这种方式是进步的。赫鲁晓夫接着说,在我们国家,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公众有充分发言权的新的领导方式,所以你们的经验使我们感兴趣……他再一次指出,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方面,南斯拉夫经验也可能是宝贵的。人们必须研究这个已经由时间证实了的经验。关于这个问题,他又说,他一定要派一批党、工会和经济组织的干部到南斯拉夫来仔细研究南斯拉夫实践中的这些问题。”

事情很清楚,南斯拉夫报界的详细的报道和消息充分说明了赫鲁晓夫在同拉科维查企业联合领导人会见时表示的意见和看法,特别强调赫鲁晓夫对“自治”和“工人委员会”这些“进步的方式”的高度评价。大家知道,这些办法都是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复辟的环节。然而,恰恰是在南斯拉夫和西方报刊大肆宣传赫鲁晓夫的这些说法的时候,专门吹捧赫鲁晓夫的“天才”、不放过任何机会称赞赫鲁晓夫的“目光锐利”和“灵活”的苏联报刊,那一天却变成了哑巴,对这一讲话只字不报。看来,莫斯科的修正主义者还感到没有把握,不敢贸然在自己人民面前明目张胆地赞扬在经济领导方面的修正主义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他们自己不久以前就曾加以批判和摈斥,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认为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的一个变种。

在赫鲁晓夫的赞同下,铁托再次大肆吹嘘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他强调指出,南斯拉夫道路不仅仅符合南斯拉夫的特点,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党的工作都必须以此为基础。据铁托说,这十年来在苏联已经出现了这些。他说:“当人们谈论工人自治的时候,这不是仅仅指一个特定国家的问题和需要。社会自治也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为基础的。因此,尼·赫鲁晓夫同志一贯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在苏联进行访问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看到。在那里,最近十年来,各方面都获得了非常大的发展。”

西方的观察家难于掩饰他们因为赫鲁晓夫赞同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而感到的喜悦心情。他们在南斯拉夫看到“赫鲁晓夫准备作很多让步,准备卖出好多步”。他们早就重视南斯拉夫充当向东方输出西方反革命思想的“传送带”。伦敦电台八月三十日广播说:“好些观察家认为,赫鲁晓夫表示对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感兴趣,是他亚得里亚海岸之行的最重要的结果。这些委员会只不过是铁托或共产主义的标志,是将近三年前曾经遭受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正式谴责的修正主义的主要部分。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制度是半共产主义和半西方的。唯一的危险是它会在两张椅子之间摔跤。根据两种模特建立的这种制度还存在着。因此,看来尼·赫鲁晓夫也希望在俄国如法炮制;如果他这样作,那么他将不仅是赞赏铁托,而且赞赏西方的经济制度。”美国大垄断资本集团的喉舌《纽约时报》写道:“最令人感兴趣的方面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赫鲁晓夫对实行着正统的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制度所采取的极其友好的立场。这可能导致莫斯科在经济组织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南斯拉夫大量采用了西方的主张,它甚至可以在向东方输入西方经济思想方面起传送带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西方难道有某种理由对尼·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的结果感到任何不安吗?一点也不。

尼·赫鲁晓夫以所谓在南斯拉夫发生了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改变、所谓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改正过去的错误、因此南斯拉夫是一个“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国家这种神话所进行的欺骗,不可能长期蒙蔽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大家都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都知道在南斯拉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实证明,在铁托的南斯拉夫,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有坟墓才能治平驼子的背。铁托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丝毫没有放弃他的纲领,“谈不上作任何让步”,他没有作也无意作什么改变。

他向赫鲁晓夫面对面地重申了这番话。铁托再一次公开向他的西方朋友保证,他说:“关于(赫鲁晓夫的)访问,在西方现在已经听到一些人在问:谁将作出让步,”铁托将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一道加入阵营呢?还是尼·赫鲁晓夫将以苏联共产党人的名义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作出让步呢?约·布·铁托强调说:“根本谈不上这样的问题,根本谈不上作任何让步,也不会就这些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真理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铁托敲人家的大门,铁托的保证是真实的。事实表明:铁托没有向赫鲁晓夫作任何让步,但是赫鲁晓夫却向铁托做了不少让步。接近美国政府、尤其是接近国务院的《华盛顿邮报》八月二十四日发表了如下意见: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中苏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赫鲁晓夫需要铁托比铁托需要赫鲁晓夫更甚。赫鲁晓夫总理再一次向南斯拉夫领导人送秋波。”

尼·赫鲁晓夫关于所谓铁托集团有了改变和改正了错误的欺骗宣传,是为了证明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里成功地建设了社会主义,以便为他同南斯拉夫的全面联合辩解,给南斯拉夫彻底恢复名誉,把南斯拉夫纳入社会主义大家庭、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这是对一九六零年由各个兄弟党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声明的最粗暴地和最明目张胆地践踏;在莫斯科声明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被谴责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爱好和平的力量和国家的分裂者和破坏者。

但是,同铁托集团全面联合的方针再一次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集团在以急迫的步伐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有一句民间谚语说得好:“视其交往,可以只其为人”。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联合,就意味着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同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同破坏团结的分裂分子和同阴谋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联合。尼·赫鲁晓夫集团现在不仅同铁托叛徒集团狼狈为奸,而且疯狂地攻击所有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声明,攻击履行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和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人及其修正主义思想和反社会主义行径的党和共产党人。这意味着,赫鲁晓夫集团现在已经抹掉了敌友之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之间、团结的保卫者和分裂者之间、反帝战士和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的界限,意味着这个集团完全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敌人的阵营中去了。

从尼·赫鲁晓夫对铁托集团的访问、他们之间的会谈和公开声明得出的第二个主要结论是:他们互相协调危险的破坏活动,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是反对那些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进行坚决的原则性斗争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一系列无可辩驳的事实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赫鲁晓夫和他的宣传家自从某些时候以来,就放弃使用“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说法,这对任何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秘密。这在他的南斯拉夫之行中特别引人注意。除了八月二十一日宴会上铁托蔑视地提到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字眼以外,在任何演说中,特别是在发表的任何演说和谈话中,人们都绝对听不到这个名词。问题不仅是赫鲁晓夫竭力使自己不做可能由于使用这样一些“过时的”和“不必要的”词句——社会主义阵营——而损害他同叛徒铁托的“亲密关系”的任何事情。人们都知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阵营采取完全否定和敌对的态度。问题在于赫鲁晓夫支持和完全同意铁托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敌对立场。在布里俄尼,当一位记者向赫鲁晓夫提出问题:南斯拉夫不参加集团,是否会妨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合作?赫鲁晓夫回答说:“不。”他又说:“在历史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是采取同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因为,共同的思想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只有一个理论指导我们,而其他诸如‘集团’等表现只是暂时的”。

这意味着什么?说的是什么集团?众所周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认为的“集团”恰恰是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当他们谈论所谓南斯拉夫的“中立”或“不结盟”时,他们硬说,他们不仅置身于各集团和军事组织之外,而且也置身于各阵营之外和各阵营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在赫鲁晓夫发表反对所谓“集团”的声明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会得出两个结论:

一方面是赫鲁晓夫完全接受铁托的反动立场,把社会主义阵营看作是“一个军事集团”、看作是导致国际局势恶化的一个消极现象、看作是“暂时的事物”。这是对世界革命运动历史上主要胜利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的敌对和否定一切的立场。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支持铁托集团的有关所谓南斯拉夫“中立”和“不结盟”的骗人伎俩,并使其合法化。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两个阵营之间的历史性大搏斗中同时处于“中立”的国家,怎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赫鲁晓夫本人过去揭露和驳斥铁托集团的这样一种谬论:他在苏联共产党二十一大上说,“南斯拉夫领导人说,他们站在集团之外,站在阵营之外,虽然事实上他们参加了巴尔干集团,这个集团联合了南斯拉夫、土耳其和希腊……当我们告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说他们脚踏两只船的时候,他们还很恼火。他们向我们保证:他们踏的是南斯拉夫自己的船。但是,不知怎的,这个南斯拉夫的船却受到美国垄断资本的极力支持。正是这个原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领导人所竭力标榜的‘不结盟’立场和中立才完全放出豢养着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的美国垄断资本的气味”。

在阶级斗争历史上从来未曾看到资产阶级在物质上或道义上支持它的阶级敌人,帮助它建设社会主义的先例。因此,赫鲁晓夫现在决定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他毫不犹豫的出来公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铁托的修正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作出的巨大的原则性让步,而且看到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切身利益的真正背叛,其目的是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本身并且要消灭它。

为了破坏和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坏和分裂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赫鲁晓夫在访问南斯拉夫期间,认为有必要复活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起,他就大谈“传统友谊”、“共同的历史命运”和“我们最后的共同目标”,从而提到并且强调了同一人种的各国人民之间的特殊联系。赫鲁晓夫集团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立场。设法根据人种、种族甚至宗教的标准来制定它的国与国之间和党与党之间的政治纲领,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甚至到了不断企图同罗马教皇接近,以便赢得天主教徒支持的地步。但是以泛斯拉夫主义和其他相似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阶级原则,这意味着破坏劳动人民的国际声援和团结、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及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所依据的基础,意味着严重地损害社会主义的事业并使其迷途。这是赫鲁晓夫集团在政治思想上完全地、无可挽回地蜕化变质的许多证据之一。

赫鲁晓夫没有忘记在巴尔干、甚至在世界上为南斯拉夫确定一个特殊的角色,如果不是决定性的角色的话!

为此,他在维累涅发表的讲话中,片面地颂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别有用心地诽谤巴尔干其他各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巨大贡献。当然,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了他们国家的解放进行了真正英勇的斗争,可是其他巴尔干国家的人民也在这场斗争中受到损害和流血。像赫鲁晓夫所做的那样,通过煽动他所支持的他的朋友们的这种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利用一国人民来反对另一国人民,别有用心地赞扬一国人民的斗争而故意无视其他国家人民的贡献和斗争,这就再一次暴露了他的分裂和挑衅的目的。尼·赫鲁晓夫助长了铁托希望在巴尔干起特殊作用,希望在某个“巴尔干联邦”中做霸王的旧梦。在这次访问中,赫鲁晓夫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权谋主义暴露无遗了。

赫鲁晓夫和铁托装出了一幅巴尔干“命运的主人”的姿态。当一个外国记者在布里俄尼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观察家们却看到赫鲁晓夫十分恼火的反应,赫鲁晓夫说:“你们为什么要过问我们的事呢?”英国路透社揭露了“我们的事”一词的含义,路透社八月十八日写道:“不能排除新的巴尔干计划的可能性,南斯拉夫将在这一计划中起主要作用。”巴尔干各国人民有权问:“从什么时候起,巴尔干事务成为赫鲁晓夫和铁托的‘私人事务’呢?谁授予他们以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名义讲话和行动,并背着巴尔干人民和在违反他们利益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和分配角色的垄断权?”

然而,铁托集团何许人也?赫鲁晓夫企图把“巴尔干人民的命运托付”于谁?赫鲁晓夫指定他担任何种“特殊角色”?我国人民和其他巴尔干各国人民一样,特别是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一样,非常了解这个叛徒集团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非常了解他们的目的和作用。人们能忘记铁托集团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的“积极作用”吗?人们能这样快就忘记在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经常被破获和揭穿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代理人进行的破坏和阴谋活动吗?阿尔巴尼亚人民不能忘记科奇·佐治和其他一些人的叛变和阴谋以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勾结希腊法西斯保皇分子、美国第六舰队以及一些叛徒所策划的反对我国主权的阴谋,阿尔巴尼亚人民不能忘记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我国人民进行的许多挑衅和敌视行动。不管怎样,铁托集团没有放弃这条道路,它丝毫没有改变它的目的和犯罪手段。尼·赫鲁晓夫正是为这个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划地、为这个“特洛伊木马”打开了渗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门,以便反对苏联和欧洲的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策划阴谋反对巴尔干各社会主义国家。尼·赫鲁晓夫最近在南斯拉夫访问期间,同叛徒铁托协调了反对社会主义各国的行动,这一点可以从尼·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头目们对我国的挑衅态度中看到。铁托示威地把他的“尊贵的”朋友带到我们祖国边境附近的地方。尼·赫鲁晓夫不是去铁托格勒“顺路”参观策丁那的人文博物馆和涅果什的遗址。他观察了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边境,以表示支持和赞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人反对我国人民的完全敌对的立场和目标,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人是反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众所周知的阴谋策划者。

十分清楚,铁托分子的南斯拉夫在巴尔干的“特殊作用”,甚至在世界上的“特殊作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切身利益,其目的在于破坏和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是赫鲁晓夫—铁托修正主义阵线掀起的反对坚决捍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各兄弟党、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好的证明是,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的整个访问都伴随着赫鲁晓夫和铁托之流协调一致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疯狂而野蛮的进攻。

从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访问中得出的第三个主要结论:这是他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靠拢的新表现。

世人皆知的而且铁托也多次亲口承认的事实是,“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已经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座桥”。现在赫鲁晓夫不仅公开使用这座“桥”来接近西方,而且还使用这座“桥”过度到西方。

最近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线路已经正式使用,这条被称为“热线”的线路将被赫鲁晓夫用来同肯尼迪直接谈论他们损害各国人民的新交易,但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也有一条“活线”——铁托,他非常好地而且“创造性地”为他们的共同目的效劳。为了表达对缔结莫斯科三国条约——这个条约是赫鲁晓夫集团对帝国主义的又一次投降,是一个大骗局,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的十分满意的心情,铁托在赫鲁晓夫八月二十一日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当然这还不够,还有许多事要做……”。帝国主义的老练的代理人铁托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他还在设法在他的修正主义的同伙们所明确指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就是“世界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道路,换句话说,这就是肯尼迪也说过的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逐步和平长入的道路。

在分析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发表的讲话时,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事实,即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公开攻击美帝国主义,而且一次也没有提到它的名字,他仅仅是使用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最富有侵略性的阶层”的一些惯用的词句,而且这种词句也很少用。法新社指出,当然,语调的温和可以用赫鲁晓夫希望保持“和平共处”的语调来解释,此外还可解释为他不想使南斯拉夫在华盛顿面前为难。但是,这并不是一切。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公开攻击过帝国主义者,因为在对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方面,他的观点和铁托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他目前走上了同帝国主义完全和解的接近的道路。西方观察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正确地指出,铁托在等待看美国国会作出关于在同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中恢复“最优惠国”的条款的决定,他在不久去拉丁美洲访问时能带给白宫肯尼迪总统作为交换的最好的东西难道不是赫鲁晓夫更为温和的新态度?

铁托集团对美帝国主义的立场和帝国主义对铁托集团的立场如何,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他们之间的关系式主仆关系。很清楚,同一开始就靠美元过活的和维持政权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的接近和联合,是向同他的主人美帝国主义接近和联合跨了一大步。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而且大家都谴责尼·赫鲁晓夫的这种公开背叛。赫鲁晓夫联合铁托为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共同庆祝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全面接近的这一天的到来铺上了地毯。目前事实是如此清楚,甚至那些某些时候以来惯于在背叛大道上跟随赫鲁晓夫走的人也不能不看到这些事实。一些领导人过去和现在继续对铁托持保留态度,亦即对赫鲁晓夫同铁托所做的一切持保留态度,然而他们保持沉默,不敢表达他们的想法,不敢说出他们的主张。这些领导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党和人民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同铁托拥抱导致着也同肯尼迪拥抱。因此,所有那些自称是共产党而又保持沉默的领导者在这方面不也是这样吗?

尼·赫鲁晓夫集团竭力使共产党人和人民相信,同铁托分子的南斯拉夫的团结就是痛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团结,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为了判断这种团结是否真是这样,我们还是来看看西方是怎样欢迎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的,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是否对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的这种“新的靠拢”感到丝毫的不安。

事实表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这次访问,不仅不感到任何不安,相反的,是以极其浓厚的兴趣欢迎这次访问。《华盛顿邮报》在一篇发自贝尔格莱德的评论中说,“西方外交官对铁托和赫鲁晓夫之间会谈的语调和结果感到满意”。所以,华盛顿不仅没有因为“铁托同莫斯科的接近”停止对铁托的贷款,相反的,他正在采取措施增加对他的贷款。

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赫鲁晓夫所谓的同铁托集团的团结就是痛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团结的蛊惑人心的捏造是多么的可笑。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种团结的矛头是针对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从帝国主义者嘴里就听不到对南斯拉夫方针和铁托集团同赫鲁晓夫接近的赞扬和祝贺了,而是会听到帝国主义者对他们的阶级敌人,无产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以及全世界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力量经常发出的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攻击了。

从这不难明白,这种接近和团结对谁有利。帝国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庆贺和支持这种团结,因为他们把这种团结看作是建立一条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世界革命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一切力量的修正主义同一阵线。

值得引起注意的事实是,赫鲁晓夫结束在南斯拉夫访问时,既没有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任何盛大的集会,也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或最后公报。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赫鲁晓夫和铁托本人都屡次指出,这次访问变成了一次工作性质的访问。虽然正是宣布的是赫鲁晓夫去南斯拉夫休假,而实际上只有这才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在这种形势下会谈的结局。

无论是铁托还是赫鲁晓夫,都是喜欢大吹大擂的人。他们都想公开把他们的完全一致肯定下来,而同时他们都表现出有节制,以便不公开摊牌和不损害自己的地位。

当然,铁托最感兴趣的是既举行集会,又公布正式文件,因为铁托希望正式地撕毁莫斯科声明,从而彻底恢复他的名誉,给予南斯拉夫“特殊的”社会主义以“公民权”,同时还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完全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批准他们对当前世界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共同观点。换言之,铁托希望赫鲁晓夫在秘密和公开的会谈中说的支持南斯拉夫领导人和他们有共同观点的所有的话,都在共同的正式文件中加以公布。

但赫鲁晓夫还不得不遮遮掩掩。因为,无论怎样精心制定一项共同文件,也终究是公然违背莫斯科声明的。赫鲁晓夫不得不施展伎俩和进行欺骗,用莫斯科声明来掩饰自己。赫鲁晓夫的算盘是:铁托恢复了名誉,践踏了莫斯科声明,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协调了行动,同他们一起策划了阴谋,这样工作就完成了,但这不用一项正式文件来批准这样做,因为这种文件将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增加又一件强大武器。

铁托在机场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就清楚地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不满。当时赫鲁晓夫只讲了些一般的话,而铁托具体地阐明了这次访问以及他同他的客人会谈的结果。他列举了他们达成的协议的各个条款,他公开列举这些是为了提醒他的朋友赫鲁晓夫并劝告他不要忘记在访问期间作出的保证。

这就是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和同铁托集团会谈的主要结果。

全世界越来越相信,赫鲁晓夫通过他同贝尔格莱德叛徒们团结的政策和同帝国主义的靠拢,正在背叛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背叛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斗争。赫鲁晓夫在布里俄尼无耻地说:“我有值得骄傲的东西”,是的,赫鲁晓夫确实有值得骄傲的东西,他之所以可以骄傲,是因为他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疯狂的阶级敌人的目的。他之所以可以骄傲,是因为他正把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置于严重危险的境地,是因为他正在推翻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而有利于国际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

但是各国人民和历史是不会忘记和饶恕的。曾经在生活中经受过许多严重考验的苏联人民及其共产党、其他各国人民和世界上的共产党人,以及全体革命者永远不会忘记和饶恕赫鲁晓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工人阶级、各国人民、社会主义于和平的大背叛。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者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保持国际主义精神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将坚决而忘我地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维护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争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和平的胜利而斗争。

 

 

 

选自《人民日报》 1964 709

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工作

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闭幕词

(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


同志们:

我认为,召开这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研究这些有关加强党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工作的重大问题是必要的。这些问题不是新问题。我们党从诞生之初就抓住了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天天不断地在做这项工作,今后还要做许多工作。党从来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基础上以革命的方式看待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十分复杂、多种多样的并且同党和整个国家的生活密切联系的问题。由于共产党员的不倦工作,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高人们的思想和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做得好,这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活动战线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的主要杠杆。

大家还记得当初工作的时候吧。那时,当我们谈到思想工作时,党员们都认为这个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但也是艰巨的和复杂的。他们感到钻硏理论有困难,认为这主要是有学问的人的事,这只是有关抽象的哲学概念的问题。但党消除了他们的害怕心理。我们对同志们说,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是密切相联的,因为理论来自实践,是人们争取更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共产主义者的斗争的指南,这些共产主义者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全体人民和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指导同志们,除了各种学校的学习能扩大他们的知识面和经验以外,日常工作和对日常工作的专心致志和热爱,不仅能创造财富,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而且还使人们更好地和更淸楚地懂得基本的阶级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其揭示的规律,学会如何根据我国的条件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运用这些规律。党的这一方针非常正确,因此取得了这样好的结果。我们没有走先培养理论干部,然后由他们来做教育人的工作的道路,而是走了边做边学,在学校里和同时在工作中学习的道路。这样我们培养了来自工作岗位、与工作紧密联系的有文化的干部,培养他们热爱在劳动大学校中的学习。在这两方面,我们以理论和科学,以普通知识和专业知识来锻炼了人。这有重大意义,我们教育大批的人像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班或政治学校毕业一样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有时还不知道,可是在实际上他们是像共产党员—样思考、生活和斗争。

党的任务是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不断提高它的水平。诚然,这些成就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我们依靠这些成就改进工作,但是也必须大胆地正视我们在这方面工作中的缺点,看到错误,并加以纠正。

这就是这次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目的,而这是个伟大的目的。

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用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来教育职工是党的最大的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个广泛而复杂的问题,也是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掌握这把钥匙,保持它的明亮和洁净,那就没有开不开的门;如果我们让它生锈,那么门就会永远是关着的。这是个简单的比喻,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进行教育人的巨大斗争,这是进步的新事物反对落后的旧事物的巨大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剧烈斗争。

在阿利雅同志的报告中,以指导行动的形式阐述了,并以许多正面和反面的事例说明了这个广泛的问题。同志们的发言不仅补充和更好地说明了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任务,而且对党提出的问题和它所面临的新任务表现了必要的关心、髙度的责任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这将使对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的教育工作掀起新的髙潮。

在对这些重大问题作总结时,我就很难不重复一些东西,但我将尽力讲得简短些,因为各种问题都已经谈到了,并且,和以往一样,对所有问题都取得了完全一致。


劳动和新的劳动态度的重要性


我要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劳动和劳动态度问题。

劳动的概念有其实践的一面,但也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的一面。“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正确口号和法则,不仅有经济物质意义,而且有深刻的理论和道德意义。

劳动创造物质财富。人们以自己的劳动创造这些财富,并为自己谋福利。劳动的性质、劳动的方式和组织、人在劳动中的地位、劳动成果的分配,都取决于是谁掌握了生产资料。

人们从事脑力和体力劳动,创立和发展各种科学,揭开自然的秘密,开发自然资源,发明和改进各种各样的机器,发现新的规律等。这些都是人创造的,但是谁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大人民群众的得益达到什么程度,对这些价値予以多大的重视,给予这个或那个什么样的优先权,确定这个或那个部门的发展程度,把人们劳动和智慧的美好创造用在哪些方面,这一切都取决于社会制度。

在这里,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谈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不谈从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直到取得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胜利为止的现在和将来的斗争,而是想在这里强调劳动的巨大作用和深远意义。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他的一部名著中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劳动创造了人,它是与人一起产生的;劳动使人得到体质上的发展,改造了人,产生了判断和思维,并使它们得到发展等等。因此,在劳动之外或脱离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或者是两者皆有,人的生活就不可设想了。所以,人与劳动是不可分割的。劳动使人得以生存、发展、加强,而且使人长得健美。没有劳动,人就要在体力和智力上衰退。

对于劳动的重要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解,以及因此而对劳动采取新的态度,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首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切身问题,是解放、教育和造就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人的关键。

我国人民一贯是热爱劳动的,他们终身劳动,这使他们充满了生命力。所以时光、苦难、奴役制度都没有能够把他们毁掉。人民说“劳动是豪迈和荣耀的事此”不是没有道理的。人民的这个正确口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深刻的意义,并得到广泛的贯彻。社会主义经济、教育和文化的飞速发展本身、我国人民所取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巨大成就更好地证明,人们把劳动的意义及其重要性提高到何等高度。这归功于党对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过去和现在进行了正确的鼓励、巨大和广泛的教育工作。

但是不应该忘记在对劳动的理解、劳动态度和党教育人们热爱劳动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空白,还有需要克服的障碍,有不很难克服的客观障碍和比较难以克服的主观障碍。为了消除这些障碍,党应该作更巨大的、更深刻的、经常和长期的教育工作。

宗教残余和对劳动的资产阶级观点,封建的和氏族的旧的残余、观念,关于家庭、关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和社会关系,夫妻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的旧的保守观念,私有观念和因此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恶劣后果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在人们意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传统习愤势力竭力保留这些东西,即使是以软弱无力的形式也好,而当这种势力找到适当的土壤时,在没有遭到新事物、进步事物的抵制和严肃斗争,并缺乏个别的以反群众性的多方面的教学和教育工作时,这种过去的残余,封建资产阶级的观念就会抬头,表现出来,得到发展,阻碍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

离开了劳动,就不可能理解培养新人这一广泛的、重要的、复杂的问题,培养新人永远不应该脱离劳动问题,永远不应该把这看成是劳动之外的事。

当我们说这是个好工人,我们不仅仅或主要地是指他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定额和计划,而且也是指他在劳动中是自觉的,是勇敢的,正直的,遵守劳动纪律的,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在家庭和社会的表现是良好的,等等。尽管如此,这并不是说这个人是尽善尽美的,是完全摆脱了小资产阶级残余的,是不需要进一步锻炼的了。

对较大的集体来说也是如此。当我们说,这个企业工作好,我们指的是,那里人们一般说来工作得好,不仅因为他们完成了计划规定的任务,而且还因为与此同时,党以对劳动的感情,以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对他们进行了教育。这也不是说,这一企业的一切都是完善的,这个企业的所有工人都摆脱了小资产阶级残余和资产阶级道德,不必再关心人们的锻炼了。我们将在劳动中和通过劳动来进行这种锻炼,因为劳动是改造人、世界和社会的革命力量,是生活的基础,劳动使人在体力和精神上变得更美好,它是反映着人的优缺点的明镜。

我已说过——我想并没有说错——劳动对人说来是生活的基础,是他的最有力的依靠。由于不热爱劳动,厌恶和脱离劳动,缺乏对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义和社会作用的明确认识,就会作出损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大坏事。具有这种劳动观念和对劳动抱这种态度的人是寄生虫、懒汉,他竭力靠别人养活,窃取别人和社会的东西,成为集体、规章和纪律的对抗者,是宗敎及其有害东西的支持者,是表现和助长保守主义的人。不热爱劳动是坏习惯的源泉,而热爱劳动是优良的品质的源泉。劳动使你在各方面都有提髙,学会手艺,求得有用的知识,使你成为具有纯洁的思想意识、遵守社会主义社会所规定的准则的人,使你眞正地感到集体的力量,工作中团结一致,锻炼你热爱祖国,为保卫祖国和争取祖国的进步而努力,锻炼正义感,维护法律不受破坏,提髙警惕来保卫你和集体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防止盗窃分子、破坏者和没有觉悟的人的损害。

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是在劳动中产生的,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要通过劳动来进行,因此它们是互相联系着的。在劳动中,党培养和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他们以最大的热情建设着社会主义,共产党员、我们光荣的党的成员站在最前列。他们以自己的榜样,并在他们的领导下创造奇迹,锻炼新人。党的工作和先进工作者充满英雄主义、充满智慧和自我牺牲的不倦的工作成为榜样和旗帜,成为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极大鼓舞。这是祖国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维护和充实这个财富,使之不长毒草、不积灰尘、不生锈。

虽然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还存在弱点和不良现象。党不断指出这些弱点和不良现象;鼓励好的一面,无情地反对坏的方面,反对人们及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因此,以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是最重要的和主要的东西。进行盗窃的人,违反国家、党和我们社会的法律的人,违背共产主义道德的人,说谎作假的人等等,并不是生来就是这样的,而是他的思想意识败坏了,因为他受到资产阶级道德和小资产阶级残余的影响较大,而受到共产主义教育、党和社会的教育的影响较小。党的任务过去和现在都是教育人,改造人,不让他们进一步腐化堕落,使他们感染到的蛀虫不致腐烂和传染给别人。党的首要任务是淸除人们思想意识中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一切坏东西。

我们对人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所采取的形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我们还有不好的东西,这应该引起我们认眞地考虑教育形式以至有教育意义的行政手段等方式方法的效果;这应该使我们自觉地把反对坏东西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教育工作的形式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其发展和执行中还远远称不上尽善尽美,它们往往流于形式,往往是陈旧的、肤浅的。党没有深入地、以生活的活力来研究这些教育工作的形式问题,没有作应有的努力使它们同生活联系起来;就是联系,也只是一般化的,有时是通过一种令人讨厌的墨守陈规的方式。我们工作中的这些严重缺点的根源是因为对坏习惯和小资产阶级残余的表现所进行的斗争软弱无力。我们提出许多正确的口号,如:“要叫盗窃者生活难熬”。是的,我们是做了,敎育了人,正确地惩罚了他们,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偷窃行为,甚至正是发生在党和国家机构中,这说明在发生这些事情的单位中,党的工作薄弱和流于表面,因此,应该在这方面大力行动起来。

进行无神论宣传是很好的。但我们往往只装成一副科学的样子来讲无神论,我说装成一副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只停留在一般化的和陈旧的讲座,认为要反对宗教概念,只要解释一下雨是怎样来的,雷是什么等等就够了。而事实上,伏拉合作社社员与共产党员认为给新娘蒙红头盖、骑大马、敲敲打打地在公路上经过,是自然的事情,是没有害处的。又如,佩什科比的合作社社员们认为,新娘应该闲留在家里一年,这是自然的事情。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更不用说农民,他们吃素持斋,给孩子们做割礼,或到敎堂里给孩子们做洗礼,等等。

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培养他们具有崇高的品质,淸除他们意识中的过去的残余和坏习惯,这应该在劳动场所来进行,并为此具体地运用国家法律和法令,党的各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政治局和政府的指示和决议。党是否在真正地、系统地在进行这一工作呢?是否运用所有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呢?没有,有很多空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顺利地进行这一建设,我们以共产主义道德来教育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对人们进行思想、道德和技术教育。这一建设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教导我们的基本规律来进行的。这是基本理论,首先共产党员应该掌握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当然,要大家研究和掌握这一理论是有困难的,所以党开办了设有各种学科的学校,准备了适用的教材,经常培养讲授和贯彻理论的干部,但在这一方面应该为掌握理论而作更大的努力。

我们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建设得不坏、也不错。有困难和缺点,这是一回事,然而,像赫鲁晓夫分子那样说进入共产主义,而实际上则在蜕变为资本主义,这是另一回事。我们有困难,有缺点,但是我们的路线正把我们稳步地导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考虑到我国的条件;为达到这个伟大的目的,党和政府不得不在每一个特殊阶段,每一个特殊方面,每一个特殊工作部门发布许多指示,规定许多法律,发出一些法令。它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已经得到执行;新事物代替了旧事物,并且取得了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成果。

我国的科学家应当并且已经开始根据在我国的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情况,在学校的教材和他们的著作里反映了这个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以自己的全部动力发展的进程。这是,并且应当成为必不可少的理论教材,首先党员要深入硏究它。这是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的依据。因此党应该不断准备这种教材,同时也要考虑讲授和教育的最适合的形式。

上面提到的这些理论和思想方面的综合,体现在日常发布的法律、法令和指示里,它们指导着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的作风、对劳动、工厂、社会主义财产、私有财产和宗教的态度,总之,对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各个方面的态度。任何事情,生产也好,人们的思想和教育也好,都取决于对它们的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取决于以革命的态度严格执行。政府的每一项法律、每一个指令、每一项法令都有它的技术方面,但也有它的理论、思想意识、道德和政治的方面。人们每天都应受到这套完整的教育。如果党淸楚地了解了这一点,如果在对人进行这套完整的教育方面做得好,那么工作就会十分顺利。这是好事和坏事的根源。应该承认,党没有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技术方面,尽管还存在着缺点,党看得比较淸楚,并帮助职工掌握它,可是忽视了法律和法令的理论、思想意识、教育和道德的方面。应当在这一方面寻找严重缺点、思想腐化、违反法律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源。党员不深入地考虑如何解释数以千百计的每一条法律和法令,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在技术方面或是在道德方面和思想意识方面不严肃地作好准备,都意味着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尽管大家都说做好这些工作是党的任务,但还看不到对它们的关心。党的书记和党的工作人员应当严肃地担负起党的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益的工作。

达什诺尔•马马契同志在发言中正确地要求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给各区多分发些准备好了的材料。无论是党中央机关和政府机关都应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同志们,我们应当看到这一点:我们已经不是处于婴儿阶段了,要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给各区送去饭菜和勺子,这样他们就得集中成百名高级干部,来为基层准备食品。这是既不正确也是不可能的。以前干部少这样做是可能的,但现在各区拥有党培养的、技术和道德敎育水平很高的成千上百名干部。党委会应该经常关心这些干部,有组织地进行对职工的教育工作和根据不同专业编写必要的材料和讲义。我们应当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奖励或稿费问题不应成为障碍,我们已经有了规定,应该在实践中正确地给以贯彻。在谈到准备一次报告会或编写对职工和共产党员的教育所必需的材料时,这里根本谈不上稿费。如果需要,我们准备为人民献出鲜血,因此党的革命任务是教育技术员、专家、医生和其他学校毕业的干部在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不要高枕无忧,必要时不只干八小时,而是干十二小时,十八小时,除了经常性工作以外还要完成社会工作,进行讲课或某些同自己专业有关的其他工作。党应当教育他们永远不要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出发,而主要要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用这种精神进行工作,我们将消除我们这里即使是很小的有害倾向,而这种倾向今天在苏联正在大肆泛滥。

我们也注意到,如果脱离了时间、地点和需要来准备报告会,教育就起不到作用。只开讲一般题目的报告会,而忽视劳动人民的日常教育工作,这是个应该尽早抛弃的工作方法。因此全党都要做教育工作,也包括政权机关工作的党员在内。他们是党员,绝不应该认为他们是普通的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同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无关。在制定法律法令时,应当加以细致的、全面的考虑,党、政机关、工会、靑年团、妇联,大家都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协调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一再强调并且再次强调,不仅仅是司法工作者,而且所有的人,首先是共产党员都要了解主要的法律。劳动人民,首先是共产党员要很好地了解和熟悉与一种工作、一个部门有密切关系的所有法律法令。不能满足于一次讲解,应该反复地讲,特别是讲解那些最重要的以及遭到破坏和违反的法律法令。

我们一再指出,党和政权干部负担了各种不属于他们而应该由别人进行的工作;从事许多工作,但忘了主要工作;往往缺乏良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纪律,不作应有的努力来改进工作。工作方法是个重要环节,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如果我们担负起教育别人的责任,自己就应该有这种良好的工作方法。

同志们,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向职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如果我们在劳动中很好地以劳动、劳动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律来教育职工,那么,他们在工余时间里也会懂得像新人那样行动。尽管如此,在工余时间里也要不断地教育他们。

用共产主义道德来教育职工的篇章是党活动中最伟大、最光荣和最复杂的篇章。数字、成绩、定额、生产率都取决于人,取决于劳动,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觉悟。对人们的教育越深刻,效果就越大,危害就越小,劳动和社会中的恶劣表现就越少。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党的工作水平。共产党员在各方面都要站在最前面,以身作则,要成为纯洁的光辉形象。

共产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才能严格要求别人,共产党员应该始终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才能同样要求别人。共产党员在执行任务中、在工作中和学习中应该诚实、勇敢、具有牺牲精神和顽强的精神,才能以此教育别人。共产党员应该是纯正的,憎恶并坚决反对自己或别人享有特权;当他能从事更劳累的工作时,就要反对避重就轻;共产党员绝不能滥用党员的称号或党信托给他的职位。共产党员应该同盗窃分子、滥用公共财富的人进行严肃的斗争;首先要同自己的私有观念的残余作坚决的斗争,要先进行自我斗争,才能顺利地同别人进行斗争,反对宗教、迷信、徇私倾向,反对不正当的支持、送礼、利己主义、自高自大和专横武断;要反对自己的封建家长制的残余,才能反对别人的类似表现。

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在所有这些方面有着伟大的功绩,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个光辉的借鉴,但这次专门讨论这些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锻炼这种美德,消除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我国的人民革命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党的领导,是因为党同侵略者和资产阶级进行了伟大的武装斗争。我们永远忠于无产阶级革命,尽管在我国已经不再存在对抗阶级,但我们大力进行反对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异己的残余和表现,因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是关系到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正像斯大林敎导我们的和他一贯进行的那样,要很好地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应该坚决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广大劳动群众,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斯大林作为列宁的忠实学生,在他整个一生中,不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具体活动中,始终为加强工人阶级专政而斗争,正确地使用它为在苏联消灭剥削阶级,为反对剥削阶级的残余及其思想,为反对机会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集团以及苏联、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其他叛徒集团而斗争。第一个看出了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铁托主义的危险,对这个瘟疫提出了正确的历史性警告(这一代理人旨在葬送社会主义的胜利,取消共产党和工人党,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斯大林的伟大功绩。正因为斯大林在捍卫共产主义事业中进行了这种光荣的、原则性的和正确的斗争,遭到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对,他们对斯大林进行的野蛮攻击,其实质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攻击。


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想谈一下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几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防止资产阶级的观点,以反形式主义的和庸俗的观点,有低估,甚至鄙视体力劳动而过高估价脑力劳动的观点;或者相反,也有低估脑力劳动而过髙估价体力劳动的观点,这两种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根本上都有共同的一点——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在劳动、创造、流汗、劳累,而同时也都在成长、锻炼和更新。但是,从上述错误观点出发往往会得出简单的、不健康的、保守的,因而也是有害的论断,例如:用双手劳动的人或体力劳动者更累,而脑力劳动者少累一些;或者,体力劳动者不必动脑筋,因为有人为他动脑筋;而据说脑力劳动者似乎更累,他就应该有某种特权。当然应该说这种论断和比较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的。

说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不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资产阶级观念的残余是枉然的。这种残余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潜伏,但是当党不经常和系统地进行工作时,它们就会抬头。

在封建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被粉碎,并对它的残余和思想正展开一场无情斗争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对抗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当然,这不应该理解为:为反对被剥夺了财产的阶级的分子和锐化变质分子的阶级斗争,以及反对正是来自旧的阶级社会、来自包围着我们并无时无刻不对我们施加压力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以及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所散布的异己的残余和表现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已经消失)。因而在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劳动使人们从奴役他们的一切枷锁中解放出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和组织上都有了新的意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事实上还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不像以前那样有一堵墙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隔开。在我国,不能想象,在工厂和田间工作的只是体力劳动者,而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脑子是不动的,不能想象为这些人是自动的机械。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社会主义使一个即使是普通的农民也不是机械地劳动,而是进行思考,注意农艺技术和先进方法,进行创造。没有脑力劳动,农艺技术和先进方法本身就不能实现;同样不能想象这些都是一成不变的,不应该通过试验和脑力劳动加以进一步发展。因此在这里党的重大任务是,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进行反对少动脑筋的旧的落后倾向的残余。党应该重视发挥工人和农民的智力。体力劳动同多动脑筋紧密结合将创造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另一方面,当我们谈到我国年轻的知识分子,或者简单地说脑力劳动者时,党同样面临着十分巨大的任务。党通过它的教育工作应该使我国知识分子牢固地树立起他们的利益同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观念,应该使他们明确认识,不同劳动群众的活动紧密联系,不重视体力劳动的意义和作用,他们就不可能完成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承担的使命。

同时,当我们谈到我国的知识分子时,还应该考虑到过去所没有的某些情况。今天,不像以前那样只是一部分人学习,而是大家毫无例外地都在学习,不管他的社会出身如何。学习也是“劳动”,当我们谈到脑力劳动时,不要忘记了某些生理器官,像肌肉、肺或者骨骼在体力劳动中劳累一样,也紧张地活动、劳累和患病。这些器官是脑、神经、心脏,是比肌肉更为脆弱的器官。学习已经成了大家的食粮,已经成了大家的劳动。没有对生活是需要的和必须的脑力劳动,谁也不能生存。从这个观点来看待关于脑力劳动的概念,党应该反对低估脑力劳动和把它看成是单纯的安逸工作的庸俗观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是一种手工业者的概念”,或者说要想成为工人就应该戴顶鸭舌帽子。

当我们正确地理解了劳动的这个概念时,那么,我们面前将会展现出劳动的广阔视野,我们将会感到自己的重大责任。党在这方面肩负着重大的和光荣的任务需要完成。例如,从一个小孩入学开始直至他在高等学校毕业止,这段时期对他个人的生活和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因为这时打下社会主义新人的基础。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注视他的成长。他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好好学习。学习好或者不好意味着他劳动的好坏。这好比是说这个工人劳动好或者不好。党为学习和劳动都按不同特点提供了适当的条件、工具、规章和法律。要孩子好好学习到毕业,我们就应该教导他们热爱劳动。不要忘记,他们的主要劳动就是本身包含着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即使他们做游戏,事实上也是体力上的劳累,但是就其形式来说,这种体力劳动除了锻炼身体以外,还培养他们对将来体力和脑力相结合的劳动的灵活性。当男孩或者女孩长大了,并另眼观察生活现实时,当他们成熟时,学校里也就开始实行新的体力劳动的计划,直到他或者她从髙等学校毕业为止。但是如果说我们创造的一切已经够了,那么为什么不是所有孩子都好好劳动,都好好学习呢?这里有某种东西阻碍着我们。看来,党在这方面的工作,总的来说是不够的和片面的。党在学校中的工作,在学生中的工作,与其说在于关心从粉笔到实验室的技术物质方面的事情,还不如说首先在于对靑年进行深刻的道德、思想、革命的教育工作。

党的许多干部根本不关心学校,某些人只关心校舍和书桌,其他一些人到了学校里,问一下及格的情况。因此,他们只关心数字,听说成绩好就满意地点点头,听说成绩不好就皱起眉头,学究式地说:“很坏,很坏。”这不是对学校的关心。为了搞好这项工作,党应该严肃地扭转这种情况,应该更多和更好地帮助教师,不仅要关心书桌,而且还要关心他们怎样讲课,怎样更好地和学生联系,以及教师和学生怎样上课和讲解课文等。在整个在学校的时间,通过各门课程,党应该使青年树立起劳动观念,并坚持劳动。秩序和淸洁、纪律和诚实对工厂是多么重要,这一切在学校书桌旁也同样重要,甚至在学校里更为重要,因为从那里开始培养新人。党应该到处,特别是在学校和学习中树立良好的工作方法。我们强调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但是党培养青年热爱和尊重劳动的教育工作,并不以学校开始和告终,它应该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开始和继续进行。

党应该广泛地教育和说服家长对孩子们进行校外教育。某些家长,其中还有些共产党员,根本不关心孩子,不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他们说:“爸爸给你买书和铅笔,爸爸供养你,让学校教育你和使你进步,而我已经履行了义务。”党应该使他们明确认识到他们这样做,一点也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为了教育孩子,家长应该关心他们的一切,教导他们遵守秩序,老老实实,热爱劳动,热爱学习,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学校,教导他们在家内外怎样待人接物,教育他们尊敬和爱护别人,用英勇和牺牲精神教育他们,并消除他们的懒惰性。家长应该懂得青年的心情,根据他们的性格和年龄对症下药,该严则严,该宽则宽。要做到这一切,仅仅靠家长在生活上以身作则是不够的,还必须坚持不懈地教导自己的孩子。一个女党员,甚至过去还是一位女教师,自己不关心孩子,却跑到学校对老师说:“老师,你怎么能给我女儿打上‘二分’呢?即使是反动分子你也得给个三分呀!”这种现象怎么能容忍呢!

为了教育孩子,家长还应该克服自己的本能。即使他劳动后真的很累,也应避免在孩子面前说“我累了”,因为这无意之中使孩子们对劳动产生坏的印象。孩子们应该看到家长在家里劳动、工作,家长也应该让孩子参加劳动,告诉他们劳动的益处,并不要满足于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劳动实习。每个家庭都应进行这样的教育。

同志们,我们要严肃地考虑这些问题,因为这些是党的重要问题。但是,光考虑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做工作,寻找最适当的方式,发展这些方式,并比以前更好地实行这些方式。

现在同前一种想法联系起来。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可以想象,一个有学问的人,我国的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可以关在“象牙之塔”里,而不联系生活,不联系实际,不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呢?无论如何是不能设想的。你们找不出任何一个我们称之为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而同实际生活、体力劳动、工厂和农田等没有联系的。如果我们看一看我们党二十三年来的工作,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它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和光荣的工作。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将不断加,我们的工作和改善我们的状况。

在结束关于正确认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问题时,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应该知道,在哪些阶层中的异己的残余和表现得到发展的危险。这些残余会在各个阶层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或者得到发展,但是,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它们会更容易和更迅速地表现出来。优越感、指挥欲、最能干、最有学问和最有教养的感觉,自私自利的和个人奋斗的精神,及其结果狂妄自大、盛气凌人、官僚主义、贪图安逸以及其他一些坏作风,在这个阶层中比其他阶层更容易表现出来,当然其他阶层也不是不会受侵蚀的。

为什么在知识分子中有表现资产阶级残余的更大的危险性呢?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这个社会阶层来说是最自然的东西,而且还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培养人的整个时期,即从幼年到毕业,可以说,这是一个走向生活的准备时期,尽管在这段时期一面学习,一面劳动。他学习怎样生产,但自己并不生产财富,他依靠家长和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生活和成长,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寄生,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容许这种现象,容许这种牺牲以及这种例外的情况。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正在培养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出身于工人阶级或其他阶级的人,因此在这个准备时期,对所有这些人来说都存在着危险。可能——而这在大体上是这样——在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身上资产阶级残余的表现少一些,而在那些农民或者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身上,资产阶级残余的表现就多一些。因此男女青年正确理解劳动,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认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以及培养对劳动和生活的共产主义态度的这个近二十年的准备阶段,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这个准备阶段,许多事情取决于学校,取决于教学方法,但是,校外教育,家里和家庭以外以及社会上的教育就不见得不重要。学校不应该存在区别对待的现象,但是有些孩子的家里还不具备进行应有的学习的必要条件,因此,学校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加适合的学习环境。学校应该更多地帮助他们。但是对那些家里具备最适合的学习条件的孩子们来说,应该关心使这些条件有助于更好地培养青年,而不是培养他们与共产主义教育格格不入的感情,舒适感、优越感和狂妄自大等。如果党好好地抓紧这个基本教育,并为此利用一切方式,那么我们在各方面的成绩将会更大。我想指出,当青年走上生活,参加劳动时,党应该通过劳动继续对他进行教育。

同志们,教育青年一代应该是党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因为青年一代没有参加过斗争,不了解侵略者和封建资产阶级的野蛮性、它们对我国人民的阴谋诡计、压迫和屠杀。青年们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这些东西。许多男女青年特别是未来的青年,当他们看到,并将要更好地看到农业的惊人的发展时,就不能那么容易地理解我国农民过去的生活是怎样的;当他们看到我国到处都是工厂、电站和学校时,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我国工人过去的生活。党应该不断地使他们明确认识到,这一切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用斗争和巨大牺牲换来的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这一切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中取得的。因此,党要使我国青年永远保持革命精神,使青年忠于革命,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忠于工人阶级及其思想,为了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通过不倦的革命教育工作,铲除青年思想意识中的一切旧社会残余。

当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这是一项长期的、经常的,但又是完全可能的教育工作。我们要珍惜我们党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向前迈进。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在工人阶级和在知识分子中进行这种教育,将会铲除许多阻碍和损害我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的坏习惯和旧社会的残余。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包围以及它们从宣扬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直到关于和平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虚伪宣传所散布的毒素。所有这一切对我国人民始终不断地施加巨大的压力。由于还考虑到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时间比较短,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残余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还长期存在,党应该随时随地,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行政工作人员中进行坚持不懈的教育工作,并根据他们还没有很好地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工作特点而在这些阶层中出现的残余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如果不反对在他们中间出现的缺点和错误,那么由于信托给他们的领导地位的缘故,他们是容易蜕化变质的,因此他们的工作必须受到党和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不断的监督和影响。党必须使这些阶层随着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潮前进,并使这些阶层的一切工作,他们的感情以及他们的理想都忠于这个阶级。

对于职工的共产主义教育还要通过文艺、戏剧和音乐作品等来进行。在正确估价这些作品的同时,党应该特别关心这些作品,特别是关心创作这些作品的人。

党对这些人的不断关怀将使我们创作出优美的革命作品,将使我国职工得到健康的和鼓舞人心的食粮,否则将会给我们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阶级敌人很懂得文学和艺术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他们一直注意着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弱点,并因此费尽心机毒害他们,摧残他们,解除他们的武装,使他们成为反对革命的工具。任何东西都逃不过党的锐利的革命眼光。我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总的来说具有高度的党性,他们是爱国主义者,他们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并创造出优秀的和优美的作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存在腐化堕落和脑子生绣的人。总的来说,幻想纠缠着他们。不少人十分喜欢空想,弄虚作假,勉强拼凑和往往凭空捏造。由于考虑到知识分子十分喜欢欣赏自己,指挥别人,党应该对他们的工作、想象力和幻想起好影响。

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挽救办法是同具体生活联系起来、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不是同冒牌作家那种腐败的和不健康的想象中的疾苦相联系。这种冒牌作家,关在家里作出某种发霉的白面包,而想充作新鲜的小麦面包卖给我们。

作家同人民生活以及同我们社会主义现实相联系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我国文学在正确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的大问题。

熟悉人民的生活和现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通过不同形式和不同途径来进行的。党应该像母亲一样监督作家,并使他们懂得,关在屋里,或者呆在城市里,创作活动是不会有良好成果的。党应该说服作家,使他们内心感到有下基层的必要,到斗争、劳动和生产的地方去,同人们进行生动活泼的接触,了解人们的心事、问题和愿望,亲自认识和接触在国家生活中和人们思想意识、心理状态和世界观中发生的巨大变革。这就不是在某个区蹲上四、五天,而要长期地住在那里,譬如六个月,如果需要,还可更长一些。另一方面,应该考虑到作家不像工程师那样,同一个固定不动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而他根据所要写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可能需要迁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

我想,对那些不值得出版和演出的、没有教育意义的著作和剧目,我们应该严格些。这方面存在着有害的让步。有些人甚至写信给我,要求出版他们毫无价値的作品。出版社或者文学杂志编辑部有时没有原则性,它们从不让这位或者那位作者扫兴出发,不考虑出这些低劣的作品会给人民的利益和作者本人带来多大的害处。

应该结束这些现象。我们人民民主国家并没有为那些一钱不値的和不值得出版的作品开设印刷厂、剧院和书店。创作这种作品的人,那就让他保存在他的书店里,保存在他家里的书柜里吧!如果他希望出版,就应该好好地、正确地考虑一下,并写出真正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

这不能像资产阶级指责我们那样看成是受人指挥的和受人支配的文学或者艺术。但是,我们党像对任何部门一样鼓励和教育文艺工作者为人民创作出优美的、现实主义的和同人民有联系的、并给予人民享受和教育的作品。


时间的价值和怎样利用时间


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是时间问题、时间的价値和怎样利用时间。

当我们谈到人的生活和工作时,就不能不谈一下他们所支配的时间。时间是不能脱离生活和劳动的。人民说“时间就是黄金”,就给时间增加了一种不仅是物质经济的、而且是道德哲学的深刻的含义。通过这一点,他们一方面,表示珍惜时间,把它此作黄金;另一方面,表明不是任何人都能变时间为黄金,只有懂得正确利用时间的人才能把时间变成黄金。

此外,报告还谈到了工厂、田间、学校和行政部门浪费工作时间的现象,这部分浪费掉的时间的确使国民经济损失千百万里克和大批物质财富,劳动者没有从浪费的时间中得到任何收益。这些时间为什么会白白浪费掉呢?其原因在于劳动组织、劳动纪律松懈,确定定额上有问题,在于那些随便开药方和准假的医生等等。我们还能列举许多其他原因。我们的任务是采取严肃措施,消灭这种现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造成破坏定额、破坏劳动纪律,造成浪费工作时间的还有一些主观的、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原因。如果我们不很好地理解这些,如果我们不通过广泛的教育工作建立新的道德标准,要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是困难的。新的道德标准之一是让全体劳动者懂得时间的价値和很好地利用时间的必要性。这是党应该严肃抓住的重大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时间的价値,也不是所有人都把时间同工作很好地联系起来,没有用时间来检查工作,也没有用工作成绩来估价时间。在这方面,我们要加紧工作,以新的时间概念对人们进行新的教育,铲除旧的概念。如果你问一个农民,这个村到那个村多远,他会说“一段路”,这一段路可能走上四小时。如果你问地拉那地区的农民,为什么还不从田里运回玉米,他会说“还有时间”,而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会到市场去卖几个鸡蛋,或者一篮杏子;如果你问一个学生,为什么不学习,他会说“还有时间”,该学习的时候他去玩,而该玩的时候,他却躺在凉阴底下睡大觉;你问一个工厂的领导人,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完成计划,他们会说:“是的,但我们以后会追补所损失的时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应该从中得出结论,并采取具体措施和教育措施,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些错误观点。

一个工人在最近一期《劳动报》上,很好地提出了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他在给报社的公开信中批评一位同志上班迟到十分钟。当大家给他指出这个缺点时,他毫不在乎地回答:“十分钟误不了大事”。我们向写这封信的人和登载这封信的《劳动报》报社同志们致意。我想,报社同志应该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开展一个严肃的运动,从各方面讨论这个大问题,揭示它的道德和教育方面的本质。

我国各地都已确定了计时劳动定额。为了有利于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健康,劳动定额在不断地完善。尽管如此,并不是各地都在很好地执行这些定额的。为了实现定额,我们从技术上、经济上和组织上进行改革是容易的,但是,要使大家都能很好地理解和执行这些定额是此较困难的。问题在于培养高度的觉悟和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劳动态度。一个劳动者能够很好地理解劳动和时间的意义,就会懂得和接受纪律的思想性:它是人们的生活和劳动所必需的、合理的和必不可少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纪律不是鞭子,而是人们在某些规章、制度、国家法律和社会主义社会准则范围内活动和工作的信念和觉悟,这些规章制度、法律和准则一点也没有降低人格,没有剥夺人们的权利,也不会消灭人们的主动精神。为了正确地理解时间的重要性和很好地使用时间,除了自觉的劳动纪律以外,应该普遍地首先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建立起制度的概念。在生活、工作和时间方面建立制度不是一件通过枯燥的讲座或者顺带提个意见就能学会的事情。

这是党应该对从青年人直到老年人进行的一整套教育。应该教会人们在工作和工余、校内和校外合理使用时间,并使这个问题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即工作时聚精会神,全力以赴,遵守纪律,遵守定额和劳动条例;该休息时休息,读书时读书,该去剧院、电影院或者看球赛时就去剧院、电影院或者看球赛,该睡觉时睡觉。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确定幻想的时间,但是,幻想些什么和什么时候想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坐在办公室里,装出办公的样子,但在胡思乱想,他就是一个不务实际、无所用心的人,浪费时间,损害社会。因此,抓住要害,把合理利用时间的问题变成党的教育工作的重要对象,我们就会消灭给经济和生活的其他领域造成的许多严重损失。

国家为劳动和时间确定了定额、法律和制度。党和全体劳动人民都应该很好地了解和遵守这些定额、法律和制度,既应该了解它们的实践和技术意义,也要了解它们在教育、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重大意义。我们要知道,不正确理解后者,就不能很好地执行前者。那些没有很好重视这个重大的教育方面的党、政、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的干部是大错而特错了!在我们这里,这种教育主要是在劳动战线上,通过劳动来进行。认为通过同劳动和时间毫无联系的理论报告或者讲一堂课,就能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实际的,因为这是非常空洞的工作。

所以,同志们,虽然党做了许多人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要进一步锻炼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要加强劳动和生活中的制度和纪律等。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联系上面我所谈的问题,我还想谈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同其他的武器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不仅会治病救人(在这方面我们应仅为此目的而使用它),它还会伤人(在这方面我们绝对不要使用它)。

是否能达到良好的目的,要看每个人怎样使用这个武器。这并不那么容易,我们要学会使用它和改进使用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是步枪那样的“物质”武器,需要学习机械操作,训练眼力,装上子弹,扣一下扳机。不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我批评和批评的武器是另外一种武器,它与前一种武器完全不同。这种武器很复杂,因为它同道义、心理、政治、经济等许多互相交织的因素联系在一起,因为它和不同时代和形势联结在一起,要在这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辨别方向,要在大多数非物质的、有时候为事实证明了的、有时候尚未被事实证明的因素、环境和形势当中,辨别方向,然后才能扣扳机。人民说,扳机需用两头牛来拉。所以,我们应该注意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多么严肃的问题。这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可以也应该跨越过去。跨越的方法很多,这里我想列举几种方式,根据党的生活经验,它能帮助改进这一有力的武器。

我们应该经常注意保护批评的教育本质。批评绝不应该是打击和报复,绝不应该心怀不善,或抱着中伤和侮辱的恶劣目的,更不应该无中生有。批评始终应该是同志式的,不仅态度,而且内容和目的都应该如此。

批评要慎重,要对被批评者和听众起到作用,听众也应该从批评中受到教育。批评要有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始终要同时得出道义、政治和思想上的有教育意义的结论。

问题不单单是被批评者在离开会场时不要灰溜溜的,垂头丧气,而应该是感到白己是坚强、清醒、温暖,深信批评对自己是有益的,有助于纠正错误。还应该做到批评一个同志对其他同志也起到作用,使得那些实际上也有错误的同志也间接地受到了批评,使他们自觉地、老老实实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虽然他们不是批评的直接对象。这样,批评实际上有了同志式的教育性质。此外,正确的同志式的批评方式(这与软弱无力的、轻描淡写的形式主义的批评无关),实际上使党起着一种心胸宽阔、热爱子女的严母作用。

批评者在进行批评时不应该从他在党内或国家机关中的地位出发,而应该从党的立场出发;不应该从骄傲自满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出发,不要认为自己什么都懂,自己的想法是不会错的。批评者要学会批评时维护党性,保持共产党人的谦逊,要保持冷静,反对急躁,运用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为批评提供事实根据,运用自己的老练和经验,懂得正确地使用这些材料,使批评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和真正有教育意义的。

无的放矢的批评,该严格而轻描淡写,该缓和而严厉,不但起不到教育作用,反而会收到相反的效果。应该正确地运用和改进这个对人进行教育的有力武器。干部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不要像参加婚礼那样地不负责任而乱用这个武器,不许把它变成使人们墨守陈规、或意志衰退、压迫人和扰乱人心的有害东西,而应该使它成为党的最革命的有教育意义和动员力的武器之一。

对那些把“批评”挂在嘴上、乱用批评或无中生有的人,要采取措施,采取党的措施,严厉的批评措施;必须严厉批评那些滥用批评武器的人。

正确认识自我批评很有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自我批评同向牧师做的“忏悔”毫无共同和相似之处。一个正直的人,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都可能犯错误,而在生活中犯错误的人(这里没有免疫性),只要他相信集体是正确的,党是正确的,国家法律是正确的,相信同志们和会议的判断是正确的,相信同志们对人一贯是热爱和关怀的,如果他工作、生活和战斗的地方,为他创造了对他所犯的错误和罪过并行自由申辩的条件时,那他就不怕承认错误。如果我们想把自我批评变成教育人的有力武器,这些条件就是必不可少的。一般说来,我们党已经创造了这些条件,但还应该改进,还应该在党的组织中、领导机构中、劳动和生产单位中,以及行政部门中使它完善起来。

哪里有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那里就能开展布尔什维克式的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互相起好的影响,也能起坏的影响。如果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话。

如果批评时事实不能令人信服,无中生有,如果从自己的地位出发,粗暴地批评人,那么要进行自我批评的人或是呆似木鸡,或是发怒和失去耐心,因愤恨、爱面子等小资产阶级残余的缘故本能地竭力为自己辩护。但正是这些残余促使他违反法律和共产主义道德。既然一个人犯了错误和过失,他的思想意识、世界观一定有不正确的东西,为了纠正和清除这个不正确的东西,我们就不可以也不应该使用那些错误的东西,不能把那些正是促使他犯错误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出发点。

无论在批评了一个人以后,还是在一个人作了自我批评之后,党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他,大家都应该接近他,因为他需要党的关怀和温暖,需要感到党是正确的,批评是正确的。他比任何时候更需要这些。我们不要忘记,他正在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治病的第一步,但还不是痊愈。如果我们就此为止,或者任其自流,把这些记在党员的证件上,认为这样已经完成了任务,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这样做是不对的,可能得到沉痛的后果。

党和每个党员应该了解同志们的性格,以及他们的感情、特点和才能,因为这些对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起着重大的作用。我们可以遇到并将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因为大家并不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例如:我们可以遇到一位诚实的犯了错误的人,但他不会深刻分析自己的错误,他不会高谈阔论,但是他深刻地理解批评,只要公开地、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就行了。不少人坚持要求人家“深入”分析错误,即使人家没有隐瞒,也硬说他“隐瞒”了东西。我们也会遇到一个不老实的人,他会隐瞒错误,能说会道,即使当场抓住了他,他也会作长篇的、圆滑的自我批评,但他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东西。也有些无所事事的人为自己的“漂亮的”自我批评欣然自得。这样,对前者继续产生不正确的怀疑,很少给予支持,而对后者则给予有害的信任,人们也就不注意他的恶劣行为,毫无疑问这个人将重犯错误。

因此,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应该狭隘地理解它。这里我想指出,人们不只是在犯错误时和在专门的会议上才应该进行批评或自我批评。这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它的全部。

应该防止过失。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而要防止过失,人们就应该学会正确地使用这个武器,应该在工作中、劳动中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广泛地培养这种修养,怎样培养这种修养呢?在劳动中,在工作和斗争的地方,人,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都可能犯错误。因此大家都应该自由地、大胆地、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有关工作和有利于工作的批评性意见;在任何人面前,在上级和下级面前,都敢于提出自己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意见;应该批评空白点,而不应该等待召开会议;在执行任务前后都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上级应该认真地、不是傲慢地和不自以为是地听取这些批评,不仅要认真听取下级的意见和建议,而且当下级正确时,上级应该给他们以反驳的权利,应该承认反驳,因为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这里上级要进行自我批评)而下级是对的。

这样,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能结合起来,避免工作中的错误,通过工作改造和教育人们,克服不良的残余,并克服卑躬屈节、害怕上级、害怕别人报复,或者害怕由于敢于提意见而受另眼看待;另一方面反对狂妄自大和官僚主义等。所有这一切坏习惯对共产党人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它们是一切坏事的根源。

只有这样,才能在正确地和适当地使用我们共产党人所需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方面树立健康的教养,来消除工作中和人们身上表现的许多缺点和坏习惯。

但是不应该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情况很多。不少人进行敷衍了事的“自我批评”,企图逃避罪责和给经济带来的严重损失,逃避粗暴违反国家法律、社会秩序和共产主义道德准则的责任。这时候,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罪犯交给司法部门审判。不允许采取任何软弱的态度。还应该批判那些千方百计为盗窃犯以及破坏和浪费社会主义财产的人开脱罪责的人。这些盗窃犯、破坏和浪费社会主义财产的人有意无意地进行着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他们是国内外敌人的依靠,他们为那些敌对阶级的残余及其思想服务。我们是在进行一场阶级斗争,并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来对付这些现象。


我们党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必将像过去一样战胜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


同志们,

党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员和我国全体人民在执行这条路线中所表现的坚定性和英雄气概,党和人民在党周围的钢铁般的团结,是使我们走向胜利的巨大力量,是使我们同社会主义和我国的各种敌人勇敢搏斗的巨大力量。实际的情况是,我们是一贯注视着敌人的,并对他们进行着无情的斗争;敌人吓不倒我们,也永远吓不倒我们。敌人是在走下坡路,我们则不断胜利。事实是,而且生活也证明,我们党对国际局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党的措施和斗争是正确的,是卓有成效的。它们鼓舞和动员了我国人民,并且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赫鲁晓夫与铁托这两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头子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共产党人的赞同和支持。

反对赫鲁晓夫和铁托叛徒以及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其他代理人的斗争正激烈地进行着,并且还将长期地继续下去。这个斗争吓不住我们,反使我们不断强大。我们在各个方面,经济上、国防上、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有准备的,并且必须继续做准备。我国的经济应该加紧地以既定的速度发展,计划必须高速度地完成和超额完成。我们要加强劳动组织,加强纪律性,克服已经发现的和在这次全体会议上提到的缺点。经济要不间断地发展,为此,工作必须战斗化、要有战斗的精神,战斗的速度,战斗的纪律。不能允许我们、一个被那么疯狂的敌人包围着的,处在一个掀起了狂风暴雨来威胁我们的欧洲这样一个环境的小国人民稍有一点涣散,不能容许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竭力煽动和散布的自由主义或者假民主的影响下退却,违法乱纪。

因此,同志们,党和人民应该像一贯以来的那样并比过去更坚定地站稳脚跟,办理一切事情都应该像时钟一样的准确无误,一切缺少的东西,一切被损坏的东西,一切被偷盗的东西,一切不能生产的东西,对我国的生活和国防都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对我们的敌人,是他们变本加厉地活动的可乘之隙。因此,不允许我们对这些现象等闲视之和不采取措施。

在欧洲某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正吹起一阵“自由主义”的风,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思想敞开大门的风。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赫鲁晓夫、铁托之流正快步走向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结成同盟,使自己的国家堕落为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和党像一座不可摧毁的社会主义堡垒一样屹立在修正主义泛滥的欧洲。而我们,这个光荣的党和光荣的国家的战士肩负着生死攸关的任务,要保卫这座堡垒,冲破敌人的风浪,并取得胜利。世界资本主义及其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千方百计地企图阻碍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和彻底地埋葬资本主义。在这场壮阔的历史性斗争中,工人阶级以它有组织的先锋队——共产党作为领导。只有一个以工人阶级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的党,只有一个彻底忠于这个思想的党,才能成功地完成它的使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一贯力图腐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把它变为社会民主党,法西斯党,等等;可能的话,就彻底消灭它。如果这个阴谋得逞,毫无疑问,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胜利,但是不管怎样,这是一个暂时的胜利,因为资本主义是注定要被工人阶级埋葬的。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的光荣斗争使帝国主义企图消灭伟大的十月革命、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苏联社会主义的一切恶毒计划、武装干涉及其发动的血腥战争都遭到了失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苏联的伟大的普遍经验是无价之宝,而这个宝以及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的业迹,一贯都照亮着我们共产党人、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斗争道路。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忠实地遵循列宁的学说,首先锻炼了布尔什维克党。这对世界资本主义当然是不利的,这不仅因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将继续存在(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还因为按照它的榜样,会有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革命中形成、建立和受到锻炼。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没有放下武器,而是鋳造了新武器来反对社会主义,首先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这些恶毒武器中的一件。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反对斯大林不是没有用心的。他之所以反对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是执行了列宁关于锻炼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嘱咐的匠师,而赫鲁晓夫这个叛徒决心要使这个党蜕化变质和取消这个党。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党”的论点,不管他竭力为这个论点披上什么样的破烂的理论外衣,他是在干着消灭苏联共产党的勾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苏联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列宁和斯大林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叛徒头子赫鲁晓夫的最大障碍。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对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会丧失希望和信心。他们一定会起来革命,捍卫他们正受到赫鲁晓夫反革命压制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

赫鲁晓夫在消灭苏联共产党方面,也忠实地追随着贝尔格莱德叛徒集团。

我们党早在二十年前就在这方面有过沉痛的经验。我们还记得铁托分子在我们队伍中千方百计地企图消灭我们党;尽管当时我们党经过斗争已经摆脱了秘密状态,但他们还企图使我们党隐蔽在民族解放阵线中间,使它处于秘密状态。总之,要使我们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为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个没有灵魂和没有思想的党。叛徒铁托分子和他们在我们队伍中的代理人遭到了惨败,我们胜利了,因为斯大林给了我们以拯救性的帮助。铁托分子当时就改造了自己的党,消灭了自己的党,早在二十年前就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变为“全民党”,正如今天赫鲁晓夫称呼自己的党那样。十分清楚,铁托用这个“全民党”把国家带到了什么境地。现在赫鲁晓夫也正在用“全民党”把苏联引上这条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的华丽词藻及其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除了愚夫以外,是骗不了任何人的。我们对苏联各族人民无限尊敬并怀有炽烈而真挚的热爱,我们要正告并相信:苏联人民不是愚夫。苏联人民一定会砍断盘在他们脖子上的毒蛇的头。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一直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要永远记住列宁、斯大林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保卫党的队伍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

因此,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所面临的时刻,不能低估各种危险,对敌人要保持警惕和毫不留情。我们不能忘记,敌人暂时还没有拿枪炮来进攻我们,但在用广播、电影、报纸、间谍、思想和扶植小资产阶级的残余等等向我们进攻。我们对这些敌人的斗争必须始终在应有的高度上进行,要严酷地、不屈不挠地进行。

在军事上保卫我们的国家,训练一支精良的军队,对人民进行全面的军事训练,必须连续不断地进行,在高度的技术和政治思想水平上进行。这种训练方法应该鼓舞劳动人民进行劳动,鼓舞他们在劳动中为精确性和纪律性而奋斗,启发和培养他们遵守制度的习惯,启发和锻炼他们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全党应该加紧努力在政治思想上和军事上加强和锻炼军队。把我国人民同军队和公安部队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在这些决定性的领域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进一步揭露赫鲁晓夫分子、铁托分子和他们的叛徒同伙的斗争中,我们正在取得胜利。我们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他们是在不断削弱和腐烂,不断地失败。赫鲁晓夫匪帮不仅处于我们火力下,处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者火力之下,而且它对其他修正主义集团的影响也不断地受到削弱。事情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不像以前那样地服从指挥棒了。有些人,不是因为他们转而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相反,而是因为他们想直接同各国帝国主义者取得联系,不再同意赫鲁晓夫做中间人了。当我们看到有些人开始比较清楚地看到赫鲁晓夫的背叛行为及其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企图,看到真理究竟在哪一方面的时候,我们感到高兴。当然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道路和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条道路,才是他们真正得救的道路,保障独立和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击退赫鲁晓夫的威胁和讹诈、铁托的阴谋诡计和帝国主义的威胁的道路。

赫鲁晓夫一方面要求实现自己曾那么疯狂地制造的共产主义的分裂,而另一方面,要求控制那些追随它走上了背叛道路的人。

但是,这个铁托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忠实门徒可以成功地达到第一个目的,却并不能顺利地达到第二个目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战略,铁托主义的战略的目的是要使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领导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屈从他们,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削弱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和降低它在世界上的巨大威信。赫鲁晓夫叛徒一贯是在为美帝国主义和铁托主义的这一工作效劳的。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久已策划的阴谋,它利用其代理人铁托分子渗入新的人民民主国家,从内部来争夺党,先是在巴尔干,然后是在中欧,最后是反对苏联。铁托分子在这个背叛勾当中最初是费尽心机来装扮自己,但徒劳无益,因为伟大的斯大林,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我们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粉碎了这个阴谋。苏眹和我们欧洲、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个整体,因为苏联共产党和我们各国党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完全信任苏联,信任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现在,赫鲁晓夫叛徒头子叫嚷团结。但我们懂得,他是叫的什么团结。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团结?不。他清楚地知道,决不会有修正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的团结。他要的是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团结,在赫鲁晓夫统辖下的团结。但这是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梦想,因为,尽管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各国的途径和目的是一致的,但他们的“集团”像一篓子蟹一样咬成一团,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使修正主义者内部发生争吵,相互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越来越深地陷入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美帝国主义者和铁托还企图削弱和抵消赫鲁晓夫对其他修正主义者的影响,以使他们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这是铁托在一九四八年以前的老阴谋)。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根据需要,铁托对其他修正主义者既使用美帝国主义这张牌,也使用赫鲁晓夫这张牌。如果赫鲁晓夫对其他修正主义者施加经济压力,铁托就拿美元作保证来同他对抗;如果赫鲁晓夫对他们施加军事压力,进行讹诈和威胁,铁托就以美帝国主义的实力、讹诈和威胁作为保证来同他对抗。

修正主义头子们已经陷入这种背叛的境地。

这些叛徒受到了谴责,因为他们的罪恶活动激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了真相,他们正在组织反对修正主义叛徒的斗争,这个斗争必将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战胜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

《人民之声报》经常报道事态的发展,教育党和人民。发表了许多基本文章,这些文章成了党和人民的伟大的精神食粮。

但是我想在这里指出,有些区,有些党组织、群众团体和生产单位,对这些对思想和政治锻炼十分必需和不可缺少的基本材料,没有按党所要求的那样,很好地组织学习。有些地方,仅仅满足于把文章读几遍,有些人是出于好奇,满足于欣赏文件的正确评语和在运用事实方面所表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力的逻辑性。能容许这种现象吗?决不能容许。应该进一步改进工作,不应该满足于我国人民已有的政治思想水平,应该使工作更加深入、细致。

我了解军队里是怎样学习这些文章的。当然,那里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但我认为,他们的方法是很好的,应该加以总结。我们应该向军队的政治工作者祝贺这一点。我已经指示中央宣传鼓动工作的同志们采取措施,介绍适当的形式,汇集《人民之声报》有关这些问题的基本文章,把它们分类再版,并使这些成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活的依据。

正如赫鲁晓夫分子自己所说的,他们很关心关于召开国际共产主义会议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赫鲁晓夫集团在这个会议问题上所抱的背叛目的了。他急于力图召开一个无准备的会议,目的是要正式分裂共产主义运动,谴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批准他消灭社会主义、靠拢帝国主义并与之合一。

我们党对这样的会议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坚决反对赫鲁晓夫的这个危险的新阴谋。赫鲁晓夫匪帮的这个阴谋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我们党是争取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坚强战士;但争取什么样的团结呢?我们争取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赫鲁晓夫集团及其背叛活动严重地损害了这个团结。所以,为了重建团结,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目的,必须进行广泛的准备工作。我们党已经公开解释过应该怎样做这项工作。

但赫鲁晓夫分子在自己队伍内部,在“会议”问题上也有很多矛盾。有些人愿意开,有些人不愿意开;有些人要把分裂坚持到底,有些人要继续进行这样的欺骗宣传,说什么“今天谈不通,明天可以谈通”,想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和平长入资本主义。另外一些人不想为赫鲁晓夫新的政治思想上的霸权准备基础;有些人想自己成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急先锋。

我们的任务是,要随时密切注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手腕,坚决反对他们策划的各种阴谋,我们将同中国共产党和共他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健全立场上的兄弟党一起,站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敌人的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捍卫原则,始终坚持原则,英勇地执行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我们必将获胜。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因为赫鲁晓夫的背叛行为变得越来越危险。赫鲁晓夫集团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各国人民和他们的解放、反对和平的斗争中,日益紧密地同美帝国主义者站在一起。你们从外国报刊中知道,赫鲁晓夫最近建议建立一支联合国的警察部队。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又一个可耻的背叛行为。赫鲁晓夫为了自吹自擂,给自己加上了许许多多的头衔,从牧人、矿工直到导弹之父和全能专家。现在很明显,他决定给自己加上一个新头衔——国际宪兵。今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不仅将像过去一样继续破坏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而且将组织一支专门的警察部队,用火和铁来进行鎭压,屠杀和焚毁敢于为自由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每一个国家的人民、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爱国者。

但是任何东西都挽救不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不管他们披着什么样的外衣:假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还是国际宪兵。全世界人民和共产党人正日益加强他们无往不胜的斗争,这个斗争必将粉碎帝国主义者以及赫鲁晓夫牌和铁托牌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我们党将一如既往地,并将更坚决地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进行正义斗争。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并且必将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

这次全体会议是我们光荣的党和我国英雄的人民每天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中的又一胜利

 

 

 

1965 1016

同美帝国主义合作主宰世界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总路线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六日)


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的分裂者——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已经一年了。在目前国际生活的大事记中,赫鲁晓夫的垮台当然不是一个值得特别纪念的著名日子。这个危险的共产主义叛徒和疯狂的反苏分子的不光采的下场,是现代修正主义瓦解和毁灭的不可抗拒的过程中一段小插曲,尽管曾经轰动一时。话虽如此,这个日子可以作为里程碑和比较,来更好地认清这个过程,理解它的方向和发展。回顾一下,人们可以看到从赫鲁晓夫手里继承现代修正主义的破产和信誉扫地的衣钵的那些人是在怎样迅速地走下去。

赫鲁晓夫的下台和政治大失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这是全世界革命者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实际活动而进行的坚决、彻底和有原则的斗争的结果,是毫不留情地彻底揭露这个阴谋家和骗子的结果,是勇敢地和果敢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结果。赫鲁晓夫的退出政治舞台,是注定了的,是不可避免的。他遭到了一切机会主义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的下场。他象唐·吉呵德那样力图阻止和扭转其向前正常行进的历史发展的巨轮,把他压得粉碎并把他扔进了垃圾堆。这就再一次证明,凡是离开革命的道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联合敌人、背叛自己的人民的事业和国际工人阶级的事业,而遵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人,不管他怎样想尽办法,都一定要失败、破产和被消灭。

赫鲁晓夫以叛卖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人民革命的头子和最危险的敌人的恶名著称,这是因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策动者、组织者和鼓励者,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在二十大、二十二大和苏联共产党的纲领中表现得最清楚。

实际上赫鲁晓夫根本没有什么新的发明,然而也必须承认,他的“功绩”在于集中和发扬了伯恩施坦、考茨基这些老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以及托洛茨基和铁托的思想。就是赫鲁晓夫,他形成了现在这一套“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等等的投降的修正主义观点。就是他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帮了它所意想不到的难得的大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把他称为西方在莫斯科的最适当的人选,不是没有原因的。

赫鲁晓夫失败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个人的失败和个人政治生涯的失败。历史上曾经出现许多象赫鲁晓夫这样的小丑,他们在不同的情况和特定的时期内曾经显赫一时。然而在历史的记载上,他们不过是笑料而已。赫鲁晓夫的失败是所有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失败,是他们的阴险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这是他们腐烂和进一步堕落的明证。

话虽如此,如果认为,随着赫鲁晓夫此人——尽管他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在政治上的消失,他的意识形态上的、经济上的和组织上的路线,也会自动消失,那就错了。《人民之声报》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的文章《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会随着赫鲁晓夫的垮台而消失》曾经着重指出:“赫鲁晓夫被排除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机构,不会导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死亡,导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消失……不应该在这方面存什么幻想……不应该被他们的哗众取宠和假面具所欺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只有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逆流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被清除了,只有根据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立场的思想、实践和态度统统取消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才能结束……”

一年以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这些看法是正确的,只有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苏联现领导人是赫鲁晓夫最亲近的和最密切的合作者。这不是指个人的友谊,这可能是偶然的,而是指他们在政治上共命运,共同策划阴谋诡计反对苏联人民、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和和平。例如,大家都知道,苏联现领导人曾同赫鲁晓夫一起,策划和掀起恶毒的反斯大林运动,诋毁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他们同他一起,进行了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诬蔑和辱骂,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与赫鲁晓夫一起,同帝国主义相勾结,破坏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他们同他一起,制定了实际措施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腐化堕落带进苏联社会。


苏联新领导——赫鲁晓夫背叛路线的继承者和热心的执行者


苏联新领导把赫鲁晓夫从领导岗位上赶走,这不是由于他们同他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而是因为他在苏联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面前已经信誉扫地,是因为他的招摇撞骗和不择手段的冒险主义使他的最亲密的合伙者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的合伙者把他赶走,是为了企图更好地执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弥补他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和避免更大的灾难。他们排挤掉赫鲁晓夫而保存赫鲁晓夫主义。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新领导人沿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走得更远,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革命的行动更猖狂了,同美帝国主义更靠拢了,同它的合作更密切了。

苏联现领导比赫鲁晓夫更加狡猾更加恶毒。笼络人心、厚颜无耻、装模作样和象蜥蜴一样随时变色,已成为他们进行阴险活动的主要手法。苏联现领导的策略是假仁假义的策略,是在背后害人和偷偷地叛卖的策略,是定时炸弹的策略。让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代替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政府领导权的那些人,在一切方面和各个领域里都完全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制订的、正式体现在苏共纲领中的路线。忠实于这两次大会的精神并坚决执行大会的决议,是今天苏联新领导的修正主义的主调。他们正在继续拼命进一步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学说和扼杀它的革命精神,他们没有放弃用主观唯心主义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否认革命的辩证法和全面否认劳动群众的革命实践的目的。

他们象赫鲁晓夫一样,有意识地走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道路,已成为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进化论的热心拥护者。在他们的主张和实践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已被阶级调和、反革命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日常行动中替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并且顽固地硬说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硬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久经考验的论点已失去价值。

苏联新领导死抱住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不放,粗暴地歪曲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革命论点,继续把赫鲁晓夫的这条路线作为“苏共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竭力把这条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强加于人。他们力图使共产党人和各国人民以“和平共处”的名义同帝国主义妥协,迎合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向它屈服投降。他们同赫鲁晓夫一样,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企图取消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企图在国际范围实行“阶级合作”。

苏联修正主义新领导为了达到骗人的目的,硬说什么他们“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实际上他们奉行否定民族解放的路线,同帝国主义合作的路线,粉碎和勾销民族解放运动的路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继续硬说殖民主义已经被消灭或者已进入最后阶段,因此,在他们看来,被压迫民族要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可以不通过多方面的坚决斗争,而通过谈判和协议等和平的斗争方法。联合国这个完全由美国操纵的组织,已成为他们的主要祭坛,他们在那里日夜跪拜,以祈求消灭殖民主义、给予各国人民自由、在世界上建立和平与秩序。事实上,苏联现领导已成为新老殖民主义的辩护士,而且无数事实表明他们已同帝国主义进行秘密谈判,以便由两大国主宰世界。

大家看到,苏联新领导尽管为了进一步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而不得不在策略上玩弄一些花招,但是他们忠心地维护并进一步发展了在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以及在苏共纲领中提出和规定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纲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果不全力以赴地通过公开的斗争来坚决反对今天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奉行的背叛路线,他们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崇高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同赫鲁晓夫的继承者诋毁和诽谤约·维·斯大林的名字和事业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和违背历史的态度妥协。这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原则问题,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根本分歧之一。

继承赫鲁晓夫的新领导抱着什么态度呢?赫鲁晓夫的不光采的下场对修正主义者无中生有地反对斯大林,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有亲身经历的人们、实现了各个五年计划和赢得卫国战争胜利的人们、党员和群众,都决不会相信矛头不仅指向斯大林、而且指向苏联全体人民的荣誉和尊严的反斯大林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彻底破产,新领导在这方面也竭力对他们的前任的狂妄作了某些“纠正”。例如,他们同意使用斯大林格勒这个字眼来引述这个城市以前的名称,或者在必不可少或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同意使用斯大林本人的名字,如不同历史时期的资料。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缓和不满情绪而仅仅装装样子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实际上,一如既往,苏联领导人象赫鲁晓夫一样,进行了无原则的反斯大林运动,目前正在用同他们的主子一样的方法和一样热心地继续搞这个运动。出版了肮脏的和骇人听闻的反斯大林的文学作品,不仅为了歪曲斯大林的形象,而且为了把斯大林光荣地领导苏联党和政府的整个光辉时期加以歪曲。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别有用心地和卑鄙地煽起对斯大林的诬蔑和攻击,这是因为斯大林的一生及其事业是同列宁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要竭力埋葬列宁主义;这是因为斯大林的一生及其事业是同他们正在破坏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斯大林的一生及其事业是同他们正在破坏的社会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斯大林的一生及其事业是同他们竭力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加强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斯大林的一生及其事业是同他们正在败坏的伟大的苏维埃国家的创立和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的名字和事业是同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工人阶级的叛徒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修正主义集团不放过他,这个集团在篡夺了苏联政权后,恢复了一切叛徒和出卖苏联人民的人的名誉。但是,这种臭名远扬的反斯大林的阴谋的寿命是屈指可数的。斯大林的名字、他的思想和事业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名字、思想和事业活在苏联人民、一切革命的人民的心中,活在每一个共产党人和每一个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的心中,斯大林的名字、思想和事业体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中,是永垂不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企图沾污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是办不到的。他的光辉的形象继续照耀和鼓舞着在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光荣道路上前进的所有的共产党人和各国人民。

苏联新领导人蓄意地、顽固地一步步加深了他们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的鸿沟,他们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早在莫斯科三月分裂会议召开之前,我们党,中国共产党和许多其他兄弟党就警告过会议的发起者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这次会议是一个严重的分裂步骤,它不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其目的只是破坏这种团结,进一步分裂共产主义运动。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还是召开了这次会议,并且无耻地以会议的名义号召团结。问题在于:如果他们真是那样希望团结,为什么他们硬要召开这次分裂会议呢?他们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要分裂并且拼命搞分裂,至于关于团结的愿望,只不过是为了掩盖罪迹的一句骗人的空话。

苏联新领导也用同样的手法对不服从他们的指挥棒的兄弟国家、以及忠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进行同样的斗争。苏联新领导现在对我国所推行的,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前后所大肆推行的那种沙文主义的和诬蔑诽谤政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煽动反华运动方面变得更加疯狂了,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对派站在一条战线上,诬蔑和诋毁伟大人民中国的彻底革命的政策。

死心塌地沿着赫鲁晓夫的路走下去的苏共领导,继续在粗暴地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并且在他们党内大肆进行分裂活动。苏共领导已经走得这样远,它竟然同托洛茨基分子、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日本共产党的叛徒志贺和铃木之流联合起来,企图推翻和搞垮这个党。苏联新领导一直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斗争,这个党的唯一的“过错”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卖和投降政策。他们一贯攻击新西兰共产党,并且拼命要推翻这个党的革命的领导,他们干涉缅甸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等等。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继承者拼命支持叛徒丹吉的反动集团,以及其他党的一切从事派别活动的人和分裂分子。

苏联领导人也签署的莫斯科声明明确指出必须为反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因为美帝国主义的这个危险的代理人过去和现在都在公开地和秘密地破坏社会主义阵营,要使社会主义国家朝着资产阶级蜕化变质和向帝国主义靠拢。苏联新领导人顽固地步赫鲁晓夫的后尘,完全恢复了铁托集团的名誉,完全滑到它的立场上去。然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大肆吹嘘自己是坚定的“革命者”,竟然声称他们在严格地执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所有这一切和许多其它事实都证实,苏联新领导所发出的什么“共同对敌”、“一致行动”和诸如此类的其他口号,只不过是蛊惑人心,是一个假面具,为的是掩盖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合作,企图由两大国主宰世界的政策,为的是掩饰他们的沙文主义立场和分裂活动。他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以增进同兄弟党的团结,相反地是更加深了同他们的分裂。

革命的共产党人及时地预见到苏联社会朝着资产阶级蜕化变质,这是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所奉行的国内外机会主义政策的必然后果、在国家建设和经济领导方面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学说的必然后果。赫鲁晓夫“经验”的严重后果早已显露出来,而现任新领导人为了安抚人民,也曾对他们的主子低声提出批评,说他是“主观的”。可是,代替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政府领导权的那些人,变本加厉地采取了助长苏维埃制度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蜕化变质的措施。美帝国主义者和国际资产阶级现在把经济领导的“利别尔曼式的革新”捧上天,而这是把南斯拉夫或美国的方式强加于苏维埃经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今年六月二十一日在谈到这些改革时写道:“某些研究俄国问题的人认为,苏维埃政权正在朝着同西欧制度距离不大的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演变。我们中间另一些人相信,压力如此之大,以致当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现在正处于毁灭的进程中。”国际大资产阶级对于苏联作出的“纠正”兴高采烈,是不无理由的。

克伦斯基、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邓尼金所办不到的,白卫军和协约国干涉联军所办不到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希特勒匪帮所办不到的,现在却由修正主义领导人实现了,他们象毛毛虫一样,在一步一步地从内部啃咬和腐蚀着由列宁和斯大林精心艰苦培育起来的大树。

赫鲁晓夫的继承者象赫鲁晓夫一样,通过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已经是无可救药的叛徒,是决心在叛变道路上一直走到底的人。长期以来,他们不仅对各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斗争的胜利丧失信心,而且对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也丧失了信心。他们越靠拢和勾结美帝国主义,他们就越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越热中于破坏伟大的革命成果和热中于使苏联社会朝着资本主义蜕化变质。


从靠拢帝国主义到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分歧的主要根源之一,过去和现在一直在于对待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态度。苏联新领导上台以后,更加顽固地奉行同美帝国主义靠拢和合作的赫鲁晓夫政策,不断同它进行新的合作。同赫鲁晓夫相比,他的继承人在这方面走得那么远,所以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总路线是两大国主宰世界的苏美合作。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为保证两大国主宰世界而协同努力,现在更加具体了。目前,他们站在一条共同的战线上反对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他们联合反华和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共同帮助印度和各国反动派,他们都企图在联合国的旗号下建立国际宪兵,等等。

修正主义者同帝国主义者一样,现在也谈论在世界各地的势力范围和共同利益,谈论什么维护和平的共同责任,两大国的特殊责任和它们的特殊使命等等。为了说服或迫使其他国家同意当前所有国际问题必须并且只能在苏—美合作关系的范围内得到解决的概念和实践,双方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美帝国主义者很好地利用了苏联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投降路线,日益促使他们作出新的让步和新的投降。

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他们还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运动。目的是一样的:在世界上建立美国垄断资本的霸权,只是作法有所不同。美帝国主义企图不断把苏联置于原子讹诈的恐惧的压力之下,以一次热核总体战的危险威胁和恐吓苏联领导人,以便能放手一个一个地消灭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以武力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一种印象,好象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取得成功,并鼓励苏联领导人在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就必须制造一种错觉,即美帝国主义正在缓和“冷战”和“实力地位”政策方面,对苏联作出某些让步。在这方面,他们大大缓和了过去在苏联边界的紧张局势,拆除了设立在苏联的邻国的某些导弹基地,并且唆使这些国家同莫斯科进行谈判;他们把德国问题冻结起来,并且避免无益地触及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等等。

资产阶级关于解放东欧国家的大肆宣传停止了,开始呼吁“架设桥梁”,把由于“误解”而“分裂”的两个世界团结起来。象出现了奇迹一样,苏联不再是所谓象中国现在那样,是一个“极权的”、“侵略的”、“企图以武力征服世界”的国家了,而是一个富庶的国家,它有同西方国家一样的问题和一样的任务。

帝国主义者的这些手法正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心意,他们把它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成功旗帜高高举起,作为他们的“和平共处”的实施的证明。由赫鲁晓夫开始的同美帝国主义的靠拢,已由苏联新领导通过在各个领域建立全面合作而实现了。苏联现领导以这种合作的名义,同美国作交易,侵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权利和破坏它的社会主义前途,苏联现领导破坏了越南人民光荣的解放斗争,苏联现领导参与反华运动,帮助印度反动派。

如果说赫鲁晓夫是冒险主义的和投降主义的,那么他的继承者只是投降主义者。他们的无原则让步、恐惧和退却的政策鼓励了美帝国主义扩大和加紧消灭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革命和解放运动的努力。现在,没有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尽管由于各种政治上的原因可能采取骗人的态度——没有苏美预先的协议,也没有一个重要国际问题没有苏美在策略方面的会谈和配合。联合国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联合国已变成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把台词背得烂熟而扮演角色的舞台。在演出中,他们先生气,然后变得好商量,震耳欲聋地叫嚷而面带笑容,然而,象所有的滑稽戏一样,结尾是愉快的,他们彼此握手。《纽约先驱论坛报》九月二十九日的一篇编辑部文章在评论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时写道:美国和苏联的代言人现在在联合国大会上宣读了他们的演说,并通过联合国大会传到全世界。他们的话以千字计(通常是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由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然而,大会工作的方针,将在国务卿腊斯克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今天开始的私下接触中作出决定。当然,联合国组织是一个包括一百十七个会员国的多方面的组织,但是,这个多方面的组织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两个最强大的会员国的双边协议。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安全与和平的大阴谋的存在,是明显的事实,这是任何骗人宣传都掩盖不了的。这个阴谋的恶毒形式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遏制中国”的政策。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竞相煽起反华运动,竞相诬蔑和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的、有原则的和根本上是和平的政策。当美国在朝鲜和日本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且在中国边境周围建立了一系列的侵略军事基地的时候,当美国在越南进行一场战争企图把这个国家变成针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基地的时候,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却指责中国“好战”,他们对美国在远东的危险计划默不作声,他们破坏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反帝统一战线。他们伙同美帝国主义有计划地帮助印度反动派重振旗鼓,并且促使它对付中国。修正主义在亚洲的整个政策和它在这个地区的所有活动都是反华的。其目的是破坏中国革命的崇高威望和伟大的人民中国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享有的同情。苏联领导人攻击中国,竭力为镇压这个大陆的伟大的革命运动、为建立美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的霸权鸣锣开道。


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帝国主义侵略


苏联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投降和伪善的对外政策以及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也赤裸裸地表现在苏联领导人对越南人民光荣的解放斗争所持的立场中。他们口头上装作支持越南人民,有时甚至也说几句反对美国的话,但实际上,他们在帮助帝国主义在越南赖下去,把印度支那变成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基地,使这个国家永远受殖民奴役。他们现在全力以赴,要使越南问题的解决纳入苏美合作的范围,如果这样做就会牺牲掉越南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整个革命运动的利益,也毫不觉得问心有愧。苏联领导人最热中于千方百计支持约翰逊、威尔逊、铁托和夏斯特里之流旨在使越南人民屈服和恫吓正在英勇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其他国家人民的“和平倡议”。因此,他们虽然出于笼络人心对美国在越南的某些个别的军事行动也“批评”几句,但是,他们对美国的外交和帝国主义盟国的外交却只字不提,好象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并不包括军事和政治这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似的,而这两个方面恰恰在美帝国主义为了获得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而施展的种种外交阴谋中表现出来。

现在已经证明,在越南问题上,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密谋。对美帝国主义者来说,在越南的失败将不仅是在一个特定的国家里的个别的失败,而且是从“实力地位”、威胁和讹诈出发的政策的整个全球战略的瓦解的开端。“原子威慑力量”的神话将告破产,正如十一年前起义的人民在奠边府粉碎了大殖民军力量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样。企图通过同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和讨价还价来主宰现世界的修正主义者,也害怕这一点。支持赫鲁晓夫的关于“和平共处”和关于“通过谈判”解决所有阶级冲突的论点的苏联领导人,担心越南人民用枪杆子来解决问题。他们把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失败看作是他们的投降和屈服的修正主义政策的失败。约翰逊十分了解这种情况,他也完全知道,当他说“美国和苏联在越南有着共同利益”的时候,他所指的是什么。

今年七月五日,法新社自华盛顿报道说:“约翰逊最希望同莫斯科接近。他十分了解苏联对美国在越南行动的反应。在美国政府内部,没有人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关于声援北越的公开声明感到吃惊。在这种声明的掩护下,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外交接触在继续进行。”

在这种阴谋诡计的幕后,可以清楚地看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卑鄙无耻的宣传目的,他们企图使人相信,他们是援助和支持越南人民的,他们企图以反对帝国主义者自居,他们高唱“团结”,“一致行动”等等。他们自称是越南的朋友,却极力破坏越南的斗争,他们施加压力,企图瓦解越南的爱国精神和斗志,他们竭力帮助美帝国主义摆脱它所陷入的绝境。但是,这种已开始被戳穿的假面具是决计无法保持下去的。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将完全揭穿这种假面具,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设下的种种圈套都将被破除。

印巴冲突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作反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支持侵略和反对自决权的一个最近的例子。苏联领导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帮助侵略者。

如果不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领导人的指使,印度反动派在他们目前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困境中,是不敢对巴基斯坦进行公开侵略的。印度统治集团践踏了过去他们自己赞成的万隆原则,对他们的邻国采取了公开的沙文主义和扩张政策。他们同美帝国主义紧密勾结,已变成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破坏亚非团结和分裂各国人民的反美统一战线的工具。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印度反动派在一九六二年武装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美帝国主义在南越的侵略战争,反对印度尼西亚对抗帝国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的无可争辩的权利,等等。现在,印度反动派已开始侵略巴基斯坦,企图用武力来控制克什米尔和摧毁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巴基斯坦。

美帝国主义是同这次侵略直接有关的。美国企图无视这一事实:近几年来,巴基斯坦奉行着独立的政策,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危险计划和拒绝接受他们的指挥。华盛顿统治集团力图以武装、支持和扶植印度反动派的办法来迫使巴基斯坦无条件地向他们的势力屈服。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也在步美帝国主义的后尘。他们不仅对这个冲突采取了完全无原则的立场,而且他们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要对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的侵略直接负责。站在美国和英国一边的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向印度反动派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国际政治方面,十年以来,苏联领导人支持印度的扩张主义立场,他们极力把印度反动派说成是“和平共处”的榜样。

苏联领导人在出卖巴基斯坦和其它各国人民利益方面所作的努力还不止此。他们不仅不谴责印度侵略,不仅企图颠倒黑白,而且竭力利用印巴冲突对中国及其和平政策进行诽谤。苏联领导人和他们的朋友铁托和夏斯特里,现在发动了疯狂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他们之所以疯狂地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指出了谁是侵略者,谁是侵略者的幕后人,是因为它彻底揭穿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险图谋。无疑,苏联领导人发动的并企图把其它国家拉下水的这一新的反华运动,其目的是扩大苏美合作的范围和巩固苏美合作基础,以便由两大国主宰世界。

此外,显而易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要伙同美帝国主义者“平息”印巴冲突的尝试,目的在于把他们的论点和他们的投降政策付诸实施,那就是:如果两大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谅解和合作,那么一切国际问题和冲突都能得到解决。美国《华盛顿邮报》几天以前就印巴冲突问题发表的一篇评论说:“美国政府的目的,是在美国和苏联现在面临的这场危机中同苏联建立共同阵线。”法国《战斗报》九月二十日在一篇评论这一件事的社论中写道:“和平共处第一次成为现实。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观点和利害关系的协调一致,第一次得到具体实施。共处不是一种神话,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

现在,尽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叫嚷并竭力装成“爱好和平”或“中立”,他们是掩盖不了真实情况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应对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侵略负严重的责任。世界各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帮助印度进行侵略和帮助反动派会得到暂时的小小的好处。但是这将帮助各国人民认识谁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他们在干些什么勾当,将帮助各国人民进一步有力地推进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越南或巴基斯坦,在古巴或刚果,在印度尼西亚或多米尼加共和国,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采取反对革命的态度。他们顽固地鼓吹“无条件的和平”的投降口号,否认正义斗争并支持侵略。苏联的新领导尽管戴上“中立者”、“仲裁者”和“反帝”的假面具,实际上在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破坏和平事业。

他们为了实现苏美合作的总路线,由两大国主宰世界,不惜干出任何卑鄙无耻的事情,不惜叛变或投降,他们一贯反对一切革命斗争。他们死心塌地走着赫鲁晓夫的道路,这使他们被缚在帝国主义的战车上。他们已经变成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帮凶。由于筑起一道高高的壁垒、相互对立的目的和利益以及他们所进行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苏联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已经脱离了各国人民。

最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发表了讲话,他说明了苏联政府的官方立场。关于越南,他只敢小声地说几句,说越南是一个“只有越南人才是主人的国家”,以便指出“越南人民的事业是正义的”和“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是侵略者的行动和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的破坏者”,等等。

但是,他主张的是什么?他又是怎样表示声援越南人民的呢?这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机构的代表发表了长篇的诡辩并请求美帝国主义者及其盟友保证并“声明”他们将不干涉别国内政。我们不知道美国将采取什么态度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它的修正主义朋友的愿望。但是问题不在于美帝国主义者是否将同意在口头上表示它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假设它们同意,人们能够相信侵略者吗?即使联合通过一个关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声明”,各国人民能够睡大觉并认为他们的安全有了保证吗?各国人民能够相信美国将由于修正主义者的好心的劝告而改变其侵略和战争政策吗?帝国主义者不会这样笨而在他们发动战争时说:“是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我们在干涉别国的内政”。它们发动和结束侵略时都叫嚷它们“要为挽救和平”而斗争和“反对共产党人的侵略”,等等。修正主义领导人希望,如果在发生侵略时发表了一个“声明”,联合国也就将立即予以确认并将加以谴责。但是,联合国何曾把侵略确认为侵略呢?更不用说加以谴责了。美国在朝鲜进行了侵略,而联合国却给予支持;美国在中东登陆,联合国为此捧场;美国干涉刚果时,联合国跟着去了。联合国谴责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侵略吗?现在,有什么事情能使各国人民相信联合国的效用?

此外,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共同协议,葛罗米柯还提出一项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建议。这是对各国人民要求裁军和和平的愿望的一次新的投机。在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蛊惑人心的喧嚷中,掩盖着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联合起来,以实现原子垄断从而向各国人民发号施令的真正目的。这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个新阴谋,正如臭名远扬的莫斯科条约一样,其目的在于解除各国人民的武装,使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讹诈和威胁面前毫无防御。

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新领导有意识地传播关于在联合国发表的声明和讲话的种种幻想。他们力图给人一种印象,好象帝国主义变了,人们可以同帝国主义达成谅解,应当相信它的话。他们的目的在于欺骗各国人民,使他们背离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反对它的侵略政策的斗争。他们提出这样的倡仪,不仅不能使美帝国主义受到任何损失,而且会促使帝国主义越来越从事新的侵略,加紧干涉别国内政和破坏和平。

美帝国主义是侵略者,以后仍将是侵略者,直到它灭亡为止。恳求它明智地行事,是粉碎不了它的侵略政策和计划的,而是要进行以牙还牙的斗争和白刃战。只有用战争对付帝国主义的战争,它才会停止侵略;只有各国人民坚持到底地并用一切手段保卫他们的自由和独立,只有他们敢于斩断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魔爪,帝国主义才会不干涉别国内政。


谁走上了赫鲁晓夫的道路,谁就必将遭到象他那样的不光采的下场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的时间和事态发展证明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揭露新的赫鲁晓夫式领导机构的骗人的姿态而进行的坚决的和有原则的斗争的正确性。我们党从一开始就说,只要继承赫鲁晓夫的新领导人仍然坚持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既然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就曾迫不及待地申明他的离职丝毫不会损害迄今奉行的路线的实质),那么毫无疑问,赫鲁晓夫主义将在没有赫鲁晓夫的情况下继续存在。

自从那时以来,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就同苏联的新领导展开了大规模的公开论战,这为驳斥苏联新领导的欺骗策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使各国人民懂得苏联新领导是比赫鲁晓夫本人更为危险的一个修正主义集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最近采取了一些与马列主义者的口号类似的口号的事实表明,对于他们来说,要推行他们的蛊惑人心的和伪装的策略是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他们害怕公开地提出他们的被揭穿了的机会主义的论调。赫鲁晓夫当时每天都诅咒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革出教门来威胁真正的革命者,扬言那些不服从他的指挥棒的人将面临可怕的后果。那些继承他的人已经放弃了这种语言。当然他们是被迫这样作的,因为这与共产党人是格格不入的,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进行的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使他们不敢象当年那样狂妄了。

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处处都在退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放下武器。它仍然竭力在寻找新的手段和新的战线,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破坏和平。今天,它的最拿手的武器就是欺骗,就是利用虚假的革命词句、秘密的外交以及进行阴险的活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人在宣传中和在公开讲话中不断地叫喊:“反帝斗争”,“支持越南”,“给各国人民以革命的援助”,争取“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争取“一致行动”,“团结”,等等。但是,一同帝国主义的代表或资产阶级谈判对手接触,他们马上就把他们心爱的口号搬出来了。他们就开始谈论“和平竞赛”、“缓和”、“全面彻底裁军”、“两大国的历史作用”、“共同援助不发达国家”、“在联合国内进行合作”,等等。

甚至毫无政治经验的人都认识到,我们正面对着一种用来欺骗天真的人的大骗局。对于一个问题不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然而,这恰恰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情况。他们的行动是同他们的言论背道而驰的,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是修正主义者,他们装作是革命者,而他们的行动事实上是反革命的。

在许多国际会议或在其他场合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代表们近来习惯于对美帝国主义使用一种激烈的言词,声称“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谴责”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等。如果仅仅凭这些话来进行判断的话,人们就会认为一切都正常了。但是紧接着,他们就向美帝国主义献媚,寻求它的合作和损害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的手法是非常简单的。就象苦药丸用一层薄薄的糖衣包起来以便于吞服一样,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蛊惑人心的漂亮词句掩饰他们的背叛和投降政策,以便使这种政策更容易推行。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经常向苏联领导人提出这一问题,要他们公开宣布他们是站在那一边的,是站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机会主义的一边,是站在革命的各国人民的一边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还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反对各国人民,他们是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真正团结,还是主张分裂。可是他们还没有答复这一问题,也永久不会答复。他们由于害怕真理,就变成盲人而且蜕化了,因此他们宁愿藏身于毫无意义的词句的骗人烟幕后面。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目前的分歧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误解或解释的问题。这些分歧是主张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同主张损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之间的分歧,是反映了两个敌对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国际上进行的斗争。这些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只有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摧毁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时候才能解决。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背叛活动,由于他们已变成危险的帝国主义代理人,他们早已没有权利说这句话:“共同点是基本的,我们的分歧是部分的。”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没有共同点,不论是基本的还是部分的。目前,根本的矛盾是两条总路线——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投降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矛盾。在两条路线之间是不能有妥协的,因为它们毫无共同之处,不论从整体来说,或从部分来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识破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恶毒阴谋,他们企图利用革命者团结一致的真诚愿望进行投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会受骗,正如同他们不会被鳄鱼欺骗一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一定会形成,可是它不会仅仅是把拥有各种各样社会民主党式的看法和意识形态的宗派和集团凑合在一起。它将是为消灭现代修正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自然结果。它将壮大和发展,如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有原则而彻底的斗争中壮大和发展一样。

在最近时期,特别是在欧洲的某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第一书记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提出了口号(尽管是间接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致也可以是部分的,因为,这种一致不一定要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在阶级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利益的基础上。按照赫鲁晓夫的继承者的看法,这种一致可以建立在经济利益,建立在各自的对外政策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这种一致可以依据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等等。

当然,提出这些口号和论点表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队伍中的分歧正在扩大、苏联新领导的指挥棒已经失灵,苏联新领导日益孤立,等等。但是提出这些口号和论点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在他们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企图建立以狭隘的民族利益为基础的、以暂时利益的冷酷打算为基础的和以一时利益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式的关系。可以理解,越是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就越发加深由大国沙文主义政策普遍造成的分裂,也将进一步使国家和社会向民族主义蜕化。鼓励这种民族主义政策,已经加强了并且将会更加加强约翰逊正在建立的联结修正主义者统治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桥梁”。

对苏联修正主义新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所有其他革命者都不抱任何幻想。一年以来,苏联修正主义新领导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对苏联本身的背叛活动已经不胜枚举。以后还要更坏。因此,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所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为重的人完全了解,对赫鲁晓夫分子所谓的“变化”、“转变”、“纠正”等等抱幻想,就是把骗局当作现实,就成为对共产主义运动、对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严重危险。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停止论战和迫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停止对他们进行的有原则的斗争而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革命者永远不会落入修正主义的圈套。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必须进行到底的历史任务。停止这种斗争就是大大地帮助了修正主义者,他们就可以放肆地在欺骗各国人民、破坏革命和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道路上走下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论战并不是单纯地驳斥他们对我们进行的卑鄙的诬蔑和攻击。这种论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苏联和整个人类的命运。从各个方面彻底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有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如既往高举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就是帮助苏联各族人民挽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就是帮助世界各国人民胜利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计划。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希望论战变成社会民主党式的和学院式的烦琐哲学的辩论。但是这种论战将永远不会如此。公开的、勇敢的、有原则的和彻底的论战——它是揭露修正主义新领导的有效的主要武器——将坚决无情地进行到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利益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是不可调和的。为了进行革命,为了坚持革命,为了胜利地反对帝国主义,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团结,我们必须全力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苏联新领导上台以来已经遭到了许多失败,它的骗人的假面具已经在许多方面被撕破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已经输光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它的发展中始终会出现新的方面和新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加强自己的队伍,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加强战斗的和有原则的团结。他们完全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得到了锻炼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战胜许多复杂的障碍和困难而勇往直前。这一切都加强我们的信心,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战胜现代修正主义,不论它戴上什么假面具。

毫无疑问,谁在赫鲁晓夫的道路上走下去,谁就必将遭到象他那样的不光采的下场。


 

 

 

选自《人民日报》 1966 42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总路线,背叛和投降的政策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几天以来,苏联修正主义的宣传在苏联国内和国外,大肆宣扬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结果。它企图使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相信,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个成功,说什么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内和国际事件,它的“主张”将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它标志着苏联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等等。

大家清楚地看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企图通过他们的言论和宣传,达到他们本来希望他们的代表大会实现的目的,激起人民的一点热情,使人们忘记这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和其他国家造成的消极印象,总之,就是要给所有那些期待苏联共产党最高机构的会议取得重大结果而大失所望的人们打气。

《真理报》、《消息报》以及苏联其他宣传机器现在指责资产阶级报纸缺乏现实感,因为据苏联宣传机器说,资产阶级报纸预料这次代表大会出现一些“轰动”的事情,而它们失望了,因为没有出现这种事情。如果只有资产阶级报纸——苏联报纸说,资产阶级报纸这次没有走运——感到失望,这本来或许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我们并不认为,使得修正主义领导人如此不安的是资产阶级报纸缺乏预见事态的能力。对修正主义者来说,不幸的是,二十三大使苏联人民感到失望,苏联共产党人当然不是指望什么“轰动”的事情,而是指望对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的全面澄清。苏联报纸指责有人“期待轰动的事情”,苏联报纸这样做是企图提高代表大会极其微不足道的结果的真正价值。首先苏共二十三大的全部工作和决定并没有使苏联人民感到满意,他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苏联目前的领导和赫鲁晓夫一样背信弃义,它在代表大会上制定的路线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向资本主义蜕化的路线,这条路线首先打击了苏联人民的未来的前景,使这种前景变得暗淡。代表大会的结果在苏联国外可能引起人们一定的兴趣,可是这完全不是主要的。苏联报纸为了引起舆论注意这一方面而作的努力表明,对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来说,他们同人民的关系十分不妙,他们希望转移人们对于这次代表大会在苏联造成的阴暗和悲观的气氛的注意。

代表大会本身曾使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感到非常不安。是不是公开提苏联人民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不是公开提出它的机会主义路线——难题就在这里。

在最近十年中,苏联共产党召开了三次代表大会(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制定并且批准了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一集团用反革命政变的手段,篡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权。在这些代表大会上作出了一些决定,作出了一些指示,确定了要达到的目标和期限。现在要有所交代了。难道不应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报告一下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吗?在这一时期,苏联奉行了同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制定的外交政策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难道不应该谈谈吗?不久以前(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苏共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明确地确定其共同纲领的某些重要文件上签了字。苏共废弃了这些文件,奉行了一种特殊的路线,从事特殊的活动。难道不应该就这件事作某些解释吗?在这一时期,苏联共产党奉行了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遵循现代修正主义的路线。在国内方面,它精心地着手破坏十月革命成果和使资本主义复辟;在外交政策方面,它采用了同美帝国主义合作以建立两大国主宰世界的路线,它离开了苏联的朋友,靠拢苏联的敌人,它尽一切力量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阵线,它破坏了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它放弃了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这条路线、这种立场和这些做法的结果怎样?如果赫鲁晓夫式的集团象它所硬说的那样,得到苏联共产党人和人民的支持,那么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它不公开阐述它称之为“列宁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和“科学的”等等的观点,并为之辩解呢?

看来,这个集团搞的勾当并不顺手。它同党和人民的分歧是那么错综复杂,以致它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了。如果苏联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他们的路线,他们就会暴露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和危险的反革命的面目,他们就会把他们策划的阴谋和他们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而使用的肮脏手法暴露在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面前,他们就会暴露出他们针对革命、社会主义与和平策划的狠毒计划。对他们来说,面对现实、面对真理是致命的。因此他们谨慎地避免在代表大会上面对苏联生活和国际生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他们对苏联人最为关心的问题、怀疑和感到惊慌的事情闭口不谈,他们也没有对在修正主义者进行背信弃义的活动之后,在苏联生活中提到日程上来的一些令人震惊的问题做出任何答复。

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冻结”苏联人民目前关心的一切问题的代表大会

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象赫鲁晓夫式新领导集团最近所组织和举行的二十三大这样一次被裹上糖衣的代表大会。如果我们用一个字眼来描述这次会议的工作的特点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冻结”苏联人民目前关心的一切问题的一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简直象是一个普通的鼓动员在一家工厂的正式例会上的讲话。公式化的辩论和单调地重复很早以前就公布和讨论过的计划草案中所提到的新五年计划的数字,并不能使死尸还魂。由于真正的问题事先早就被埋葬了,所以人们在代表大会上背诵的一切都是毫无内容的。

的确,二十三大的组织者并不缺乏口才,他们的讲话也是经过准备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这些打手们怎样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大放厥词,我们已经领教过了。他们在二十三大上采用的有节制的语调,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成熟和明智的表现。这种语调不仅明确地表明了以党的领导人为一方和共产党人与人民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关系,也明确地表明了苏联修正主义领导及其在其他党内的修正主义盟友之间的矛盾关系。例如,不难看出,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报告是集妥协之大成,既不接触到近年来在苏联生活中人们主要关心的根本问题,又为了一方面制定修正主义路线而又避免任何可能引起修正主义盟友的非议和不满的一切东西。赫鲁晓夫集团中那么重要的成员,如苏斯洛夫、谢列平、米高扬、波利扬斯基等人都没有在代表大会上讲话,这决不是偶然的。很难想象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讲。但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讳忌的代表大会上,要抹去棱角,甚至试图深入探讨某个不重要的问题的最小的尝试也可能把一切都弄糟,在这种情况下,沉默是无价之宝。这种沉默和在代表大会上呈现的如此软弱的苏联经济和政治面貌,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盟友非常高兴,他们感兴趣的是苏联在各个方面的削弱。这样他们就不用被迫跟着指挥棒转,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

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不仅要向党员,而且还要向全体人民报告党的政策和工作。特别是要在代表大会上总结上届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和制定的方针的执行情况,分析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或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和步骤。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没有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除了一些

肯定的、空空洞洞的泛泛的词句以外,一点也没有谈到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和所做的事情。例如,人们不谈怎样为实现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而努力和怎样实现这条路线。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攻击了斯大林,提出了要对“约·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斗争到底的问题。为什么不在最近这次代表大会上说明这个运动的结果呢?在前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发出了号召和进行了威胁,对我国表示“希望”和提出“要求”。但是,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苏联领导集团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奉行了什么政策呢?赫鲁晓夫和他的亲信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关关系,他们对我国实行了多方面的封锁,他们策划阴谋反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他们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负有种种公认的义务。难道不应该向苏联党和人民澄清这一切吗?

紧接着那次代表大会之后,苏联领导集团就开始了它的臭名昭著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运动,苏联领导集团和美国串通一气包围中国,建立反华“火力包围圈”,它帮助印度反动派进攻中国,等等。最后,中国共产党在接到邀请以后拒绝参加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并就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致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但是,为什么苏联领导人避而不谈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呢?为什么他们不公布上述信件呢?总之,为什么他们没有公开地为他们对中国的态度进行辩解呢?此外,一九六三年七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反华的公开信,苏共一九六四年二月的中央全会作出了反华决议。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不值得把其结果告诉代表大会的历史事实。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发生了著名的加勒比海事件,苏联直接卷入了这个事件。当时奉行的是什么政策?今天如何评价这种政策?当时怎么作的,是好还是坏呢?

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了,社会主义阵营也分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早就展开了一场广泛和激烈的论战,这些都是事实。苏联领导人过去和现在都力图建立对各个共产党挥舞“指挥棒”的霸权,他们粗暴地干涉始终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党的内部事务,他们支持各个党内的叛徒,等等。苏联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渴望知道在这方面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代表大会上,会议的组织者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仿佛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仿佛他们没有直接参与这些事情。

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都把一九六四年十月全会捧上天,据说这次全会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没有人指名提到赫鲁晓夫,对这次全会上所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人吭声。大家知道,这次全会推翻了赫鲁晓夫,而在那时以前,赫鲁晓夫在苏联独揽大权,身兼苏共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别的职务姑且不谈。当时,全会的正式公报说,免除他的职务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和年迈。这次代表大会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种说法。人们有理由要问:怎么能够不把第一书记的情况告知全党,怎么能够不把内阁改组的情况告诉人民呢?不管情况如何,苏联新领导人应当要么在政治上向由于年迈和健康状况而去职的赫鲁晓夫表示敬意,要么就公开谴责他“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等。一个严肃的共产党是从来不这样保持沉默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了苏联社会所关心、而二十三大若无其事完全加以无视的几个问题。当然,不管对谁来说,显然,不提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因而消除,也并没有失去它们的尖锐性和现实性。《真理报》在四月六日就代表大会议程的第一项(勃列日涅夫的报告)讨论结束发表的社论中,大肆宣扬代表大会在第一阶段中的“一致”和“团结”。该报没有解释这种一致的内容是什么:是在已经说了的问题上一致呢,还是在没有透露的问题上一致呢,或者是在根据领导集团内部的意见或力量对比而认为不应该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上一致。但是,妥协总是维持不久的,妥协永远不会提供全面和持久的解决。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到今天,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是说明妥协是多么灾难重重、其后果又是怎样的绝好例证。

今天在苏联社会里,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尽管领导集团为了回避这个问题而小心翼翼地想了办法,这种不统一还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显露出来。

从许多发言的人的惊恐不安中可以看到这一事实,他们呼吁实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也可以从另一些人对青年教育中出现的不健康现象的担心中,或者从今天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自由主义的泛滥中,从经济的解体中等等看出这一事实。

苏联新领导人陷在由于赫鲁晓夫分子迄今遭受的失败而产生和发展的重重内外严重矛盾之中,他们自从这次代表大会以来想尽办法要使自己的今后路线获得赞同。为此,他们采取一切手法,从在最辣手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到放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最喜欢的提法,如“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从在新五年计划的数字上弄虚作假,到不再象赫鲁晓夫那样吹牛,从避免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或者避免提出共产主义的“法典”,到在“联合”和在“反帝”的态度上的蛊惑人心的叫嚷,等等。采用这种新“风格”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这是赫鲁晓夫继承人的欺骗伎俩的一部分,他们坚决要继承他们的前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衣钵,但是不加宣扬,静悄悄地干。这批新领导人的策略是人所共知的两面手法,是隐蔽的行动,是暗中策划,是幕后阴谋。二十三大及其各项决定再一次证明他们坚决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是要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不用赫鲁晓夫的粗暴和专横的手段去做;走和美帝国主义合作的道路,但不公开吹嘘这一点;继续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但是是以“联合”之名来进行,换句话说,说一套、做一套。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拯救苏联新领导人。事物的辩证法既是这样,所以根据这一路线来克服这条路线所造成的困难和矛盾的任何尝试,都只能使这些困难和矛盾进一步加重加深,从而导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可避免的彻底失败。

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代表大会

二十三大表明了什么?它表明苏联新领导继续坚持忠实地贯彻执行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投降背叛路线,表明它要不惜一切代价,执行苏共纲领所体现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背叛和投降路线。在所有的对内对外问题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总路线依然如故。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论点,正如直到今天所证实的那样,仍然是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圣经,他们向它宣誓并从中得到启示,要采取新的反革命行动。在某些领导部门,比如经济领导和管理方面,新领导人在修正主义道路上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迫使代表大会通过新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标志着又迈出新的一步,为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其他许多发言的人,在代表大会上举出了大量的数字,他们玩弄这些数字,就象杂技演员在马戏团玩弄棍棒一样。他们力图使听众相信这个五年计划据说会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好处”,相信苏联经济将在世界上占有的地位,以及它的国际影响,等等。但是苏联人民近年来已经多次从苏联领导人口中领教过这种诺言了。赫鲁晓夫以及在今天居于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他的亲信们,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向苏联人民许下海口,说一九七○年将达到人类福利的最高峰,如果不是进入共产主义,至少也会跨进共产主义的门槛。柯西金曾在二十二大宣布,“大约到一九七○年我们在按人口计算的商品产量方面要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柯西金对过去的诺言只字不提。而且,他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修正主义的路线带来了许多失败。好象是为了替自己辩解,他竭力把过错归于农业的落后,据他说,由于农业落后“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任务没有全部完成,这不能不影响国民收入和居民物质福利增长提高的速度”。他说影响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最近一个五年计划的劳动生产率比前一个五年计划的还低。柯西金的报告极力避不透露七年计划许多指标不能完成的真正原因。他说有错误和失算,但是他没有说明是谁造成这些错误,是谁或哪些人“对解决许多复杂的经济问题采取了轻率的、任性的态度”,是哪些人“规定了在经济上没有根据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在制订苏联七年计划的时候,柯西金,由于他当时所担任的职位,就是计划的制订人之一,在赫鲁晓夫垮台之前,柯西金是最热心的宣传者之一,他强调计划的“科学”基础。它的“现实主义”等等,等等。他在二十二大的讲话中是这样说的:“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令人信服地表明,党中央委员会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所采取的、在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生产的经济结构的方针,是多么正确和及时。……现在,我们已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使得建设共产主义成了苏联人民直接的实际任务。……苏共纲领、赫鲁晓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是深刻分析社会生活、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杰出范例。”然而在二十三大,他却谴责“在解决经济问题方面的主观主义,对待科学材料和技术材料的不懂装懂的轻慢态度”。

我们不知道柯西金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会说些什么,但是这种花招是同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他看风转舵说话,今天任意否定昨天的话,他昨天宣称是科学和技术的最高成就的东西,今天被当作“不值一顾的外行话”而加以丢弃。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能够相信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的新的诺言吗?他们能相信新的改革和新的经济计划的“科学”保证吗?苏联人民和全世界所有革命者看得一清二楚,所有这一切花招、这一切言谈只有一个目的:掩饰修正主义背叛路线所遭到的失败,这种背叛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经济政策力图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赫鲁晓夫进行了许许多多的改革。他的继承人进行的改革也不比他少。但是这些改革对苏联人民毫无用处,恰恰相反,是浪费了人民出力和流汗创造出来的大量物质财富,使国内出现了一种悲观情绪,阻碍了创造性的力量。不断地一会儿这样搞,一会儿又改组,弄得人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从而扼杀了苏联人的劳动。如果说修正主义现任领导目前有所关心的话,那就是满足党和国家高级官员、高级技术人员和高级军官这些特权阶层的种种欲望,因为修正主义领导就是靠这些阶层来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实行使苏联社会向资本主义蜕化的计划的。

苏联的经济已经走上了南斯拉夫的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开足马力走下去。他们一点一点地采纳了把铁托集团的经济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属品的那种方式和方法。苏联领导人看来是找到了现成的秘方来实施他们的叛卖计划,以摧毁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苏联人民几十年来以顽强的努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果和辉煌成就。铁托集团的代表团团长、南斯拉夫人民臭名远扬的刽子手、猖狂的反苏分子和社会主义的凶恶敌人兰科维奇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非常热心地谈到这些。兰科维奇利用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给他的大会讲坛宣传“南斯拉夫的经验”,鼓吹必须“使这种经验交流进一步完善”。但是,尽管他得到目前霸占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铁托集团的同情者和亲密朋友的鼓掌欢迎,苏联人民却不会不知道“南斯拉夫道路”是怎么一回事,南斯拉夫今天是怎样一个情况,南斯拉夫人民的处境如何。

尽管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用各种“证书”和“文件”宣称当前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当前的南斯拉夫是完全处于帝国主义者政治和经济控制之下和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国内反动资产阶级控制之下的一个国家。南斯拉夫的经济日益表现出可悲的资本主义现象,如竞争、失业、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最强大的经济集团的沙文主义、市场的竞争,等等。如果在现任修正主义领导人所驱使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么苏联也将变成一个类似的“乐园”。对苏联人民来说,初步的征兆已经是十分令人震惊的。苏联修正主义头目忠实地遵循赫鲁晓夫的道路,呼吁外国资本在苏联投资。目前正在同日本资本集团进行重要的会谈,以便日本资本在远东投资,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工厂)大公司也缔结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协定,要在苏联开设一家分公司。据柯西金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长期贷款、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自由交往,是“科学技术革命所必需的”,苏联领导人以此为借口,要把苏联的经济缚在美国、英国、西德和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战车上。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加速苏联经济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创造一个新的基础。当然,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最后的发言权属于苏联人民,苏联人民曾经流血战斗,那不是为了使祖国成为一个新的沙皇俄国的。

继续坚持奉行亲帝国主义的政策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外交政策问题,这个问题在苏联领导人和被邀请参加大会的他们朋友们的发言中都占了很大的篇幅。他们操这份心是十分容易理解的。苏联修正主义者由于他们奉行叛卖、投降的反革命政策,已经同世界上一切反帝力量发生了全面的冲突。企图建立两大国主宰世界的苏美合作路线遭到了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反对,这些国家和人民看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阴谋,是对他们的自由和独立的直接威胁。在世界上发生的重大革命事件不再容许苏联修正主义者保持他们想用来欺骗舆论的反帝假面具。因此,如所预料,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主要企图为自己的投降政策辩解,并继续策划推行他们的一面害人、一面掩盖罪迹的臭名昭著的骗人策略。甚至他们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分析,几乎同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分析一模一样,其目的无非是要寻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制造某些依据,以便具有某些新的“证据”,为以众所周知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等方式同帝国主义合作的路线进行辩解。

但是这些新领导人同赫鲁晓夫不一样,他们不透露自己的图谋,如果根据他们的言谈来判断,甚至他们好象是最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人们听到他们在口头上这样激烈攻击美帝国主义,这样激烈咒骂和指责美帝国主义,以致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人们就不知道已经出现了怎样的局面。

但是所有注视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人都不能不注意到,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反帝”只是一种虚张声势,只是一种暗淡无光的颜色,以便掩盖他们为了支持帝国主义而进行的具体活动。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报告中以及在葛罗米柯和其他发言的人的讲话中,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的谴责,都绝没有超越抽象的、虚有其表的泛泛指责的界限。至于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具体问题上,苏联领导人始终表示准备同美国进行合作,和在苏美关系的范围内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勃列日涅夫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在大力宣扬修正主义者的反帝和大谈美国侵略越南以后指出:“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宣称愿意发展我们同美国的关系,而且现在仍然抱着这样的态度”。因此,他要对美国人说的是:“请不必注意我们被迫对你们说的那些话,我们将来还是要奉行靠拢和合作的政策的。”应该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很好地体会了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使用的语言。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评论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外交政策的那些讲话的时候,这样概括了修正主义者的态度的实质:“硬的方针,软的行动”。所有的西方报纸现在都对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敞开了同西方进行合作的大门”这一点表示兴高采烈。

在大会期间,为了用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而施展的花招是层出不穷的,但是这些花招再也骗不了任何人。苏联修正主义者一心一意希望的是继续和扩大苏美合作以主宰世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直到现在,苏联赫鲁晓夫式领导人坚持力求同美国缔结禁止核扩散的协定,以保证两大国的核垄断,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控制联合国并把它变成美苏勾结的工具,他们疯狂地同美国一起拼命建立对中国的“火力包围圈”,他们伙同美帝国主义者帮助重新武装印度反动派,煽起印度反动派的反华好战欲望,他们积极地进行阴谋活动,同美国的“全球战略”配合,以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斗争,他们顽固地奉行同德国复仇主义者和解的政策,并且为了靠拢美国而牺牲德国人民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等等。这些只不过是一些例子,但是正是这些具体的阴谋活动表明修正主义的叛卖政策,表明它的危险的方针和它的投降意图。至于那些花招则只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用以压制人民的陷阱,旨在暗害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危险阴谋。

在这方面,可以把他们关于越南问题的猖狂和恬不知耻的骗人宣传作为典型,这种宣传在二十三大达到了狂妄之极的地步。他们对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说了许多漂亮话,而且当然不免许下支持和援助的诺言。然而,这种援助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究竟怎样、将来又将怎样呢?勃列日涅夫说:“侵略者将会碰到苏联对越南的日益增长的支持”;柯西金说:“我们将在必要时继续给予这种支持”;葛罗米柯则只是说:“美国人必须认真考虑这一声明”。

但是这些都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葛罗米柯只字不提帝国主义者的“和平谈判”的阴谋,他们并没有揭露和斥责帝国主义目的在于使越南人民投降的这一凶恶阴谋。这决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和铁托分子以及印度反动派等一样,支持帝国主义者的“无条件谈判”的主张。赫鲁晓夫式领导人大肆吹嘘给越南的“援助”,然而这种援助的反侵略战争的价值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证明这一点:如果苏联武器对美帝国主义者是这样危险的一个因素,那么他们为什么直到现在没有对苏联人的这一行动表示任何不安呢?大家知道,一九六二年,当赫鲁晓夫把苏联导弹运进古巴时,美帝国主义者不仅着急,而且迫使赫鲁晓夫完全投降并从古巴撤走这些导弹,甚至接受美国人的检查。因此,问题不是美国人毫不重视武器援助的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者所以只字不提,那是因为在苏联领导人同约翰逊和五角大楼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一项秘密协议(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热线用来干什么呢?),这项协议明确规定了苏联“援助”越南的限度,多少数量,以及可以运去什么东西,而又不致使帝国主义侵略者蒙受危险。

苏联领导人大肆吹嘘他们拥有洲内导弹和洲际导弹以及宇宙导弹,他们的原子潜艇目前周游世界而没有被发现目标,他们已经建立了“蔚蓝色防御带”,等等。但是这些在越南战争中对制止美国的侵略起了什么影响呢?这种吹嘘更加清楚地揭示了一个明明白白的真相,即修正主义领导人没有给越南任何有效的援助,他们吹嘘给予越南的所谓“援助”,同苏联的力量和可能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他们给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援助和支持却更加有效。既然帝国主义者在欧洲毫不担心,美国人从欧洲撤走数以万计的军队派到越南去,难道这一事实

正好证实了这一点吗?

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这样大肆进行的修正主义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掩盖不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根本不打算援助越南人民和支持他们的正义事业。因为,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他们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的顽强抗战,他们为反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而在战场上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从根本上摧毁了“赫鲁晓夫式共处”的整个修正主义建筑物。现在,这场斗争给予了在当前战争的性质、在革命和和平共处等问题上的和平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以更加锐不可挡的打击。这场斗争首先成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试金石,无情地区分出朋友和敌人,清楚地向全世界指明谁站在各国人民一边,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早已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最终地离弃了十月革命的革命传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根本不希望越南人民取得胜利;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的计划和行动同美国的计划和行动配合起来,企图实现“和平谈判”,就是说要越南向美帝国主义屈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危险的分裂者和敌人

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个新的、也是最后的步骤。当然,正如在所有其他问题上一样,苏联修正主义领导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也竭力掩盖他们的真实企图。这表明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从赫鲁晓夫的惨痛经验中汲取了一些教训。苏联领导人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大肆宣扬他们“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他们装作是主张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甚至勃列日涅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还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表示”友好。

这种态度不仅是虚伪的和骗人的,而且更加暴露了赫鲁晓夫分子的无耻面目。当他们在表面上一个劲地讲这种话的时候,他们却在暗中策划反对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运动的阴谋,公然同已经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公开谴责了的铁托集团靠拢和勾结在一起,他们诬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并且策划反对它们的阴谋。不仅如此,紧接着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之后,许多苏联人和应邀参加大会的人讲话,借代表大会的讲坛无耻地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指责中国共产党“好战”、“是假革命”、“冒险家”、“是分裂主义者”,等等。甚至有人在理论上“挖空心思”,捏造出“反苏的共产主义”这个词儿来诽谤我们这些国家和党,尽管这位“发明家”本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急先锋之一,作为反苏的旗手和一个共产党的葬送者,几年以前就成了一个反革命政府的成员。

在代表大会上掀起的反对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的政党的宣传运动,以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整个分裂和暗害活动,完全暴露了苏联领导人的蛊惑人心的伎俩和阴谋。他们企图用关于“团结一致”的骗人的口号,来欺骗共产主义公众舆论,转移别人对他们叛变的注意力,要使别人停止公开论战,以便赢得时间,平安无事地推行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阴险计划。

他们向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表示的“友好”,是无耻的骗人伎俩,是一种其目的在于进行暗害的蓄谋的姿态,是为了掩盖他们反革命企图和行动的老一套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阿尔巴尼亚的以及反华的活动,现在已成为苏联修正主义领导对外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宣传手法也好,阴谋诡计也好,都不能掩盖这种实际情况。

苏联领导人所以玩弄这种欺骗手法,也是由于在各个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存在困难和深刻的矛盾,由于修正主义者过去遭到了种种失败,而且现在每天都遭到失败。由于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日本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以及所有的真正革命者为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有原则的斗争,由于苏联修正主义者及其他修正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活动、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的合作越来越明显,赫鲁晓夫主义已经越来越无立足之地了。赫鲁晓夫的失败就是最意味深长的一个警告。在苏联领导集团同其他一些党的修正主义领导人之间,或者是由于苏联领导人对这些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沙文主义行径,或者是作为执行修正主义—铁托政策的结果都遇到了经济困难,或者是由于在所有修正主义者当权的国家都出现了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后果,他们之间的矛盾加深了。此外,在许多修正主义党的内部,大家看到革命的共产党人的抵抗运动越来越壮大,因为他们看清了修正主义领导正把他们引向毁灭。在苏联,在其他修正主义者当权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都是这种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有时是秘密进行活动,有时是公开活动。在某些国家中,已经建立了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小组,它们进行地下活动,而在另一些地方,这些党和小组已经公开站出来反对修正主义。这种进程现在正在发展中。这个进程是不可抗拒的,它将如雪崩一样荡尽修正主义者的叛变。赫鲁晓夫分子,苏联的和他们的盟友,都感觉到了这种危险。他们需要一个平静的时期,以便重整旗鼓,纠集力量,重新更有力地发动进攻。

为了欺骗共产党人和麻痹他们的警惕性,苏联领导人甚至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也竭力缩小和掩盖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区别,以便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说成是“并不太大”,拼命强调“把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东西是主要的”,等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根本没有可以联合的东西,恰恰相反,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已经背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分开的东西。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苏联修正主义者也大谈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然而,在这方面难道还有什么把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联合在一起的东西吗?绝对没有。当马克思主义者和所有的革命者同帝国主义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时候,修正主义者充当帝国主义的盟友和仆从,他们是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敌人。同修正主义者搞“联合行动”,就是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向帝国主义投降和屈服。

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再次表明,赫鲁晓夫式领导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分裂者和死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加紧进行斗争,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必须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以及组织上同赫鲁晓夫主义划清界线。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完全有权、而且也是到了组织起来、建立新的反修正主义的小组和政党的时候了。必须把反对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修正主义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革命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投入一场全面的进攻,以完全粉碎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制订的骗人的和叛变的赫鲁晓夫计划。任何忠于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必须表明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采取不坚定的立场和中间立场,中立的立场,都无助于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看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巨大努力,企图使那些百依百顺的修正主义者更紧密地同他们纠集在一起,同他们一道组成反对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共同阵线。然而他们也在试图结交“新朋友”,先采取一种使他们不能有所作为的策略,企图随后把他们完全拉进修正主义阵线。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已经尖锐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背信弃义的活动不仅是针对国内的一批共产党员或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队伍,而且是针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共产党人,那怕他们可能处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魔窟中,也不能放弃他们的原则,也不能用暧昧的、抽象的或半机会主义的提法来代替这些原则。历史证明,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是极其危险的,这种立场有利于修正主义,这正是修正主义所希望的和得到它的鼓励的立场。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铁托主义等等明确划清界线,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它们分开,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历史客观实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将一如既往,加强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有原则的斗争,它将无保留地支持一切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

《人民之声报》在三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一篇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们带着一系列重大失败出席他们的代表大会》的文章中说过:“背信弃义的赫鲁晓夫领导人的行径,他们直到目前所执行的整个政策,都表明他们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竭力使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得到批准。他们将竭力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取得一张那怕是形式上的批准书,以便沿着他们同赫鲁晓夫一起制订的路线走下去,在苏联社会向资本主义蜕化的道路上以及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以便为了两大国主宰世界而加强和巩固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现在代表大会结束了,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正好符合我们的断言。会议的结果完全象大家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所预料到的那样。怎么能不是这样呢?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是在苏联使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的先锋,但是他们不能把这点公开告诉苏联人民。他们在代表大会上扮演的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走狗的角色,但是为了很好地完成走狗的使命,必须小心翼翼地掩盖代理人的行径。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干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分裂者和破坏者的勾当,但是,既然他们要一意孤行,就一定要不顾一切地保住假面具。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这种两面手法不是由他们任意选择的。而是目前的形势、他们的叛卖使命和他们企图实现的反革命目的使他们不能不这样做。

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地表现了修正主义者的这种骗人的、两面的、言行不一致的、伪善的和无耻的策略。但是,这样一种骗人的和建立在流沙上的策略,是不可克服的矛盾和日常需要的产物,是恐惧和过去的失败的结果,既然这样,这种策略是注定要失败的,正象制定这种策略的修正主义也必将遭到失败一样。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人现在在代表大会之后,对于能够在代表大会期间保持表面的团结,避免了他们同他们的党和人民、同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修正主义盟友之间矛盾的表面化而大为高兴。但是,这种高兴是虚假的,是没有根据的,是把愿望当作现实。精神上的惶恐不安,对于可能发生的未知的某种事情的担心,对于代表们在发言中以不同方式说的话缺乏完全的信心,正是一些征兆,这种征兆表明,尽管修正主义领导不愿意动,但是周围的人民动起来了,进程正在发展,是它所阻挡不了的。

苏联人民是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有着高度民族觉悟和国际主义觉悟的伟大人民。他们无论如何不能长期容忍一个篡夺了苏联政权的、不可救药的叛徒集团把他们引上一条完全违背自己切身利益的危险道路。毫无疑问,这样的一天必将到来,列宁主义的旗帜将重新在苏维埃祖国的天空高高飘扬。

 

 

 

 

选自《人民日报》 1966 1213

勃列日涅夫建议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革命的新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又一次从积满灰尘的档案中搬出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已经破产的主张。赫鲁晓夫的忠实门徒勃列日涅夫执迷不悟地仿效赫鲁晓夫的老一套作法,登上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的讲台,又一次发出举行另一次“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呼吁。按照他的说法,这次会议将是“共产党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及其任务的一次新的集体讨论”。

凡是注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几年来发展情况的人都不难看出,勃列日涅夫建议召开的新的会议,只不过是从前赫鲁晓夫提出的破产的倡议的翻版。

赫鲁晓夫分子建议召开的“会议”的经过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赫鲁晓夫主持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会议如何举行和在什么地方举行的具体计划和严格的议程。赫鲁晓夫下令,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应在莫斯科举行“起草委员会”会议,一九六五年年中举行各国党都参加的大会。

赫鲁晓夫在绝望的处境中才提出了举行这种会议的计划。当时,对内对外的背叛政策在各个方面已遭到失败;苏联领导人口头上挂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利用苏联及苏联共产党享有的巨大威望来平安无事地暗中进行活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其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力量进行的坚决斗争,完全撕下了赫鲁晓夫的假面具。这场斗争划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革命者和叛徒之间的界线。在修正主义者阵线内部,分裂和矛盾开始加深,修正主义乐队越来越不服从指挥棒。陶里亚蒂的遗嘱把修正主义者的争吵暴露无遗。

赫鲁晓夫及其一伙认为,他们摆脱困境的救生圈就是举行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他们想按照他们的计划和愿望控制和操纵这个会议。会议要达到两个主要的目的:“谴责”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且加强反对它们的斗争;加强修正主义者的分裂的队伍的团结和防止各修正主义集团摆脱苏联领导集团。苏联领导人同时还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组织起一个广泛的阵线来反对成立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革命组织。一句话,赫鲁晓夫策划的这个会议,不论从当时要举行会议的情况来看或是从会议企图达到的目的来看,都是为了加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破坏团结和最后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巩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摇摇欲坠的阵地。

但是,赫鲁晓夫为达到他的这些目的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尽管他采取了蛊惑人心、吹捧、威胁、欺骗和讹诈等手段,会议还是失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这次会议的阴谋的揭露,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会议的失败导致了会议的倡议者赫鲁晓夫的垮台,赫鲁晓夫像一块柠檬皮似的被他的同谋者抛弃了。赫鲁晓夫的“国际会议”计划为什么遭到失败呢?

赫鲁晓夫曾徒劳地拚命设法停止论战,以便平安无事地推行他的卑鄙的、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则越来越使原则性的和革命的论战成为强大的武器,他们勇敢坚决地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在各个方面的和各种形式的战略和策略计划。

赫鲁晓夫竭力把其它国家的修正主义者纠集在唯一的一个中心——苏联领导集团——的周围,但是他没有能够阻止离心力量的发展。修正主义的多中心论更加明显,对“指挥棒”反抗的规模更大了。

约翰逊的“搭桥”,他向东欧国家接近和渗透的政策很快为这些国家的修正主义集团所接受,这就使得它们同帝国主义者的关系更加密切和直接了,不再需要赫鲁晓夫来作中间人,从而使修正主义者进一步暴露和分裂。

苏联修正主义者一面加紧同美帝国主义靠扰和合作,同时竭力向各国人民掩盖苏美“神圣同盟”的意义和目的。但是,他们在这一活动中也遭到了惨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合作路线已经被公开揭露,它是一条旨在由两大国主宰世界的路线,是在它们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路线,是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路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复辟和在其它国家加强资产阶级统治的路线。

以上种种导致了赫鲁晓夫的“会议”计划的失败。这些因素以及在国内遭到的失败,例如赫鲁晓夫分子关于实现丰衣足食的大肆渲染的诺言的破产,关于在几年之内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的吹牛皮的口号的破产,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和超级改革而在苏联造成的难以置信的混乱,这一切导致了这个叛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叛徒的悲惨下场。

赫鲁晓夫退出了政治舞台,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了一项特别艰难的任务: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忠实地走这条已经遭到失败的道路,把注定要完蛋的勾当继续搞下去。他特别把筹备和召开没有开成的会议的任务留给他的同伙。

这真是一件难事。赫鲁晓夫的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主张不仅遭到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坚决抵制,而且其它国家的修正主义者也采取反对和犹豫的态度,特别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在这些国家公开出现了对莫斯科不满、气愤和闹独立的明显迹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新领导人不得不把原定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会议推迟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并把“起草委员会”这一名称改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

但是推迟会议和换上新名称都丝毫没有改变这个会议的目的。事实上,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的情况下实现赫鲁晓夫的计划。这是一个独断专行的、搞分裂和派系活动的会议,是一个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会议。这样,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新领导人就撕下了假面具,向全世界暴露了他们作为赫鲁晓夫的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分裂主义和策划阴谋的背叛路线的忠实继承者的嘴脸。

在这次会议上、在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制订和通过了苏联现领导人的新策略。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从赫鲁晓夫的悲惨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制订了更加有伸缩性的、但在他们看来能有效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实质就是蛊惑人心:发誓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天发誓主张团结,同时破坏团结;一方面呼吁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加紧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在口头上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在事实上破坏这些革命斗争。

然而,作为谎言的变种的蛊惑人心的伎俩,是不能永远搞下去的。这种蛊惑人心的伎俩只能得到一时的好处,但是搞这一手的人避免不了要遭到揭露。生活本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力量的斗争撕下了苏联领导人的一切假面具,并公开揭露了他们不仅是赫鲁晓夫的忠实的继承者,而且他们进一步发展、深化和具体化了他们的下了台的祖师爷所倡议的背信弃义的路线。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及其同伙的集团是共产主义的叛徒和最卑鄙危险的敌人

苏联新领导人在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和同美帝国主义合作的道路上,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进一步执行分裂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的道路上,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赫鲁晓夫首先同美帝国主义靠扰,而他的继承者已经发展到同美帝国主义结盟和多方面进行密切合作的地步。他们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旨在推行两大国统治世界的路线的协定。此外,他们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已经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西方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接近,而在远东则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

赫鲁晓夫在当权时曾竭力反对中国,而苏联现领导集团则同美帝国主义者、其它反动派勾结起来,用一切办法在中国的周围建立“火力包围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统治下的苏联的对外政策进一步暴露了其加紧反华的方针。苏联现政府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切政治倡议和行动都是同这种政策紧密联系的,除了对它们作这种解释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解释。

苏联领导集团同印度反动派的勾结和合作就是一个例子。它同帝国主义一起向印度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便使印度反对中国,挑唆它同中国作战,把印度变成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南边境的经常性的兵站。从一开始,正是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挑唆、支持和援助,才使得尼赫鲁敢于向中国发动侵略。现在仍然是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继承者的同样的挑唆、同样的援助和同样的支持,才使得英迪拉·甘地和印度其他反动分子向中国挥动干戈。这些事实都是有目共睹的。

今年十一月三十日,苏联和印度之间签订了一项新的经济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联领导集团将在五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年)内向印度反动派提供九亿七千万卢布的贷款,这个数目比前五年向印度提供的援助多一倍,比赫鲁晓夫当政的十年期间提供的全部“经济援助”还多。同样,根据十一月三日签订的贸易协定,苏联和印度的贸易额一九七○年将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一倍。苏联领导集团正在用火箭、潜艇、军舰、坦克、飞机和其它军事装备武装印度,它正在印度帮助建设一些制造军用飞机的工厂,其中一个工厂已经开始投入生产。而这一切“援助”正是在印度反动政府反华更加疯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面临重大困难并处于全面崩溃的时候,向印度提供的。事实上,这一援助的目的是要维持印度的反动政权,并唆使印度反动派反对中国及其邻国。

苏联和日本领导人之间的日益广泛的接触和合作规模更大了,他们之间建立了多方面的亲密友谊。日本的垄断资本公司被邀请开发苏联远东的自然资源,日本飞机被允许从西伯利亚的这一端飞往另一端,即将签订一些重要的苏日合同和协定。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美帝国主义制订的和竭力支持的旨在反对和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路线。

最近的苏联—蒙古条约也是在同一个方面和为了同一个目的签订的,这个规定的反华性质是掩盖不了的。同样,赫鲁晓夫的继承者组织了和指挥了在塔什干举行的印度—巴基斯坦谈判,他们正在同泰国政府接近,对有蒋介石分子参加的美国的东南亚开发计划感兴趣,尽一切可能支持印度尼西亚反动派,以便镇压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力量,并唆使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反对人民中国。在同屠杀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刽子手进行亲切友好的谈判以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印度尼西亚延期偿还对苏联的债务的协定,以及关于扩大两国之间贸易的协定。印度尼西亚军人集团要求苏联政府为刚刚运到印度尼西亚的苏联坦克提供零件。苏联驻印度尼西亚的外交代表公开赞扬印度尼西亚的法西斯政权,并宣扬加强“具有良好基础”的两国之间的关系。

苏联的一切活动,以及其它的比较隐蔽的、或者说不公开的活动,都是为修正主义同美国和各国反动派结成联盟以便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和为进行反华战争作好准备的这个凶恶大阴谋的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就越来越明显:美帝国主义者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之间协调一致,竭力利用越南问题来共同策划反华阴谋。他们妄想越南(分裂的或重新统一的)成为一个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包围中国而效劳的国家,成为一个推行积极反华政策的国家,反为反华战争中的固定的支柱。修正主义者想把越南问题的解决纳入苏美合作轨道的企图,正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

苏美在越南问题上玩弄的花招是很复杂的,但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同时,它们所起的作用也是很明确的。在这个花招中,美国人出武器,出军队,而修正主义者则充当破坏者,充当第五纵队,充当散布恐怖情绪的人,充当失败主义者。共同的目标就是从越南内部和外部来压倒越南,包围中国,把侵略朝着中国升级。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在欧洲达成的妥协明显地揭示了苏美准备反华战争的战略目标。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在“欧洲安全”的口号下,在美帝国主义者的赞同与推动下,走上了在欧洲进行绥靖、在亚洲进行侵略的道路。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新的“欧洲”政策,在最近华沙条约国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已正式形成,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美帝国主义在欧洲无后顾之忧,在于帮助美帝国主义把它在欧洲的军队和装备调到亚洲,去加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苏联修正主义者自己减轻了在欧洲的负担,从而开辟了把力量集中于亚洲战场的新的可能性。目前,苏美为统治世界而共同作战的锋芒,正是指向亚洲战场的。

苏联关于在欧洲进行绥靖的宣传,或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最近进行的各次访问和策划的各种会议,恰巧发生在约翰逊的亚洲之行和马尼拉会议之际,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些事态发展是在苏美高级代表举行一系列直接会谈之后出现的,同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则从欧洲大量地调到越南和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正是在这些重大的外交阴谋活动之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才发动新的反华宣传和宣称要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者密切配合和加紧执行反华斗争的方针,是昭然若揭的,任何蛊惑人心的伎俩,任何欺骗手法,都是无法掩饰的。

美帝国主义者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陷入重重矛盾,这些矛盾反映了他们的虚弱

从表面上看国际形势,似乎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领导人在产生影响,采取主动,急于利用形势和机会。然而,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者的虚弱却是再明显不过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和深化。在他们准备战争、缔结新联盟、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的过程中,竞争和争夺不断加剧,美国失去了它在第二次大战后的短暂时间里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的霸权,它再也不能和没有任何实际可能重新组织资本主义的力量,并把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这些国家,在侵略性条约中充当美国的主要伙伴,但现在却正在设法完全摆脱过去的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统治。现在,这些国家坚决要求在世界政治中占有自己的地位,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有自己的一份。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由于在对第三国采取共同政策和共同态度的问题上发生无休止的争吵而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侵略性条约造成的冲击,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目前,美国在欧洲的霸权不仅仅受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反抗。法国觉得自己有充分的力量抗拒美国的命令和保卫自身的利益。西德也开始动摇起来,给它的大西洋彼岸的朋友造成了许多麻烦。这两个国家当然都根据自身的利益,要求重新缔结旧有的联盟和寻找新的市场,以对付美国的压力。在日本军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那里,也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出类似的现象。

美国对其他各国人民奉行的干涉和侵略政策,使得它的那些不愿卷入美国的冒险的同盟者极为不安。这一政策在他们中间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支持。例如,美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要使它对越南的侵略国际化,但是,事实上它远远没有做到在朝鲜战争时期所做到的那样,那时它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还能够纠集一大批盟国。

美国出名的记者李普曼最近在谈到美国目前的孤立处境以及它的欧洲同盟者不支持越南战争时写道:“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如果它在战场上和我们联合在一起,就不能生存下去。在‘道义上’支持我们的威尔逊政府会派遣少量部队去越南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了。至于我们认为在拯救他们的亚洲各国人民,任何一个亚洲的独立国家——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没有给我们任何支持,那怕是象征性的支持。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样的附属国家同我们在一起。它们是被前英帝国抛弃的前哨”。

修正主义阵线自己也患了资本主义世界得的那种病。苏联领导人使用了各种办法和手段来填补越来越大的缺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利用卢布和使用压力、威胁和沙文主义的讹诈。但是,结果却是可悲的。

苏联领导集团所奉行的沙文主义政策在它的追随者中间激起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满、各种反抗和反对。每个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竭力保卫自己的利益,总是不顾损害别人利益,设法建立自己的联盟。此外,为了行动自由并且作为对苏联进行讹诈的手段,许多集团用美元代替卢布,并且同西方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这些对抗性的行动中和这场斗争中,是没有任何原则的。这是他们在本国使之复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则在起作用,从而唤起了民族主义情绪,引起了无休止的争吵和没完没了的竞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无情揭露,使这种危机进一步加深和恶化。同时,这种揭露有助于增强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在苏联,反修运动正在壮大,它表现为成立了秘密的革命委员会,同时在其它国家中,如在波兰,也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党。在这些修正主义集团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这些各种各样性质不同的因素,都是针对修正主义集团的烈火,根本上决定了它们不可避免的毁灭。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力量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世界各国成立的新的革命政党和革命组织,修正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党之间关系的削弱以及苏联修正主义者对于它们的影响的显著缩小,这一切都在继续发展。苏联领导人和其他修正主义集团不知所措,他们拚命摆脱从内部和外部折磨着他们的危机。面临着这种失败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暴露,面临着本国人民反抗他们所奉行的反马克思主义和投降的政策,面临着由于实行资本主义改革而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于是他们就接二连三地举行秘密的或者公开的会议,以便寻找某种补救办法来摆脱夹住他们的巨大铁钳。

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要召开“共产主义国际会议”的目的

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处境困难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公开推销员呼吁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迫使他们采取这种步骤的局势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人们了解他们企图达到的目的和目标一样。

第一,修正主义领导人企图掩盖他们的背叛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投降主义的政策,掩饰他们同美帝国主义的靠扰和合作,掩盖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赫鲁晓夫分子需要这种“大规模的共产主义会议”,以便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把它作为一项“伟大成就”,而他们已经在根本上叛变了和破坏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和伟大事业。

第二,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增强他们在修正主义阵线中已经动摇的领导地位和加强正在分崩离析的修正主义者的队伍,即使不能真正加强,至少也要在表面上加强这个队伍。这次会议可能造成出席会议者同苏联领导人团结一致的表面现象。

第三,他们主要企图通过这次会议打击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谴责它们是“教条主义者”、“分裂主义者”、“宗派主义者”等等。尽管勃列日涅夫保证不排除或谴责任何人,但是毫无疑问,会议的主要目的将是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攻击它们的反帝反修的革命路线。最近在索非亚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发生了这样的可耻行径,在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唆使下把中国代表排斥在会议之外,而允许叛徒铁托分子参加会议,这就清楚地暴露了赫鲁晓夫分子的计划和阴谋。因此,这是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之流想在“共产主义国际会议”上搞的把戏的序幕。

第四,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企图在这里把他们反对中国、反对革命,同美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派结盟和紧密合作的方针政策确定下来,作为正式的路线,并且更加热中地继续执行这一方针政策。

苏联领导人认为自己已经发明了召开这次会议的蛊惑人心的骗人的论点,可以在会上重新展开讨论和作为会议的总的基础的论点,这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口号:“团结一致,支援越南”。这个口号意味着必须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采取一致行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头目们把“声援越南”问题说成是“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基础,不言而喻,他们是根本不想支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他们自己也根本不想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如果他们是反帝的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他们不开这种会也完全可以支援越南,也可以同这个不只是赖在越南的帝国主义作斗争。

不仅如此,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及其盟友,不但不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反而在一切方面同屠杀越南人民的杀人犯美帝国主义者日益加紧勾结。这是多么伪善啊。正当勃列日涅夫及其追随者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大叫大嚷“一致行动”以及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支持”越南的时候,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它们同美国的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这一事实本身难道不是清楚地证明了,修正主义者是同屠杀越南人民的杀人犯美帝国主义者真正团结一致和一致行动的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甚至在代表大会的讲坛上说:“我们努力争取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我们希望在政治、经济和科学等方面同美国建立关系。如果他们那方面表示有这样的愿望,那么我们的关系就可以改善。”他还说:“匈牙利已接受了美国的要求: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开幕的这一天宣布把我们的外交代表团提升为大使级的消息。”而且他把所有这种种做法说成是“一项原则性的政策,而不是策略”。实际上,只有背弃了一切原则的那些人才会执行这种“原则性”的政策。

很显然,提出团结一致支持越南的问题,是修正主义的把戏,是对各国人民声援越南的真正感情进行卑鄙的投机,是在世界上所有正真的人们所关怀的一个问题上搞投机的把戏,是利用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越南人民的侵略者的仇恨的一个阴谋。

“越南问题”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具有重大的策略意义的,因为在目前形势下,赫鲁晓夫分子只能利用这个问题来企图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集团纠集在他们周围,他们只能在这个问题上装出某种团结的样子,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和欺骗舆论。

此外,苏联领导人把“各国共产党”会议建立在越南问题这个基础上,希望这样就能“揭露”反对和拒绝参加这个修正主义的会议的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好像它们是反对团结一致支援越南人民和团结一致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

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进行欺骗宣传,企图使人认为他们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这是枉费心机。他们作出关于“援助”越南的“共同决议”,这也是枉费心机。他们决不能歪曲事实和抹煞真象。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全世界所有的革命人民一起,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团结一致的,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无保留地支持越南人民解放南方、保卫北方和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的。他们都坚决地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和谈”骗局。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苏联新领导人的骗人勾当。苏联新领导人一面假装支援越南人民,一面出卖越南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和策划阴谋,以迫使越南人民屈服。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反帝”和在越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卑鄙的骗人宣传,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们对越南人民的大背叛的一个阴谋。赫鲁晓夫的继承者装出支持越南或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某些姿态,力图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范围,纳入两大国主宰世界这条路线的范围。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关心的不是帮助越南人民,而是怎样出卖越南人民,所关心的不是怎样抗击美国,而是怎样支持美国。苏联领导人主要关心的事情,仅仅是怎样支持美国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把约翰逊关于“和平谈判”的讹诈强加于越南人民。这是主要的方面,因为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以及人民战争在越南的胜利,也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大失败,是他们今后短期和长期战略的大失败。这种势力的利益和目标是同越南人民的、全世界人民的、革命的和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同这样一种势力怎么能“联合行动”呢?

苏联领导人大肆叫嚷并对天发誓,说什么,在越南问题上,他们完全赞成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立场,他们没有采取特殊的态度。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美帝国主义头目们及其盟友和代理人日复一日地同苏联修正主义头目们商谈和研究越南问题呢?为什么约翰逊、腊斯克、哈里曼、威尔逊、布朗、保罗·马丁、铁托、英迪拉·甘地和椎名悦三郎,且不谈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其他许多代表以及他们的忠实代理人,在越南问题上求助于苏联领导人呢?难道他们那么天真,以致徒劳地去敲紧闭着的大门么?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没有人会相信有这种天真的事。因此,有一点是明确的:在这些秘密的会晤和会谈中,策划了新的阴谋,进一步推行原先的阴谋,谋划了花招诡计,并且协调了反对越南和反对中国的共同行动。

越南问题不仅不能像修正主义者所硬说的那样作为团结一致的基础,而且相反地是这样的根本问题之一,这个根本问题使修正主义者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离,使两者之间的斗争不可调和,使得所有的革命者以及所有真正站在越南人民一边的人们必须坚决地进行斗争,以彻底揭露作为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和帮凶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

苏联修正主义者需要在现在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会议,还有另外的原因。他们怀着极大的恐惧看待中国最近的革命事件,了解到他们指望在中国发生有利于修正主义和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变化的希望落空了。由于中国共产党最近一个时期采取了彻底革命的措施,伟大的人民中国更加强大了,中国革命正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顺利向前发展,它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一场同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作斗争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矛头指向一切阶级敌人,指向公开的和隐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企图使中国倒退,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场革命的矛头是指向美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各地的修正主义集团。中国的共产党员、工农兵和革命的红卫兵在这一伟大革命的旗帜下,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正在铲除所有的毒草,揭露蜕化变质分子,揭露所有抱有修正主义观点的人——赫鲁晓夫分子的朋友和盟友,并粉碎了这些人最后的希望。然而中国最近的事件还不仅仅是对修正主义者的打击。

中国的文化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正在蓬勃发展的挖掉产生修正主义根源的这场伟大革命运动,对于全世界的所有真正革命者是具有鼓舞作用的一个范例。对于苏联及其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政权的国家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这一范例尤其具有鼓舞和推动作用。它指出了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道路,这就是采取革命的群众行动的道路,是发动群众揭露修正主义的背叛,横扫一切修正主义分子的道路。修正主义者所害怕的正是这一点:中国的范例有朝一日将在他们的国家产生影响。因此,为了抵制这一伟大的革命范例对他们所造成的危险,为了歪曲这一伟大的革命的真相和它的崇高的目的,修正主义者就同帝国主义一起,卑鄙无耻地诬蔑中国的文化革命。他们的报刊现在塞满了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毛泽东同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以及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的声明和文章。

修正主义者现在打算就中国的文化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的决定,作出一个所谓“意识形态历史性文件”的共同决定。这个决定的内容会是什么样子,是不难预测的。它的纲领已经在《真理报》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形势》的文章中提出,这篇文章充满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的诬蔑、造谣和恶毒的咒骂。

这样,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就暴露出,他们又扮演了同赫鲁晓夫一样的小丑,出场进行论战,以骗子的诬蔑和恶棍的咒骂来攻击社会主义和革命。现在正在维妙维肖地重演一九六四年的局面,当时赫鲁晓夫没有一天不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一些修正主义党的代表大会上勃然大怒,软硬兼施,要求举行臭名远扬的会议,来谴责中国共产党和把中国共产党驱逐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真理报》的文章,勃列日涅夫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关于召开一次新的修正主义党的会议的呼吁,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它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将“受到谴责”和“被排除”,苏联修正主义报刊和追随其后的某些国家的报刊进行的整个新的反华宣传,这种种事实本身就批驳了赫鲁晓夫垮台后苏联领导人的骗人的伎俩和阴谋。

但是,正如赫鲁晓夫当时所证明的一样,这种种并不表明他们有力量,而是表明他们处境的虚弱,他们的无原则的斗争的破产和他们的骗人的伎俩的失败。苏联修正主义者想打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望企图,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修正主义者实现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计划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力图分离各国人民、革命者和我们这些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企图孤立我们和使我们屈服。但是,他们实际上是暴露和孤立了自己,他们正在越来越加深把他们同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人民分开的鸿沟。

为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坚决斗争是真正革命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的唯一道路

看来现在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同意按苏联领导集团提出的纲领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尽管由于利益和各自的策略上的原因,他们同苏联修正主义者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由于被揭露以及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失败而经历着非常严重的危机,相互之间的压力又非常剧烈,所以,对他们说来,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是必需的,是势在必行的。竭力要重新建立对各修正主义集团的霸权、攻击中国和为他们同美帝国主义靠扰和合作的路线辩解的苏联领导人,正尽一切可能不错过这个机会。这次会议的“论据”是那么的“适合时宜”,以致每个修正主义集团都可以为自己的参加会议“辩护”,可以在表面上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己的“观点”。

某些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开始对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和会议议程表示怀疑。有一些人表示怀疑和犹豫,并且说,召开会议的条件“不成熟”,或者说还需要时间进行准备。另一些人说,召开会议嘛,可以!逐出教门嘛,不干。还有一些人公开支持苏联的计划并且说,条件“已经成熟”或“正在成熟”,没有理由再等待了。有一些人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至于早已下决心干下去的苏联修正主义者,他们即使只同那些愿意参加的人一起,也可以举行会议。至于那些不去参加这次“盛会”的人,苏联领导人完全知道,他们是同意会议的目的的,这些人为了维护他们的所谓独立立场,不愿意公开同别人联合。苏联领导人对这些人的中间立场是十分高兴的和可以接受的,他们认为这种立场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进行的原则性斗争的破坏。这些人不参加这个会议,对他们来说,是坏处最少的。

苏联修正主义者自己从历史经验中,知道什么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和符合他们利益的。他们知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间立场是一个临时站,是走向机会主义和滑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叛徒立场上去的一个间歇。

继去年三月会议以后,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所策划的新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是为了进一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坏各国人民反帝统一战线和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新的转移视线的行动。他们企图利用这个会议来进一步推行反华运动,把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和路线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掩盖他们同美帝国主义的靠扰和合作,转移人们对他们所遭到的失败和揭露的注意。

但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企图在“各国共产党”会议上玩弄的新把戏是注定要失败的。不管有没有这次会议,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失败、必然到来的最后失败都是避免不了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新领导集团将遭到和它的前任一样的不光彩的下场。任何花招,任何阴谋诡计,任何蛊惑人心的伎俩都改变不了它的暗淡的前景。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通过他们的会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的挑战是吓不倒任何人的。恰恰相反,它将促使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切真正的革命者正确地分析形势和得出必要的结论,进一步加强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毫不犹豫地揭露他们所策划的一切骗人的阴谋诡计。

现在是同形形色色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划清界线的时候了。叛徒修正主义者有朝一日会重新走上正道的希望已经没有了。现在一切方面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分开,没有任何东西使他们联合起来。他们不论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最终目标方面,都是在根本相反的两极上。由于奉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和投降的背信弃义的政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把自己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行列之外,置于反帝战线之外。

我们党已公开宣布,今天摆在日程上的尖锐的现实问题,不是同修正主义者调和和团结,而是同他们彻底决裂。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十分需要真正的团结,但是,通过像苏联修正主义者目前所策划的那种会议,是决计不能实现团结的。这种团结将在反对赫鲁晓夫的、铁托的和形形色色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并在经过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我们党在许多材料和文件中,特别是在恩维尔·霍查同志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表示了对于在目前形势下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尤其是对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所采取的原则立场。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报告中说:“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但是,必须正视这种形势,勇敢地对付这种形势,因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些敌人尽管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武器。相反地,他们正在加紧勾结和进行活动。对于这种形势,决不容许示弱、犹豫和动摇不定,而要求果敢、坚决和老练,不容许采取宽大、软弱和机会主义的策略和空发议论,而要求采取迅速和战斗的行动,要求采取每日每时都有利于我们革命战略的战斗策略,也就是根据各个党所处的战斗形势和情况确定英明的、慎重的策略。豪无疑问,有了建立在我们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基础上的革命战略和策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力量将勇往直前,并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和平事业胜利的神圣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

 

 

 

 

选自《人民日报》 1967 204

 

党和政权的进一步革命化

在科拉比煤矿、“

查”机械厂、“威廉.皮克”农业合作社、五零零九部队和国立地拉那大学党的基层组织联合举行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


共产党员同志们:

各级党组织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事件。在今后两个月内,在各个地方,在城市和乡村,各单位和武装部队党的基层组织将要举行会议,总结工作,改选党的基层组织和偏僻地区党委的领导机构。

总结和改选是对进一步加强党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为此目的举行的会议上,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总结自己的和组织的工作,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估量成绩和缺点,确定今后努力的目

,从工作最好、有组织能力、坚决贯彻党的路线的同志中间推选书记、基层组织委员会和党委会。

党的基层组织总结和改选的会议必须开好。在这一点上,我想指出的是,每个人都要作个总结,不仅要一般地总结我们完成任务的情况,而且特别要总结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怎样完成任务的;不仅要总结在田间、工厂或办公室里的任务完成得怎样,而且还要总结自己对社会义务完成得怎样,自己是怎样行动起来去解决社会、政治、家庭的问题的。我说的家庭问题,丝毫不是指家庭的内部问题,而是指关系到阿尔巴尼亚家庭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基层组织里,革命的共产党员要求自己的革命同志做总结,因为总结问题不是私人的、个人的问题,而是党的政治组织问题,是集体和群众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党的集体和该集体中的成员,负有重大责任。

为了党的进一步革命化,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不断的和效果十分良好的斗争。党的革命化就意味着党员的革命化。共产党员应当是钢铁般的战士,政治态度鲜明,勇敢,可亲,坦率,与诚,必要时又严厉。他们应当破除一切坏东西,支持和促进先进的新事物,并站在前头为之而奋斗。如果说我说的这些都是总的原则,那么现在我就比较具体地谈一下。

我从最简单的谈起。一个共产党员一天六次经过堆满垃圾的楼梯,却没有想到要改变这种状况,没有想到要教育这个楼里的全体居民。怎么能够认为这样的党员是革命者呢?

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别人请他时,才去参加居民区、民主阵线或者工会的会议,甚至在被请的情况下,他还千方百计地逃避,或者只是去装装样子,去了以后两手一叉,认为自己没有发言的义务,更不用说他还能为实现别人提出的问题而努力了。怎么能够认为这样的党员是革命者呢?

都拉斯港口的一个工人白天工作得很好,很出色,甚至还受到表扬,但是晚上回家后却私自制作神像,早晨拿去卖给教徒私人。怎么能够认为都拉斯港口党的基层组织是先进单位呢?怎么能够认为这样的工人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呢?

我继续讲下去。在卢什涅区希斯焦卡伊乡的一个叫兹江的山村,几乎全部十三四岁以下的姑娘都订了婚,有些在年纪不大时就由父母包办非法结了婚。这样,怎么能够认为这个村的党的基层组织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呢?

我再继续讲下去。在莱希区,买卖婚姻的恶劣风俗悄悄地成了合法的事情。这怎么能够认为莱希区所有党组织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呢?全党、全国都应该起来火烧一切践踏党的神圣法律的人,砸烂他的脑袋,保护妇女的权利。这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道德问题。

要求共产党员汇报是必要的。但是,应当用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神秘地去进行,不是纠缠在一些细小的、非政治的问题上,不是用宗教法庭的方式来进行,不应当进行污蔑,无中生有,打击报复。所有这样的汇报工作的方式都是和我党格格不入的,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影响。

因此,我认为,应该避免这种无效的、一般性的总结,不要搞那种不痛不痒的千篇一律的老一套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能从政治上教育同志,也无助于他们正确地解决问题。

为了建设一个非常革命化的党,全体共产党员都应该负起责任,做到每个党员都完成任务,每个党员都总结工作。很多时候,总结作得不象样,对总结也没有提出应有的要求,这是因为没有正确地理解每个人的任务,首先是政治任务。

拿党委委员、党的基层组织委员会委员一直到党的基层组织的党员来说吧。人们常说,没有把大家很好地动员起来参加党的各种工作,人们常常批评党委常委会及党委会书记,或者基层组织书记没有很好地对他们进行工作,等等。这些批评是恰当的,正确的,甚至应该更严厉些,因为党委会及党委书记只对党委的视察员、机关工作人员、有时在党的基层组织书记会议上做些多少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这样地看问题,做工作,就是官僚主义,就是打官腔。

但是,过错

仅在这些同志身上,其他一些受到轻微批评,或者根本没有受到批评的同志也有过错,在进行总结和改选时,他们不作总结,而又重新当选。我所指的首先是党委委员和党的基层组织委员会委员。党把他们选举出来作为革命者进行领导、组织、动员和斗争,而不是只等着在一年之内开二、三次党委会议,并且以为这样就算完事。这些会议的举行仅仅是工作的开始。

他们可能会说:“可是,书记没有召集我们开会,没有动员我们”,等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同志督促书记进行这项工作,在书记没有很好完成任务时,也去助一臂之力。例如,基层组织委员会和书记有过错,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党委委员作为革命者行使党给予他的权利。除非党委会作出规定,很少有人(不能说一个也没有)到自己所属的基层组织以外的其他基层组织那里去检查工作,给予帮助,进行指导,采取措施,或者很少看到有人到他通常工作以外的经济单位去访问,给予帮助。未经请示和得到书记的准许,可以说,就是油瓶倒了,他们也不扶。党委委员应当和书记配合起来进行这一工作,向党的机关要些材料,同书记讨论自己看到的问题、进行的工作和提出的建议。在权限范围之内,不作任何努力,不发挥主动性,这就不叫干革命,而纯粹是在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下为工作而工作。这纯粹是从局部利益出发。

每个基层党员,或者被选到党的领导机关的党员很好地行使权利和义务,这不意味着他破坏了党的准则(关于这点我在下面还要讲到),相反,他是为加强党的准则而进行努力。如果他不行使这些权利,那就是纵容党的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以至于使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权限无边,以“不会犯错误的党的工作者专家”自居,说他们“对党组织了如指掌”。有些普通党员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在基层组织里,应当给党员安排任务,党员应该有分工。这一工作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不好。这方面我们应当加以改进,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在没有分配给他什么任务的个别情况下两手一叉,袖手旁观。实际上,我们有许多任务需要完成。只等别人分配任务的共产党员算是什么革命者呢?

不行,这样的党员不能算是革命者,不能算是有干劲、有主动性,生龙活虎的党员。党不需要这样的成员。他们应当懂得,只有在革命斗争中才能培养、锻炼出英勇的共产党员。

因此,党的一切会议,特别是总结和改选会议,是使党的干部革命化的大学校。

进行总结和改选,应当使每个单位的非党人员也行动起来。他们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对党组织确定的今后的任务,对谁被选进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不是也不能是袖手旁观的。所以,共产党员在准

召开总结工作和改选的会议时,应当和劳动人民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批评和建议,并仔细加以研究,努力作到在党的会议上不仅反映党员的意见,而且还反映非党群众的意见。这样的准

工作有助于使党的选举会议在战斗的、革命的气氛下召开。

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的决议武装起来的我们党,在总结工作和改选的会议上,将显示出它是坚强团结的。我们党将以比去年改选时更优异的成绩来迎接今年的改选。我国劳动群众将在共产党员领导下用斗争和努力来取得这些成绩。一九六六年国家计划的胜利完成,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工业总产值完成百分之一百零四,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十二。一些工业部门的产值同一九六五年相比,一九六六年石油工业增长百分之九,煤炭工业百分之十七,铜工业百分之五十六,镍铁工业百分之四十三,电力工业百分之二十四,机械工业百分之四十,轻工业百分之十,食品工业百分之五,等等。在农业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和一九六五年相比,粮食播种面积増加百分之七,土豆播种面积增加约三倍。开垦荒地一万八千六百公顷,比一九六五年增加百分之七十。粮食收购计划完成百分之一百一十二,土豆百分之一百零六,棉花百之一百零三,甜菜百分之一百二十三,向日葵百分之一百一十五,等等。其他部门,如建筑、运输、商业、文教卫生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九六六年是工人阶级提出了重大的创造性倡议并因此修建了许多新的车间和工厂的一年;是山区全体农民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的一年;是国防力量进一步加强和对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每个公民进行革命动员的一年。

这些成就是对我国的每个共产党员和每个劳动者的巨大促进和鼓舞。这些成就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将像完成五年计划第一年的任务那样,胜利地、而且更好地完成我们光荣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一九六七年和其他年度的任务。

党教导我们,成绩绝

应使我们共产党员陶醉起来。我们绝

应该用成绩掩盖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知道,党组织进行的动员群众的巨大工作,虽然取得了成绩,但过去和现在都有缺点,党应该为克服这些缺点坚决进行斗争。

党中央委员会不断强调,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应该有更多的主动性,但是,这个问题往往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因此,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党的基层组织学习党委会的决议是加重它们的负担,会妨碍它们的主动性。学习上级的决议

应该看做是额外的和不必要的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按照这种看法,我们就不应当通告全党,不应当教导它如何工作和思考,不应当发出指示和总结经验。

我们一刻也不应忘记,我们党的基础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说,我们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活动是在全党以最民主的方式选出的领导机构的集中领导下开展的。所以在这种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党的上级机关的重要决议

仅应该为大家、为所有下级机关和全党所了解,而且下级机关应该进一步深入地加以研究,并寻找最好的方式方法予以贯彻和实现。

党内有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的风气,有“晚不了”这种有害的观点,就不能贯彻党的这些十分重要的决议。不,在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内,在我们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内,不允许有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自由主义涣散性和假民主。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并为在每个战役中取得胜利而贯彻着铁的纪律。党内所以能执行这种铁的纪律,因为这种纪律是自觉遵守的。我们应该维护和进一步加强这些准则以及我在下面要说到的其他准则,任何时刻都不应该认为,由于我们党取得了政权,并正在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可以放松对党的准则的严格遵守。决不允许这样!这些准则巩固了党,并使它成为先锋队和坚不可摧。

学习决议或对工作、工作方式和上级布置的任务提出意见是必要的。这样做一点也不限制党的基层组织的眼界,一点也不妨碍它们的主动性。问题在于如何有区别地帮助它们理解这些决议,并根据党的基层组织的实际情况予以贯彻。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缺点。

各个组织的情况看起来一样,但是并不完全如此。因此不能要求,在城市和农村,在工厂和农业合作社的大队,或者在学校,学习一个决议都完全一样。不应该强求各个组织用统一的方式去解决一个决议中包括的一切问题。

一个组织应该遵循、了解和很好地全面地理解整个决议,并深入钻研对自己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那些部分。但是,有时我们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对这些工作的指导有时是有毛病的,讨论会开得一般化,以致有些党的基层组织书记在他们的组织中既没有把从积极分子会议上收集的东西提出来研究,也没有把从讨论会上收集的东西提出来研究。

为什么会这样呢?要么因为所说的都是一般性的东西,基层组织书记认为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对组织内的同志们说;要么因为所说的都是好的、新的东西,但基层组织书记不能准确地记录下来,深刻地理解它;而他们所作的一点记录又是那样枯燥无味,等传达到基层组织时就变成陈旧的、千篇一律和老生常谈的公式。

因此,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书记应该十分注意这一工作的准

。党委会应该懂得,农村党组织的工作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特点,这种特殊性和特点在许多时候,特别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同城市党组织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

忘记或者抹煞我国城市同农村的差别,忘记或者抹煞城市生活和习惯同农村的生活和习惯的差别,而在城市和农村中,机械地和千篇一律地采用一种工作方法和工作方式,那么结果是不会令人满意的。党委书记和视察员在这方面没有给予很多的注意。例如,他们没有认真地考虑,由于许多原因,报刊不能送到需要的地方,不能像在城市那样迅速地送到农村,农业合作社的文化站不能像城市工厂的文化站那样开展活动和开放,农民意识中旧的残余比工人的更加顽固,农民的文化水平还比城市居民低得多。那么,书记和视察员们应当怎么办呢?有两条路:或者像辕马那样前进,或者更多地考虑寻找最合适的出路。我们很难开出药方,因为正像我说的,根据情况和周围环境,每个农村或一些农村都可能有自己特别的办法。但是有一种良方,有一种治好这种毛病、改善工作的主要药品。这就是很好地、深入地和有根据地了解农村的情况,一个一个地去了解农村的人和干部,了解他们的能力,爱好、意志和内心活动。对于城市的党组织也应当是这样。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基层组织才能有创造性和主动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党委会和观察员才能给予有效的帮助。克服党委会和基层组织工作方法的这一缺点,将有助于党组织更加战斗化,更好地领导工作,以便完成面临的巨大任务。

现在,党的各级组织在准备举行总结和改选的会议,应当很好地考虑自己的特点和缺点,特别是在改选时要坚持这点。

应当说,党委会在党内的改选问题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种传统应当摆脱那些毫无成效的东西,或者陈旧的形式。这些问题之一,就是习惯于在改选和总结会上论述所有的问题。我觉得,同志们应当更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做,即把总结和改选会议上的报告限制在一、两个主要问题上,比如说生产问题,或者只谈文化和教育问题,集中地谈弱点和缺点比较多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每个共产党员进行汇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确定这些问题要同基层组织的特点、特殊情况、缺点和弱点紧密联系起来。

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锤炼党,使它永远战斗化,有活力,生气勃勃,对缺点和弱点毫不调和。因此,给党的队

输送新的血液,从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中和从知识分子里面的最优秀的革命分子中接受新的党员,具有首要意义。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明确地规定了入党的条件和培养预备党员所需要采取的措施。基层组织的任务是向他们解释并使他们很好地理解这些要求和目的。如果很好地解释并正确地理解党关于入党的指示,那么就可以懂得,党章规定的新要求不是关闭党的大门,相反是开放党的大门。对谁开放呢?对优秀分子,对革命者。而对那些不配做党员的人,大门是紧闭的。

为什么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新的条件可能妨碍新的血液输送到党内呢?因为,到现在,党员和党组织有时不按健康的

准,不经过很好的考验,就介绍和吸收一些人入党。现在,

准是健康的,考验是有区别的。人们应当习惯这些新形式,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党的大门关闭了。如果是对人们关闭大门,那将是一件很坏的事,就同敞开大门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进入党内一样。何是,有些人把党的指示当做框框。然而党的指示对工人,合作社农民,知识分子和职员是有一定区别和差异的。如果看不到对这个或那个阶层的这种区别和要求,马马虎虎地把矿工、合作社社员的入党预备期规定得同知识分子或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那就是说,没有理解党的指示,那就有危险。

拿介绍人的问题来说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说,对

严肃的介绍人“要坚持立场”。对这一点应当给予正确的解释,介绍人应该进行介绍,应该对党负责,但是这不能理解为如果预备党员在党内生活期间犯了错误和有了过失,就必须对介绍人采取惩罚措施,这样,以后就没有人进行介绍了。应当用发展的辩证观点来理解问题。

或者拿党章关于预备党员在他度过预备期的那个地方可能改变职业的要求来说吧。原则上,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成为惯例,因为

论是工作,还是预备党员都不需要这样做。

预备党员离开本区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也不应成为惯例。当预备党员是未婚者时,问题比较简单。另外,我们每个区都有许多不同的和困难的工作部门,我们可以把预备党员派到那里去。也应该考虑通过艰苦的劳动教育工人和合作社社员的问题;对妇女,特别是结了婚和有小孩的妇女应该关怀,而特别对职员和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提出更多的要求。因此,应当正确地理解党的指示,最关心地、不断地注意在基层接受新党员的问题,注意用新的血液加强党的问题,因为这对党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

上述问题对改进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并不是党的总结和改选会议应当考虑的唯一的问题。我们党和政权机关的进一步革命化,党和政权的巩固,取决于一系列的问题,我想向大家谈两个原则问题:

第一,严格地贯彻和遵守党的革命的原则和准则。

第二,始终不渝地坚决地反对官僚主义。


关于贯彻党的准则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从它建立的那天起,就十分重视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无产阶级民主,对问题和事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健全的保密制度,钢铁般的和自觉的纪律,群众路线,阶级斗争,等等。党内的精神面貌和政治状况,党和人民的思想觉悟与革命精神,党的路线在没有犯令人不安的错误的情况下得到实现,计划得到完成,都证明在这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当然,如果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已达到顶点,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那就是自满自足,鼠目寸光,那是错误的。自满自足,沉醉于已取得的成绩会造成高枕无忧,缩小错误,而使错误越来越大,用“我们有成绩”、“现在万事顺心”、“不必为某些偶然的应该遭到谴责的表现而感到不安”等思想来掩盖错误。

满足于已经作出的正确决议,从而产生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那些根据党和国家的经验作出决议的人是没有错误的,是批评不得的,因而对这些人采取唯心主义的、神秘的、非革命的、非马克思列义辩证法的态度,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一种错误的想法。应该永远坚持下述原则:相信、监督、热爱和尊重每一个在党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坚持不懈地、正确地劳动和斗争的人,但又不放弃对犯了错误的任何人进行批评,帮助他改正,对走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敌对道路上的任何人,则毫不犹豫地进行揭露,无情地、严厉地予以打击。

坚持不懈地继续使党革命化,这应该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党的革命化只能通过下面的途径来进行:很好地认识

导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规定党与党员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的深刻哲学意义,严格地用革命方式贯彻执行这些原则和准则。

不能从形式上理解这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不能允许机械地执行这些原则,不能把它们当成僵死的公式来学习。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学会和在生活中贯彻这些原则和准则,同时要了解和找出真正的、深刻的原因,为什么这个或那个基层组织,这个或那个党员,一般地,特别是某些个人都没有很好地理解和贯彻这些准则。

现在党的工作人员能够经常对工作作出这种必要的诊断,应当找出无论对全党还是对个别党员的治疗办法。对于没有理解、没有很好地贯彻或者违反准则的个别党员来说,药方就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是革命斗争,这是党在这方面进行全面教育的一个部分。

让我们来看一看党的经验教给我们的几个问题。

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尽管有了巨大的进步,但生活还不十分活跃,缺乏应有的生动活泼的辩论和讨论,没有思想交流和不同的意见的交锋,以使同志们可以从中学习,作出正确的决定和措施,提高和肯定每个党员的作用,加强警惕性,使指示、路线、任务更易得到正确的执行。这是党的生命和斗争的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特别重视这个问题,以便找到阻碍基层组织非常革命化的真正原因呢?毫无疑问,十分必要!难道我们应该满足己经取得的成果,而不注意有些党员不参加讨论,不积极参加辩论这个事实?难道只应满足于说“他们水平低”吗?认为受到我们批评的那个党员的过错主要在于主观原因,难道就不应当考虑和深入研究这个或那个党员由于他自己的过错犯了错误,但我们的基层组织没有帮助他,因而也有责任吗?难道一个党员或一些党员没有完成任务和计划,我们只是说他们有过错,而我们基层组织没有任何过错就够了吗?难道当发生某种不愉快的事情时,我们可以推卸责任,而当一切顺当时,就可以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吗?绝对不可以!

为什么在基层组织中发生这些事情呢?为什么在党员身上发生这些事情呢?不管是肤浅的,还是深刻的,我们已不是第一次分析这些事情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发现这些问题。尽管我们已经采取并正在继续采取组织措施和教育措施,但是这些事情依然发生。

我认为,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不要制造幻想,不要让自满情绪迷住了心窍,或者认为采取了这些措施,我们就算完成了任务,或者说,我们有成绩(事实上是有),但是“发生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生活和斗争的辩证法”。这种思想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满意,因此我们应该日益深入地分析事物,加强和更好地安排所采取的措施。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里下功夫。

以前我也强调指出过,对于党员来说,基层组织会议应该是一件大事,因此要求大家有充分准

,不仅书记要做好充分准

,不仅要正确地拟定会议议程,而且要求所有党员做好准

,充分分析基层组织所研究和讨论的问题的最小细节。如果这样做,在基层组织中就不可能不进行争论,就不可能不进行辩论和交锋,就不可能没有新的、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就不可能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需要这样的基层组织。我们应为有这样的基层组织而斗争。这是一切正确开端和一切正确教育的基础,是用党的正确准则对党员进行锤炼,是在政治思想和组织技术上提高党员,因为劳动的组织和任务完成的情况,集体和个人为提高党员和非党员的技术水平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内的革命辩论。

如果基层组织

坚持要求每个人进行汇报和遵守纪律,那么谁来要求呢?如果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很好地根据党的准则进行,那么根据什么才能很好地进行呢?如果党员在基层组织中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他能在群众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吗?如果不教育党员在生活中、在思想上和在工作中了解和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及其一切准则,那么请问:他如何使群众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思想、道德、组织和强制准则呢?

我们教育并要求广大群众畅所欲言,对缺点和人们提出批评,以便使他们受到教育,纠正错误。当然,当全党和个别党员没有理解和没有很好地这样做时,群众也不可能很好地这样做。

问题不是我们党和党员不了解和不执行这些准则。不是的,而是在这方面有许多形式主义,机械主义,不深入理解这些准则,闭眼不看深入理解和正确执行这些准则可能产生的好结果,或反之引起的危险性。

我认为,对于指导党的生活和斗争,因而也是指导基层组织、每个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的基本准则,必须很好地、深刻地了解,必须了解它们的思想方面和政治方面。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坚持。

让我们以党章为例来说明这个结论吧。党章是党的指南,是指导党的生活的基本文件。党章概括了党的主要方针,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不知道、不深刻理解和不贯彻执行这一切,就不可能是一个好党员。

当党员违犯党章的这些准则时,就要受到惩罚,直至开除出党。但是居然有这样的怪事:普通党员和领导人不学习党章,不把党章作为基本文件。其中许多人根本就没有读过。有的人读了,并说:“同意。都是些众所周知的事,我很了解。我们就是依据这些东西的。”的确,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但为什么我们会犯错误呢?为什么违犯党章的条文呢?这说明我们还不太懂这些条文,有时是根本不知道,这些条文还没有成为我们思想意识上的堤防,使我们避免错误的东西,还没有成为使我们永远以革命的方式正确地向前迈进的巨大鼓舞力量。

自从党建立以来,我们每年都上党章课。这一工作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有成效的,但是我们应该继续找出道理和最好的方法,使每个党员在他的脑子里、心里,在他采取每一个步骤时,都考虑到党章。

如果对一些职工问起他们的工资、劳动权利和休假情况,他们会有声有色地回答你。他们清楚地知道完成或者没有完成定额的情况以及同定额、同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的其他事情,他们知道法律和规定,但就是不大知道党章的条文。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因为它给党的革命化带来不良的后果。

拿大家都不很好地参加党内对各种问题的讨论来说吧。在这里,我指的是一般现象,而不是机械地要基层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发言。为什么不发言呢?这是我们首先应该关心的。

如果对问题不清楚,没有进行研究,问题提得不正确,没有论据,那就不可能讨论,或者讨论是平平淡淡的。

如果在会议的最后一分钟向组织干巴巴地提出问题,这样也讨论不起来,这只会使组织感到突然,或者无法讨论,或者平平淡淡地进行讨论。这就是为提问题而提问题,强制地提问题,间接地把提问题的人的意见强加给组织,而那些能说会道,但空话连篇缺乏思想的人却在组织内大露头角。

可以想象得到,这种做法会给工作和教育带来什么不良的后果,在领导和基层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对要提出的问题作好准

,是活跃组织的唯一方法。谁摸透了问题,谁就能发言,就能提出意见、进行批评、作出预见和提出建议。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那么毫无疑问,好坏意见就会相互交锋,就会被研究,最好的意见就会被保留和采纳,并会规定克服困难的措施、但是在这种辩论中,还将看到人们水平的高低,谁上谁下。这才叫做组织内的革命斗争咧!

会议规则正好不是阻碍这样的斗争,而是为了进一步开展这一斗争。我们应当十分重视这些规则,并同它的官僚主义方面作斗争。书记要遵守规则,并且为了达到我在上面所说的目的,他不应该感到自己是超乎别人之上的,或是他觉得自己有权随心所欲地作结论,他的最后发言就是“圣旨”,他的意见就是最好的意见,因为他可以整人,他同党委有联系,或是他觉得他是整理发言记录的,他可以把记录(记录对了解组织内的斗争是很必要的)整理得很坏。

这一切事情使很多人参加讨论的热情遭到挫伤,很多人参加讨论,提出意见,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都无足轻重,于是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少发言了。另外一些人对工作和别人提出批评,但马上就被顶回来了。这样,就有意无意地在组织内形成了一种严重的或麻木不仁的状态。人们不争论,不批评,因为他们看不到有什么东西要批评。有的人看到了,就搞点不痛不痒的批评,免得太难堪。还有的人看到了,不敢批评,有顾虑。

我们大家都了解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也很容易这样说:害怕进行正确批评的人算什么共产党员?党每时每刻都要求它的成员这样做。问题就是这样。事实和所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要不断努力寻找原因,为什么无所畏惧、也不应当有所畏惧的共产党员,竟在某些场合和情况下,感到畏怯和恐惧,不敢自由地发表意见。这可能有主观原因,但也有客观原因使得党员这样。

对此二者都有药方。我们要用深刻的思想教育医治共产党员。对于他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表现出来的不好的方面,要用党基层组织的工作和斗争,用对党的各种规章制度的革命的理解、学习和彻底贯彻的顽强斗争来医治。整个这一工作应同时被看作是所有人的广泛的思想和组织教育工作,不仅仅是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的专业工作,而且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党员的工作。


论是害怕进行批评、不敢公开讲出自己所想到的一切的共产党员,还是压制同志的批评和意见的共产党员,都不是成熟的和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果不说是坏党员的话。因为以后不应再让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如果他们不接受教育,不改正,就必须清除出党,因为不能要这种不可救药的人留在党内充数。

一个人要求入党,并且入了党,他就应当绝对了解他的权利和勇敢地履行他的义务。胆小鬼不配称为我党的党员。一个党员可能不了解很多事情,或者有些事情他是一知半解的,党总会通过多种形式教给他这些事情的。但是对他知道的东西,对他学到的东西,他应当表示看法,参加讨论,并且他作为党员,应该接受同志们提出的革命的批评性的意见,即要冷静地接受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要勇敢地同非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进行斗争,真诚地承认错误,不断前进。

大家都会说:“这一点不错,不过就是有人不敢!”如此等等。但是这怨谁呢?怨党和党的准则,还是因为党经常对这些人说:“你们要作为革命者向前冲啊”,而埋怨党呢?如果这些人看到党内的某个人压制了他们的正确意见,或者压制了他们的批评,那么这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党的过错,也不是党的准则的过错。如果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在自己推举的领导人面前抹杀党的集体力量,那他们对党的准则的理解就太差了。但也有一些人,从形式上看,他们对党的准则有很好的了解,而脑子里却装满了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集体就应当把他们的这些“异己的准则”揭露出来,对他们进行斗争和教育。

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各方面来观察,因为有犯错误的主任、科长或书记,但是还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既不是科长,也不是主任,但他们批评不得,不遵守纪律,不汇报工作,把对他们的一切要求和规定都看作是出于个人主义行为等。我们了解这些诬蔑主任的尽讲空话的人(正如我们了解那些高傲的主任一样),但是当问题提到组织上,集体就会给予正确的判断,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弄清相。

唯一正确而完整的判断是集体的监督,集体对问题进行审查,也必须对问题进行审查。这就叫“群众监督”和“群策群力”。所有的人都要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的社会上的工作和行为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共产党员要受双重监督,即党和群众的监督。当问题是同社会、社会主义准则和党的准则有关,那谁都不能说这是个人问题,私人问题。无论谁都不许干涉别人的个人问题,但是如果压迫妇女,或者比方说,过着超越收入可能的奢侈生活,等等,那么集体就完全有权加以批评。如果证实违反了准则和法令,那处理就不同了。这样作只会健全而不会削弱我们的社会,相反,这样作会削弱小资产阶级关于生活和旧式生活准则的观点。旧式生活把人变成奴隶,变成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没有主动性的人。

党内进行改选和总结工作,对于使党和干部受到锻炼;对于他们的进一步革命化都有重大意义。在这些重要的会议上,要抛弃一切形式主义。在贯彻执行调节党生活的准则当中,要抛弃任何犹豫不决的现象。领导要在这些会议上对工作作出交待,用事实证明它是否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不应当只提出一般性的意见,或者只批评别人。反过来,每个党员也要这样做。

领导的改选要在既定的准则之内,在健全的

准的基础上进行,谁都不能把某个或某些领导者强加给党的基层组织或党组织。党的组织应当自己提出候选人,自己挑选,自己选举领导者,并且当领导者工作得不好时,可以通过最民主的途径把他推翻。

在提候选人方面,我们似乎有些脱离了我们过去实行的革命的准则。现在,大家借口对干部都了解,对干部的经历几乎根本不过问,或者形式主义地了解一下。这一点应得到正确的恢复,不管被提名者是否为大家所认识,他都要亲自在本组织的同志面前介绍自己的经历,在介绍中不要吹嘘自己的过去,对过去的功绩群众是承认的,而应当最具体地谈谈自己工作中的弱点,或者思想中可能有的错误观点,并保证以后改正。

这些准则要在党内加以保护和正确的发扬。我认为,被任命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那些人,也要执行大致相似的一些准则,特别是主要干部,像主任、副主任、计划科长、会计、主任会计等。这些干部受到任命,但原则和规章上的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不改变,就如我们现在所作的这样,但经济机关或其他一切机关必须了解新来的领导者是谁。我们

仅要将被任命的工作人员向群众作介绍(这种介绍

应当是形式主义的),而且要采取这样的作法:被任命的工作人员自己向群众老实地介绍自己的经历,以便让群众对他进行判断,并对他说:“喂,老弟,要好好工作,要表现得好,要正确地执行准则和法令,大小事都要要求我们作汇报,因为我们也会同样对待你。要倾听我们的意见,如果你好好干,我们也会帮助你。不过要当心,你要是犯了错误,我们就要揪你的耳朵,你如果要坚持错误,我们就要赶走你,你要知道,谁也不会保你。党是我们的党,政权是我们的政权,是我们当家作主,是无产阶级进行专政,因此,如果你干了坏事,我们就要砸烂你的脑袋,反之,如果你好好工作,那我们会热爱你,会无限地尊敬你。”

如果我们坚定地贯彻这些准则,我们将看到,我们的工作就会非常顺利,那些现在毫无约束的人就会很快改邪归正。

为什么充分了解和贯彻党的准则如此重要呢?为什么我们这样坚持要求了解这些准则,坚持要求把这些准则当作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劳动党,同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一样,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这就是说,只有先进分子,只有最优秀的分子、最革命的和最坚强不屈的人,才能成为党员。这些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来自人民,他们在劳动和斗争中,在品德和行为上,都是最好的。入党的人是来自我国社会的不同的阶级,来自工人阶级、合作社社员、职员、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尽管如此,我们党却不是各个阶级的舞台,每一个阶级都在这座舞台上有按比例数规定的代表,维护每个阶级的特殊利益,等等。不是的。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我们党内现在工人出身和工人党员的比重可能比农民出身的尚小,其原因我们也都清楚。

我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就是劳动党。这一队伍也不是内部进行着经典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舞台,而是领导阶级斗争的。这就是说,我们的党是个坚如盘石的党,是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钢铁般的团结的党,它不允许内部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社会民主党式的派别和反对派等。我们党制订自己的战略、策略一贯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依据我国的客观情况,结合着特点和时间,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所以我党的策略也是不可能背离这些原则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党为自己制订了准则,以达到自己的目

即纲领——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建成无阶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这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而工人阶级是由本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组织的队伍共产党,在我国是劳动党来领导的。

党内为什么需要完善的组织、钢铁般的纪律、布尔什维克的准则呢?这一切是必要的,因为这一切可以说是党的粘结剂。党不是一些没有思想、没有准则和没有目的的人的组合,也不是一些准则、目的相反的和不一致的去参加婚礼的人的组合。不是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从成立起就投入了人类和我国人民前所未见的残酷斗争。我国人民的命运曾处在危急之中,只有像我们党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才能拯救它,而且也真的拯救了它。所以,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和阿尔巴尼亚人民手中的锋利的、闪闪发光的、不可折断和不可弯曲的宝剑。这把宝剑之所以这样,就因为它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铸造的,是在战斗中用自己确定的准则进行过锻炼的。所以,在党的领导下,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完成了,今天正在胜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到我国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胜利了,党就完成了它的任务。

为了今天,党不知经过了多少斗争。它同德、意法西斯进行了斗争;同国民阵线分子、同本国封建资产阶级的联盟进行了斗争;它同铁托分子及其在自己队伍内外的无数代理人进行了斗争;它同联合起来的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及其代理人进行了斗争;它同赫鲁晓夫叛徒们及其在自己队伍内外的代理人进行了斗争;它同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凶恶的法西斯联盟进行了斗争。

我们党能绕过这一切艰险,成功地战胜这一切艰险,其原因我已在上面谈到,并不是因为我国有成千万的人口,也不是因为我们党有成百万的党员。在党内,数量是没有价值的,而钢铁般的质量才有价值、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斗争中,真正变成了不可摧毁的钢铁。

敌人会说,我们站住了脚,是因为阿尔巴尼亚是靠别人生活的。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如果否认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支持,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自己要进行斗争,首先要自己起来保卫自己,自己好好干,然后才是别人的帮助。

在苏眹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和党的蜕化变质。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原因我在上面已谈到,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将来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长期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盟难道不存在吗?这一联盟是存在的,而我们过去和现在都顶住了。我们和他们较量过,并取得了胜利,我们又在和他们较量,又在取得了胜利。以后也将是如此。所以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我国人民和我们党的。

我们大家都要研究我们党成立以来的文件,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丰富的经验。可能这些文件从哲学表达形式上讲是不合适的,知识分子或文体专家是不喜爱这种表达形式的,其中可能还有些是细小的、不必要的、重复的东西,有时甚至还会有错误,但这是锻炼了一个党和鼓舞了一个小国人民的文件,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他们从不屈服,从未被征服,因为他们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则。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说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认为这样就是骂我们,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骂我们。但是相反,他们给我们这种称号,正好称颂了我们:我们为自己是斯大林主义者感到光荣,因为正是这样,敌人没有战胜我们,并且永远不可能战胜我们。

在我们党的这些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献中,我想提一提其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在那些时刻,如果不像我们当时那样行动,人民就要遭殃,甚至丧失用鲜血换来的独立。

我们党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分子(那怕是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分享政权;它不允许在民主阵线内外建立资产阶级的党,这

仅因为苏联的经验是如此,而且由于我们党和人民过去在战争期间就看透了像里査•达尼和谢弗切特•贝亚之流的国民阵线分子、“民主党人”“独立民主党人”等究竟是些什么人,在战后,又对他们进行了考察。党在他们那个时候,在适当的时机,向他们发出过号召,拉过他们一把,甚至给了某些人以支持,使他们当上了代表。这都是正确的必要的策略行动,但党没有把这样的行动变成战略,没有把这样的行动变成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敌人可能指责我们,说我们是宗派主义者和恐怖分子,但我们不是糊涂人,党和人民彻底地消灭了那些把枪口对准我们的敌人。我们不是恐怖分子,而是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允许以什么借口和理由(不管你力图为这些借口和理由披上什么外衣,它都是毫无马克思列宁主义气息的)引狼入室,不允许把毒蛇揣在怀里。所有这些都胜利地完成了,因为党就是锐利的剑锋。

党一贯像无产阶级政党的队伍所要求的那样,保持了自己队伍的纯洁,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经历千难

险才能达到最终在这一要害问题上,党从未迷失过方向,它始终注意到,敌人要征服人民,首先要征服党,所以他们在我党内外不断进行里应外合的斗争。

对于党,所有这些时刻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所以大家都应当阅读有关这些时刻的文件和决议,学习这些文件和决议,并以此为依据。因为这些文件和决议在任何时候都是生动的教科书和我们行动的指南。

我们党粉碎了从阿纳斯塔斯•卢洛到丽莉•贝利绍娃这伙内部敌人。这是一场经常的革命斗争。党从不允许在党内开展敌对活动,从来放弃对所有那些进行了背叛、走上了反党反人民道路的人,耐心地运用解释、说服的方法,但当事情到了极点,事实已经明显时,党就毫不犹豫地把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把那些进行阴谋活动的人交给了法庭,法庭砍掉了其中一些人的脑袋。敌人为他们吊丧,而人民则为清除了这些叛徒而高兴。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且是受到这样尊称的党,不能够允许党内有两条路线存在;因而也不能够允许党内有派别或很多派别存在。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党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允许它们存在,即使短暂的时间也好。党内有派别,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相违背的,它力图把党变为社会民主党,把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党的斗争是一所革命的大学校,它使我们党永远保持自己队伍的纯洁。虽然党不是各个阶级的舞台,但是党的成员(他们是先锋队)有时带来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残余,对这些残余要加以清除和斗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形式,所以,我们一贯坚持应在党内开展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有些党员疲沓了,有些倒下了。这些原因可能成为危险,所以党要经常不断地在思想上、政治上,通过斗争和劳动对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永远成为不可战胜的革命者。从这一个观点,即唯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观察问题,那就可以懂得,调节党的、人民的、共产党员和非党爱国者的生活、工作和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对我们党的正确路线理解得越深刻,对党的生活的原则和准则理解得越深刻,并最正确地、深入地以革命的勇气加以贯彻,那么,我们党就会变得更加坚强和不可战胜,社会主义就能胜利地向前发展。

在我们英勇的党的领导下,为了这一切,为了我们光荣的人民,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进行过斗争,并将斗争到底。


再论官僚主义



导我们工作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央和政府的号召书,已成为党员和广大群众工作中的重大事件,并在使全部工作革命化方面取得了这样伟大的积极的成果。请允许我根据这些文件,就我们应该不断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的问题,进一步发表几点看法。

认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或者认为在我们开展了运动,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以后,就应该放松努力,这是错误的。应该懂得,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就永远不会完结,就要继续下去。

为什么要继续下去呢?因为它不是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只要采取一些简单的技术措施就行了,如精减多余的干部,取消国家机关、政权机关、经济机关、文化部门或党机关中的不必要的环节,减少信件和公文,直至最正确地规定个人和集体的职权。这些措施对反官僚主义已经起到并将继续起积极的和战斗的作用,但这不是全部。这是一个小的方面,是问题的技术方面,如果不从政治上和思想上理解它的内容,也就是说,如果不从政治上和思想上理解什么是官僚主义,它是怎样形成的,它怎样形成自己的概念,它的根源何在,在主现上和客观上是什么东西滋养着它,那么,这些措施可能再变为“官僚主义的措施”。

我们可以把某个机关的人员从一百人精简到五十人,但如果留下的五十个人不深刻地理解什么是官僚主义,不作为革命者进行斗争,那么,这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官僚主义。同样,对待公文也是如此。公文可以少一些,但官僚主义习气仍可能保存下来。我们应该重视形式,好的形式会起到作用,会有帮助,不好的形式会有损害,但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重要的是问题的实质、内容,是从政治思想方面理解问题。

通过具体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性质恶劣的官僚主义,是受到唯心观念的影响,这种通过不同形式得到发展的唯心观念,是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资本家服务的,是为了统治群众、压迫群众和拼命地剥削群众的。因此官僚主义是一种公开违背人民及其切身利益的思维形式和行动方式。

因此,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是反人民的,是人民的敌人。形成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的观念是唯心的,反动的,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最可恶的、最狡猾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及其一切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应该不断地、顽强地、不停顿地进行斗争,首先粉碎他们的政治思想概念,同时粉碎他们建立的或者企图以各种形式和方法保护的组织体系或结构。

世界上,人民和群众受到两种不同方式的教育和领导,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地方,他们受到革命的教育,而资本统治的地方,则受到官僚制度的教育。在第一种社会里,即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掌握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掌握了政权,党的路线,群众路线掌握了政权。在这里,对广大群众实行广泛的、真正的民主,而对少数反动的、压迫和敌视群众的、失掉了政权的人则

给予民主,对于这些人,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施加压力,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任何时候不应放松警惕。

在资本统治的国家里,有的是资本家、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民主,而对大多数人,对群众,对人民进行压迫。在这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占统治地位的是官僚制度。

因此,存在两种指导概念:反人民的官僚主义概念和人民的革命概念。两者互相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地方,官僚主义在第一个回合中打了败仗,但它并没有放下武器,而是采用其他形式在进行斗争,这些形式的根源是旧制度(我们还在为旧制度的罪孽付出代价)的传统,特别是在于人们的旧的观念、偏见和世界观。

官僚主义的思维概念,即官僚主义的唯心的思想世界观,同时也是少数人的概念,是在一些个别人身上得到发展的主观主义概念,是形成少数统治阶级统治多数人的思想体系的概念,少数人通过文化、教育、政治和通过政治道义上的蜕化变质现象,向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上灌输这种概念,使多数人改变生活,改变思想和行动方式。

因此,革命取得胜利后,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人会立即消除这些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偏见,这种思想和偏见不会发生影响,不会阻碍前进,不会妨碍人们和人们的思想、世界观的革命化,不会妨碍迅速巩固社会主义。不,我们

应该这样想,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现实、不客观,就不是革命者,就不能作为革命者进行活动。

我们从根本上打碎了封建资产阶级和法西斯的旧的官僚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会议政权。不能说,在我们新的人民政权内,没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旧的领导工作方式的某些表现。事实是,二十几年来,我们已日益使我们的政权适合时代的要求,使它民主化,使它接近人民群众。但是我们还应该在下述方面进行不断的努力:要使我们的政权不仅仅在形式上和机构上,而且特别在内容上,也是民主的。我们应该努力使政权的民主实质占统治地位,使政权的彻底的人民性占统治地位。因为这种性质将根本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或者通过新的形式新生出来的官僚义因素,只有这种民主性能够改进和完善政权机构和形式,能够制订规定政权的组织和方针的法律。

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的斗争,应该深刻理解并坚决执行党的指示,特别是党关于“政权是群众的政权”,“要最接近群众”,“对群众要实行广泛的民主”等指示。

某些同志以为自己对这些原则的理解和贯彻都很好,但是他们的实践证明恰恰相反。他们以为,政权之所以是民主的,仅仅是因为要进行选举,认为作到这点就足够了。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也进行选举,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选举时也进行辩论。但是在那里,代表不仅不是从人民中选出来的人(尽管在形式上,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在受种种欺骗的情况下选出来的),而是从资产阶级中选出来的人,这些人是为资产阶级

务的,是为了保卫和用人民的血汗填满资本家的钱包。这样的代表使镇压手段合法化,以便维持和加强反人民的、反民主的、官僚主义的政权。这是大棒和绞索政权,是道义政治上腐化堕落的政权。

因此,在原则、内容、目的和做法上,我们的选举同他们的选举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的选举在本质上是人民的、革命的。人民会议和人民议会的代表是来自人民的,他们同人民保持联系,由人民选出,人民也可以罢免。他们制订对人民有利的革命法律,他们同人民一起执行这些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法律、法令和准则。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是权力的主体,如果他们认为这些法律和法令不合适、已经过时或是错误的,那么他们就可以废除,就可以纠正和修改。

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我们的代表的作用和任务,

仅仅是形式上每年同选民进行一次或两次接触,不应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官僚主义地执行法令和决议,而他同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和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不仅执行,而且制订、决定、讨论、提出批评、建议和修改。反对官僚主义概念的真正的斗争就在于深刻理解和认真执行这些东西。这是革命者同官僚主义者、联系群众的人同官僚主义者、勇士同懦夫、为党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而奋斗的人同企图使党脱离人民的人之间进行搏斗的大战场。

害怕群众的是官僚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恐惧是个人的,而不是群众的产物。它可能在瞬息之间传给群众,并造成一时的慌乱,但群众总是无所畏惧的。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民族解放战争期间的丰富经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人的例子,他们害怕参加战争,动摇不定,但最后还是挺身而出,同英勇的人民结合在一起了,不惧怕了,并成了勇士。另一方面,当群众英勇地进行斗争时,有些人害怕了,开了小差,离开了群众的队伍。所以,这是个人的主观原因所致。一个人害怕,那是因为他的非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和胆小鬼的世界观把他推上了这条道路。

官僚主义者是胆小鬼,因为他的世界现是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由此产生一切弊病,如骄傲自大、卑躬屈膝、撒谎、欺骗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个人既得的地位,为了往上爬,为了非法牟利和策划种种阴谋。当然,这种货色是挡不住群众的艰光,挡不住群众的斗争和群众的革命热潮的。因此,官僚主义者总是千方百计想逃避革命准则,竭力使革命的法律和法令不发生作用,妄图引起群众的厌烦和不满,最后使群众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官僚主义者企图把国家机关变成范围有限的强制性的行政武器,把它变成这样一种行政机构,这种机构与其说是为人民服务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不如说是为官僚主义

务,恫吓和压制群众的。

我们应该把那些力图把官僚主义变为体制,或者力图保持官僚主义习气的危险的官僚主义者找出来,对他们进行斗争,特别是在政权和党的机关中,在经济和工业企业、合作社领导岗位中,在领导教育、文化的机关中。

官僚主义者害怕群众,害怕做群众工作,当他被迫到群众中去时,他抱有希望,并拥有权力,企图以自己的权势和职位把意见强加给群众。在这里,他歪曲了政权、法律的革命民主实质。他践踏民主制,压制批评,却借口保卫所谓法律或“指示的正确性”、党和国家的威信。事实上,他所作的正好相反,他糟蹋了党和国家的威信,他带着不可告人的、隐蔽的、有时是公开的目的,向群众泼冷水,使群众离开党。

例如,我们有些企业或部的领导者、合作社主任就是例子,他们以反党、反民主的方式进行活动,对待群众、下级、工人像老板一样,我们给了各部以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权限和资金,这当然是为了用来进行必要的扩大生产,而且大家都知道,产品是由企业来创造的。有这样的事情:有些企业的领导者要求和攫占的原料等于他们全年生产中所需要的两倍;另一些人则把超过规定数量的大量材料积压在企业的仓库里,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求供应。糟糕的是这些人以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领导者而吹嘘,其实,他们连封建资产阶级时期的私营企业的领导者都不配当,因为私商都从不允许由于不必要的囤积而损坏商品,或者欠债。但是我们的官僚主义领导人却不惜危害无产阶级国家,阻挠经济发展,随心所欲地根据自己的主观主义看法管理企业,千方百计地企图压制工人群众的批评,麻痹他们的警惕性,逃避他们的监督,工人群众必须毫不犹豫地砸烂这样的领导者或其他类似的干部的脑袋,不管他是党的还是政权机关的干部,也不管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

这种人压制批评者,对批评者进行报复。他们嘴上挂着“群众路线”、“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的呼声”等原则。但是实际上,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不让群众行动起来。这样的人对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用处呢?毫无用处,只有坏处。

那就要问:这些人为谁

务呢?是为党的革命化、为社会主义

务呢,还是为官僚主义、为达到他们个人的卑劣的奢望服务呢?

试问:这些进行反人民的活动的人,在广大革命的劳动群众面前值多少钱呢?一钱

值!为什么群众不扫除这些肆无忌惮的坏家伙呢?谁在庇护这些人?为什么迟迟不揭发出来?为什么迟迟对他们不采取措施呢?他们干的坏事群众早就知道,往往也被揭发出来了,但尽管这样,还是让他们继续干。毫无疑问,是官僚主义、清规戒律、形式主义和机关中某些人在庇护他们。而不是别人。

这些自以为是原则和法律的真正保卫者的官僚主义工作人员,害怕群众的呼声,害怕群众的批评。会议上,往往出现一种不太革命的局面。那里不大听到钟声,必须“敲一下警钟”,而当听到的不是“正如我们所决定的那样”时,就慌乱起来,竭力把一切事情都纳入“既定的准则”以内,而这种“既定的准则”并不是真的准则。没有成熟的意见或者没有需要纠正的不正确意见,那么哪里会有我们所要求的热烈争论和不同意见的交锋,哪里会有建设性的批评呢?在这样的会上,不可能有。因此,这里听不到群众的声音,并且有意无意地不让群众思考、批评、决策和提出建议。在“党的口号的旗帜”下,在“贯彻党和人民政权的革命准则的旗帜”下,进行限制、朿缚,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某些官僚主义地理解指示或法律的人,是不可能以革命的方式贯彻这些指示和法律的。对他们来说,指示或法律是上面下来的命令,应该盲目地执行。他不肯深入思考一下法律或指示来自何处,领导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这些指示或法律的。这样肤浅地和官僚主义地看待这一问题,使他们官僚主义地执行这些指示或法律。

法律和指示只解释一次两次是不够的,从内容以及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分析来看,它应该成为一股巨大的动员力量。执行指示不依靠群众,不考虑和不在实践中观察群众是否同意这些指示,那么这种执行指示的想法就会毫无成效。要使自己的思想正确,就要赞同和鼓励群众发表正面的和反面的意见。这样做是麻烦的事,而官僚主义者就是怕麻烦。他要保住上司给他吹嘘的“好名声”,就对上司和上级阿谀奉承地说“你们制订的指示是天才的,没有任何错误的,是适当的和大众化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怎么能害怕群众、害怕群众的呼声和批评呢?怕,就不配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是党从来是不害怕的,害怕的是某些个别人,某些党员,某些国家工作人员,是害怕群众的官僚主义者,是这些利用党和政权的威信压制群众声音的人。我们应该压制这些人,对他们的压制应该由党和群众同时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

党员同志们,工人同志们,我们能允许某些这样的人盗用党的名义,滥用国家职务来践踏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法律,歪曲党的生气勃勃的革命准则,运用掩盖坏事的冠冕堂皇的话来败坏无产阶级专政吗?绝对不能,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我们判处了我国人民死刑。

工人同志们,我们能允许我们去讨好某些这样的人,危害人民的伟大事业吗?绝对不能。

难道什么时候可以想象: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工人阶级及其光荣的劳动党,会害怕这样一些烂掉了的人?这样的事丝毫也不可能想象。

但是也不应当认为,既然这些人是少数,对我们无可奈何,因而也无需把他们置于专政的铁钳之中,也无需或者纠正他们,或者消灭他们。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苏联的悲剧。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人民群众应该在任何时刻、在任何事情上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思想体系、政策和成就。这是我们党教给我们的唯一正确的、健全的、拯救性的道路。党教导我们要彻底执行这一切,不能有例外。

只有两条道路:要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要么反对党和人民。因此,党和人民的法令和准则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容许的,一切都逃避不了党和人民的警惕的眼睛,不允许任何人不向党和人民汇报自己的工作,不允许任何人窃取党和人民的功绩。

党的基层组织中十分不开展的、十分肤浅的和形式主义的批评应当终结。为它辩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都说,基层组织

进行批评,是因为有顾虑。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基层组织集体不能解除个人的害怕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把这种斗争交给集体,引到组织之外,以便成功地打破个人的恐惧,也打破集体的、有这种坏的根源的基层组织的恐惧心理。

目前的十分可笑的墙报应当取消,应当把它办成有利于革命教育的革命墙报。应该取消由那些“维护厂长的荣誉和威信”、同时维护他们自己的“荣誉和威信”的机会主义文人组成的墙报编委会,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顾虑地把他对工作、对人们的看法用大字报写出来。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应当维护干部的威信。如果这样做,会损害干部的声誉。”这就是说,这样想的人,首先承认在判断问题方面,干部是不会犯错误的,群众才会犯错误。这样想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不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在考虑问题。工作好的干部,没有谁会中伤他,而且恰恰相反,大家热爱他,保护他。但是群众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公开的批评,这有什么坏处,违反了什么准则呢?什么也没有违反,只有好处。为什么我们要借口“维护干部威信”而压制或者削弱来自下面的批评呢?这样的事情对党有什么坏处呢?如果我们做错了,那才会有很多坏处。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了,这样,我们就会败坏党,把不配做党员的人留在党内,保护他们,就会损害党。

有时,在对资格老、经验多的干部采取措施方面,总是犹豫不决。如果这个干部一再犯错误,这样做是一个大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看到,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行为,并不总是和干部的才能联系在一起的,而特别是和干部的政治思想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用革命精神教育干部和人们,是一件重大的、经常的任务,因为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的斗争的成败,是否能把官僚主义者治好,都取决于在这方面工作的好坏。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官僚主义者,那么就会发现,他们没有很好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他们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主观主义。他们很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狂妄自大,同时又是卑躬屈膝,对群众是狂妄自大,对上司是卑躬屈膝。

官僚主义者用耸人听闻的言论和词藻掩盖自己的无知。他们把长期窃取的没有变动的领导岗位当作自己个人的资本。他们认为,他们是碰不得的,是无法替换的,他们以为在自己周围已制造了足够认为“他们有才能”的舆论。他们看不到有降低职务、调动工作的任何危险。他们只想向上爬,一味往上爬,他们工作就是为了升官。

这种非革命的观点使他们认为“自己占据的交椅是稳定的”,“自己在工作中是不会犯错误的”,“自己的工作方法、作风是完善的”,这就造成这种情况,使他们达到如此地步: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内,在家庭和社会中形成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这是非常危险的。假如我们不火烧官僚主义者的这些观点,那么他就要假借威望而向我们散布这些观点,就会感染其他的人。

因此,除了对干部和群众普遍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采用多种方式对官僚主义表现进行斗争以外,我认为,我们应当更严肃地研究和执行进一步对干部的正确论调,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呆在一个地方已达十至十五年以上,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就沾染了上面我说的那些人的一些特点。用基层的人员代替他们,对上级党政机关有好处,对基层,对下放的人也有好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热烈要求下去的,但我们应相信,我们是作得对的,因为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对这些人身上表现出的非革命的观点进行斗争。我们一定会把他们治好。

一个工人或者一个社员调换工作地点时,并不引起很大的反应。一般说来,他们从来不害怕劳动和生活。他们已习惯于同困难作斗争了,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靠汗水吃饭。但是知识分子和职员就很难调动,其原因是很多的:第一,他们有“知识”和“做官”的优越感;第二,工资问题,经济待遇问题。工人、农民就没有这两种思想,我们应当向知识分子、职员的这两种思想进行斗争。

知识、科学、智慧并不只是某些具有“特殊”头脑或者“特长”的人所有的,并不是只有他们才能教导别人和命令别人执行。创造、建设和改造世界及社会,是由广大群众来进行的,而当他们这样作时.就是说,他们在不低估个人的功绩的情况下,把一切特长都用来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所以,功劳是属于在劳动,思考,创造,执行,再思考和再创造的群众的。

所以,我们应该反对那些有点知识而把这点知识用来把“我”字强加给群众的人的思想,因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思想,正如认为“做官”就可以掩盖自己的罪恶,掩盖自己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革命的和官僚主义的世界观和行动的想法也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思想一样。

工人和农民都很清楚,他们的收入与自己的劳动、血汗有关,而干部则把自己的工资同工作和职位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愿不愿到下面去是问其职务是否降低、工资是否减少有关。

当然,发给因工作原因下去的人以个人工资是不对的。为了整体的利益,我们还要勇敢地向缩小工人和职员工资之间、各种职员之间的差别迈进。这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伴随着这一措施的是创造经济上的富裕,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所有这一切为党的工作的进一步革命化提出了巨大的任务。我们党在工作种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应当使我们陶醉,闭上眼睛不看不容忽视的缺点和弱点。如果不进一步深入和大胆贯彻群众路线、真正的群众民主,如果不深入和彻底地、正确地和以革命的方式执行党的准则、民主集中制(而不是官僚集中制)、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无产阶级的纪律、无产阶级的道德,那将造成重大损失。

我们将加强党,我们应当这样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使我们党、社会主义和我国人民的头脑,身心永不感到疼痛。

我们有着一切条件可能做到这点,因为我们的党是坚强的,是经受过锻炼的,是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的,因为我们有勇敢的、英雄的党员、有同党有十分亲密关系的优秀人民

 

 

 

 

 

修正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投入战斗和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1968年3月24日

 

 

 

 

选自《人民日报》 1968 77

关于我国学校的进一步革命化

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


今天,政治局在教师节讨论学校问题是个偶然的巧合,所以,我们把最良好的愿望寄与正在不辞劳苦地履行崇高的爱国主义义务的我国全体教师,并借此机会,以感激的心情祝愿他们在党的道路上,在对我国年轻一代进行革命教育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俗话说:“生活就是学校”。在唯物主义哲学的语言中,这就是说,学习应该永无止境,应该同整个生活并驾齐驱,也就是说脑力劳动不能同实践分开。这就是说,劳动,创造,思维在人的整个生活中是相辅相成的。在人的生活中,物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学习、思维是物质的辩证发展的产物和反映。

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学习、思维的向前发展,不单纯是一项任务,而应该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这种自然现象联系到和来源于对物质的改造、物质的辩证的发展和改造,因而也是人和社会的一种客观需要。同人们周围的一切事物一样,人作为物质的自然存在,在任何时候,在他的生活的任何阶段,都在不断地得到改造。他创造,思维,学习,再创造、再改造,所有这一切都应该看成是人从生到死的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这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学校,也就是根据这一唯物主义发展规律建立的。学校和学习不应该被看成是只属于人一生中的某一时期的孤立的东西,或者被看成是在一系列为了便于进行教育和学习的组织工作而确定的准则的范围内,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奠定足够的和完美无缺的基础。

从这一规律中,产生了学习和教育的群众性的问题,也即党经常指出的,所有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毫无例外地都应该学习,受到教育,以便进行创造,并让思想来指导生产和社会发展。但是要使这种发展沿着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道路正确地前进,就要使思维、教育和学校在其各方面都以我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基础。

我们说,八年制教育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事实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应该指出和应当懂得,各种类型的学校,都应该实行义务教育,而

仅只局限于目前我们所确定的学制。我们不应该像对八年制学校那样,用单纯的法律现点来理解这个问题,而应该以我们的唯物主义哲学规律来理解它。

办学和入学问题,即人一生中不断受教育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短期内和仅仅局限于当前开办的学校的范围内所不能解决并加以完善的,因为,尽管学校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进展性的变化,但本身仍然还保留着资产阶级学派的哲学的某些唯心主义观念,这种观念以其陈规旧习占领了我们许多人和许多教师的头脑,使他们不知不觉地跟在后面走,阻碍他们前进,使他们变成保守主义者。

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任何事物一样,我们的新型学校也应该有其适合社会经济结构并为之服务的发展规律,因为学校和教育应该是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指引下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同组织劳动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一样,并且在组织劳动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同时,也要举办学校和教育事业,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客观需要,使生产经验为思想服务,用物质发展来阐明思想,以思想来指导和帮助革命实践的发展,指导和帮助社会的发展和改造。

我们接收了解放前的一批小学和中学。这些学校,组织混乱,五花八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办学方针和课程内容上都存在着许多缺点,更不用说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完全格格不入的政治、思想和教育路线了。索古政府即土耳其式的封建制度反对人民接受教育和学习文化,因而对学校漠不关心。

不仅在愚昧无知的农村,而且在城市,小学教育也是极为有限的。有些地区有一些小学,但为数是不够的。特别是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为数更少,上这些学校几乎成了一种特权。所有的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都是屈指可数,而且只是分布在几座大城市中。

我国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决定了索古政府在学校方面的政策,尽管索古政府实行反动的愚民政策,千方百计地企图阻碍这一发展规律。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制度下所开办的那些小学或各中学,也应归功于人民、教师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愿望和压力,而不能归功于索古政府及其政策。在索古制度下,教育发展其微,尽管在形式上和基本内容上残缺不全,但这也都应归功于人民的求知欲望,因为人民有意无意地在封建制度的愚民政策的黑暗中为寻找光明开辟了道路。

在索古制度时期的办学方针是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即使在这样的范围内也是极其混乱的。在这种方针中,不同的资产阶级学派的办学方针是互相矛盾的。这些资产阶级学校是索古政府对企图掠夺我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媚外政策的结果。在这些不同的办学方针中,犒赏索古政府金钱最多的那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办学方针就占上风,而索古政府也没有忘记讨好那个企图施加它的影响、并为它自己的下一步获得租借地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获得强有力的地位时,我们就看到在学校以至小学,在它的结构和内容方面,也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样一来,在索古制度时期,我们有“本国”的中学,基督教学校,法国中学,美国和意大利技术学校。只是土耳其和希腊没有开办中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没有或者不可能从索古那里得到租借地。索古准备把祖国一块一块地出卖给任何人,就像他把许多领土租让权出卖给南斯拉夫人、英国人一样,而最后,他把整个国家奉送给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

在我国学校所处的这一混乱局面中,唯一可取之处和值得称赞的工作,是教师为学校的系统化,使学校定型,以及尽可能地满足人民求知和学习的愿望作出的巨大的努力。

简单地说,解放前,我们不可能开办和发展学校。这里我不想分析这一过程,因为这是教育部门的专家应当去客观地完成的一项任务。如果这种分析是按照(也应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的话,那么这种分析今天就对我们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什么应该进行这种分析?为什么它具有重大意义呢?

第一,因为尽管当时的学校有其缺点,但是它在唤醒人民方面仍然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培养了一批干部,其中大多数人在当时所处的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是尽自己的知识,尽自己的可能,尽自己的办法为人民服务的。尽管那时的学生、教师、医生、工程师、农艺师和中等技术人员人数很少,但其中绝大多数是接近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学校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忽视。

第二,因为在解放后直到一九四六年进行第一次学校改革,我们是以旧学校为基础的,依靠的是过去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这种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曾加重了我们的负担,就是现在(当然大有不同)仍然还是负担,它表现在许多老的甚至年轻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明显的保守主义上。尽管如此,同我国一切事物朝着进步方面变化一样,学校也得到了改造。我们进行的学校改革在这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学校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们帮助。后来我们发现,被搬到我们的旧学校中的苏联学校的那一套,也还保留着许多资产阶级教育学残余的特点,也还有许多缺点,时间、积累的经验和国家的发展给我们指出了这些特点和缺点,并迫使我们无论在学校结构方面还是在学校的大纲和政策方面不断进行部分的修改。

当时,在学校问题上要我们另搞一套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资金,没有干部。我们不能把过去的学校一概取消,如果一概取消,那就是犯错误。我们需要把过去的学校变为人民的学校,在城市和农村各地扩充这些学校,把小学教育变为义务教育,开办七年制学校,增加中等学校,实现七年制或八年制义务教育,增加中等技术学校,并派遣大学生出国学习,直到在本国建立大学。另一方面,从解放的第一天起,党和政府就致力了不断把作为知识的摇篮的学校变为以党的政策教育青年的重要场所。

的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是执行党的政策的,许多人是拥护党的政策的,但尽管如此,他们在思想上,在工作方法和作风上,仍然保留着旧教育学的倾向和残余,保留着他们曾经学习过的国内外旧学校的倾向和残余。

现在,问题就不一样了。在学校问题上,我们有了近二十五年的新的经验。学校出现了一个积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达到了党所确定的许多目标。并且根据党确定的目标,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使我们的学校来一个向前的质的飞跃,这是生产发展的需要,是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需要。

但是,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一质的飞跃,我认为,我们必须充分地注意确定原则和我们应走以及如何走的途径。我们既不应陷入虚无主义纲领的泥坑,也不应作不正确的、缺乏健全标准的生搬硬套。

我们党对学校一贯执行有鲜明的倾向性的政策。它尽了一切可能,努力把学校和教育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去,使之同我国目前的需要以及全面发展的远景联系起来,同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需要学习的信念,创造了学习的可能性(因为教育成了群众性的教育),经济获得了发展,造就了大批沿着党的道路,遵循党的教导,忠实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工作和进行领导的干部。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稍微深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学校过多地被看作是教师、教育工作者的活动场所,在这个场所,任何事情都主要是服从教育学和教学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有这种倾向:教师、教育工作者是学校问题的唯一的权威,只要交给他们路线和方针就够了,其他的事由他们去解决和领导。

我们不断批评有些党员同志不太关心学校,即使当他们被迫到学校去一下的时候,他们所关心的也只是学生的升级率,某种物质上的需要,学生出勤是否正常等。因此,他们所关心的多半是形式方面的东西,而把自己置于学校之外,他们还对此进行辩护,说有许多其它的工作,首先是经济工作。所以,党员同志还没有足够地和很好地懂得学校同生产的联系。而当我们讲这个问题时,应该懂得,这种联系是主要的,决定性的。

另一方面,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是完全脱离生产的,他们虽然对经济上的变革是高兴的,并且也感觉到了经济上的需要。但是在学校和教学上,仍然以墨守陈规和官僚主义的方式,采用旧的教学形式、旧的教学方法和们的工作作风。更糟糕的是他们相信并自以为任务完成得很好。而我们党和领导这一巨大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改造的党员,没有充分地、细致地关心学校,没有关心学校不断的变化和学校的发展动态。

近两年来,由于我国采取的一切革命措施,使文教部面临着强大的压力,打破了它的沉静,暴露了它的问题。这证明了我刚才所说的,教育和学校的问题不是官僚主义的问题,既不能仅仅看成是一般教育工作者活动的场所,也不能仅仅看成是脱离生产和劳动的理论场所,而是党、人民、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一个大问题。

同样,也不能认为只要确立八年制义务教育,或者把大学生分到各系就够了。不,问题不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比表面看到的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就使文教部面临着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我们正需要对这些问题寻求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决办法。

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并不简单,也不是通过一次讨论或者动动笔杆就能解决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防止用所谓大众化的形式掩盖起来的无政府主义作法,要注意主观主义观点,要警惕地防止对过去的国内外学校抱有好感的趋势和倾向,某些人的这种好感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因循守旧而变成了一种教条,这种教条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教条,学校就一定办不好,如果不说会办得毫无价值的话。因此,对我国的新学校中的任何东西都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详尽的分析,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新学校中的任何东西,必须自始至终地贯串我们的唯物主义哲学,并以此为指导。这是主要的条件。

我们的新学校,不能是任何一种类型的学校,它应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应该符合和适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和上层建筑。因此,我们的学校应该在它的各种学制中,在各种方法和作风上体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变成物质力量,应该紧跟并有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发展。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学校应该成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应该有助于生产,有助于发展思想和进步。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在办学方面,一切都是根据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方针进行的,或者轻率地认为,因为我们是以苏联的学校为样板的,所以我们就没有犯错误,那么,教师、教育工作者就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在我们这里,已经证明,犯错误的原因不仅在于我们没有经验,而且在于苏联学校本身也还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它也没有到头,它还处在发展当中。除此以外,我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阶段(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不同于苏联。

在对学校进行改造、充实和变革当中,我们应该以当前的形势和已取得的成果为依据,并对此进行仔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我说的仔细的分析并不是只限于在教育范围内进行一种统计式的分析,而是应该同国家目前的具体情况,同生产、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需要,同能否满足这些需要和填补这些空白点联系起来,并从物质方面加以了解,如干部的人数及其质量。这样,我们也就能了解目前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发展的阶段,也就能看到我们的空白点所在,并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确切地提出我们的需要。

我们过去缺乏这种比较完善的步骤,但我们任何时候也没有闭着眼睛瞎闯。解放以后,由于除像我们当时那样不得不接受旧学校的某些东西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同样由于我国经济文化条件落后,我们在实行义务制小学的同时,还重视普及文化,努力建立一个多种多样的中等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校网。特别是在解放后的第二个十年内,我们开办了相当数量的中学,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学校提高青年的总的文化水平,培养一批我国在恢复建设时期十分需要的各种专业的、水平高的干部。这个方针尽管可能有和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是正确的。大批地培养教师的方针也是正确的。

然而,技术教育问题并没有完全沿着这条路走。如果说,在解放初期,我们开办了最起码数量的专业学校,那么后来一般地说,发展专业教育未被重视,有相当多的缺陷。这一点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业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但这不能为不关心工厂的基本建设,特別是发展农业以及对其远景缺乏十分清楚的认识这一点开脱罪责。农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对此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在开办农业学校方而采取严肃的措施。只要我们从学校工作的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以我上述的分析为依据,我们就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学校真正成为新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学校。

从这个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社会主义的建设,生产、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十分需要有文化的人,这不仅是为了充实一些已列入计划的編制,而且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和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科学知识的人材,同时又不是清一色的人材。在学校内的学习和受教育不能被看成是进行投机和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如资产阶级哲学所认为的那样,而应该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代新人手中的强大的武器,用它来建设这个社会,把社会主义的公共生产推向前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社会服务。

如果我们从数量和质量上正确地看待这许多种需要,如果我们也用唯物的、历史的辩证发展眼光来看待满足这些需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走上这样的道路,即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类型的学校,而应该有各种类型的学校,其中也包括各种几个月的训练班。

至于八年制学校,我觉得,它应该保持不变,应该作为一种统一的类型。它的性质和方针应该和现在一样,就是八年制学校中的所有孩子毫无例外地都以一种普通的文化武装起来。然而,我认为,八年制学校的教学大纲可以、也应该进行修改。教学大纲中可以包括劳动技能,但不要使之变成技术专业。青年在八年制学校毕业后,不管是参加工作,还是继续在比八年制学校更高的学校学习,都可以进入各种类型、各种专业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中学将是多种多样的。文教部提出了一些方案,这些方案可以看作是一个可依据的健全基础,只是还需要修改,因为我觉得其中还有两个基本缺点。

第一个缺点是,文教部已处在下面的正确压力之下,下面为了满足生产发展中出现的大量的紧急的需要,正在通过在工厂和合作社开办没有固定教学大纲的各种专业学校来寻找出路。

第二个缺点是,文教部更多地从职业、教学方式、形式上的纪律等来看待学校的未来及其改进的问题,把它看做是一种永远固定了的、很少同生产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一般的或者特殊的教育。事实是,对教育中的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和结论是文教部下的指挥部作出的,然而这些问题却超出了文教部下的指挥部的权限,尽管这个指挥部是由数以百计的内行的教师、教育工作者组成的。教育事业是党、政府和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

关于我们将要对学校进行的这一切工作,我认为需要成立一个在党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极其广泛和重要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有教育、工矿和农业部门(农场和合作社)中最优秀的同志,青年,妇女,医生,体育工作者,音乐家,哲学家等参加。

为什么需要这些人呢?因为在制订了像我上面所说的方针后,他们将把学校同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生动地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将提出急迫的和远景的需要,由此就可以更正确地得出比例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确定满足需要所必需的时间和学校的各种类型。这是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解决课程问题和各门课程在各类学校和类似训练班中应占比例的问题,以使每一个在一种学校或训练班毕业的人能找到更高的、相应的学校或训练班继续深造。目前,这些问题解决得不那么正确,因为往往没有一个客观的方向,采取一些简单的、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例如采取这样的作法:在这门或那门课程里删去或增加这些或那些东西,以为这样做一切都能正确地解决。这些做法是、面且无疑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是为了在教材中更好地反映出党的路线,但仍然不能认为这些做法是完备的,任何时候这样作都是不错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学历”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容许同我们格格不入的刺激和倾向存在,因为追求“文凭,名望,高工资,地位”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因为隐藏在所谓鼓励学习后面的这种情绪,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反社会主义的残余,这种残余我们应该清除,应该加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学习感。

有些人认为,新的一代中的一部分人应该正规地学完全部学年,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只需念完为生产的需要而举办的成绩单可有可无的速成训练班和学校,但给这些人以完全的中学或中等专业学校的学历。这是没有益处的,也是不正确的。有人说:大学为什么对这些人关门呢?

应该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大学是高等学校,它培养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这些干部在我国发展的行程中,将通过工作和各种形式的技能训练进一步专业化。因此,这种高度的熟练技能还要求有牢固的和完全的教育基础。大学对谁也没有关门,但是上大学的人应该有相应的文化程度。我们应该很好地作出这一规定。我们刚刚提出挑选大学招收的学生问题。但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好呢,还是不好?为这项工作即将成立的委员会将研究和更正确地确定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在今后的阶段,对那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要求要更高,这是生产、技术、科学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新条件所要求的。向更先进的文化教育和经济技术阶段过渡,将导致学校得到根本改造,这种过渡始终应该适应需要,并为当时的形势服务。

但是我们不只是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我们还需要大批受过中等教育的干部。因此不能以学历或者上完这个或那个学校来阻碍这个问题。一个由于许多主观客观原因不能正常上学的人,不可能像能正常上学的同班同学那样轻松。尽管如此,这个人不能不学习,社会不会抛弃他,而给他创造可能性,使他能念完一个学校,并继续在同类型的更高一级的学校进行函授学习;如果他还想上大学的话,那么,他应该为他在自己上过的学校中没有学习过的课程进行一些测验或考试。

上面提到的委员会将为党中央委员会、政府和党组织开辟更加清晰得多的视野和远景,将为我们新学校的前进提出更加完善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我是怎样看待研究我们学校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所经历的各个时期的问题的呢?

一、这种研究将使我们了解从解放到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将紧密地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来辩证地说明文化教育从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过程,将给我们指出当前的不足之处和需要。

二、 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为我们科学地确定我们应该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措施,以便把群众的一般文化程度提高到一个大致确定的水平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国经济对中等技术干部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国的文化、教育、经济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的需要。

三、 如果我们把这一发展阶段比如说称为第一阶段,为了过渡到更加发达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为我们服务的许多形式、方法和措施,在第二阶段是不能完全为我们服务的,因为第二阶段要求形式、方法、措施更加完备,因为经济,以及与此同时还有人,将得到提高,并将达到更高的水平。

许多学校形式将取消,应该用另外更加专门化的形式来代替。目前在我国,人们不仅不再是文盲,不仅念完了八年制学校,而且那些没有念完八年制学校的人,也上过专门的训练班和特殊的学校,再加上生活经验和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一切使这些人根本上得到了改造,就像社会主义建设在前进一样。

同一切事物一样,我们的学校将依次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将在形式上、结构上、内容上发生变化。只有一点永远不会改变,即学校在每一方面、每一改造中由它的柱石——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指导。

因此,党应该采取一切办法和方式,首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为一切科学指明道路的科学教育一切人,教育学生、教师、教育工作者、人民、工人,农民、大人和儿童。

学生、教师、教育工作者深刻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重新审查教材和工作方式、方法。各种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精密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一句话,学校里学习的一切东西,都应该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基础之上。从根本上重新审查教材并加以修改,是我们面临的最严肃的工作之一,我们不能认为,只有教师才能很好的完成这项任务。教材应该被看作是具体体现党的路线、政策及其当前的目标、纲领和为将来作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不应该认力,社会主义新学校可以使用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共存的教材。我们不应该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作任何让步,不应该对神学作那怕是最小的让步。

有很多东西,我们应该把它们引入正确的轨道。以前我也说过,教材中水分多,但是我应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在实践中,往往狭隘地来理解这个问题,把它极端简单化,并且还有一种乱砍课程的倾向。

就拿各门科学来说,各门科学都有了巨大的进展。没有标准地乱砍任何一门科学,这就是不科学的,这就是贬低科学。对自然,应该深入地、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研究。在这方面,一切东西都必须明确地反映在教材中,科学应该完全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我们以各门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来阐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教给学生、教师、教育工作者,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完全地理解发展的理论。

我听说,我们的教师正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需要保留利奈的理论,是否需要保留他的一切分类,还是要精减。这一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对于利奈或者其他理论的这些纠正是按照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的,也就是说,要是去掉那些被植物学或其他某一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唯物主义辩证法证明是多余的或不正确的东西,那么,这一讨论就有更大的积极意义。不要像那些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这或那干什么”的人那样作。他们的方法有了某些改进,只有蠢人才会把它一笔勾销。学校里的男女学生应该学习真正的科学和理论——我们不应该忘记和低估这一点,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关于人类知识的相对性和反映物质不断发展的理论。

有些人简单地认为:“我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然而这些人不値得,如果不学习这些东西,不通过从低级到最高级的各种形式来看待这些东西,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就不能树立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就不能前进,相反要倒退,黑暗、神学和资产阶级哲学将要淹没我们。列宁认为,没有健全的哲学论据,无论自然科学,还是唯物主义,都不能抵挡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我们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应该耐心地学习,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热情的拥护者,一句话,应该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

教学大纲对于各类学校具有决定性意义。对即将确定的各类学校,应该制订不同的教学大纲,应该审查或重新编写有关的教材。与此同时,还应该认真地考虑培养新干部和更加提高现有干部的水平问题。这个问题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正是他们在较好地掌握教学大纲后在各种学校进行讲解。提高干部的水平,不应墨守陈规,而对干部本身来说,这是一个纪律问题,是学习的问题。

因此,我建议成立的委员会应该设立由各门课程的专家组成的若干小组委员会,它们的工作应该由健全的标准指导,应该得到中央的委员会的帮助,并在一定时期内,受中央的委员会的检查,而这种检查不能一年只是一次。

教学大纲是多种多样的。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我不是内行,但是我认为,除了正确的政治和思想方针外,各年级讲授课程的全部内容应该存在有机的联系,决不能有脱节和机械重复的现象。我认为,如果教材是明了的、简单的、完整的,那么学生学了就一点也不会忘记,就能牢固地积累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如果很好地有机地确立这种联系,那么,在学校或各年级的各个阶段对于教材作必要的精减,并且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引下、在正确的基础上进行这些工作,就不会感到困难,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严格要求进行精减,要求有有机的联系,也严格要求明确性、科学(不管它是什么科学)的真实性。

不要害怕缺乏某些人可能追求的渊博学识,我们丝毫不要感到不安,因为我们应该逐渐地给人们提供这种必要的学识,如果我们能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制订教学大纲和教材,那么人们就会获得健康的、广泛的和比较全面的文化和受到教育。他们的脑子里将记住许多东西,甚至比他们超越自己的智力和实际知识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和条件而贪图过多的知识还要多。这样,我们的语言学家、科学家或者教学法专家应该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学究式地给学生讲授阿尔巴尼亚语,向他们填塞各种范畴,企图把一些抽象的、枯燥的、多余的和生活中不需要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语言科学应该更多地、更快地帮助学校使学生在更健全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实际运用能力掌握活的语言。

渊博的学问是要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通过超出学校范围的更深入的学习和更进一步的深造才能得到的。但尽管如此,不能认为正规地从学校里毕业的人是无知的,相反,他在一生中将学到许多别的东西,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因此,重要的是学习的基础,教学大纲,教材,各种试验和生活中的斗争,运用这些知识,以及用新的知识丰富它。我们应该重视学校的各门课程的大纲和教材。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以外,我们还应该特别重视各种科学,如物理、数学、化学,以及各种专业科学,如医学、地质学、力学等。所有这些科学都应该学好,为此,不仅教材应该是简明的,不仅小学、中学和大学整个学程的教学大纲应该有紧密联系,而旦教员也应该很好地掌握课程。

其次,主要的和原则性的问题是教材和教学大纲以及讲课应该贯串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便通过这些科学,使学生和教员自己都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并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这些科学的发展和对这些科学的以用。

学校还应该特别重视历史、地理,首先是本国的历史、地理,还有世界历史、地理也要重视,因为存在着不充分重视这些课程的倾向。这种倾向应该反对。

我们的人绝对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了解我国人民的历史,因此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来审查这一课程的大纲和教材。

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也是这样。对此,我认为必须根本修改大纲和教材,及时地、有计划地编出新的大纲和教材,因为这方面的教学大纲和教材都是过去从外国抄袭来的,其中大部分,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大纲和教材,是根据不适合我们新的社会主义学校的各种政治、思想标准制订的,其章节没有正确的比例,缺乏有机的联系。我们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赋予这门课程,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以有机联系,因此,在这一方面,无论是质量上、内容上、政治思想上,还是篇幅上,都有许多工作要做。

本国地理课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过低估计这门课,我们就应该从外国学校的看法,从国内压迫制度和侵略者的影响当中寻找这种表现的根源,因为侵略者关心的就是要使我国的人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不把自己同国家联系起来,不热爱自己的国家。因此,在这一切的促使下,阿尔巴尼亚的地理就变成了一种形式的、简化到了极点的课程,只是数一下山脉和河流等等而已。必须彻底改变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这种状况。我国的地理学,如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应该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这门科学应该使人们在学校时期了解祖国及其发展和前途,了解它,接触它,因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劳动和创造。地理应该是最生动、最有趣味的课程,书本学习应该同领土、平原、山脉、河流和畜牧业联系起来。本国地理这样一门课程的前途是多么宽广呀!它是同加强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热爱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经济、农业、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它培养未来最优秀的地质工作者、工程师、农艺师;它使体质得到增强,使体育和旅行事业得到发展。如果我们把地理同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善于把学校的地理教学同自然、国家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对这门课程作质的改变。

对世界地理课也应该作巨大的改变,目前学校的世界地理课在形式上和范围上是不适合我们的。

从这个角度来审查教材,就意味着进行一项有科学根据的清理工作,这项工作就是要从小学的课桌到大学的课桌,以至在更大的范围内,使实践同理论结合起来的工作。因为实践有助于理论,而理论帮助和指导实践。如果能恰当地确立这种有机的联系,那么我们就能为现实服务,同时为将来做准备。

我们将要确定的各种类型的学校都必须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审查教材。至于各类学校、初等或高等训练班课程的精减,则应该分别进行,以适应所开办的学校的需要和学生的学龄。但总的说来,我认为,这种精减始终应该遵循经过研究的、科学的标准,要符合所规定的某些方针,不能乱砍一气,在这里减少十小时课,在那里增加二十小时课,一定要避免这种作法。

上面我谈了一下关于学科的问题。现在我想谈谈应该如何修改和编写新的教材。既然我们想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则编写教材,那么,这种教材就不能由那些不是内行的、持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哲学观点的人来编写。编写新教材的人不仅要很好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而且要领会、要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句话,就是要使教材中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使它同生活相联系。这里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从旧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这些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总的来说,政治立场是好的,他们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但他们有意无意地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保持着联系,甚至应该说,从我们国立大学出来的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也是这样。我们有许多专家,尽管他们毕业于高等学校,在那里,他们学过哲学,又在基层工作了几年,但仍不能把自已的知识同生活联系起来,尚未达到党的要求: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作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应该是突击手,并能作出革命的哲学结论。

那么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对此,应该在党中央委员会和文教部的领导下,实行各门课程的教师、科学家、文学工作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工作者之间的紧密合作。但是这项重大的基本的工作不应该只交给一些教员、教授去做,尽管他们是内行,是党员。在这里,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拿社会科学,特别是拿有各种专业的学校中的文学课来说,尽管在那里有许多党员同志在作这些工作,尽管党在这方面也给了,了巨大的关心,但仍然可以发现十分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一下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在校内讲授和在校外的自习情况(这一点也应该用我们的哲学进行细致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弱点、杂乱无章、不成比例以及不健康的嗜好、感情和知识,而且可以发现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付出代价,如果不纠正,以后还要使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学派的哲学观点,反映了还没有彻底把“奥扎斯的牲口棚”打扫干净的这个或那个人根据自己的倾向、根据自己所属的学派和所接受的文化表现出来的个人爱好。他们通过讲课、报告会、写文章和出版书籍,把自己满脑袋的稀里糊涂的所谓渊博学问中未经很好地清理的这一切思想观点,对本国的或者外国的某一作者的这种个人印象或者个人爱好散布到学校中或者社会上。这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规定,就等于我们容忍并向资产阶级哲学作让步,使它在我国公开地、几乎是合法地反对我们。

复兴时代是一个民主的、革命的、在我国人民的历史和文学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时代,是在启蒙思想指导下、在我国当时的杰出人物领导下的光辉时代,它可以名符其实地被称为民族复兴,即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的、帝国主义的黑暗中走向光明,进行起义,为争取自由、独立、民主、光明和教育而斗争。

恩格斯在一个地方谈到过复兴时代,不是指我国的复兴时代,而是指所谓的“五百”年代(即十五世纪后半期)。他说,这是一个光辉的时代,它造就了伟大人物,他们中不仅有演员、画家,而且还有被教会活活烧死的科学家,哲学家,此外还有物理学家、星际学家等,这些人冲破了中世纪的一片黑暗,推翻了迷信和制度,进一步推动了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他对复兴时代所作的分析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分析,而不是唯心主义的分析,因为复兴者对社会的推动既不完全,也不完善,因为社会还要改造和发展,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和各门科学中还要发生局部的或根本的变革。新的规律或属于补充性的规律将会产生,正如列宁所说,从这些变革中“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只有我们的唯物主义哲学才能拨开迷雾,避免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造成的危害。

党正是从这个角度来估价我们的复兴时代的,应该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更深入地进行这种估价,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从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和历史等方面分析这个时代,而不是从这个或那个人的爱好来分析这个时代,以便使学生、教师、教授和人民能更明确和更正确地了解这一时代。应该通过这种途径进行这一分析。

应该正确地把我国复兴者置于他们生活、工作和战斗的那个时代,应该揭示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应该揭示他们当时所寻求的眼前的和长远的目的。如果这样正确地提出问题,那么就会看到:复兴者是具有先进思想的杰出人物,是勇敢的、革命的和十分热爱祖国的启蒙者。为了唤醒人民,为了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他们曾用枪和笔杆进行斗争。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积极的、重大的方面。我们应该赋予人民复兴时代和复兴者的所有这些本质和特点。

但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应该忘记这些复兴者有他们消极的一面,这种消极面应该受到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这些缺点是:他们的哲学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同我们的思想体系相矛盾和对抗的。

难道我们在这种对抗面前,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迷信的无情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前应该保持沉默吗?仅仅因为他们是复兴者,就可以认为他们是碰不得的和神秘的吗?难道可以同时存在下述情况,我们一方面严肃地反对神学、宗教、教堂和清真寺、神甫和阿訇,另一方面却赞扬纳依姆•弗拉舍里宣传伊斯兰教哲学的那些作品,或是恩德奈•梅达宣传基督教神学的那些作品,或是安东•恰尤皮宣扬“父亲托莫里”是上帝的宝座的那些作品吗?仅仅因为这些人是复兴者,是大人物,他们为发展语言奠定了基础,或者仅仅因为他们的诗句是优美的,他们塑造了优美的形象,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作品作为思想食粮向人民灌输吗?

不能,我们应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同这些消极面作斗争。我们不能在思想上对诗句和语言作让步。恩格斯对作为德国文学语言基础的路德语言所作的评价,丝毫没有妨碍他真实地估价和揭露德国农民起义前后进行的改革的反动性。

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哲学,对各门课程,特别是文学的校内外的教材也进行真正的分析和检查。

我提出的关于复兴者的问题应该正确地予以理解和解决。抹煞这个时代是不允许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应该根据正确的标准,为各类学校和社会选择一些复兴时代的作者及其作品,毫不犹豫地删去其消极面,因为如果让学生去读复兴时代的某一个作者所写的宣扬上帝的诗和作品,又把这个作者捧上天,那也就是颂扬他的唯心主义的、自然神论的或者多神论的哲学。应该对这些东西进行批判,但是年纪小的学生理解不了赞扬和批判之间的区別。而在高等学校,教材的面可以广泛些,但绝不允许对教材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不作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坚决防止唯心主义和迷信复兴者。我们应该以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从复兴者的时代到今天,我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领域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阿尔巴尼亚不再是从前的阿尔巴尼亚了,同样,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文化、教育、语言、制度、政治和思想也不同于从前了。根据唯物主义辩征法的规律,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并正在发生变化。如果忽视所有这一切变化,如果偏重一点,忘掉其他,只靠旧东西过活,忘记新事物,并认为只有旧东西才能影响新事物,新事物的作用很小,那就意味着走进死胡同。由此出发,应该反对各种低估人民政权时期的文学的现象。学校应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文学敞开大门,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文学反映新的光荣的时代的感情和斗争,所以就能够、并应该有助于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对群众进行全面的教育。

对反映在教材中的,在科学、文学、艺术和音乐方面的思想发展的其他时期,也应该用这些标准去研究。正如我上面也已讲到的,这些应该是一个整体,但我们不容许某些著名学者的过度的癖性,他们想超过限度,在一个短时间内,把他们毕生学来的东西教给学生。

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著名的学者和大专家。相反,我们十分需要这些人,他们是科学和知识的源泉,我们将通过他们,增加和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但不能混淆发展阶段。

有学问的人有可能并且也应该找到可能,使他们所教的课程,更容易为大学学生所理解,并且不加重学生的负担,而对送去进一步深造的专家,要善于提高他们的质量。

至于学校和大众阅读的外国世界书籍,我认为,在很长的一个时间内,这种书籍是处在十分危险的混乱状态中。虽然最近二、三年有些改进,但情况仍然是令人不安的。在这方面没有健全的标准,即使有或者确定了标准,也被歪曲和走样了。因此,党中央委员会应该严肃地抓这项工作,因为有一些需要大力确定的原则问题,需要很好地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什么小说,只要某个人喜欢就翻译,并要求出版;如果翻译的人是有名望的,小说的作者是“古典作家”,那就不管小说反映什么思想,都予以出版,供公众阅读。另一方面,这个翻译者又以党的名义去作报告,反对他所翻译的小说的思想。这给他本人以及超额完成计划的出版局都造成了矛盾。

我们为人民和年轻一代出版的书籍,无论教科书还是大众阅读的书籍,不应该使他们迷失方向,或者腐化堕落,而应该帮助他们认识社会的发展,同时用我们的思想体系武装他们。外国书籍是个宽广的、种类繁多的领域。从这个领域中能够仔细地选择我们所需要的东两,但这种选择也是困难的。进行这一选择工作的人应该具有广泛的知识和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这些人应该分门别类地而不是大体地了解我们的需要,他们在翻译和出版外国书籍时应该明确党的既定的目标和目的。在这个重要的、细致的问题上,既不容许有崇尚时髦、个人嗜好、不健康的嗜好,也不容许有虚无主义,说什么“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不,我们需要,我们所需要的是有助于我们的思想、艺术和文化发展的那些东西。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带有多样性,并由多种学派组成。资产阶级在它的发展和衰亡的各个阶段,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有大大小小的作家、诗人、音乐家、艺术家等,其中有些人经受了时代的考验,有些人则被潮流所吞没。不能想象,我们应把这些东西“一揽子”都翻译过来,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似乎没有它们我们就活不下去,或者我们将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最革命时期的、最进步的、最革命的作者和书籍,以便举例向我们的人说明他们所了解的各国人民的历史、各国人民的阶级斗争和他们的进步思想的发展。这样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是有的,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在他们中间我们不可能完全找到我们所要求和希望的人物,因为在这些进步的或者革命的作者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统治思想的反映,这些东西即使不是完全地、也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错综复杂地表现出来。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我们不一定要热中于让学生、青年和公众一口气吞下一本小说,尽管这本小说有三分精华,而有五分糟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为他们选出一些片断,即那三分精华,但不放弃对整本小说进行批判。我认为,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如此细致的任务,我们在任何时候,在我们的每一步工作中,都应该考虑到,这是否有利于、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培养和教育我们的人,是维护,还是破坏我们党每时每刻在建设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一方面每天顽强地进行旨在铲除人们思想上的小资产阶级残余的斗争,或者每天进行反对宗教迷信的影响的斗争,另一方面,却向人民提供许多世纪以来举世闻名的作者用“糖衣”包着这些思想的书籍,那么,我们就是夜间用我们的双手破坏我们白天创造的东西。

我认为,大学的读物也应该遵循这些标准,而不应该根据个别教师的爱好来选择,不应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加重教学大纲,正如我在《大学生报》上读到的一位大学生所正确批评的那样。在制订大学的所有教学大纲中,在规定和编写教材以及教学方式方法方面,我们党的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应该统治一切。

我再次强调,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不懂得和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就不能像我在上面略为谈到的那样作到这一切。但是我认为,就目前来说,这一重要的基本学习还在片面地进行,还在采用从苏联学校抄来的旧方法,老一套,公式化,而没有运用和结合我们党的活生生的战斗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样,我认为,对唯物主义哲学的这一重要学习没有同其它课程很好地联系和结合起来,因为,在这方面,制订教学大纲和各系的教学实践还需要大大改进。

我们一般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和教师,应该树立真正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们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应该同时通过几个平行的途径,以便达到一点:使他们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教育。

第一个途径,是把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最主要的专门的课程,这种学习应该是认真的,应该采用适合的、易懂的形式,换句话说,应该学习我们伟大的经典作家们所作的、又用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实践说明了的全部唯物主义哲学结论。因此,应该保持和改进我们目前所采用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谴责和揭露苏联修正主义当前的下述企图:消灭作为指导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纳入“逻辑”的范畴以内。这应该是学习我们的哲学——我们的方针性、指导性理论的健全基础。

第二个途径或者第二种办法是:教材、讲课、讲授方法、进行实验与实习——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根据我们的理论来确定、修改、进行,这个途径或办法加强第一个途径,并为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把它当作方向盘和指南针开辟淸晰的远景。我们的理论应该逐步深入地阐明和论述这一切,以使我们的学生、教师能够在实践和理论上具体地了解,科学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和照耀下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向前发展。

第三个办法,也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办法,就是学生和教师在学校学习时,应该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因为这样他们就能从书本学习中跳出来,从实验室的实验投身到生气勃勃的革命生活中去,在革命的生活中,我们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的基本原则得到创造性的、各种形式的运用,并会产出具体的、可以看到和感到的成果。

应使教学和教育中有机地贯串我们党的思想和政策,同时必须实现教学与劳动相结合和学校综合技术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自一九六〇年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关于根据这个原则改革学校的全体会议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若干步骤。近几年来,在国家整个生活的革命化气氛中,这些步骤正在以新的形式、创议和试验得到丰富。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并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开展这项工作。

这三个主要的途径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于第一个途径,我们伟大的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改进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对于第二个途径,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应该十分认真地、以革命的方式深入这一过程;至于第三个途径,我们已经开始,但还需要扩大、充实和改进这一过程。

我还想讲一讲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

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要求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具有新的、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要做到这点,教师本身就应该是革命者,并通过这种途径使自己受到教育,这样,他们才能教育学生。根据新的精神和方法制订的大纲和教材将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己在这条道路上也受到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他们只是关在自己的房子里,躲在学校的小天地里,不感觉到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蓬勃的革命发展,不把自己锻炼成这种发展中的积极的一员,那是不够的。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生活和行动,不管教材和大纲如何,他们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就不会成为突击手、革新者和革命者。他们就会墨守陈规,公式化,老一套,他们的教学方法和作风就会是不定形的,僵死的,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学校的那一套作风和方法。资产阶级学校提出的所谓“教规”或“有经验的教育学”的单方都是反辩证法的,不革命的,反动的和静止的。

讲课的方法和作风,是教师的最主要本领之一,他们应该成为内行,不断地完善讲课的方法和作风。要我们提供办法是有困难的,也是做不好的;同样如果教师认为,他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已经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应该成为大家的完善榜样,那也是错误的。这方面的好经验应该加以推广,然而工作和斗争以及能力的提高,将创造更好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好是无止境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重要的问题不应该纳入公式化和老一套的框框,而应该永远是发展的。这不应该理解成是一种嗜好,是不以教学大纲和教材作为牢固的基础。应该走工人的道路。工人在工作中是革新者和革命者,他在车床上生产所需要的优质的和最好的零件,而不是生产某种不需要的或者是拫据不健康的幻想搞出来的什么东西。好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应该为目的服务。

如果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很好地掌握课程,那么一切事情都能办好。否则,不论是工人,还是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都不可能有好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因此,教师如摆脱掌握不好课程的局面,就能了解学生的文化水平、爱好和心理活动,因为这一切和其他的东西将引导教师好好地掌握课程,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使之适应形势的需要,从而达到他认为他的方法是完善的那种程度。

这样的工作方法将使教师(在这里,他们将会表现出他们是革命者和革新者)不得不采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讲课形式,这些形式将使他们脱离条条框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我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害怕和顾虑学生提问题,学生也不会害怕和顾虑教师向他们提问题。这样,在课堂上就会出现一种活跃的气氛,就会在师生交流感情和思想、老师向学生灌输知识的过程中,建立一个纯洁的、朴素的、热烈的、适当的和革命的集体。

教师的空谈和不健康的“学究气”只不过是一种明显的癖性和弱点,隐藏在这些东西后面的是教师缺乏对课程的知识和力图在学生面前掩饰这个弱点的倾向。这样的教师以这些方法来掩盖自己“知识”的空虚,用毫无内容的词句掩饰这点。自然,这就在师生之间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状况,阻碍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而学生也感到厌烦,想摆脱这种处境,其办法是思想开小差,聊天,喧闹,在本子上乱写乱画。学生的这些表现,是由于教师的工作方法不好和准备不足的客观条件造成的,而教师却把这一切归罪于学生的主观方面,归罪于学生不遵守纪律和缺乏教养等。教师为了制止这种对他来说是不正常的现象,不是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性的分析,而是感到自己从哪一方面讲都是学生的上级,因而就采取专断的、不适宜的“教育”措施,强调“权威性”,形式上的纪律,分数的威力,怀着不健康的反感和憎恨一所有这一切都是反教育和反教学的东西。党在对教师进行政治、思想和方法教育时,应该注意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因为教师担负着巨大的任务。

应该在发展教育和学校工作方面全力支持更广泛地贯彻群众路线,应该在这个范围内,大力鼓励学校和基层教师提出倡议,以便创造性地贯彻教学大纲,创造性地和批判地运用教材,进行试验,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倡议始终应该以我们党根据民主集中制确定的教育政策为基础。

我还想谈谈分数问题。用不用分数这个问题,正在学生和教师中进行讨论。讨论是正确的、有益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从而对这个讨论作出贡献,这个讨论迟早会得出结论的。

在学校里一直是釆用分数的。因此就形成了一种似乎不采用分数,学校就无法办下去的观点。这样,分数就获得了学习的“调节者”的形态,成了这样一种深深刻在学生和老师脑海与思想里的东西,它机械地评定学生和教师的一切努力,从掌握课程直至品行。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自觉不自觉地就同分数联系起来了。

可能有人说,分数是刺激学习的,但是反过来说也是真理。分数也可能是障碍,可能是没有觉悟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手中的一种有害的武器,它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候都能成为鼓励学生学习的东西。当学生得到好的分数时就高枕无忧,并把分数当作挡箭牌。

对于我们的学校来说问题就不同了。我们的新学校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具有健康的教育和文化。我们的学校具有群众性,在我们的学校里,已消除了资产阶级学校的那种阻挠人们求学的一切障碍。在资产阶级校里,除其他障碍以外,分数是具有限制和挑选的性质的;可以理解,这种限制和挑选的性质是针对哪些阶级的子女的。

我们的新学校是群众性的学校,它是要使大家都能学习,甚至学得很好,使任何人都不留级。但这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成为优等生。然而所有的人都将为走向生活而武装起来,也应该为走向生活而武装起来。当人们从学校走向生活的时候,不是看他拿到了什么分数,而是看他将如何完成所担负的工作。

我认为,必须彻底肃清“为好的分数而学习”的思想。应该树立这样的思想,即必须学习,因为不学习,就不能生活,不能工作,因为没有知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为祖国和社会主义服务。学习对人来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食粮。为了向学生灌输这种正确的思想,我们不应该采用分数,而应该做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也应当反对这种思想:拿到了任何一个学校的成绩单或毕业证书就是有了谋取私利的特权和武器。应该灌输这种思想:毕业证书只能证明在一个学校毕了业,具备了某种程度的应该用来为社会服务的知识和专业。

因此,在政治上我们应该进行大量的和广泛的教育工作,使上学的人,不是像小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样,为分数和毕业证书而学习,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

在学校掌握知识,丝毫不取决于分数,它首先取决于正确的政治理解,取决于制订简明易懂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取决于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能力、方法和作风,取决于校内外的一切教育。我认为,这些才是决定性的东西,而不是分数。

有些人会说,这是对的,但是我们是否具备取消分数的条件呢?他们认为,取消分数不是为时过早了吗?

我的看法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我认为,我们的条件不算很差,如果不说是很好的话,因为还应该进行工作,来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有很好的政治条件,因为我们有热情奔放的革命青年,他们十分清楚地了解学校和学习的重要意义,并且是以革命的方式来理解这一切的。其他的条件应该改善,并一定会改善。我们应该着手使那些认为是为时过早的东西成为现实的东西。

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取消分数吗?用什么来代替这种鼓励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承认分数仅仅是一种鼓励,那么我们可以用许多正确的鼓励来代替它,不言而喻,是精神上的鼓励。其次,应该取消我们目前采用的五分制和十分制,暂时过渡到我们以前也多少采用过的一般性的评定,即:“优、好、劣”等,抛弃五分制、十分制,逐渐地以对学生的才能、努力、品德或缺点进行更确切的鉴定来代替。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对学生的全面的看法,才能很好地符合我们的新的教育学。反映学生的主要特点的是鉴定,而不是枯燥的分数。

现在我们在党校和各种训练班不实行分数制。我们对以首先从小学开始不采用分数,我认为,不存在孩子们不学习的任何危险;相反,我们从小就用一种新的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不是为了分数学习,也不是在分数的恫吓和影响下学习。而对其他的学校,可以逐步推广,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可以进行必要的试验,或采用別的形式。

最后,分数也是同升级有关的,是属于教师、教育工作者的问题。这怎么办呢?学生以鉴定作为升级的依据吗?鉴定应该是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依据,但无论是分数,还是鉴定,他们都要通过向学生提问,通过检查作业或考试,客观地确定。为什么教师要用枯燥的分数,而不用更生动的、更有政治内容和更有教育意义的评定和鉴别来把自己的印象和看法告诉学生呢?这是最合适的方法。最后,要给学生升级的证明,就根据对每个教师所作的这些鉴定的综合和概括,并问班主任和有关人员一起来决定。当然,这些改革和形式是值得讨论的。我们的教师具有丰富的经验,当然,主张采用分数的人,不仅有他们为什么主张采用分数的理由,而且还有如何使分数成为一种鼓励的道理,而那些不赞成分数制的人也有他们的想法,即应该以什么东西来代替分数,应该如何代替分数。因此,结论是,像我们新学校的所有问题一样,让大家讨论和辩论这个问题。

生活就是一个大学校,而学校本身只不过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学校应该同人的行动、工作和思想协调地、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生活中为人服务,为整个社会服务。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正在准备的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都有其革命发展和变革的规律和准则,对这些规律和准则我们应该了解、学习、掌握,并坚持不懈地执行。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准备,无论在行动前,行动中,还是在行动后,都是如此;建设现在,但又要考虑和准备将来。在这一整个不平静的、非自发的、而是革命的发展中,对立面的斗争起着促进作用,对立面的辩证发展产生质的变革,这种质的变革把我们的社会从一个高级阶段推进到另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群众。因此,党应该以它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这种作用,从各方面教育他们,使他们能很好地认识、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并使这些规律变为人和社会的物质财富。因此,除人的其他活动外,学校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党的伟大目标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培养和造就共产主义的新人,这种新人具有健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现点,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德、兴趣和风尚,具有革命的、突击队的、勇敢的、创造性的、求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在这场培养和改造的革命斗争中,在这场教育和重新教育的战斗中,在这场对立面的、阶级斗争的、新旧事物的搏斗中,我们的新人,从生到死,在他们从事劳动、创造和思考的地方,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他们所到的一切地方,都应该使党的路线、党的哲学变成物质,应该理解党的政策、理论和如何在实践中执行党的路线;应该从这些成就中得出哲学的、实际的结论,加倍努力地武装自己,奋勇前进;应时时刻刻意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成就,是在党及其唯物主义哲学指引下的人民群众的成就。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失去指针,或者正如我国人民所说,迷失方向,就会带来损失。不应该忽视任何一个从事社会活动的部门或单位;它们不应该脱离其他部门或整体,而处于无政府状态。毫无疑问,各部门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也会出现先进和落后,但这应该是壮大和发展中的缺点,我们决不应该允许这种缺点渊源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偏差。

斯大林逝世后,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发生灾祸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各个方面,在理解和正确执行路线方面不平衡,党的理论原则和组织原则僵化,没有根本地、不断地、始终不渝地开展阶级斗争,官僚主义以及其他许多原因,这些都是我们党过去多次研究和分析的对象,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谈了。只讲一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攫取了权力,取消了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党,取消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并用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代替它,正在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资产阶级国家。

现代修正主义者破坏了苏联学校,正在把它变为资产阶级的学校,以便培养反共产主义的年轻一代,作为已在他们国家复辟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依靠。

结论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情况,这些危险,要有淸醒的头脑,要以铁拳对付人民的、党的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要淸楚地认识群众的作用和加强现在、体现将来的年轻一代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党胜利开展的这场伟大斗争中,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学校的斗争,是我们最伟大、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我们完全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在每件事情上,党将一如既往地取得成功。

 

 

 

 

 

选自《人民日报》 1968 1221

坚持不懈地创造性地执行使党和国家生活革命化的任务

在地拉那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地拉那组织的共产党员同志们:

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今天来你们这里参加地拉那党组织——我们党的这个一贯富有战斗性和革命性的大组织——的代表会议,并借此机会,向你们转达党中央委员会的最热烈的祝贺。

我仔细地听取了马努什•穆夫蒂乌同志在这里所作的关于党组织的工作的报告以及大家所有的发言。我高度评价首都党组织的工作,并且认为,这次代表会议不仅对地拉那的组织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全党也将是一个帮助,因为你们的组织具有丰富的经验,你们的工作情况正通过同其他区有联系的同志传播到全党。

因此,地拉那的共产党员应该意识到并且担当起模范共产党员的全部责任。对我们地拉那的共产党员来说,这种责任就是为党和人民尽义务,而不是一种特权。因此,我们在完成党的各项任务时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应该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但工作中还有缺点和弱点。在报告和发言中着重指出了成就,也着重指出了缺点,对成就和缺点都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分析为进一步加强我们首都的党组织指明了道路,提供了保证。

你们这次会议上首先着重于在一切部门“加强思想斗争”,这是做得对的,因为这是保证人们在思想政治战线方面、在提前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方面、在实现技术进步和提高基层组织的首创精神及主动性方面顺利完成各项工作的关键。你们对会议讨论的这三个主要问题还将分别作出相应的决定,你们这样做是对的。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方针和指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工作纲领。我们将成功地实现这个纲领,因为永远领导我们在这条光明的康庄大道上前进的,是我们光荣的党。

现在,请允许我也提出几个问题。如果我重提过去已说过的或者你们在这次会上也已提到的一些事情,那就请大家原谅。你们的发言,对党和对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我是有帮助的。我们来参加党的代表会议,是为了吸取教益和给予帮助。我也是抱着这个目的来参加你们的代表会议的。因此,我将谈谈党的斗争和经验方面的某些问题。



经常不断的革命锻炼,以革命的精神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则,是党的力量的主要源泉


代表会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党在区里的最高机关,而这次代表会议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地拉那党组织的选举像全国—作,也是在进一步实现党和国家全部生活的革命化、进一步深入开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高潮中进行的。

这次党内选举,从基层组织到党代表会议,在地方上和军队中,都已成为我们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的一项重大的思想、政治和组织活动。这次选举的水平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高,特别是全体共产党员都踊跃地、积极地参加讨论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以革命的激情和巨大的决心去完成一切同捍卫我们英勇的党领导下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任务,这是这次选举的特点。

党的最近这次选举的特点,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在全党,基层组织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踊跃参加了每个组织所关心的问题的讨沦,参加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他们作为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从党的正确立场出发,为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以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弱点毫不调和的精神,开诚布公地作了自我批评,既作出了保证,也采取了坚决尽快消除这些缺点和弱点的具体措施。同时,在基层组织和代表会议上,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们,还对所有那些表现不好、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勇敢地、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批评,同时给他们指出了改正的途径。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取得的伟大胜利。

特别是各生产单位的基层组织的选举是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的。我们英勇的工人阶级,像过去一样,在这次选举中突出地表现出他们深刻理解这一对党具有根本意义的重大活动的思想内容。农业合作社党的基层组织的选举也进行得很好、行政机关和各个部的基层组织的选举也进行得比过去更活跃。但是,可以说,在这些组织中,特别是在各个部的组织中,党的工作还不理想。在那里还有一些缺点和弱点,例如:对下面批评多、对自己批评少的倾向,命令主义和自以为是中央部门、是干部就高人一等的倾向,那种不考虑客观条件和由此产生的困难,一味发号施令,并要别人一定照办的迷信自己聪明才智的思想,对这些缺点和弱点,必须进一步地更加坚决地进行斗争。在这些组织中,必须特别努力使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受到扎扎实实的革命的思想政治锻炼。

今年的党代表会议具有特殊的意义,还因为,根据政治局关于改善领导机构的社会成分的方针,成百成千的党龄长短不同的工人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人成分的同志,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受了锻炼的人,担任了基层组织的领导,选入了党委。这是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上成长、巩固和进行锻炼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证明具有辩证唯物主义革命威力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它适合时代的要求,适合斗争和工作的环境,适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上不断保证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我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当前和长远的需要。

繁重的、责任重大的任务等待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新老同志去完成。但是,同志们从来没有被繁重的工作和责任所吓倒,也不会被吓倒。我想谈的问题不在这里。今后,党的工作会做得更好,党的路线将制定得更深刻、更成熟、更少错误,对许多问题将予以研究,使其在实践中得到正确解决。但是,我想谈谈把青年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给领导机构带来的朝气,还想谈谈老同志的任务:一方面要向青年人学习,另一方面要锻炼青青年人。

青年人来自车床旁边,来自深深的矿井,来自田间劳动。他们为领导机构带来朝气、革命干劲、勇敢精神、阶级的和党的基层的纪律性。他们带来基层共产党员的和阶级的质朴、成熟性和有创造性的思想。他们有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和一颗炽热的心,他们说得少,做得多,他们不会说漂亮话,发表意见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这些意见,只要有利于党就行。我们的人的这些高尚品德,是我们党培育出来的。我们讲到党,也是指党内的一些老的领导老,他们是百折不挠的革命的共产党员的榜样。

因此,我们这些老的领导者,对党负有这样的责任:不要让年轻人僵化或在新的任务面前迷失方向。我们自己应该在他们的干劲鼓舞下,变得朝气蓬勃,如果某个角落的灰尘沾染了我们,就应把它清除干净,同时集中我们的力量和精力,永远以年轻人的步伐前进。

在领导岗位上的青年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我们的经验,就像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和经验一样。为了使他们进步,就应该让他们在工作中担负责任,使他们有所思考,有所创造,有所作为。这是我们应该经常注意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我们加以阻挠,那么首先就会使妨碍和压制进步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官僚主义得到发展和滋长。

在我国人民中,在党和国家的机构中,我们必须高度发扬革命的首创精神。如果不使人们和已建立的机构担负起全部应负的责任,就不能发扬这种首创精神。必须使健康的创造性的思想有发挥作用、进行实验和监督的场所。相反,假如对这种思想设置重重障碍(这是官僚主义设置的“有理”和无理的各种障碍),那么人们的思想就会僵化和窒息,就会变得庸俗和贫乏,革命的勇气就会消失,墨守成规和漠不关心的现象就会滋长起来。官僚主义以其有形和无形的帷幕,阻挡创造性思想的视野,同时,使人们失去社会注意责任感,把人们朿缚在官僚主义框框之内,机械地承担责任,不越出常规一步,陷进官僚主义的清规戒律之中。

因此,我们的人——党员和非党员——应该首先深刻理解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意味着什么。这将有助于发扬创造性的思想,有助于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机关负起全部责任,从而使它们都能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使上级不致压制和妨碍下级。

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是不要使工作复杂化,而要使之简化,使全体群众都摸得着、理解得了和做得到,而不仅限于上面的人和凡事都要不断过问的某些上级机关!这样做,我们就能反掉党内和国家机关中最危险和最令人痛恨的官僚主义现象之一——抬高少数人的身价,贬低多数人的巨大作用。

我们应该把决议写得简明易懂,使大家都能贯彻执行。在正确贯彻执行决议的时候,人们和领导机关不要受任何官僚主义条条框框旳阻碍,而要创造性地进行思考,对党完全负责,发扬勇敢的首创精神,不要时时事事都请示。这样,决议的贯彻就更有保证,也便于检查决议的执行情况。这样,检查就成了广大群众的检查,而不是常常由上面派来的一些个别“专家”的检查,这些“专家”所作的报告,给我们的成堆公函,都是官僚主义的产物。

应该正确地认识到,决议是否得到了贯彻,必须加以检查。在执行党的指示和国家的法律中的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实践中造成的各种弊病(从轻微违犯党纪与国家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直至最严重的罪行)的病媒。所以,十分重要的是:在行政机关中,尤其是在党政机关和经济领导机关中担任工作的人,必须是本阶级的人,是经受过各方面的革命锻炼的人。相反,如果这些人——不管他们是党员还是非党员——热中于撰写公函,空谈理论,而不实实在在地做工作和参加生气勃勃的生活,不丢掉命令主义,不让别人负责,而是自己独揽一切;在工作作风方面,如果他们不考虑群众的有创造性的意见,不把上面的监督群众从下面的监督结合起来,这种人尽管是我们的人,但他们不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行政机关工作,因为他们有明显的官僚主义倾向。机关人员的这种倾向是极其危险的。正是这些人使这种倾向得到滋长,并且在施加压力,使机构庞大臃肿。

为了管理得更好,就必须坚决贯彻党关于工作方法的革命原则。在贯彻各项决定和指示的革命实践中,我们的工作方法在革命化。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一种同官僚主义、因循守旧、小资产阶级废话连篇的老一套报告相对立的方法,因为这一切使任何革命行力和前景都失去作用和暗淡无光。为了管理得好,还必须熟悉技术,掌握有助于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规律,就是说要有科学知识。

党最近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取消总基层组织这个多余的环节,把部门的党组织变成基层组织。对这项措施要很好地学习、理解和执行。这项措施使党的基层能直接地同党委取得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破除官僚主义的行政惯例和旧的工作方式方法。我之所以谈这一点,就是因为尽管在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但还没有消除老一套做法。

党员,首先是党的领导者,以及党的机关,必须认识到这一措施的意义。这一措施的目的就是要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真正的革命园地,使它能够判断、学习、自己进行分析和坚决而主动地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区党领导机关的决定,就是说,使基层组织在执行决议或检查决议执行情况方面,都能成为根据党内生活原则和准则独立开展活动的机构。

我们尽管取得了成绩,但在这方面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问题不在于规定了一种形式,就等于大功告成。不,形式必须在生活中、实践中受到检验。这种检验可能是精确的,但也可能还不完善,这取决于对指示所作的说明是否清楚,取决于对指示的理解是否正确,也取决于如何执行这一指示。如果领导者和机关认为指示是正确的,但又想用墨守成规的老一套工作方法来执行,那就达不到预期的结果,问题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这样,党委会就会开始打主意:它们没有办法同所有的组织保持联系,感到自己会脱脱离基层,因而得出结论,必须增设并扩大委员会和机关,以便有一些组织受它们的“监护”和“控制”。

如果我们还是采用这套做法,那么,基层组织就没有革命主动性了。基层组织就不能变成独立活动的机构,一切都等待上面,一切都由上面提供。这样,我们就会乐于看某些教导员的报告和让他们同各个组织会见,因为这样我们就会以为我们一切都正常,我们掌握了情况,但这样做,会使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衰颓,变成机器人。哪里有监护,哪里采用死板的、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那里就缺乏朝气,就会有唯唯诺诺的现象,就不会有创造性的讨论,就不会有对工作和对人的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会有共产主义的责任感。因此,如果组织是有朝气的,我们要这种冗长枯燥的报告干什么呢?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在这些组织本身努力工作的情况下,在党的领导者和机关工作人员亲临现场直接深入了解它们的工作的情况下,一个教导员同二十个基层组织的会见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为了使这一工作按照党的要求去完成,必须继续在实践中研究同基层的联系问题,而不应成为在过去一个时期可能是好的那种过时形式的奴隶。

对于我们党的工作人员来说,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这里。我们不应使党陷到文牍主义中去,不应使党去发出许多充满了含糊词句、使人难以领会和检查的又冗长又重复的指示。我们不要以为,仅仅领导的监督,就能使党内不出现错误。这种监督首先必须是革命的而不是行政的监督,而且不能是唯一的监督,如果领导的监督不是建立在党员群众和劳动群众从下面的监督的基础之上,并把党员群众和劳动群众从下面的监督放在首位,那么领导的监督就会是非常不够的、软弱无力的、不是通过革命途径进行的监督。

因此,一切都应以把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很好地发动起来为目的。每一项指示,每一种组织形式,都应该是为了使基层组织成为生气勃勃的、革命的组织。共产党员必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理解这一点。这些机关的同志一定要深入研究党的生活、形势和发展,深入研究这种形势和我国社会按照自己的进程与辩证规律的新发展所要求的工作方式、方法和作风。

我们还没有肃清的另一种丑恶的官僚主义的形式,就是“不珍惜时间”。我国人民说:“时间就是黄金”。对我们来说,时间既不是金,也不是银,而简直是铜。我们有一种倾向,即:说长话,写长文章,作长篇大论的发言。四分之三都是言之无物的陈词滥调。如果我们没有说得面面俱到,就好像我们什么也没有说似的。这样,时间就浪费了,一些好的意见就淹没在连篇的废话当中,说空话的现象就得到发展。那些说得少、干得多的人就不想发言,而知识分子则大显身手。因此,我们必须消除这种无益的、甚至有害的风气。

大批从事生产的工人党员参加党的领导机构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重新深入研究各区党委员会、书记处、党委常委会和党的机关的工作,并使之进一步革命化。我们必须考虑到,党派到领导岗位上去的新同志都是生产人员,今后仍然是生产人员。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不允许让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浪费他们的业余时间。当然,他们的相当一部分业余时间是要占用的。他们自己作为领导者也应该考虑怎样适当地安排自己的工作。但是,在今后,各区党委员会、书记处和党委常委会必须改变工作的组织形式。

会议又长又多,报告和讨论没完没了的现象一定要解决。随便叫人离开工作的现象,也应该制止,应当把工作安排得比现在更好。

从生产岗位走上领导岗位的新同志,不要让他们被领导岗位的大量问题弄得手足无措。应当耐心地把这些问题给他们讲淸楚。这是集体领导的任务,首先是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的任务。

被选入党的领导机关的新同志,很快就会熟悉工作方法。党很关心把这种方法最明确和最快地告诉他们,使他们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党的集体领导和各位书记必须十分关心这个问题,给新同志以具体的帮助,用各种方式方法把所有的问题,特别是由他们领导或直接负责的部门的问题给他们讲清楚。

中央委员会还在各区党委会内设立书记处,这正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灵活地领导党的机关,并给各区党委会和党委常委会以大力帮助。因此,必须正确地和有效地利用各区党委内增设的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应该正确地确定并在实际中正确行使党委、党委常委会和书记处的职权。

中央委员会确定的、并由党在总结和选举的会议上成功地加以分析过的这些新的措施和指导方针,是党在进一步革命化和进一步锻炼方面迈出的具有质的变化的一大步。这些新的措施和指导方针的目的在于日益巩固党,使党成为坚强的、革命的、不可动摇的、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钢铁般的团结的党。

我们党的团结历来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这种团结决不是机分主义的团结,“为团结而团结”,腐朽的表面的团结。我们的丰富经验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强团结,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实现:在党内以革命的精神实行无产阶级党内生活准则,开展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对各种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不容许党员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向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蜕化,不容许小资产阶级野心家和官僚主义者有立足或发展的余地。

我们要永远保卫党,防止那些善于自吹自擂、善于在天真糊涂的人面前掩饰自己的真面目的野心家、骗子、蛊惑人心者和卑躬屈节的人混进党内。只有活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生产方面的体力劳动才能治好他们,或揭穿他们的面貌。这两项工作加在一起是医治这类人的唯一的药方。特别在党内,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原则的和集中的阶级斗争。

当我们说这样做是党的需要的时候,首先应当想到这是党的从上到下的领导机构的需要,不要以为,既然被选入领导机构的都是党的最好的同志,那么他们就不会沾染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和毛病。领导者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应当努力使他们不沾染这些毛病。但是,如果我们从这种不革命的思想出发,即认为选进领导机构的同志不会犯错误,那么,事情就糟了。党应当通过革命途径,而不是通过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和只论等级的途径来爱护和尊重自己选出的领导。党必须经常把领导置于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监督之下,教育领导,纠正领导的错误,监督领导,如果领导不改正错误,继续犯错误,那就把它抛开。

一个在原则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基础上锤炼和确保这种团结的党,每天都在这个基础上从政治和思想上建立和加强人民在党周围的团结,增强经济力量和防御力量。党必须牢牢地掌握这把可靠的钥匙。

我们党及其领导在自己整个历史中表现了自己的原则性、警惕性和革命性。党不允许在领导机构中有野心家、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异端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和内奸。当这样的家伙混进了党的队伍的时候,党就清洗他们,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敌对活动。正是这种伟大的革命斗争,锻炼了我们的党,始终维护了党的队伍的纯洁,把党提到了这样高的思想、政治和组织水平,使党过去和现在具有这样的钢铁般的团结,使党有一个稳定的、坚如盘石的、由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同志所组成的领导。

我们党通过党内外阶级斗争不断受到革命锻炼,以革命的精神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主要原因和主要源泉。今天难以找到一个党具有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团结,受到过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锻炼。修正主义的党之所以蜕化变质,正是因为它们走的道路同我们党一贯走的道路相反。今天,世界革命力量和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是一个伟大的榜样,看作是一个正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光辉榜样。他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即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党。

同志们!

我们必须进一步钻研我们党的许多正确原则,并更好地在实际中贯彻,仅仅夺取政权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所积累的革命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持政权,使政权更加完善。

在我国,人民掌了权,人民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行使自己的意志,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党的领导下制定和执行各项法律。但是,要完全实现这个伟大的原则,在这方面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啊!如果我们像某些人那样狭隘地认为,把人民的代表选入了政权的各个环节,这个原则问题就得到了完全的解决,那就错了。错就错在忘记了群众和群众监督的伟大的决定性作用,偏重了行政方面,只保持了所谓民主的形式。有人认为,只要保持这些形式,只要我们在各机构中有忠实的党员和经受了考验的、能干的和经过选择的爱国者,这个原则就完全实现了。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是有缺点的,可以说是错误的。

首先,政权机关需要经常补充新鲜血液,需要补充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培养出来的新人、坚定的革命者。要通过补充从群众中来的、具有工作经验和领导经验的忠实的人的办法,使政权不断得到更新,这种更新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调配得完全适当,不仅从工龄上讲,而且从年龄上讲,要有老的,也有新的革命者,有男的,也有女的,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农村的,来自国家生活的各个部门的。

其次,革命政权首先要依靠工人阶级,因为革命政权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政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尤其在实践上必须是工人阶级专政。在理论上,这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在实际上实现这一点时,就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障碍,如果让这些困难和障碍发展下去,就会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因此,党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必须始终明确这一点:我们的政权就是工人阶级专政,因而必须紧紧依靠这个阶级,教育这个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指导这个阶级,使它完全能够胜任对农民和社会其他各阶层的领导,永远不让工人阶级的领导被行政领导所代替。

因此,重要的是群众路线,是深刻地理解这条路线,正确地、坚持不懈地执行这条路线。在党内和群众当中,不管谁的缺点和弱点,如果不作公开的原则性的自我批评和批评,就谈不上群众路线。我们要反对无根据的、轻率的乐观。我们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的眼光对待问题和成果,就会使党和党员同群众大大地接汇。不断地保持、扩大和加深对群众的影响,对党说来是最具有决定性、最不可缺少的问题之一。对我们说来,问题在于要把我们的路线和思想贯彻到群众生活中去,永远同群众一起前进,站在工人阶级和全体群众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斗争的前列。

党的切合实际的宣传也应该以此为目标。组织得好的宣传,始终注意到这一主要目标,能为人们深刻地理解,这种宣传能使人感动,能发动群众,使党和群众联结在一起,以革命精神教育群众,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伟大的先锋作用,从而使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当它和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遇到可能出现的困难情况时,一刻也不动摇。

因此,同群众保持广泛的、深入的、扎扎实实的联系,决不是什么表面的事,不是仅仅靠正式见面或者在群众中出现一下就能建立起来的。这样的联系是不会长久的,是不能达到所希望的效果的。只有通过在革命活动的高潮中,在劳动中,同群众保持日常的密切联系,只有通过明确地、通俗易懂地解释党的路线,只有通过在实践中贯彻执行这条路线,只有排除困难,经过斗争和努力取得成果,才能同群众建立真正的牢固的联系。

这样一个过程是同劳动群众建立联系的实质,在这个过程中,对整个工作、特别是对人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起着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同群众的真正的联系就会受到锻炼,就像面粉加上水,揉好后放在炉里烤,便成为面包,当然,要作出好的面包,就得用清水,面粉要筛过,要去掉麸皮,面要发好,还要在炉里烤得好。

在这里,工人阶级的监督具有重大意义。这种监督不应徒具形式,我们不能满足于在执行法律、命令方面——有时法律、命令也会因为过时而变成不适宜的东西——取得的某些死的结果。不能!党应该使工人监督作到: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使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行政机构、法律、命令革命化和充满生气。如果不是这样地来理解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的党的这一关键问题,那就错了,那就不会以革命的方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鲜明态度来实行党的准则,就不会对党和阶级很好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就会想出种种理由和情况来为不该走上的邪路辩解。

工人在劳动场所内外实行监督,必须在工人阶级掌握领导权和执行群众路线的口号下进行。大家应该深信不疑地接受这种监督,这种监督在思想上应该成为一种世界观,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客观的需要,不仅理论上需要,而且实践上也需要。这种监督是阶级的党应该用来进行阶级教育的最高形式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党为了使工人完全自觉地肩负起领导群众、教育群众的重任所使用的最可靠的办法之一。

工人监督是工人阶级把无产阶级专政掌握在自己手里,保证执行工人阶级政党的路线、纲领的可靠办法。

作为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直是工人的组织者和鼓舞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应允许这种监督以随随便便、松松垮垮和无政府主义的方式进行,而要特别对阶级进行教育,以便把监督组织好,像维护眼珠一样维护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所制定的准则、法律和条例。工人阶级首先应该熟悉这些准则和法律,在理论上和实际执行过程中理解这些准则和法律,因为,这样做,工人阶级将保证这些准则和法律得以执行、将使它所领导的群众受到教育,将给破坏和歪曲这些准则和法律的任何个人或机构以无情打击。

党应该组织各种工人小组,经过训练后派下去监督一切,不仅在本单位,而且到外单位去监督一切,如果认为有必要,甚至还可以监督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委会。这是对阶级的巨大的、革命的教育,这种教育帮助阶级的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不受破坏,不变质。党教育阶级毫不犹豫地建立阶级秩序和阶级纪律,当资产阶级化了的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力图使党脱离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时,党就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教育阶级严正地加以干预和出来讲话。苏联共产党发生的悲剧,对我们党和我们工人阶级是一个沉痛而巨大的教训。

当我提出工人监督的时候,我正是考虑到了苏联的沉痛的经验、目的在于使我们党始终毫不动摇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使现代修正主义永远无法钻到我们队伍中来,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工人监督的主张受到了我国全体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并在各地得到了卓有成效的贯彻。许多弊病已被发现和排除。但是,在炼钢和烧煤的时候,总是有渣滓的,这种渣滓必须不断清除。工人监督并不是一次运动,而是我们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活的一个生死攸关的组成部分。

有些人还不能充分理解:在实践中,工人监督怎样才能贯彻到一切地方而不留任何空隙之处。这些人装得好像在理论上已完全理解这个问题,但是,既然他们不能充分理解怎样去实际运用,我们就应该认为,他们在理论上的理解也是不够的。

这些人局限于现行条规的狭小圈子里,所以无法理解国家监督和工人监督怎么能共存并行。他们说,在实践中这两者会搞乱的。一点也不会!国家监督是工人阶级专政的手段,是一种专业化的监督。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手段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而工人监督是通过这个阶级内部产生的数以千计的委员会实行的阶级的直接监督。这些委员会加强了国家监察委员会,首先淸除了基地上的垃圾,进行了预防工作。工人监督不仅不吃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面包,而且把面粉筛得更好。党将通过工人监督,把新人培养得这样健康,使他们锻炼得这样出色,以致国家监察委员会没有事情可做,成为不必要的机构,到了那样一天,对社会主义该多好呀!这是远景。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有些人不理解:一个企业的一个工人小组怎么能够去监督另一个单位。这些人更难理解的是:怎么可以派一个工人小组去监督党的一个基层组织或委员会,去进行帮助成整顿。党有自己的准则和组织规则,这是不容许任何人破坏的。但是,当这些准则和组织规则受到破坏时,党也就要求阶级的帮助,因为党是阶级当中产生的,是为阶级的利益而存在和斗争的。党有自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有自己的教导员,但是数量有限:党有基层组织委员会和书记,这都是选举产生的,都是准备领导党员为执行党的路线而斗争的。但是,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某个基层组织没有受到监督,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在这样的基层组织内,可能发生无休止的争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组织地帮助党,就派去一个由革命的先进工人组成的小组,代表党和按照党的指示,遵循党的准则和路线,去进行整顿。党派遣数以百计的革命工人小组去帮助一些工作熟练的教导员进行工作。党就是以这种办法教导自己的阶级如何根据党的准则来生活、工作,并使它受到鼓舞。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呢?破坏了党的什么准则和组织规则呢?根本没有。这一切都是好事情。我们沿着这条道路使工人阶级得到了锻炼,就是使党得到了锻炼,因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参加党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铁经过熔炉才能变成钢;工人阶级也是如此,为了使它得到锻炼,力了锻炼党,就必须大胆地使工人阶级参与同它相关的事情,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具体地在实践中必须给予属于它的这些无可否认的权利。

工人监督的思想必须扩大和深化,并且沿着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创造各种形式。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十分细心地倾听工人们的宝贵建议,得出正确的结论,从阶级这一伟大实践中得出宝贵的原则,并以日益新颖的革命形式把这些原则贯彻到生活中去,从而使过时了的老一套做法不能干扰我们。

大家知道,为了满足党的中央机关、各区级机关以及满足行政机构和国家机关的需要,党不断吸收了大批先进分子。这一批好的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不应该脱离人民群众。他们应该把自己担负的职务看作是群众斗争的组成部分。这是党对群众的政策的体现和实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经常讲,共产党员必须参加生产。这是必不可少的。做共产党员并不是要坐办公室。共产党员要作为阶级和群众的一员进行工作,要用党的教导和自己的榜样教育培养阶级和群众,那他就不能仅仅坐办公室,而特别要参加生产劳动。

我们还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大问题。旧的东两纠缠着我们。开始时,我们需要有许多共产党员坐办公室,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所以将来我们要研究应按什么样的比例来安置党内和党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

国家行政机关中相当大一部分工作人员必须直接来自工人阶级。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完成党提出的关于加强人民政权的行政机构的阶级性的任务。但是我们始终应该考虑到:我们必须同时把其他许多工作人员的水平提高到我们从工人阶级中提拔到行政机关的那些人的水平。我们不应该忘记和忽视这一点。做这项工作要有双重目的:用受过锻炼的、受过教育的、革命的、阶级的人来加强党和政权,以及加强工人阶级本身,因为党和政权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依靠工人阶级的,不仅在数量上,尤其在质量上是这样。绝不容许在质量上削弱工人阶级。

上述种种和其他一些情况说明,我们必须经常关心党的成分。工人阶级必须起领导作用。为此,就需要使工人阶级经常受到锻炼,因为存在着下述巨大的危险: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会小资产阶级化(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也有来自城乡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分子)。

我们也不要忘记,我国的合作社农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大量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现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一天天在改善,文化水平一天天在提高,更需要这样做。忽视在农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就会在农民中、由此而后在党内产生具有自由资产阶级倾向的、容易受现代修正主义影响的分子。这些分子,就像职员、特别是城市中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职员会成为一种危险一样,将来对党也可能成为一种危险。所以要求大家,特别是要求农民、职员和知识分子不断地、扎扎实实地经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锻炼。

我们还必须经常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时间过得越久,从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退休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由于他们有经验,可以把他们全都选进政权的各个环节中去,这种想法不无理由。这样一来,广大人民群众、工人、青年和妇女的位置就很少了,这些人可能没有他们那么多的经验,但经验是可以很快获得的。人们没有注意到,这里存在另外一种危险,即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官僚化的危险,排斥群众作用的危险。

当然,工作人员到了法定年龄就要退休,国家按每人以前工作时的工资比例给以维持生活的收入。这种用现金支付的养老金,是按照能满足退休人员生活的各种需要来计算的。然而,对于退休,必须从政治上和思想上予以正确的理解,因为对于从同国家有工作关系的状况过渡到退休的问题,常常不是这样来理解的。有人认为,一旦工作人员退休,他就不必再工作了,只需要散散步,晒晒太阳、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是革命的。

所有这些具有丰富经验的人,不应该只选择两条道路:或者是参加人民会议和法庭等等,或者是晒晒太阳,什么事也不干。他们应有组织地到群众里面去,同群众相结合,去教育群众,而不一定要在领导机关和行政机关真正担任职务。他们应该学会像群众中的社会活动分子那样去工作,而不应该再像办公室人员,像官僚主义者那样去工作。

的确,退休人员在体力上不能同从前一样干了,因此就让他们免除劳累的体力劳动,免除紧张的劳动,免除某些准则、规定和过去的劳动纪律的约束,把位置让给年轻一些的人。

从身体上来说,退休人员的确不是年轻的,但足另一方面,他们成熟,有丰富的经验。学习别人的经验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就像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必不可少一样。这两方面的经验有助于人的进步。那些一辈子参加劳动、最后才退休的人的经过考验的经验就更为重要。试问:难道可以容许把人的这种宝贵资本抛在一边、丢掉它、不杷它看成是人民的巨大的财富、不用它来为人民服务吗?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退休人员本身都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个问题。退休人员的巨大的智力和经验被低估了。退休人员以为,退休后,他们就完成了对祖国的义务,而国家或党的组织则官僚主义地、机械地认为他们执行了法律,因而他们对退休人员的处理是正确的。不管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这种想法没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退休人员应该毫不例外地认为,为人民和党服务,他们永远是不老的,因为即使他们从身体上讲是老了,党和人民还非常需要他们的建议,需要他们在自己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勤劳的一生中所获得的创造性思想。党和政权机关仅仅从思想上重视这些财富是不够的,而应使这种思想上的、精神上的和社会上的巨大财富彻底出来为社会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国家和生产、科学和文化等方面需要退休人员用一些时间来做一定的工作,这种情况也不应该排除。而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去设置编制、工资等等障碍。当然,编制是不应逾越的必不可少的界限,但是我们有许多可能性,我们还可以想出其他许多可能性,以便使社会尽量利用退休人员的经验。

党和国家不仅要为许多杰出的退休人员创造适当的工作条件,以便使他们提供帮助和宝贵经验,而且要使所有的退休人员都毫无例外地在思想上、精神上和政治上不脱离他们工作过的地点。他们应该终生同他们原来的集体保持着联系,找他们的时候就来(应该去找他们,因为我们发现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也应该自动来。各部门都举行好多工作会议,但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找年老退休人员去参加。对党和国家要求退休人员做的工作和提供的帮助。不能规定时间和劳动定额。特别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要尊重和认真地听取退休人员的建议。

如果我们不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我们是一个新国家。几年前,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因为我们的人那时还年轻,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向我们提出来,而且时间过得越久,这个问题就越重要。所以,是时候了,现在应该比过去更好地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考虑这个问题。



艺术和文学要以我们革命群众的步伐、以工人阶级的步伐前进


艺术和文学是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活动的重要领域之一。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艺术和文学是站在劳动群众不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的前列呢,还是停滞不前,纠缠在没有标准、没有成果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呢?

像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里一样,在艺术方面也有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反映了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以各种方式对我们的人施加压力的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流派之间的斗争。这个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必须正确地予以指导,因为这一斗争是在一个微妙的、敏感的领域里进行的,那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感情、思想、“自我”和作品,都是很易受到影响的,所以存在着许多巨大的危险。在这里,像在其他方面一样,这个斗争也必须由党来领导,同时必须把我们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引导到战斗的立场上来。对一切文学艺术创作采取批判的、原则的态度、应该成为党的领导机构、作家和艺术家的领导机构以及我们的全体艺术家和作家的特点。

在我们作家和艺术家当中,现在正在展开讨论,也有争论。他们十分关切我国艺术和文学的命运及其革命化的问题,他们希望,艺术和文学要以我们革命群众的步伐、以工人阶级的步伐前进,他们希望,我们的艺术像我们党的事业和生活一样,永远是年轻的生气勃勃的、有朝气的。

在作家、艺术家的讨论和争论中,新旧之间、革新和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占了主要的地位。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今天,在国际上,在艺术和文学领域里,围绕着这个问题也在展开一场思想斗争。

必须正确地和辩证地理解革新和传统之间的关系。这首先是艺术和文学内容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决不能脱离这样的努力,即力求深入地认识现实,从革命阶级的立场忠实地反映党和劳动群众为对国家和我们的人本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英勇斗争。

艺术和文学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作为客观的社会现象,是不断发展的,始终处在成长当中的,正如人类社会本身是处在发展、成长当中一样。一部分文艺创作正在过时,往往被忘却,而另一部分则欣欣向荣,得到发展,只要它们还有在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力量,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艺术中的新东西是不会凭空产生的,像自然界和社会一样,没有量的积累,就不能有任何质变。艺术中的新东西也不是个别的艺术家的实验的结果,而是文学遗产的不断发展和丰富、所有作家和艺术家为如实反映客观现实所作出的努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不应当把艺术革新理解为否定传统。革新和传统不是矛盾的,不是相互排斥的。把革新理解为反对传统,这是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传统采取辩证的态度。我们珍视、维护和发展过去的艺术和文学中一切好的东西,一切与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接近的东西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东西。我们是把文学艺术遗产中的积极的、进步的方面同消极的方面加以区别的。

我们既反对以简单的非辩证的方法否定传统,也反对对传统顶礼膜拜,跪倒在传统面前。否定传统,就会导致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的立场。今天,现代派就是站在全盘否定传统的立场上,他们是资产阶级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主要打手。对传统顶礼膜拜也是有害的,这会导致保守主义和脱离现实。我们还反对对文学遗产进行片面的和“别出心裁的”估价。我们不同意这样的一些人,他门只是从主观考虑出发,只从个人的艺术爱好与艺术观念出发,过高地评价一个艺术家的作用,而贬低一切有积极意义的文学遗产。如果我们看到过去某一个作家有值得赞赏和可取之处,如果他的作品贯穿着同我们接近的思想感情,这并不意味着他使所有的作家黯然失色,而只有他才应该置于劳动群众革命运动的前列。

本着时代的精神来处理历史题材,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评价历史事件,提出这种要求和作出这种努力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也必须注意,必须表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熟性。不要以为,只要使艺术形式完美,只要向我们过去的艺术和世界艺术在这方面形成的整个传统开战,就能完成这个任务。此外必须注意,我们不能为了革新而歪曲真相和历史事实。

不论是对任何一个问题,还是对文艺作品发表意见时,批评应该是有原则的、诚恳的、慎重的,而不是从自私自利、投机取巧和主观主义的感情出发的。这是唯一具有建设性的、可以理解的、正确的、能令人接受的和有教育意义的批评。

作家和艺术家的文化水平、业务能力、艺术兴趣和创作能力是不同的,因此每个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各有特点,这种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而日臻完善。

完全从你的个人愿望、从你对自己的可能有的构思出发的批评,完全从个人兴趣和倾向出发的批评,不会是客观的,而可能是侮辱性的、有害的,在小资产阶级情绪和对自己的一切工作自以为了不起的情绪支配下,这种个人兴趣和倾向就会变成危险的东西。

往往是不健康的诽谤性的争论,为了互相攻击而制造和支持派别,这些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自由抒发的各种原则性意见的交流和论争,是举行有组织的会议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准备,到那里去不是为了去睡觉,不是为了去沉默,而是为了进行始终是有原则的和建设性的讨论,不是为了去攻击别人,打倒一些“偶像”,代之以新的“偶像”。

在文学创作中,我们常常发现反映作者内心世界的多,反映劳动群众的,即那些正在进行斗争和从事活动的人们的生动的、战斗的、革命的生活的少。因此,相当多的作品在主题的处理上有很多主观主义,作者本人在为自己的作品辩护时也有很多主观主义。

无论是在老年人身上还是在青年人身上,我们都看到这种情况。老年人和青年人身上的积极的一面,我们也同样是看到的。我们不能因此心安理得,并下结论说:青年人和老年人中不存在、也没有表现出倾向性。在我们的艺术界,我们必须根除按照颓废世界的时髦,人为地建立“派别”、“阶层”和“各种流派”的任何企图。如果我们容许这样做,就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巨大损害。在我们的年轻的文艺园地里,虽然文艺还远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却引进了一些常常是想入非非的毒草,有时还长出一些疯杈来,这些疯杈本来是容易去掉的,但是我们却不去掉,反而把它当作“长青树”。

我认为,已经为祖国写出了一些好作品的我国作家和艺术家,能够为祖国写出更优秀的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他们是能够做到这点的。因此,我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他们说:这些作家和艺术家不符合当前的要求。如果说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某些缺点和错误,那么,这些作品中却有百分之九十的优点,他们以此教育了整个一代人。这些作家、画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有很丰富的经验。如果说他们过去的作品中有些错误,那么我要问: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能说在工作中没有错误呢?但是我们有了进步,改正了错误,再犯错误,就再改正,再前进。明天我们还可能犯错误,党会纠正我们的错误,教育我们,锻炼我们,我们总是犯错误少,做的好事、有意义的事多。对于老年和青年作家来说,都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没有完全站在党和劳动群众不断深入地开展革命的斗争的第一线,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创作已经脱离了这一斗争的行列,必须加以排斤,也并不意味着忠实反映现实的任何新的作品将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搞起来。离开了现有的文艺创作,就不能产生任何新的东西,就谈不上革新。

当前在我国现实中导致了党和国家全部生活进一步革命化的质变,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一个新的质的飞跃。这种飞跃并不表示否定迄今所做的一切;恰恰相反,它是党的正确路线的发展和深化的必然结果,是党的革命活动的必然结果。过去也已经注意到文学艺术落后于我国现实的发展速度;不言而喻,在当前的质变面前,这种落后状况就更突出了。但是,这种落后状况必须克服,而且是能够克服的。应该立即挽回失掉的时间,应该在艺术和文学方面也实现更多的质变。在实现这种质变时,不能抹煞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遗产,正如实现我国现实中的质变并没有抹煞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活动一样。脱离我们社会主义基础和我国现实的新东西和革新,都是假革新。

不要以为,为使我国艺术革命化和革新的努力,只足某些个别的艺术家和作家的事。认为这只是青年艺术家和作家的事,也是错误的。

革命精神和革新,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鉴于我们的艺术和文学完全是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立场上的,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作家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当之无愧的拥护者,是党的革命路线和劳动群众的坚决的战士,他们都将为推进我国的艺术和文学、为创作无愧于站在党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第一线的新作品而斗争。

在作家、画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中,凡是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热爱人民,同人民一起劳动、一道劳累,问人民同甘共苦的,就能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总之,如果他们了解人民内心深处的思想,为人民的纯朴感情所感动,为人民的伟大爱国主义、人民的才能、人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和人民的出色的创造所鼓舞,那么,我们就会有光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文学,就会有表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优秀绘画,就能不断创作出扎根于人民、使人人感到亲切易懂、受到感动和鼓舞的音乐,这种音不损害民歌这一巨大的财富,也不保留民歌的某些过时的古老形式。我们应该保留民歌中的好东西,保留属于人民的东两,保留表现人民纯朴感情的东西;应该清除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渗透了统治阶级和游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气息的那些部分。

在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这个问题不应理解为到处重复的干巴巴的公式,根据这种公式编造了各种理论,还往往提出一些学院式的公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我们正在各个领域建设的社会主义生活的忠实反映,是我国、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根据我们党制定的措施和决议,以革命的步伐所进行的巨大的物质改造的忠实反映。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决不是通过静止的、僵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通过对立面的斗争,通过阶级斗争,通过新与旧的斗争,在翻腾激荡,并处在经常的、继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

这样阐述和理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同现状和远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为未来做准备,而要为未来做准备,就不能靠梦幻和不切实际的想象,而要靠在已发现的规律指导下的唯物主义的科学预见,这种预见又科学地帮助我们发现其他规律。

对社会的革命改造,要人们通过组织、教育、学习和工作来实现。任不是生来当奴隶的,他不能容忍肉体和精神的奴役。只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能使人摆脱这种奴役。因此,我国人民在劳动、思考、创造、生产、消费、再生产。党使我们的人的全部体力和脑力都得到发展,使他们在思想上更加明确,使他们的活动成为革命的、最有益的活动。

每个人在革命的生活中都是进行创造、思考、生产和改造的人,任何人只要不断有所感受,抒发内心的豪情,将涉及自己和自自己生活的社会的一切情况写下来,并作出判断,就会有所专长,对于人们的这些品质和爱好,党不仅尽力维护,并且加以发扬,使之完美;这正是党的下述论断的意义所在;文化和艺术、教育和科学,必须是群众的,群众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广大群众中涌现了大批有才能的人,特别是进了学校以后他们得到了专业知识和深造。这些专业知识的服务对象永远是人民群众。为人民所作的一切,所创造的一切,都要具有人民的创造、人民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离开了这一切,就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不要把自己当作空想家,也不要以为自己脱离了我国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气勃勃的具体实际也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如果他们的作品不能从艺术的高度反映群众的感情、爱好、意见和创造,那么,他们就不要以为自己的创作已经尽善尽美了。他们中间有些人把自己的憧憬和幻想看得比群众的创造还重要,而不把他们的憧憬和幻想同对前景的有现实意义的、客观的想象联系起来。还有一些人则自我阵醉,对自己的作品自我欣赏,修饰来修饰去而不顾任何客观实际,他们忘记了这样做就使自己脱离作品的主要对象和主题——群众。他们听不得批评,以为自己所创作出来的和想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尽善尽美的。

另外一些人最关心的是文学批评说些什么;他们对作品一再修饰的时候,不大考虑和注意反映现实,而是迎合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观的批评,以便从上面把作品强加给群众。这是要不得的邪门歪道。

我们反对艺术和文学脱离现实,反对艺术和文学脱离群众。不应该把要求文艺避免时代错误,和力图创造一种人民无法理解的艺术和文学混为一谈。

文艺滑到这样的邪道上去,其根源在于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群众路线、在于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与观察事物、现象和变化。滑到这样的邪道上去,是在我上面所说的情况下逐渐造成的,其他许多主观因素也助长了这一点。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余毒很深的落后环境,作家或艺术家的阶级出身,不管有意无意,都使这种主观因素得到滋长。作家或艺术家背弃原来的阶级立场并站到革命的阶级立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使他们足以肃淸并不十分遥远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唯心主义余毒。

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及其文艺政策,把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捍卫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为捍卫无产阶级的文艺政策、为使作家与艺术家在思想上明确起来而给予的这种深切关怀,看作是“一种进行压制、强加于人和扼杀自由创作思想的路路线”。我们非常淸楚地知道,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用意何在,资产阶级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像在各个方面一样,资产阶级在文艺领域中也在进行斗争,以维护其阶级统治,保持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各个方面开展我们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的是解放、发展、推动创作思想大踏步地前进,而不是去遏制和扼杀创作思想。资产阶级文艺的颓废堕落是触目惊心的。资产阶级力图把这种堕落捧作建设新的生活方式的样板和象征,但是,这只不过是颓废堕落生活的产物和忠实写照。资产阶级以为,通过人们的灵魂和思想的堕落,它就找到了进一步压迫人和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手段。资产阶级凭借文学艺术中的这种极端的反理性主义,利用了很多手段和方式,利用了具有这种反理性主义思想的“人材”;这些耍笔杆搞诡计的“人材”力图把事情描绘得能起最大的欺骗作用,能感染尽量多的人,这种感染有时是全面的,有时是表面的,而其目的始终就是一个:腐蚀人们和欺骗群众。

因此,党教导、教育和锻炼大家。特别是文学家和艺术家,要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所设置的圈套保持警惕,要谨防文学和艺术方面的糖衣毒药,不要受“华丽文体”、所谓“大胆的主张”和“新奇的人物”的欺骗,不要欣赏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忘记“闪光的东西,未必都是黄金”这句民间谚语。在这种闪光的假象背后,隐藏着正在溃烂的资产阶级的脓疮。

让我们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去寻求独创性,去寻求自己的风格、形式等等,他们一定会首先在我国的有才干的人民的创造性的革命环境中,找到美好、纯洁、鼓舞和振奋人心的独创性、风格和形式。



通过群众性讨论正确树立对我国学校的革命的观点


在深入开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进程中,党正在为使学校进一步革命化进行全面的工作。我们必须建设起新的学校,这种新的学校可能是别人所没有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走某些还没有人走过的道路。在这个工作中,我们也可能犯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必须不断纠正错误,从而改进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必须是群众的、人民的、革命的学校,必须适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目前的和长远的需要。学校革命化,并不是要我们仅仅去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并不是仅仅去对教材作些删节,或仅仅扩大学校网,而是首先要肃清妨碍学校进一步革命化的、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存在的对学校的某些资产阶级观点。

这些视点就是:

一、“学校是学习的地方。”这个观点必须改变,应该改成:“学校是学习和劳动的地方。”

二、“只有在学校里才能学习,或者学习主要是在学校里。”这个观点也必须改变,而应当树立这样一个观点:“不仅在学校里学习,而且也在生活中、劳动中学习,甚至更多的是在生活和劳动中学习。”在这方面,要破除这样的一种看法:“学校的课程应该排得紧而又紧,因为在学校应该掌握一切知识基础。”

三、“学校使你成为知识分子,给你文凭,给你有保障的工作。”这种观点滋长唯知识论、个人名利思想、唯技术论和官僚主义。

四、“上学的最终目标是大学毕业。”这种看法产生这样的错误观点:必须这样来建立学校的整个体制,使得男女靑年都能上大学;好像大学是完全属于“优秀分子”的,好像只有某些“有教养的”阶层知识家庭的子女才能上大学,好像他们“最聪明”、“最能干”、“注定要领导别人”。

这些旧观点没有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在很多重要方面阻碍我们前去实现我们的伟大目的。

第一,我们要广泛地对人民、青年、工人和合作社杜员进行教育。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必须受到充分的普通文化教育和技术专业教育,以便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推向前进。他们中许多人将成为受过中等教育的干部,成为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劳动者。这是基础。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基础和这些目标建设学校和学校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没有使学校革命化。

第二,所有这些群众在学校结业并不等于学习的结束。要使这些群众掌握更多的文化,使他们进一步专业化,仅仅靠大学不行,还要通过生活,工作,体力劳动,党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报刊、集会,代表会议、讨论会、群众大会、科学讨论和其他许多形式,使每个人不仅得以补充在学校里学过的东西,而且还可学到许多新事物,这样,往往比我们想塞满教材、塞满青年学生稚嫩的脑子的东西学得更多、更好。

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忽视学校和学校在为促进人的发展、对人进行全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奠定基础方面所应起的作用。正是为了使学校起到这种作用,党才对学校的发展和进一步革命化给予如此巨大的关怀。

第三,我们必须关心我们青年的健康。在我们学校的建设中,必须绝对注意这个基本因素。我们不仅不要用一些无用的、不必要的东西来加重学生的负担,也不要为了发展学生的智力、增加他们的知识,而用一些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可以学到的东西来加重他们的负担;我们不应只要求学生学习,而要把学习同生产劳动、同体育和军事训练结合起来,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不仅是实行全面的共产义教育,而且要培育出健康的、体格强壮的年轻一代。

第四,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到,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学习的,不是几百人或几千人,而是几十万人。我们的学校不应该力图培养一个始终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应当力求使这支受过教育的大军首先由工人和农民组成,使其中的知识分子同工农打成一片。这样一来,今天和明天有文化的工人和合作社社员将在这支队伍中占首位。

所以,我们不能使革命的新型学校脱离紧张的革命生活,不能使它脱离工农业的发展与现代化,不能离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前需要和长远需要来建设学校。

必须从年幼的时候起就把学习同劳动、把学校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绝不能让某些教师的不健康的温情主义、某些人的一味追求知识渊博广泛的倾向和不健康的爱好使我们离开学校革命化的正确道路。

最正确、最现实地确定学校的各个环节,即确定学校的各种类型、特别是八年制学校以上的各种类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一种结构是不能闭着眼睛照搬或抄袭外国的体制的,而应当使这种结构适应我国的情况,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能满足需要,同时为更先进的未来培养大批具备牢固的科学知识基础的干部和劳动者。

学校的体制和结构,应使人对这些学校要采用的教材清楚明了,使人对教材的同目前和将来较长一个时期的客观条件和需要相适应的质量和数量清楚明了。这一切确定后,编写教材这一项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极为有价值的、细致的工作,就会胜利完成,因为教材的方向、目的和数量增加的限度既已确定,就可以把工作更好地集中在教材的主要之点——质量上。

如果我们在学校革命化的工作中对这些问题采取群众性讨论的教法,我们就会更正确地树立对我们的新型学校的革命的观点,我们,特别是我们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就更能摆脱我们对学校的旧观点。大学与学院的教师和教授将会更加明白,大学与学院的高级课程必须同各种类型的中学协调,并且以这些中学为基础来设置,而不应该是中学按照大学来设置。我想进一步说清楚:我们不应有使大学负担太重的倾向,因为那样的话,为了让这样的人学,中学也就得照这种办法来办了。这样的大学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使大学负担过重,我们就不仅限制了大学,而且也加重了中等教育的负担,也限制了中等教育。

有些人把过重的负担和随之而来的限制反而说成是质量高,实际上,把大学同中小学的基础,同当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协调起长,绝不是降低质量,而是提高质量。如果大学和学院的教师同基层的教师合作,大家都根据国家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据科学的发展,来很好地理解这个方针,他们完全有可能在牢固地掌握知识和科学的情况下对他们的教材作必要的精简。这样不仅不会降低水平,反而会把水平提高,去掉知识和科学中的糟粕,使之更加明白易懂。教师们这样做,就会为学生和他们自己赢得宝贵的时间。党要求大中学校的党内外有文化的人担负起这项巨大的工作、他们必须为年轻一代做这项工作,因为党把教育年轻一代的工作交给了他们。他们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党完全相信,他们一定能胜利实现这一爱国主义的、革命的伟大事业。

在我国,目前正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群众性的大讨论。在这场广泛的群众性讨论中,我们的教师一定会作出自己的宝贵贡献,并将力求科学地、具体地解决党提出的原则问题,把这些原则体现在我们将要建立的教育体制中,体现在各类学校中,体现在确定各类学校的内容和学制方面,体现在学习同生产劳动、体育和军事训练的协调上,体现在确定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和教育方法当中。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各方面通过自由讨论和辩论提出有根据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仅仅说学校的学习年限应该是几年,这门课可以减少多少小时,认为这样或那样更好,而不是从各方面、首先是从思想方面和科学方面来论证各种建议和方案,这是不够的。相反,肤浅的、表面的意见,单凭想象的建议,主观的愿望和倾向,都无助于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问题在于我们把教育问题紧密地、有机地同进一步全面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这也同年轻一代和我国劳动人民在学校里应当受到的普通文化教育的内容有关。必须把普通文化教育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考虑到:我国劳动人民和青年的文化教育水平,我国目前和不远的将来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状况,我国生产机械化的程度,人们在学校毕业之后还需要使他们掌握更多的文化,根本抛开那些对狭隘专业化也许有用、然而广大群众并不需要的知识。同时,应使所有这些普通文化教育始终贯穿着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贯穿着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所有这些普通文化教育只能有一个轴心,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为轴心。

我从报刊和中央教育委员会的简报上看到了就学校革命化问题进行的讨论和提出的建议。这是件好事,应当继续展开讨论。

在修改教学大纲和改编教材的工作中,必须防止那种片面的、不科学的、非辩证的态度。比如,小学和八年制学校的识字课本和读本的内容必须丰富,不能像某些人所认为那样,仅仅应当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而且还应当包括自然方面的现象和事件。两者应当按照正确的协调的比例互相补充。我看到过关于要不要保留寓言的讨论。我认为,对于孩子们来说,为了丰富他们的想象力和对他们进行教育,应该把寓言保留下来,即使是关于动物生活的寓言也可以保留,可是脱离我国现实和违反我们共产主义道徳的空想和象征主义的东西不能要。为此,要编写一些关于反对历史上的恶势力的斗争的、有现实主义内容的故事和其他短小作品,激发孩子们对自己祖国光辉未来的想象力,这些故事要以真事为依据,要有高度的教育意义,要有多种多样的体裁和形式,其中也包括寓言,这个问题要讨论一下,但是不要拿到孩子们的课堂上去。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普通中学、中等专科学校和高等院校,都要学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此外,我认为还要讨论一下,怎样采取适合八年制学校学生的年龄的形式,在八年制学校里也学习我们党史上几个关键时期的历史。

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应着重学习那些重大的历史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和事件,主要是着重学习历史的创造者——群众的斗争,而不是个人的斗争。当然,对于起过作用的某些个人不能不提,但是,不能像资产阶级历史论着那样,作为目的本身来加以详细论述。

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的阶级斗争,必须完全贯穿于历史课和其他社会科学课程。

在地理课方面,必须注意正确地规定自然地理同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之间的比例。不可能有不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地理。低估了自然地理,就意味着使地理架空,没有必不可少的自然和科学的基础。但是,如果陷入自然地理的无穷的细节中而不顾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那就是忽视对学生进行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把一些无用的东西塞进学生的头脑里。

至于讲到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等,在更加努力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释现象的同时,我同意一些人的建议:这些科目要有较多的综合技术内容,要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同在生产中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

在我们学校中,全部课程,不论是普通文化课程,还是技术专业课程,都要同生产劳动密切相结合。如果不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著名原则,如果只是在口头上和学究式地实行了这一原则,而不是具体地和实际地实行这一原则,那么在我们整个学校工作中,就不能实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轴心。这关系到我们学校的整个工作,关系到学校的结构、教学和教育的内容及其方法。目前已开始在热烈地讨论这些问题,在这次讨论中,那种强调知识第一、轻视青年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观点,—定会遭到批判;一定会找到办法去克服在有效地组织这种劳动方面出现的困难。

但是,我想在这里讲一讲这个关于教学和教育方法的原则的重要性,讲一讲我们应该一般地由此得出的关于使教学和教育方法革命化的结论、事实是,并且我们过去也说过,没有教学和教育方法的革命化,就谈不上学校革命化,不论是学校内容的革命化也好,还是它的结构的革命化也好。但是必须承认,虽然在实际中出现了一些革命的首创精神和革命行动,但是在这方面,对这些问题的理论上的讨论还是很肤浅的、片面的。

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大家都说:学校的重大使命,不仅在于教给人们知识,而且在于使他们掌握在课内和课外进行学习的最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要在这里补充一句:只有把学习和体力劳动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才找到了更好地进行学习和工作的最好的方法。

我们党内外的知识分子不要狂妄自大,不要以为我们是脑力劳动的最好方法的发明者,体力劳动者在这方面应当跟着我们走。恰恰相反,就是在工作方法方面,我们也必须向工人阶级学习,因为我们在工人阶级那里会找到最好的方法,其中包含这样一些基本因素,如坚定性,灵活性,真正通情达理,要求严格,不抱幻想,纪律性,钢铁意志,等等;这种方法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把创造性发展的车轮推向前进,而不容许停滞僵化、沾上灰尘、懒惰疲沓、因循守旧和不健康的唯知识论。

教育学生的作家、艺术家、教员、教授、科学家,自己必须先当学生,不仅在书本上,还要在劳动中,在工厂、田野、实验室里和在社会上当学生。

我们对青年、对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阶层的那些人的全部教育工作,应该是为了使他们同工人和劳动农民相结合,使他们完全具有工人和劳动农民的革命的求实的精祌面貌。所以,我们应妥善地使学校同劳动结合起来,使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精神上,而且身体力行地同工人、合作社农民结合起来,要做到使知识分子具有工农的思想感情,像工农那样劳动。这是必须深刻理解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不断采取认真的措施,使之成为现实,因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不断提高群众的、特别是青年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必须以真正的革命者的面貌来教育青年。不能忘记,青年就是未来,但是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张起来的,他们没有像他们的父母和祖辈那样经受过苦难和社会压迫。这些青年非常需要教育培养,也非常需要参加劳动,非常需要吃苦、流汗和同工人阶级、劳动农民相结合。因此必须彻底改变在知识分子革命化问题上的片面观点,改变仅仅用新观点装饰了一下的旧观点,如对劳动问题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或是掩盖在一层假革命油彩下面的过去的投机思想。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当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在家长和青年当中,开展一场深入的政治思想斗争。应当经常使青年,使现在的和将来的知识分了头脑淸醒。我们应当教育他们,使他们时吋处处按革命的路线办事;家长不应当以他们自己的旧思想残余和不健康的感情来干扰我们对青年的教育。

在我们学校里,学习和劳动无疑也要同体育和军事训练相结合。从群众性的讨论中,也会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途径和可能性。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其他方面外,还必须反对那种忽视身体发育和体育、特别是普通体育的意义的旧思想。校内和校外的体育不应当表面地理解为仅仅搞几种体育活动,主要是球类活动,球类活动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全体群众参加的;更不应当把它理解为仅仅开展一些在某些情况下会使人入迷的活动,而应当把它理解为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广泛的群众运动,它同人们的生活、健康、长寿,同战胜疾病有密切联系,健康的机体可以缩小疾病的危害范围。因此,必须反对那种认为体育是多余的、不必要的,认为没有体育,身体也可以发育、也可以有抵抗力、也过得去的腐朽的旧思想。当然,我们现在已不像以前那样,在这方面已有进步,但还有形式主义和老一套的做法。

并不是所有的人和到处都可以开展某些体育活动。也不是一切体育活动都同样适合于各种年龄的人,但是,不论在任何场地上都可以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因此,任何人不应放弃适合于他的身体和年龄的体育活动,无论是平原、丘陵和山区,都不应在这个问题上落后。不要认为开展体育活动是浪费时间,相反,应该认为是赢得时间,因为它使人益寿延年。

在这方面,我想比较详细地谈一谈人的健康问题。党应该为人的长寿,即为人的健康多做工作。这应该是党在每项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应该加以注意,应该经常有行动,不应该停滞不前,不应该满足于已有的成绩。

不要单以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及其现代化设备增加多少,来衡量为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所作的努力,当然,这种增长是很重要的。目前,在我国,所有这些都已增多和改善,但是,还应使之更加接近人民,更快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也必须在另外两个主要方面作出努力:第一,要进一步改善人民的营养,就是说要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要釆取可能的先进措施,不断减轻劳动强度。

这是我们正在顺利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中的两个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同过去相比已有非常大的进步,然而,还应把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这两个主要方面,因为还有好多工作要做。我们将通过扩大和成倍地增加生产的办法,通过使工农业劳动过程尽量实行机械化的办法,日益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有了计划,这些计划正在胜利地实施。

然而,我要指出,尽管这样,尽管政府拨出了资金,尽管农业合作社也有雄厚的资金可用来进行有成效的投资,但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在工业部门,尤其是在农村,这些情况是不少的),虽然完全有可能采取措施,减轻劳动者劳动强度的问题仍然遭到严重的忽视,对这种忽视的态度必须进行严厉谴责。

很多即使是微小的机械化和合理化措施,照样能减轻工人的繁重劳动,可是企业领导就是不实行。他们将专门拨给这方面的许多资金予以闲置、浪费,不考虑我们因浪费工人静力、损害工人健康而遭到的巨大损失。对许多企业的领导者,应该用棍子推着他们去建立托儿所、幼儿园,建设工人食堂、浴场、淋浴室以及其他许多最必需的设施。

很多合作社的领导还滥用合作社妇女、包括女青年在劳动中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决定修建一个养牛场或养猪场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考虑喂牲畜的水和饲料从哪里来。有些领导同志没有想到去计算一下,比方说,一个合作社或一个农场养一千头猪,究竟需要预备多少饲料,猪场要多少水,他们不努力使运输机械化,不考虑用大车、马、水管或机动水泵来运送饲料和水,而让妇女用体力干。因此,一方面,我们反对某些农村要妇女干重活的习惯,另一方面,农业合作社却让妇女包括女孩子从早到晚干那些往往不适合她们的重活。我们不能要求现在就实现大规模的、彻底的、全面的机械化,这样的要求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如果不去利用,而使我们的人的健康和生产受到损害,这样,就犯了不能原谅的错误。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使我们在思想上和体质上得到锻炼,劳动使我们朝气蓬勃,赋予我们以生命力,因此,党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人民的劳动和健康,不容许任何人离开这条正确的道路。

为了减轻一般劳动者、特别是妇女的劳动强度,不仅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而且我要特别强调:党和政府要特别关心孕妇,要极其严格地执行妇女在分娩前后这段时间享受正当权利的制度。我们从机关送来的报告中看到,相当大一部分婴儿的死亡仍然是由于早产造成的。在农村妇女中尤其是这样,因为她们在怀孕的紧要时刻干了重活,没有严格实行休假权。必须立即结束这种情况,因为这是人民和祖国的崇高利益所要求的。

对妇女也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工作,使妇女特别关心幼儿的成长,特别是从出生到四岁的幼儿的成长。在人民政权时期,尽管人口增长率很高,可是我们收到的报告表明,幼儿的死亡率还是不低的。为此,母亲应该得到非常周到和非常耐心的帮助,既通过向医生请教得到帮助,又通过保健所、医务所、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和增加营养得到具体的帮助;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忽视经常提出预防性建议和采取预防性措施,并且要检查提供和利用这种帮助的情况。

人的健康及其保护和增强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非常关心,经常关心的事。我们必须使人们居住在整洁的适宜的环境里。因此,我们要更加认真地给予关心,不要满足于在城市、特别在农村中,在使各种东西和住宅内部保持清洁方面所作的一些工作。为了搞好农村卫生,必须坚持不懈地执行整顿计划,在农村造林,有计划地进行饮水卫生的防护工作,尽快地把牲畜移到离住宅较远的地方,经常地、定期地用石灰粉刷住宅内外墙壁。凡是有集体炉灶的地方,都要修建公共洗衣室和浴室,如果没有事先找好适当的、合乎卫生的地点,医生就不允许建造住宅,而目前拫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必须有计划地把墓地设在远离住宅的地方,等等。

通过对住宅内外采取这些必要的措施,特别是通过搞好个人卫生,我们就能使人的寿命进一步延长,因为我们将使他们保持身体健康,使他们生活得更加高兴、更加愉快。

上述一切,都是完全可能的、能够实现的。我们面前摆着许多这样的重要的、复杂的、思想性很强的社会问题。儿童问题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还要提醒你们注意儿童教育工作,因为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同深入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有关,特别是同对年轻一代进行革命的阶级教育有关。很好地培养和教育儿童的问题,是十分广泛和复杂的问题,是带思想、政治、社会和教育性质的问题。党和政府对这个问题始终是极为关怀的,由于这种关怀,由于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的关心,我们的年轻一代正在健康地成长,他们体格强壮,道德高尚,聪明勤奋,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受到了锻炼,不愧为继承和推进我们的胜利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但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全面深入的阶段,也在这方面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和任务。首先,这些问题和任务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性质,因为用阶级的革命精神加强对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是我们党、国家、全国人民和整个社会的一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任务。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在各方面取得的进步,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农业的完全集体化,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的非常迅速的增加,妇女日益广泛地参加劳动,家庭电新的社会主义关系的建立——所有这一切蓬勃发展的革命过程及其他类似的过程,在很好地培养和教育儿童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具有思想政治内容,又具有强烈的社会合教育性质。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地拉那市在这些问题上的情况就够了。在地拉那市,工业和工人阶级日益发展和増长,人口、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人口在大大增加,每天都有新的家庭迁到这里或在这里建起来,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也每天都在产生新的现象和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必须更加关心很好地培养和教育儿童的问题,必须更深刻地了解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了解和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了解和研究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不断扩大儿童工作所必需的广泛物质基础。具有社会性质的综合研究工作总得说来还是落后的,所以,在组织和开展这项工作时应该特别注意儿童问题。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有关部门和机关之外,还应该有各方面的专家,如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特别是我们的教育学家和教师。

在这一系列问题中,最重大的问题,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积极的、革命的、有无穷无尽的精力的、具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的年轻一代。家庭、学校、少先队和青年组织对儿童的教育,整个社会的工作,都要为这一目标服务。我们必须从小就在儿童中传播和培养这些革命的品质,并逐步予以巩固加强。但是,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会碰到矛盾和障碍,碰到与我们格格不入的观点和倾向。

无论从哪一方面讲,现在我国的儿童和青年的发展和成熟都比较快。我们生活中的革命精神很早就唤起了他们对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关心,激发了他们的独立思考和使自己有益于社会的愿望。但是,我国儿童现在参加生产劳动和独立的实际生活比以前晚一些,他们在学校里的时间比较长。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积极的、因为他们学习和受教育的时间较长,但是,这应该同更积极地参加社会、政治、思想、生产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配合起来,同他们的生活的学校中的锻炼配合起来。正是在这一方面,我们碰到了妨碍年轻一代在学校和实际斗争中受到锻炼的障碍。这些障碍就是保守的、家长式的家庭教育的旧影响,官方的旧教育学的旧影响,学校、青年组织和少先队组织对儿童的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旧影响。

这些障碍和不良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表现。我们还有相当多的教师忘记了,儿童还要玩耍,要蹦蹦跳跳,忘记了他们在玩的时候,也可能无恶意地互相打伤、摔倒、打闹。如果一个学生和坐在他旁边的同学在上课时说了一下话,或者动了一下,这些教师就会恶狠狠地向他瞪眼,开始把他当作捣乱者对待:但是,更恶劣的是,如果他们看到一个儿童毫无恶意地同别人在校园里或者在马路上打架时,就开始完全错误地把他看成“流氓”。这些教师认为,为了很好地教育儿童,就得把这些儿童关在笼子里,这样他们就压制了儿童的主动性和独立活动,对儿童实行学究式的监督。

少先队的辅导员也采取这种态度,这的确是令人遗憾的。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亲身参加儿童的一切活动,同儿童进行令人讨厌的教训人的谈话,迸行什么活动或游戏,都要儿童排队,用军事方法把儿童组织起来。这种做法往往导致这种情况:使孩子们觉得学校像个坏军营。

假如同这样的教师谈他们采取的这种态度,他们甚至可能引证教育学。但是,那是旧的、官方的、学究式的教育学,其目的是要使儿童“驯服”和“规规矩矩”。实际上,这都是一些反教育学的做法,这种做法扼杀儿童的性格,并使教师和儿童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我们应该创建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教育学。我们的教师应该根据这样的教育学进行工作,使同儿童的淡话、游戏和各种活动都能自然地和自由地进行,以便发扬儿童的团结精神,对同伴的友爱、热情、勇敢,开展独立活动等等。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儿童的精力将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样他们就不会去参加一些要不得的活动,就会启发他们去参加对他们的教育和对社会都有益处的活动。

尽—切力量激发儿童的主动精神,鼓励儿童开展独立活动,这决不意味着,对他们一般的教育问题,特别是课外自由活动时的教育问题,可以放任自由,因为那样就会助长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某些教师、尤其是许多家长身上和我们一般的社会舆论种相当普遍的一种倾向。

改善培养和教育儿童的工作,也同更好地利用我们为此目的而创造的广泛物质基础有关系。党和政府将采取措施,以使将来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这种物质基础能逐渐地、不断地扩大和丰富。但是,要求仅仅由国家来解决从婴儿到少先队员这些儿童的培养和教育的全部问题,这是不正确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国家做工作之外,整个社会的力量——儿童的家长、工厂和企业这些劳动集体、农业合作社、各社会团体和各机关——应该联合起来,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贡献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和空论上,而应该切实地帮助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例如,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儿童游戏和进行体育活动的场地、场所和环境吧。地拉那市的街道和住宅的院子里有许多场地没有很好地维修,没有有计划地管理和利用,不关心教育和组织儿童在这些场地进行有益活动,度过课余时间一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味要求国家专门修建这种场地(尽管我们有这样的场地,而且将来还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不正确的。

所有这些切合实际的方针,加上在思想上对儿童教育问题的巨大关怀,是推进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更好地利用我们现有的可能性、不断开辟新的可能性、进一步促进整个社会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的关心的根本条件。



世界形势的发展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最后,我还想谈谈关于国际形势的一些问题。

当前,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美国和苏修,划分了它们的势力范围、虽然由于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由于每个势力范围内各个国家内部的矛盾,由于这些国家对有关的较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抗、由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内部各种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最后,由于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资本家、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深刻的、无法解决的矛盾,这种势力范围不是、也不可能是精确划定和持久不变的。

美帝国主义这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称霸世界,不得不拼命地、越来越多地增加为进行统治、防卫和侵略战争所不可缺少的庞大军事开支。同时,美帝国主义必须应付既使它获取利润又使它遭受损害的经济发展,因为它的盟国要求它大量投资,而这种大量投资直接或间接地削弱美国的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加剧通美国经济的竞争,削弱美国的霸权。这一切就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美元、英镑、法郎的危机,从而造成其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储备危机;造成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危机,使国家制度发生大动荡和内乱,动摇政治和军事联盟,使这种联盟削弱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使美国陷进泥坑,比如,单独在越南作战,美国自己资助以色列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侵略战争,无可奈何地同意戴高乐的法国不再承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义务,同意戴高乐的法国把英国、同时也间接地把美国排斥在“共同市场”之外,等等。

各地区的资本家,即美元区、英镑区、马克区和法郎区的资本家正在相互角斗,以摆脱依附美元的地位,特别要尽晕在政治上,如有可能,也在军事上,摆脱五角大搂的专制的控制,摆脱军事开支的沉重负担。

因此,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有的同伙,正经历着一场日益加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和也同样企图主宰世界的新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勾结起来,同它结成同盟。但是,苏联及其卫星国蜕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各个领域中扩大了资本主义合作的范围,这种合作不仅在美国同苏联之间,而且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同伙同苏联及其卢布区的修正主义卫星国之间进行。因此,在世界资本主义竞争中增添了另一个大因素,增添了给进行角逐的各方造成政治上的危机和紧张局势的只一个因素:即使没有这个新因素,在进行角逐的各方内部,也有十分尖锐的对抗性矛盾在起作用,这些矛盾使它们分崩离析和烂下去。

作为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大国的苏联及其同伙正经历着一场如此严重的政治、思想和经济危机,它们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这场危机。苏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使这个国家陷进了名副其实的混乱之中。苏联的修正主义卫星国也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它们对这个大盟国所给予的施舍是不满意的,这个大盟国从它们那里拿走的东西比给予它们的东西多,因此它们在寻找新的出路,同资本主义国家搭新桥。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对苏联这个霸主来说,这是要不得的、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这个霸主就对卫星国加强军事统治,美其名曰“保卫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它自己的霸权。

苏修帝国主义正在拼命扩大自己在世界上的势力范围以及对各大洲人民和国家的统治。但是,这样做就要使它付出削弱自己大量的巨大代价,因为对它来说,没有什么是靠得住的。苏联修正主义者是在这样的时代力图把他们的触角伸向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的:世界革命正在高涨,各国人民正在各个角落开展解放斗争:在资本主义世界,苏联修正主义者面对着一个强有力的、侵略成性的竞争者,这就是他们的盟国美帝国主义;苏修帝国主义本身内部百孔千疮,无力建立自己的世界帝国。因此,苏联修正主义者正在走老牌帝国主义者当年最得意的时候所走的道路。他们采取撒谎、讹诈、威胁、招榣撞骗的办法,采取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贷款和投资的办法,采取签订奴役性的条约和协定的办法。他们进行军事占领——如对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那样——,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以便为他们的帝国主义统治和保卫修正主义帝国服务,以便对他们已建立了这种基地的国家发动进攻和侵略战争,对这些国家进行殖民主义剥削。苏联的新殖民地必须为苏修服务,为这个陷入深重的和无法挽救的农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的宗主国供应物资,一句话,苏修像其他帝国主义者一贯干的那样、吸吮其他国家人民的血汗,养活和养肥苏联的新资产阶级。

从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这一概述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们党指出世界革命正在高涨,世界形势及其发展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我们党是根据对世界事态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实的分析指出这一点的。

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代表了最黑暗的反动势力。它们准备着并进行着各种掠夺战争,企图把各国人民置于它们的奴役之下,扼杀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镇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这两个世界帝国主义大国及其卫星国,是共产主义、工人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死敌。它们维护自己的压迫制度、假民主制度,它们千方百计地反对它们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专政的胜利。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对各国人民进行的残暴的资本主义剥削,采取什么方式和方法,不管替这些镇压和剥削的方式和方法披上什么意识形态的外衣,到处都激起各国人民以消极的、积极的各种形式进行的强大抵抗以及公开的斗争。各国人民现在已经不能容忍这种资本主义剥削,正在用一切办法坚决地为摆脱这种剥削而斗争。世界事态发展的蓬勃的革命气势反映了这种情况。世界并不是平静的,世界正在沸腾。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希望平静无事和保持现状,而各国人民和革命者则反对假平静,反对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要保持的现状,要打破这种假平静和现状。这里存在着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同各国人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国内的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鼓舞和指导着本国的和国际上的解放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

在各国资本家之间、美帝和苏修之间、修正主义国家自身之间的各种联盟的实质中有一条贯穿所有这些反革命联盟的黑线,这就是:反对各国人民,镇压他们的反抗,抹煞他们的正当权利,对他们实行敲骨吸髓的经济剥削。这些联盟的目的也在于划定势力范围,但是,当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只能用武装冲突来解决的时候,并不排除彼此互相攻击和反击,武装冲突就是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局部的和世界范围的掠夺战争。

这种联盟的整个体系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牢固,因为这种联盟自身包含着分裂、争吵、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如何都不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容许这样做,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促使资本主义制度烂下去。另一方面,各国人民的革命浪潮正在不断对这种奄奄一息的腐朽制度进行冲击,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冲垮它的薄弱环节,直到把它永远消灭。

苏美联盟目前统治着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世界舞台。这两个世界帝国主义大国都力图统治各国人民,抱着同样的掠夺目的,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重重矛盾,但又是什么东西促使它们联合起来呢?有一支力量比它们的原子武器库更强大,比庞大的战争预算更强大,比它们都吹嘘为“最民主和最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更强大,使它们惶惶不安到睡不着觉的地步,这是一支什么力量呢?

这支巨大的力量,就是奋起投入斗争和革命的各国人民,就是正在猛烈地冲击它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现在已经成为伟大现实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苏美联盟的基础,就是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彼此划分势力范围,用它们拥有的各种类型的武器、直到用原子弹和核弹头威胁世界,它们勾结起来,镇压解放斗争,镇压使它们面临死亡威胁的无产阶级革命。哪里的人民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它们就在那里互相勾结起来积极活动,在越南和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在它们的盟国内部,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内,都是这样。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用武器、用骗人的和平主义宣传互相配合的这一系列活动,看起来好像不是互相配合的,甚至好像彼此有着深刻的矛盾。这是必须不断加以揭露的一种假象。尽管在苏美的行动中有很大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将会加深、加剧,可能恶化到彼此发生武装冲突(在资本家之间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们主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变的。

美苏外交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双方能够分别“很好地支配和驾驭它们各自的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等臭名昭著的联盟中的盟国”,双方能够共同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斗争。但是,这完全打错了算盘。

美国、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本国内部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学生的造反行动,中东的战争状态,波恩复仇主义分子明目张胆的和咄咄逼人的野心,希腊等国的法西斯政变,这些都表明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打算多么错误,很快就落空。

各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深刻裂痕,这些国家为发动新的掠夺战争所进行的扩军备战活动,都正好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正在使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明确方向,鼓舞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说明: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已越来越识破资产阶级假民主的谎言,识破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选举与议会道路的虚伪性,识破“和平共处”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虚伪性。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越来越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暴力、用武装暴力来摧毁资本主义世界,来摧毁社会民主党人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世界。正是因为这个伟大的浪潮在高涨,所以我们今天才看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世界陷入了大危机,它们正在准备战争,镇压罢工和民族解放斗争,资产阶级政党四分五裂,在整个现代修正主义内部、特别是在每个修正主义党内的四分五裂的派系中,已形成多中心的思潮。

不言而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阵线内部的这种日益加深的腐烂现象,将使他们遭到悲惨的下场,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外壳好像是装甲的,但却是纸做的,因为在这种外壳的内部,革命风起云涌,已经爆发并将在它的一切薄弱环节上不断爆发。

美帝和苏修的共同的、互相配合的斗争的主要矛头是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是指向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本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胜的道路,并且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站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列。

伟大的中国人民及其光荣的党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大大地加强了世界各地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这场革命的胜利不仅对加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像苏联那样产生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同时也是修正主义国家的革命者和人民推翻当权的叛徒集团的一个伟大榜样,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和解放斗争的强有力的鼓舞。

毛泽东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人民中国的存在和力量,是必定战胜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大保证。今天,在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下、在革命的爱国者的领导下已经起来斗争的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所有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共同投入斗争和革命的人民,将一个接一个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恶毒的阴谋。

革命的共产党人重新组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党,这是同现代修正主义、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公开决裂。这是正在分裂、同时又正在重新组合的国际工人阶级内部新的革命形势的图景。在国际工人阶级内部,无产阶级的觉悟的、革命的部分正在加强,以便领导反对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特别是在诱骗工人群众的工人贵族这一阶层中间,还占领着枏当牢固的阵地。

尽管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觉悟的部分,必须在新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力地和有组织地对付有组织的、武装的资产阶级及其一切走狗——社会民主党人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进攻。

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思想,正沿着不可阻挡的道路前进。不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腐朽,而且以苏联修正主义者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背叛证明了这一点,下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修正主义者为了在不可阻挡的革命道路上设置障碍,正在竭力寻找新的斗争方式,戴上新的假面具,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搞新式骗局。

过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曾利用从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伪装和招牌,利用武力和意识形态,力图扼杀世界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但这是枉然的。他们没能达到目的。现在,尽管苏联修正主义者和其他当权的与不当权的修正主义者也在图扼杀正在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但他们也必将失败。

当我们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共产党到处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的时候,我们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更大了,并且感到高兴。这是我们从所有大大小小的新老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共同经验中得到的一个伟大的经验。我们看到全世界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像维护眼珠一样,维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在各国以自己的办法、方式、方法,同用多种形式和多种假面具掩盖自己真面目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民族沙文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之间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正在斗争和革命中得到锤炼。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企图分裂和破坏的正是这种团结。但这是枉费心机的。革命是阻挡不了的,在革命中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是破坏不了的。革命就是团结,反革命就是失败。因为我们劳动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我们劳动党为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而工作和斗争,所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对我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对我们极尽污蔑之能事。这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对他们说:继续诬蔑吧,我们的群山将更加巍峨!

同我们进行斗争的我们的修正主义敌人,没有、也决不可能有团结、修正主义阵营内的所谓团结,仅仅是形式而已。在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已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中进行统治的集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蜕化变质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团结的。他们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利益使他们四分五裂。在这种基础上,他们的联结是暂时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毫无关系。

当权的修正主义集团说什么他们之间的联结是紧密的,并指责我们是冯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的破坏者。但事实上,他们自己在本国群众面前暴露了原形,群众看到,修正主义者所说的团结是假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些国家的群众同我们是真正团结的,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道路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把我们同世界各国千百万群众出结在一起的不是一些形式,而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正确性。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反而进一步造成和加深了他们阵营的四分五裂。我们才是团结的,因而也就更加强大,因为全世界无产者都站在我们一边。

以苏联修正主义者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经济、组织、宣传方面比较强大,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不仅没有被他们打败、没有被他们战胜,而是我们狠狠地揭露了他们,使他们削弱了,这也是事实。我们越是同他们继续进行激烈的原则斗争,他们越是拼命反对我们,他们的联合就破裂、崩溃得越厉害,他们阵营中就产生新的更大的分歧,使他们分崩离析,使我们反对他们的正义斗争更加有力。

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说什么我们的“立场是冒险的,是违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利益的,这种立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关系”。那么我们要问:他们为什么对“一个这样小的党和国家”如此惶惶不安?他们为什么对这个党和这个国家“早已取得胜利的事业”这样痛哭流涕?

但是,事情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立场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只是对他们说来,这种立场才是危险的,因为这种立场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面前狠狠地揭露了他们,全世界共产党人正在提高阶级觉悟,加强阶级斗争,越来越紧密地同我们团结在一起,和我们一道向现代修正主义的已经动摇的堡垒进攻。因此,他们的“庞大”,他们幅员的辽阔,他们在经济、军事和宣传方面的巨大力量,都顶不住我们的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顶不住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猛烈的、毁灭性的进攻。

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资产阶级的光荣斗争,不是没有巨大的牺牲的,而我们是估计到这种牺牲的。正因为我们为革命和进步进行正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正因为我们进行这一斗争是不惜任何牺牲的,所以全世界的工人和进步人士都同情我们,热爱我们,尊重我们。这就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是任何反动势力都压不垮和抹煞不了的。

由于我们党代表了那种使无产阶级和革命共产党人联合起来、使他们的国际主义团结得到锤炼的革命力量,因此遭到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疯狂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不能不重视反对我们的斗争(尽管我们如他们所说,是一个“小党”,因此他们表面上藐视我们),因为我们代表一种伟大的思想,并为之而斗争。

我们在世界上进行积极的宣传,指出了我们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这种宣传和我们的国际政策,不仅激起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巨大同情,而且激起了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受大垄断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的小资产阶级的巨大同情。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让进一步扩大和日益改进我们的革命宣传。

我们在国内和在国际上奉行我们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政策,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切目标,不应该失掉警惕,以为我们的许多敌人不会进攻我们了。他们时时刻刻在武装自己。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加强国防,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强加于我们的最严重的情况。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领导他们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已下定决心,准备牺牲,决不向敌人投降,因此我们必将胜利。这是取得一切胜利的关键所在。这对我国人民和我们党来说,不仅是取得胜利的一个历史因素,而且也是取得胜利的真正决定性因素。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警惕,严阵以待,必须在各方面加强我们的祖国,保卫祖国,直到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粉碎为止。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要进行反对无数强大敌人的斗争。我们应该坚定不移,无所畏惧。我们应能担当任何风险,不怕任何牺牲。我们要始终相信我们的力量,相信我们的路线,相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对付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祖国,不惜一切代价战胜任何侵略者。我们保卫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袓国,同时也就是保卫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

同志们!

即将结束的这一年,标志着我们祖国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教育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工业、农业、学校和国家电力化方面,在兴建新的工厂、联合企业、水电站、住宅、学校和医院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令人满意的成就。在修建新的公路和铁路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所有这一切证明了什么呢?这一切证明,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有远见的,党的力量是伟大的、鼓舞人心的,党同人民的联系是坚如钢铁的。我国的优秀人民正以空前的革命干劲,罕有的聪明才智,准以描述的英雄气概和不断增长的知识,夜以继日地劳动,克服和战胜无数困难。

全体劳动群众在政治思想上全面的提高和深刻的革命化,使每个劳动者,不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都能深刻认识自己的任务,并把自己的任务同整个国家面临的总任务有机地联系起来。每个人都已认识到,并且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即使是最微小的和最简单的工作,也是不能同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孤立开来和分割开来的。祖国伟大身躯的每个部分都必须协同一致地以革命的节拍前进、劳动和思考。人民正在受到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教育,在学习更好地组织劳动,正在加强革命的劳动纪律,发展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在受到事事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的教育,并以这种政治观点来采取和衡量一切行动;他们意气风发,步调一致,使党在锻炼新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获得了这些重大成果,不断增进人民的福利。我们不会感到自满,我们将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继续进行革命的突击,以便在今后的年代里使这些成果十倍、百倍地增长。

祖国解放二十五周年的光荣大庆年——一九六九年即将来临。充满英雄气概、牺牲和胜利的二十五年过去了,在这二十五年里,党的路线像阳光一样光芒四射,我国正在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已变得强盛和受人尊敬,在国内外任何敌人面前都是无敌的。

让一九六九年成为更加光辉的一年,成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计划、克服一切障碍和困难、超额完成定额、超额完成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高度发扬群众的有成果的首创精神、广泛地发展机械化、使劳动组织日臻完善的一年。我们大家、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的思想意识和工作的不断革命化,始终在党指明的道路上不停顿地前进,因为党指明的道路将使我们的体力和智力大为增强,连我们自己都会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的伟大成就面前感到惊讶。

我们全国人民都知道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给我们规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伟大任务。我们将成功地完成这一切任务。但是,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考虑到了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要做的事情,并为此采取了行动。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第五个五年计划的重大方针,而且不仅仅写在纸上。我们已经把这些方针中的大部分具体化了,甚至下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某些项目,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开始兴建。

我可以向你们谈谈其中的某些项目,因为很难把所有的项目一一列举、不过仅仅第五个五年计划草案就会使你们对有待我们大家去实现的宏伟工程和巨大进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关于将来的计划,已同中国同志们进行了会谈。由阿迪尔•查尔查尼同志率领的我国代表团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同志的会谈的结果是非常好的。毛泽东的伟大中国给予了阿尔巴尼亚一大笔贷款,这是宝贵的国际主义援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我国最大的一笔无私的贷款援助。我国人民和我们党为此向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表示感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主义的和兄弟般的援助下兴建的各个项目,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繁荣富强。根据已经签订的协定,将兴建三十个重要项目,这些项目将进一步发展某些工业部门,将建立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非常需要的新的部门。

这些宏伟的、其规模甚至是具有国际水平的工业项目之一,就是预定在爱尔巴桑兴建的冶金联合企业,它每年将处理八十万吨镍铁矿石,除了生产镍铁和生铁之外,将生产约二十五万吨各种品种的钢材。这个联合企业将由许多任务厂和车间组成。现有的爱尔巴桑轧钢厂也许会是这个巨型联合企业中最小的车间。工厂面积将占地二百二十五公顷左右,约为现在费里氮肥厂和费里热电站的面积总和的十倍。这个现代化联合企业的机器和辅助工艺装备,其重量将相当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二十五个项目的机器和装备。

你们可能已经听说过,费尔兹水电站也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和非常重要的工程,它的发电能力为四十万瓧左右,就是说,它比包括伐乌代耶水电站的发电能力在内的全国所有水电站的发电量的总和还要大。费尔兹水电站的发电量每年为十七亿度,几乎比伐乌代耶水电站将来的发电量大一倍,即为全国现有的发电量的二倍。这个水电站的高达一百五十米的水坝将是世界上已经建成的高水坝之一。

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另一个巨大工程是兴建一座综合炼油厂,这座炼油厂将每年加工一百万吨原油,即几乎等于我国的所有炼油厂目前所生产的石油数量。这个项目的产品将满足国家对具有国际水平的优质燃料的需要。这个综合炼油广将由好几个工厂、炼油塔和车间组成。工厂的面积将达一百公顷,即约为费里氮肥厂的面积的十倍,设备和金属结构将重达二万吨左右,即约为氮肥厂的设备和金属结构的重量的四倍。在这个综合炼油厂附近还将修建一座发电能力为一万五千瓱左右的热电厂。

重要的项目还有每年将生产六千吨聚氯乙烯和七千五百吨烧碱(即比发罗拉制碱厂目前的产量要多百分之五十左右)以及其他对经济非常有益的产品的工厂。这个工厂将满足斯库台铜线厂和正在都拉斯修建的塑料日用品制造厂对塑料的需要,同时还有数千吨聚氯乙烯将用来生产日用品、建筑材料和制造塑料袋。

此外,氮肥的产量将增加一倍,将扩建磷肥厂、选铜厂、选铬厂、拖拉机配件厂、弗什-克鲁亚水泥厂、石棉板管厂。将兴建炼铜厂、新的选铜厂、磷矿采选厂、塑料厂、选石棉厂、每年加工四十五万吨的洗煤厂、年产五千立方米的纤维板厂、年产七千五百吨新闻、印刷、图画纸的造纸厂、一座大型的综合印刷厂。

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将兴建一些新的大型镍铁矿,年产量分别为五十万吨和七十万吨,瓦利亚西煤矿年产量将为二十一万吨,等等,将为地质工作、采矿工作、建筑业、农业的进一步机械化提供装备和工具,将扩大综合地质勘探,等等。

上面说过,这仅仅是第五个五年计划的项目和投资的一部分,对于发展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对于发展农业机械化,这是强大的物质和技术支援。农业机械化将提高农畜产品的产量,将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村生活,增进城乡全体劳动人民的福利,缩小城因此,将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所有这些如此重要的项目的重大意义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项目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的巨大的推动。这一切都使我们面临着新的伟大任务,要全面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从各方面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

因此,让我们从现在起就要为实现我们美好的未来而思考和工作。同志们想一想,为了成功地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和我们面前一切有待完成的任务,革命干劲对我们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你们想一想,机械化,强大的劳动组织,超额完成定额和产量,人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体力劳动锻炼和同困难作斗争,革命警惕性,这些是多么的重要。所有这些我们都应日益提卨,因为在不久的将来,等待着我们的是伟大而光荣的战斗。

祝革命的地拉那党组织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同志们,祝你们工作顺利,祝你们取得日益巨大的成就!

我国人民取得一切胜利的组织者、我们亲爱的劳动党万岁!

光荣归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选自《人民日报》 1969 528

莫斯科修正主义丑剧即将开场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据说,各修正主义党会议将在六月五日召开。五年前由尼基塔·赫鲁晓夫开始的并由他的继承人极其卖力演出的这场丑剧,现在以在莫斯科的一场实在是丢脸的演出而告终。人们简直无法记得在这期间举行了多少次被称为倡议、磋商、预备、起草等等小组、分组和委员会的集会和会议。人们简直无法记得为这次叛徒集会而发出了多少个公报,发表了多少次声明,确定了多少次期限和日期。这次会议的历史就是整个现代修正主义、首先是苏联修正主义的瓦解和政治与意识形态堕落的历史。这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历史,是修正主义逐步地并最后堕落到极端反革命,堕落到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为了把这些分裂的、失去方向的和瓦解中的修正主义党的代表纠集在一起,这花了苏联修正主义党的领导人多少劳动和汗水呢!他们为了强迫其他伙伴参加这次修正主义大会施加了多大的压力,玩弄了多么多的欺骗和讹诈,还用了多少卢布呢!

对克里姆林宫的头头们说来,召开一次广泛的修正主义大会的问题,不仅是涉及到威望的巨大问题,而且涉及到他们的前途中最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些问题同他们的全球战略和霸权与扩张主义政策有决定性的联系。最近五年中,会议的目的随着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经历的政治形势和它在某一阶段中所关心的事情和面临的问题而作多次改变。但是,从开始到现在,苏联领导人的根本目的是要把所有修正主义力量纠集在他们周围,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完全控制修正主义阵线,以便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地把这个阵线投入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斗争。绝对统治其它修正主义党,这是苏联叛徒集团头子们过去和现在统治苏联人民和欺骗国际舆论的主要基础之一。如果他们没有一批外国支持者自愿地或勉强地为他们喝彩的话,那就很难想象他们还能够保持“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假面具,就很难想象还能保持他们的哗众取宠伎俩和欺骗宣传中充满了的马克思主义词句。

在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对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持续进行的原则斗争的有力打击下,统治着苏联的叛徒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已被彻底揭露,他们的背叛行为大家已经看清楚了,他们的罪恶计划已遭到失败。此外,他们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斗争的行径,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日益紧密的合作,最后对其它国家人民公然采取侵略和殖民主义行动,这一切使他们更加孤立,进一步降低了他们本来仍可保持的一点点威信和声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苏联修正主义者头头们把持下举行的所谓“共产党国际会议”只不过是为跳出泥坑而作的一种努力。这个“会议”应该发给他们一张品德优良证明书,以便使他们能够向苏联人民说,他们不仅不是孤立的,而且他们的对内对外政策是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批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而莫斯科仍然是这一运动的“中心”。因此,那些不满者、那些批评他们的人,特别是那些由于他们的政策而起来造反的人,就必须默然地屈从。

在对外政策方面,修正主义者头头们利用修正主义大会的目的还更大。他们想要使人们相信,由于会议是在他们的首都和在他们的主持下举行的,因此会议就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赞成他们的同美帝国主义合作的路线,会议表明声援和支持他们的霸权和扩张行动。

然而,目的、愿望和希望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莫斯科修正主义会议是在整个修正主义阵线处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举行的。目前,各修正主义党不仅不存在国际团结和合作,而且这些党四分五裂,在国内外搞得一团糟。它们效法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传统,受到了机会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争权夺利等的腐蚀侵袭。它们大部分变成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一味为本国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效劳。苏联领导对他们实行的干涉和施加压力的政策,迫使它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快。这次会议筹备过程中发生的许多情况,也许最能说明修正主义党之间关系的严重恶化和所处的严重情况。苏联领导为组织这次修正主义会议而进行的接二连三的活动,不仅没有能够使观点接近或协调共同行动,而是加深了分歧和加深了矛盾。目前,各方对立的立场已经完全明朗和固定下来了。努力摆脱苏联的监护和霸权,就是修正主义阵线内部斗争的主要特点之一。

苏联修正主义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明显地使它同其他修正主义党的关系趋于紧张,而且在形式方面向这些党提供了一个理由,来反对苏联霸权,发展他们的离心倾向,这些离心倾向在某种情况下是有深远目的的。

然而,这还不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后果。根本的是,这次侵略清楚地表明,各修正主义党同篡夺了苏联党的领导的那些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服从的关系,奴仆顺从的关系,以及盲目执行他们的绝对命令的关系。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诉诸武装暴力,但是在他们还不可能马上派出坦克的地方,他们将使用其他办法来进行奴役,或者在那些不听驾驭的党内策划政变,把最合他们心意的人安置在领导岗位上。

因此,在这次会议前夕,对苏联修正主义者来说,形势根本不是令人愉快的,但是,他们必须象他们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使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党就范那样,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控制其他修正主义党。

在目前情况下,各种修正主义集团并不愿意百分之百地接受莫斯科的对外政策。虽然它们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的斗争中是一致的,然而它们在苏联的政策违反它们的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是分裂的,它们为争夺统治地位以及争夺在不同地区的优势等等而争吵不休。既然(它们)已经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国内和国际矛盾就在它们的关系中暴露无遗。每个党都要求大会支持和宣传它们在各自国家内宣传和执行的主张和原则,而不管它们是否同别人的原则相对立。

尽管几年来不断作出种种相互妥协和让步,但是筹备委员会要为一项最后公报草拟一个共同的文件仍遇到很多困难。在这个文件公布后,人们将可以看到修正主义“集体智慧”的这一产物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尼基塔·赫鲁晓夫倡议的,他的继承者为之而竭尽努力来召开,首先是想要谴责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莫斯科修正主义会议,到头来变成了为在参加会议的国家之间建立和平而作出的绝望的挣扎。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使得修正主义阵线的争吵、矛盾和分崩离析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会议前夕,苏联领导人作出和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以便克服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障碍。为此,他们调整了布拉格的领导机构,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其他措施。目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给了胡萨克一些礼物,并给他许下了许多甜蜜诺言。例如,人们说,他们打开了钱包,答应给捷克斯洛伐克一大笔卢布贷款以便挽救正在崩溃的经济。格列奇科则许诺他即将迅速撤退他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军队,据说,这将是全面撤退的第一步。当然,这些阴谋不仅在于加强胡萨克班子的国内国外地位,而且还在于要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已是过去的事情。如果达到这一目的的话,那些以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正常化”为条件才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某些不守纪律的修正主义党就再也无话可说了。此外,如果造成了一种良好的印象,这一来,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成为莫斯科会议的主要内容的可能性就将大大减少,而如果这件事成为莫斯科会议的主要内容的话,就将打乱苏联头头们的计划。

但是,尽管苏联头头们作出这些努力,某些修正主义党已经表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将不会在会议上悄悄地过去。现在,这一事件对许多修正主义党、特别是西欧的修正主义党,不但已经成为它们向资产阶级党表白他们不从属于莫斯科的一个论点,而且还成了反对苏联领导人的霸权干涉和压力的防御手段。

肯定地说,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是非常希望莫斯科会议能通过一个完全反映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文件,一个同意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和“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就是说完全屈从和驯服于苏联领导人之下——的文件。他们希望会议承认苏联修正主义者干涉和侵略别国的权利,这样,就可以为苏—美反革命联盟进行辩解,更甚者还可以使各修正主义者跟着他们从事恶毒的反华运动——这一运动目前构成苏联对外政策的要点之一。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接受这样的条件就将成为每个修正主义党的灾难,这就等于它们亲自签署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苏联修正主义者面对其他伙伴的反对,又面临开不成会的危险,便不得不退却。他们表现了“大方”,接受了一项所谓“有限的和单一的”议程,美其名曰“当前的反帝斗争任务和共产党与工人党的统一行动”。

根据规定的议程,会议应该讨论的问题就是“反帝斗争”,关于这个问题的实质本身,谁都了解,这是一句空话,一句毫无政治意义、具体内容和实际行动的空话。在这里,哗众取宠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简直是极其滑稽可笑的了。谁是帝国主义者呢,目前聚集在莫斯科的“圆桌会议的骑士们”要反对的是哪些帝国主义者呢?是通过紧密的联盟同美国同谋者勾结着的最凶恶的帝国主义者苏联修正主义者呢,还是西欧国家中那些正在同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的修正主义者呢?难道那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向其他国家挥舞武器的人,或者那些在本国已经成了反革命头目的人会反对帝国主义吗?

只消提醒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出,修正主义会议要讨论反帝斗争问题这样一个蛊惑人心的骗局是多么拙劣。在筹备莫斯科会议的同时,正在筹备尼克松新政府和苏联政府的最高级会谈;在筹备莫斯科会议的同时,苏联人和美国人正在安详地在日内瓦进行关于核垄断问题和强迫各国人民裁军问题的谈判,两大国正在谈论瓜分中东,美国正在向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支持并且不加掩饰地表示希望——象尼克松说的——“莫斯科促使河内达成协议”,莫斯科和华盛顿发动的反华宣传的规模越来越大,等等。

所有的人都很清楚,会议的真正立场,并不是与会者冠冕堂皇的讲话将要表示的立场,也不是会议将通过的文件中所说的立场。真正的立场是在处理日常具体问题中所实际采取的立场。实践表明,修正主义者的立场不仅仅是亲帝国主义的立场,而且远不止于此。那是同帝国主义公开合作的立场,其目的在于窒息革命和破坏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千方百计取消社会主义和维护资本主义。苏美反革命联盟已经成为日常国际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各国人民已经在对这个联盟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修正主义分子就即将召开的莫斯科会议大嚷大叫,他们硬说这次会议将巩固他们的团结。这又是在虚张声势,又在捏造。在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和叛徒之间,过去没有、并且永远不会有什么团结。目前修正主义党的分裂,不是一个偶然和暂时的现象。这种分裂是它们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是利害冲突的结果。现在,开始在莫斯科集会的前夕,几乎所有修正主义党不仅谈到它们对许多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和对国际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和估价,而且它们也使人得出结论,它们在莫斯科将坚决维护它们自己的看法和估价,它们甚至在会议后也将坚持这些看法和估价。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关于文风或体育爱好问题的分歧。这些分歧关系到对一些根本问题的具体立场,如关系到对它们将加以讨论的对帝国主义或甚至对苏联自己的立场问题。人们可以就团结问题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这是不花一个钱的,但是实际上,它既说服不了一个人,也骗不了任何人。

人们在分析莫斯科修正主义会议前夕的形势时不能不注意到出现了一种新因素: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会议表现出特别关心。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的总方针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反动派的注意。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算盘是简单的。它们害怕革命运动和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是它们对修正主义党的存在和对即使在苏联霸权下奉行的目前政策并未感到不安。这些修正主义党不仅不构成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威胁,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的掩饰。它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它们作为所谓左派力量代表反对派,都造成了关于劳动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幻想,而这在阶级斗争激烈的社会里是不可缺少的。目前,在社会民主党失败以后,再没有人能比修正主义党更好地起破坏罢工和破坏革命的作用了。法国修正主义分子或意大利修正主义分子在欧洲不正是起了这种令人憎恶的作用吗?拉丁美洲的修正主义党不正是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变成在它们国家反对革命斗争的别动队、妥协的党和民族叛徒的典型例子吗?人们最近看到的,一些军人独裁政权给予它们的合法化,没有山姆大叔的“明智劝告”是做不到的。如果这些机会主义集团有时说些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话,美帝国主义者完全不把此事放在心里。他们知道,讲话终究是讲话,只有行动才算数。这就是说,修正主义者表面上必须装成反帝国主义者,不这样,他们就会现出原形,变成了毫无价值了。

在开这个大会之前,修正主义者也召开了另外一些特别会议,大家知道的有莫斯科会议、布达佩斯会议和卡罗维发利会议。每次会议后,会议的组织者苏联头目们就大喊大叫,说什么会议“成功”,大吹大擂什么“增强团结”、“联合行动”,吹嘘他们有共同的思想、政治和利益。没过很久,他们就着手筹备召开另一次会议。但是,经验表明,修正主义者的吹牛只不过是陈腐不堪的蛊惑人心的伎俩罢了,其目的在于掩盖失败,在于掩盖修正主义阵线的四分五裂的加深、瓦解和混乱。毫无疑问,这次莫斯科修正主义大会必将遭到同以前那些会议一样的下场,它只能落得悲惨的失败。

他们已把这次修正主义会议放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真正的革命党的基础之上,放在为了破坏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斗争而进行动员的基础之上。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背叛只能落得失败和毁灭的下场。这个规律,现代修正主义者也不能例外。因为他们打起了反革命的破旗,要使社会朝后倒退。他们走的是直通死亡的道路,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坚决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者的斗争必将把他们埋葬。

由于修正主义头子们组织莫斯科叛徒会议,他们就在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和全世界劳动者面前负极大的责任。各国无产阶级决不会饶恕修正主义集团打击和分裂革命力量、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肮脏勾当的。无产阶级对于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设法欺骗它和把它引向邪路,以便压迫它和用资本主义奴役锁链更加厉害地束缚它的企图,不能无动于衷。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勇敢地、坚决地起来反对这一新阴谋,以便无情地揭露和打击修正主义篡权集团,孤立并最后消灭他们。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一定要完成他们这个伟大职责。无论他们在修正主义的党内或党外,他们都应该更加有力地进行革命斗争,使受蒙蔽的劳动群众摆脱修正主义的影响,促进他们投入反对叛徒集团的斗争。通过具体的和英勇的行动,他们定能粉碎修正主义头目们曾用来束缚劳动者、普通党员和下级干部的锁链。

针锋相对的斗争、孤立和无情揭露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是打倒和消灭现代修正主义者、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也是建立和加强彻底忠于真正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忠于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正确道路,这是革命战胜反革命的胜利之路。

 

 

 

 

 

1970 822

苏德条约是反对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危险的阴谋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二日)


苏联修正主义者和德国复仇主义者经过很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前几天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条约,简单地取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条约》。在克里姆林宫和波恩,他们不断地鸣钟庆祝苏德关系中“新的转折点”,把莫斯科头目及其西德同伙的“现实主义的”和“救世主”政策捧上了天。两国国家领导人、外交官员、新闻记者、以及一切宣传鼓动手段,全都动了起来,要使人们相信,苏德条约据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最大的历史事件”,两个大敌人之间实现了“大和解”,并且终于向我们的古老的大陆敞开了“持久和平”的大门。他们企图趁机使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相信,所谓欧洲两个最大的国家——苏联和联邦德国不仅承认欧洲各国现在的边界是不可侵犯的,庄严地保证彼此之间不使用武力,而且正如柯西金自己所表白的,这两个欧洲大国已经成了“维护欧洲大陆稳定与安宁”的超级的保证人。

诚然,如果离开苏德两国的国内外政策来看苏德协议,如果只看条约的文字而不看其精神,那么人们也可能会相信现在莫斯科和波恩说的很多的漂亮话。但是,欧洲还没有治好以往由于富于幻想而受到的创伤,欧洲依旧吃着以往“庄严的”诺言和保证造成的后果的亏,它不能再容忍象三十年代的幻想那样的新幻想,不能再相信新的空洞诺言和保证。

希特勒曾不止一次地申明,他决不会进攻别的国家,他差不多同所有他以后入侵的国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当时机一到,他毫不犹豫地横扫奥地利,占领法国,吞并欧洲的小国,然后进攻苏联。欧洲大国曾经以书面或不成文的形式公开保证说,它们将用自己的一切手段来保卫欧洲国家“现在的边界”;但是,当需要作出行动的时候,它们却赞同德奥合并,并且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它们对阿尔巴尼亚等国被法西斯占领袖手旁观。

凡是以公正和现实的方法研究当前国际局势,特别是欧洲局势的人,凡是正确估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和波恩复仇主义者的对外政策的人,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德新条约是一个新的、十分危险的阴谋,它不仅是针对欧洲各国人民的,也是针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从整体来看,这个条约构成这两个新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协议,这一协议是根据苏美为了维护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势力范围和把侵略的矛头对准亚洲而炮制的全球性的战略而作出的。具体地来看,这项条约又表明苏联修正主义者和德国复仇主义者企图使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屈服。

德国问题是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关键问题之一,同欧洲的整个命运密切相关,这个问题的解决一直是欧洲各国人民最关心的事情。他们一直十分留心地注视着二十五年来在这方面跨出的种种积极的和消极的步子。在许多方面,德国问题是这一时期测量欧洲政治气候升降的气压表。

现在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莫斯科和波恩之间缔结的条约是否有助于正确地解决德国问题和欧洲的真正安全?

八月十二日在莫斯科缔结的协议以及苏联和西德领导人就此事发表的许多讲话和声明,不仅从来没有明提而且没有稍稍暗示同德国缔结和约的必要性。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有一阵子,赫鲁晓夫以及苏联今日当政的现领导几乎每天郑重声明:同两个德国缔结和约的事,苏联不能再拖了,如果波恩人士不愿意,苏联将只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和约。他们当时说,为此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他们需要的只是掏出钢笔在条约上签字那么一点时间了。

为什么这些先生们现在把这样一个大问题——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之一——忘掉了?事实是,苏联现领导人在德国问题上,在和约问题上,完全彻底向波恩投降了。他们接受了西方大国和联邦德国要他们面对的既成事实的局面,那就是承认明目张胆地破坏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协议,承认否定苏联人民和各国反法西斯人民为之战斗的一切理想,承认使永远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欧洲长期来战争和侵略的温床——的希望成为泡影。

苏修骗不了谁,他们也无法制造幻想,仿佛他们同波恩缔结的协议就代替了同德国签订的和约。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苏联。这是为反对纳粹主义而战的一切欧洲国家的关键问题。希特勒德国是反法西斯的大联合力量打败的,本应象对待意大利一样,由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所有国家同德国签订一项和约。

现在,战败的德国根据史册记载是未在和约上签字的,这是对吃了纳粹主义那么多苦头的欧洲国家人民和全人类所犯下的罪行,欧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认为,这个罪行首先是美、英、法三国犯的,它们违背战时盟国的共同协议,把纳粹主义残余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复活今天以联邦共和国形式表现出来的德国军国主义。

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不可能容许这种罪行的,而且当时就是不容许这种罪行。联邦德国是一个战败国,本当签订一项和约,这个和约当然也将包括限制性的条款。然而,以勃列日涅失和柯西金为首的修正主义叛徒们却竭力恢复联邦德国的名誉,使它不承担任何义务。此外,由于苏修和苏修的支持,这个德国倒变成一些欧洲国家边界的“担保者”了。

对德和约问题的这种“解决办法”,并不象柯西金先生所声称的那样是最好的办法。真正的、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在所有反法西斯联盟成员国参加之下缔结一项条约。不论是谁缔结的任何一种协议,都不能代替这种条约。

苏联领导人目前对待德国问题的立场,十分严重地损害了全体德国人民的利益,德国人民历来渴望摆脱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压迫,走上真正的民主与和平的道路,走上同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接近和合作的道路。修正主义者同波恩缔结的这个条约,不仅不会加强德国的反法西斯和民主力量,而且由于给予目前波恩统治集团以援助和保证同它合作、由于在这样的国际规模上发给他们一份政治“品行优良证书”,就使波恩统治集团反动的、复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野心有隙可乘和得到鼓励。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是全体德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对欧洲各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德国人自己作出了努力,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的、进步的人们作出了努力,所有爱好和平和进步的力量作出了努力,要人们承认,首先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享有全部权利的主权国家,这种努力表明,这个问题过去和现在始终是解决德国问题的主要和根本的基础之一。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同真正保证欧洲和平、同反对包括波恩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计划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

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头目们,通过莫斯科缔结的协议,给予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的政治地位、名誉和威望以沉重的打击。在莫斯科—波恩会谈中,在最近的德苏条约中,双方都没有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其事务的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来对待,而是把它作为其他强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对之作出决定、向它发号施令、把这样或那样的共同决定强加给它的一个国家来对待。苏修把它当作它们同波恩同伙讨价还价的筹码,当作苏联的私产,可以任意处理它,可以把它占为己有,把它出卖,把它出租,强迫它接受这种或那种国内、国际政治法规,关闭或者开放它的边界,等等。

直到前不久,苏修曾经从一种国际观点出发提出,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完全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同波恩缔结任何协定的先决条件。他们曾经发誓说,在苏德会谈中,如果波恩不明确放弃代表整个德国的要求,如果波恩不放弃它到目前为止所奉行的“统一德国”的政策,即并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就不会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这个条约中,连这种前提的影子都没有了。莫斯科的宣传企图为它的老板们的这种投降辩解,说什么苏德协议规定,双方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也是不可侵犯的。

其实,条约使用这种含糊其词的提法并不能掩盖现实。同样千真万确的是,联邦共和国并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继续以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自居,并且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暂时处于自己边界之外的领土,它准备寻找适当的时机和办法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纳入”自己的范围里来。联邦政府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方针和正式的立场被苏联修正主义者公然接受了,波恩八月十二日照会苏联,表示所谓“德国人希望”为两个德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苏联修正主义者竟把这个照会作为正式文件和条约的附录接受下来。据法新社报道,葛罗米柯在会谈时口头上申明:“边界不可侵犯的概念并不排除通过谈判作进一步的变更”。这家通讯社接着说,这番话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话在条约文本中尽管没有出现,但是已经记在会谈纪要里,因此可以作为种种解释的根据。

这里存在这样一个真实:苏联修正主义者甚至在以前、特别是通过现在签订的条约,向联邦德国作了很大的让步;而以美国为首的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甚至不想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要自始至终维护波恩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态度和目的。

莫斯科和波恩之间进行的所有这些台前台后的交易表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被苏联修正主义者抛到市场上去出卖了。它们不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权利,歧视和侮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究竟是一块块还是一古脑地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要根据许多情况才能决定。但是实际情况是,克里姆林宫的头目对波恩复仇主义者的“愿望”十分敏感,而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全体德国人民的“愿望”却完全无动于衷。

苏德条约并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是西德领导人已经公开地说,在莫斯科会谈时,苏联政府保证承认波恩对西柏林的“特殊权利”。的确有人说,苏联人已经同意把西柏林看作是联邦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苏联头目已经答应迫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直接关系到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柏林问题上作巨大的让步。这是苏联修正主义者对德国人民的又一次叛卖,是明目张胆地鼓励波恩的复仇主义目标。苏联领导人直到不久以前还坚持认为,西柏林是有着独立的国际身份的领土实体,正如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权处置东西柏林之间关系问题一样。如今他们却向波恩保证“处理”柏林问题,以“改变”现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种权利他们是从哪儿得到的呢?在这个问题上背离原来的立场,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团和波恩复仇主义者政府用牺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办法策划新阴谋的又一个证据。

苏德条约更大的意义并不在于今天已经取得的结果,而在于今后在国际上引起的后果,在于它为苏修帝国主义和德国复仇主义的侵略计划铺平了道路。在欧洲的中心,一个新的帝国主义的联盟正在形成,这是一种新的力量关系,这种关系迟早会要求新的“空间”,以危害其他国家人民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危害欧洲和平与安全。

条约的目的是要承认和保持大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首先承认它们有干涉的权利,让它们自由行动。诚然,条约提到了边界是不可侵犯的,但这对势力范围的边界来说却是个疑问,因为,对其他国家来说,他们始终处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的战车威胁之下。在苏修对它的卫星国实行“有限主权”的政策的时候,或者在美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在自己认为由于某个地方出现了对它的“政治独立或安全”有威胁、可以对它的伙伴的内政加以干涉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边界不可侵犯呢?当苏联和美国在许多欧洲国家驻军,而且有权随意出入,不受驻在国政府的任何约束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边界不可侵犯呢?两年前,苏修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难道会因为要受到苏德条约中做出的“保证”的限制,而不会在另一种情况下再干这种勾当吗?

相反,条约清楚地表明,德意志联邦暂时使苏修在其占据的易北河一边取得了行动自由而看不到波恩复仇主义者企图通过和平演变来破坏这个修正主义帝国的事实。

帝国主义豺狼之间的每项交易,包括苏修和德国复仇主义者之间的这次交易,如果不是互相作出让步,肯定是做不成的。作为对波恩承认苏修在欧洲东部统治的报偿,莫斯科保证支持波恩在欧洲西部进行经济和政治扩张。

西方资产阶级报刊比较公开地明确表示担心,一些政界人士的谈话则间接地明确表示担心,由新条约正式确认和进一步加强的德苏合作,将使西德在共同市场范围内,除了在经济上占优势之外,有可能在政治上占优势,使它逐渐变成在这一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一支力量。他们感觉到,波恩的“新东方政策”和当前苏联政府对德国问题的态度的根本变化,有助于增强德国复仇主义和苏修的扩张主义计划,苏德合作直接影响他们的国家利益和欧洲的和平。但是,上述报刊和人士暂时还只是表示不安和采取保留态度。尽管前不久的历史已经表明,德国军国主义是不会中途停下来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也使人们对苏修的计划毫不怀疑,但是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认为,仍然有可能用某种政治手段或者利用存在着的种种矛盾来制止德国和苏修的侵略勾当。因此,例如许多西方人士认为,可以用保持美国在西欧的影响和地位的办法来对付苏德侵略性的勾结;另外一些人士则认为,对付这种危险的办法是缔结一个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总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各缔约国将在形式上保证互相尊重。但是,不管怎样,不管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在欧洲,都将是确认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的统治地位,它们可以任意对小国或经济上、军事上的弱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任何形式上的协议都不能防止德国的扩张。不针对美帝和苏修,不反对德国复仇主义,任何欧洲的安全都不会使欧洲获得安全而只能使欧洲遭受奴役。

苏修现在正在大肆宣传,把他们同勃兰特达成的协议说成是对欧洲安全采取的重要步骤。这是虚张声势和骗人。他们提出这种口号是要转移欧洲国家人民对欧洲真实情况的注意,是要掩盖由于莫斯科对东欧的控制而造成的严重局势,掩盖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侵略计划。他们所谓的欧洲安全就是他们自身的安全,他们在欧洲的安宁和他们在欧洲的企图,目的是把注意力集中于亚洲和他们扩大侵略计划所及的其他地区。

在许多方面,德苏协议是服从于华盛顿的全球方针的。美帝同苏修一样,也想保持他们目前在欧洲的地位、宁静以及同苏联人的和平,以便转向亚洲,因为亚洲是他们实际上集中力量从事侵略和扩张的所在。德国问题的缓和或解决,至少稳定了目前的政治局面,这是用利于这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符合他们主宰世界的战略利益的。莫斯科和波恩缔结的协定并不影响他们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反而使这种势力范围合法化。此外,它为消除美苏在德国和欧洲的对抗铺平道路,而这种历史上造成的对抗在今天苏美联盟的情况下已经成为妨碍他们共同的侵略计划的一种负担。

因此,欧洲各国人民不应该抱有幻想。他们千万不可受苏修、勃兰特及其美国朋友的欺骗宣传之害,正如他们千万不可相信投降主义者和其他种种人散布虚假的希望,说什么和睦以及苏德新协议将带来和解,将防止欧洲发生战争危险之类的话。历史已经证实,因此也无需多说,同德国复仇主义的和解以及在它面前后退,对欧洲各国人民是一种灾难。以往的许多政界人物,为了使侵略者离开自己的国家,总是把侵略者引向东方,为此还向侵略者提供援助和支持。但是事实证明,侵略者根本不把“欧洲的文明”放在心上,他们总是首先毁坏欧洲。因此,不管侵略者是谁,是美国人、苏修还是别人,他们无疑将首先征服欧洲,剥夺欧洲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并且扼杀一切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事实上,所谓的“欧洲安全”不过是美苏帝国主义为了奴役欧洲和对欧洲实行“绥靖”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决不能脱离世界形势、脱离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来考虑我们的大陆的和平。当中东发生侵略行动的时候,当美苏军队在欧洲各国保持几百个基地的时候,当美苏的舰队象长龙一样在地中海游弋的时候,当美国侵略者把战火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半岛的时候,当美苏帝国主义者用“火力圈”包围中国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欧洲怎么能有安全呢?帝国主义战争的策源地过去已经扩展得很快了,如今扩展得更快了,因为现在(地理上的)距离已经消除,与世隔绝的情况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欧洲人民自救的道路是:团结起来进行反对美帝、苏修和德国复仇主义的斗争,为结束(划分)势力范围、结束美帝和苏修对欧洲国家的一切其他形式的控制而进行不疲倦的斗争。

苏德协议决不会取得预期的结果,不管协定的炮制者们怎样试图缓和矛盾和捞取帝国主义利益。

不错,苏德协议将医治修正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的一些创伤,但是它也将给他们制造新的创伤,其痛苦程度并不比过去小,也不比过去少。这个条约的缔结一定会使西德加紧对修正主义国家的渗透,也一定会削弱莫斯科对这些国家的统治。迄今为止苏联领导人一直在用德国复仇主义这张牌做为一种手段来加强他们对卫星国的控制,在那里驻军,保持他们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控制等等。当苏联领导人自己正在加宽同西德和整个西方之间的桥梁的时候,难道他们能够制止修正主义集团去这样干吗?难道这不会削弱苏联影响吗?难道这种离心力不会增加吗?难道在这个基础上不会产生新的磨擦和冲突吗?

在苏德和解以后,西欧将会出现新的事态的发展。波恩的强大不会不遭到它的其他伙伴、一切惧怕德国称霸的人的反抗,正如波恩可能企图根据它在西欧所据的地位和具有的力量要扮演一个属于它的角色这一情况不会不引起华盛顿的不安一样。巴黎、伦敦和华盛顿——更不必说其它国家——对待这个协议所持的保留态度,是非常意味深长的。

帝国主义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正在继续发展和加深。各方都企图不仅仅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且还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以损害对方。一方的每一个行动都要引起另一方的反应。

美国人暂时容忍西德在东方的扩张,目的是要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削弱苏联。可是,另一方面,这也不能不导致西德的加强。西德作为美国主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伙伴和这一公约的主要打击力量,也从美国方面得到利益来加强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帝国主义是不会长期袖手不干的。总有一天,它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并且要煽动某些人来提出这些问题。因此,不能保证联邦德国今后将仍然持无所谓的态度,让美国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地在西欧进行统治。这样一来,必然会产生新的危机,通向对立和冲突的路已经开辟,而我们或许在今后会亲眼目睹发生一些难以预见的事件。

至于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他们绝对拒绝波恩和莫斯科之间缔结的新的帝国主义协议,并且谴责这个协议是针对欧洲所有主权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一个阴谋。正如一向积极参加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一样,我国人民将为正确地解决德国问题而斗争,将从原则的立场出发坚决保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利益。他们定将支持和参加欧洲各国人民维护欧洲的真正和平与安全,反对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不管是美国、苏修或德国复仇主义的帝国主义——的险恶阴谋的斗争。

 

 

 

 

 

选自《人民日报》 1970 0918

 

我们的力量在于党、人民和政权的完全一致

在会见地拉那第二百九十号选民时的讲话

(一九七零年九月十八日)


亲爱的同志们、兄弟姐妹们、青年们:

每次和人民会见,对我来说都是极大的愉快,都是真正的革命的学校,因为从人民那里,我总是受到极大的教益,找到创造性的思想,得到无穷无尽的、给我们的斗争和工作增添新的精力的能量。我特别感到极为高兴的是来到这个选区,同我的选民会见,因为我不仅是作为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同志来到这里的,而且是作为你们在我国人民政权最高机关的候选人和代表来到这里的。

我非常珍视你们给予我的莫大荣誉:提名我为首都这条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街道的人民议会代表候选人。在这条街道,建立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这个伟大而英明的母亲使我们获得了新生,她拉着我们的手,指引我们走上了同敌人斗争和战胜敌人的道路。党是在你们的保卫你们机警的眼睛的看护下成立的,你们机警的眼睛使我们避开了密探、警察和法西斯分子的跟踪。你们的家门永远向我们敞开着。不朽的革命家,如:果戈•努什、捷玛尔•斯达法、米斯托•玛梅、瓦西尔•香托、沃约•库希和其他我与之在这条街道、在地拉那市共同战斗过的很多人,在你们朴素的房间里进行活动,进进出出,像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一样。

亲爱的同志们、兄弟们、姐妹们,请允许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深切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提我为人民议会代表候选人。这种热烈的、真挚的爱戴,是对我国人民的心脏和头脑——光荣的劳动党的爱戴,党像培养、教育和教导你们一样,也培养、教育和教导我,应如何作为不脱离我们英勇、勤劳、爱好自由的人民的革命者进行斗争、思考和工作。

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保证:我将在党的领导下,拿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以便完全报答大家的信任,我将永远是党的、坚定战士、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为我们亲爱祖国的幸福、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事业而工作。

这是我国人民第七次以最民主的方式选举自己的真正代表到最高权力机关——人民议会。我国历次选举的共同特点是人民在党的周围的钢铁般的团结一致。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投票赞成民主阵线的候选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候选人是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投票赞成他们,就是投票赞成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祖国的富强和繁荣以及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党相信,这种钢铁般的团结在九月二十日的选举中,将更加放射光彩;九月二十日,我国人民将以高度的革命政治觉悟,以自己固有的成熟性和英明投自己政权的票,这一政权诞生于人民的枪杆子,代表着人民意志、愿望和抱负,正如俗话所说,为了人民政权,“我们不仅参加投票,而且如果需要,将贡献自己的头颅”。


我国选举的深刻民主性——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


同志们,

九月二十日,所有达到了选举年龄的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人,女的、男的、青年,都毫无例外地、直接地投票选举自己希望选派到人民会议、人民法院和人民议会内去的人。

从先进和进步社会的人的权利与义务的观点上讲,这在实质上和程序上,是最民主的选举形式。只有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在那里人民已当家作主并且是在像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下,这种情况才可能发生,才出现,才得到发展。

我国的选举运动一次比一次的政治规模更大,一次比一次更好地体现人民的高度欣悦和热忱。特别是这次,各级政权机关——基层和人民议会的选举,包括各级人民法院的选举在内,恰好同时进行,由于许多理由而成为全国的一件大事。

选举运动是全体人民、领导全体人民的党、民主阵线、人民政权、专政机关和所有被人民以最民主的形式选入这些机关的人的热情的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一部分。

在选举运动中,劳动人民也总结自己创造性的工作,指出工作中和人们的、机关的、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好的方面与不好的方面,批评弱点和缺点,接受、支持先进事物,推动它前进,把不断前进和不断革命的人输送到政权机关。人民在群众性的、公开的、自由的会议上,毫无拘束、毫不畏惧地这样做。人民现在拥有权利和政治成熟性来对所有那些犯了错误的人进行批评,对所有那些犯了过失的人进行谴责,对那些工作得好的人进行表扬和鼓励,人民知道对多数人的民主——我们无产阶级民主的真正力量。

今年,选举运动恰好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进行。党和人民团结一致,昂首前进,因为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在这一伟大胜利中,也包含有人民选入各级政权机关的人的汗水、成熟性和牺牲。

这次选举的成绩无疑将是辉煌的,我们人民政权机关和人民法院的队伍中,将有从事这种工作的老的人员,也有年轻的人,年轻的人来第一次开始工作,以完成即将在一九七一年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新任务。

我国选举的深刻民主性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情况就不同了、完全不同了,在那里也侈谈民主,也进行投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号称“先进”国家,吹嘘在那里进行“民主”投票。但是在某些国家,妇女才刚刚勉强赢得选举权,在另一些国家,她们还没有选举权;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权利仅仅限于那些每年有一定收入的人,这就是说,在那里,只有资产阶级和有巨额收入的人才能参加投票;在另一些国家,士兵不能参加投票,而在投票人的名单内还有死人;还有些国家,如在索古时期所作的那样,实行间接选举。有些国家是这样操纵投票机器的:使得到多数选民选栗的候选人不能得胜,而使代表垄断资本的党的候选人获胜。

垄断资本使用这种假民主的手法,其目的就是要把人民置于极端的奴役之下,使劳动群众贫困化,使他们处于愚昧之中,对他们实行敲骨吸髄的、残酷的剥削,垄断资本使用这种手法,其目的就是要创造和日益加强各种手段和方式,以便镇压、破坏和打破劳动群众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反抗。

在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家、经济、文化、军队的领导,只是表面上有“民主”标记,因为事实上,是资本的野蛮铁蹄和野兽法律在那里进行统治。在那里,对富人有“民主”,对穷人没有民主。穷人必须服从这种“民主制”的法律;很自然,这种“民主制”力图在穷人中制造一种印象:他们的“人民”投票选举的“民主”,例如美国参议员的选举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制”。但是,这个资本主义大国的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不仅任何一个美国参议员——不管是“象”党的还足“驴”党的,即不管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不是来自劳动者阶层当中,而且也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个派别。他们来自垄断资产阶级上层的派别,这种派别为了控制资本主义美国的关键统治岗位,在特殊的大学受过特别的训练,这“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是资本的上层和贵族。进入最高国家机关的美国部长、参议员,同时是全国康采恩和大银行董事会的头子或成员。美国的统计资料至今从未说明过某个参议员或部长的出身,这些人不仅不可能是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且也不可能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中产阶层。在那里,整个社会的棱锥体在各个方面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难理解,在这个国家所说的是什么制度、什么“民主”、什么“自由”投票。

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可能同美国不完全一样,但在内容上、实质上和实际中,都是一样。

在英国的议会中,也有工党党员,他们是“工会”的代表。他们装成英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但实际上他们属于工人贵族,是完全为英国资本与英帝国主义效劳的。这个党——装成为反对派的“工党”,也当政,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工人阶级当政,因为在那里,当政的从来就是英国资本,工党党员是英国资本和英帝国主义的卑贱管家,是为垄断资本效劳的“政治纯技术主义阶层”。

在法国和意大利是同样的,但是在这两个国家,所谓的民主更显着。在意大利和法国的议会中还有“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也参加政府,往往组成由各种贴满“民主”标签的党联合组织的政府,但实际上,全都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主张通过议会程序、采用和平方式和联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法国修正主义者、意大利修正主义者,现在竭力挤入下届政府中去,以便为资本效劳。但是,尽管有这些区别,像在美国一样,统治这些国家的也是垄断资本,因此,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如果不分析,不深入研究和不坚决反对这种区别——这种区别给那些天真的人可以造成某种“民主”的印象——,那末它就会成为枉然的幻想,混淆人们的视听,制造可能和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关键时刻,让资本统治的寿命得以延长。

显然,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横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阿尔巴尼亚人民通过在党领导下的反对纳粹法西斯占领者和本国封建主义者的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跨过了资本主义的深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又以斗争、努力,以不倦的劳动和旺盛的革命干劲,成熟地、科学地建设了并在继续成功地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每天用党的和我们战无不胜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从政治上、思想上锻炼自己。

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为我们英雄的人民和我们光荣的党感到自豪和骄傲,他们经历了这样多的无法形容的斗争和战斗痛苦和不幸、困难和障碍,赢得了胜利,他们一刻也没有丧失信心、失去勇气,而是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体力,在对抗的阶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新阿尔巴尼亚。

你们中的很多青年——我们的孩子,将手挽手地一道去为加强共和国和我们的人民政权而投票,当我们的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你们还没有诞生。今天,不仅第一次参加投票的你们,而且还有那些未达到选举年龄的人,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奔向学校、工地、田间、工厂,建设铁路、工厂、水电站,在阿尔巴尼亚的四面八方铺设电线网,建设学校,开凿荒山。我们全国人民为你们——我国年轻的一代感到自豪,因为你们在成长,在越来越作为真正的革命者进行思考、工作和战斗,你们是祖国更加富强的保证,因为你们自己正在用劳动、汗水和知识创造这种窗强,因为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你们的大事,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正确地理解和解决青年问题,如阿尔巴尼亚人民及其光荣的劳动党所理解和解决的那样。

但是我要向你们指出一点:你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曾孙将比我们、比你们更加能干、更加有学识、更加勤劳,因为我们的党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一个坚强的革命的党,它将用钢铁般的性格和丰富的先进文化教育后代,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锤炼他们,将使他们成为不知疲倦的、勤劳的、心灵完全纯洁和慷慨的人,使他门摆脱今天还存在于我们身上的很多落后的东西,使他们永远成为革命的顽强不屈的战士,把他们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警惕性和斗争提得高高的。将继续在阿尔巴尼亚四面八方繁荣起来的美好富裕的生活,将使他们受到鞭策,感到喜悦,永远前进,而不安于人民的伟大事业必须继续进行,并使之永垂万代。这是过去的英雄和先辈给我们留下的遗嘱。我们的首项任务是高高举起这一遗嘱,手接手、心连心地把这一遗嘱传给后代。以劳动党为首的全国人民都在为此努力。


群众的革命干劲和他们自觉地动员起来,使一切预计都被超过了,不管这种预计看起来多么大胆


同志们,

四年前选举人民议会代表的时候,党和民主阵线宣布了选举纲领,其中概括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指示。那是相当繁重和紧张的任务,因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党中央委员会号召的鼓舞下,劳动群众进行了战斗,制订了一个真正符合实际的、有动员力的、革命的计划。

今天,在新的选举的前夕,在即将结束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前夕,我以党和民主阵线的名义,以你们在人民议会的代表的身份,报告已完成的工作,并且宣布,总的说来,发展经济和文化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或正在卓有成效地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业总产值和投资计划已在四年零七个月内完成,建筑安装计划已在四年零四个月内完成。我们向农业和整个经济提出的生产面包粮食这一主要任务,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四年当中已按照五年计划完成;超额完成了开垦荒地、教育事业等方面的任务。

所有这些都说明,群众的革命干劲和他们自觉地动员起来,使我们的一切预计都被超过了,不管这种预计看起来多么大胆。

借此机会,我以党中央委员会、政府和我个人的名义,对这一切历史性的胜利向我国英雄的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表示无限的感谢。我特别祝贺地拉那市和地拉那区的所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也一如既往地、毫无保留地动员起来,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光荣地提前完成了这一计划交给他们的主要任务。

毫无疑问,在完成这些任务的道路上,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障碍。困难和障碍在最细小、最简单的事情中也会遇到,更不用说像完成五年计划的斗争这样的宏伟事业了。但是困难和障碍都已被胜利克服,这是由于我们的优秀的人们有高度的革命精神,有劳动热情和干劲,有巨大的才干,这是由于一贯执行了群众路线,首先依靠了我们源源不竭的能力和力量。在这方面,下述事实也起了不小作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更深入地熟识了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要求和有关发展经济、文化的科学方法。这帮助他们更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和自己的任务,更努力地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提高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等。

因此,今后我们要更加加强工作,进一步普及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因为不可能想象,不使群众认识到实现和解决任务、问题的客观必要性和科学的途径,而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何重要任务、问题。

与此同时,必须更加提高和加强工人阶级在国家全部生活中的领导和监督作用,并把这看成是把我国革命推向前进的不可动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之一。

在经济的综合、协调、快速发展中,工业一直起了主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劳动和汗水建立起来的这个部门的生产潜力,进一步扩大和现代化了。在这个五年计划中,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在百分之十四以上,为上届议会期间增长率的两倍多,并大大超过欧洲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增长率。

在第六届议会期间,我国工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的质的变化。兴建了一些新矿,在建立现代化的化学工业和冶金工业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燃料基地得到了加强,电力生产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一点四倍。机械工业正在走上正轨,以便成为发展整个经济的有力因素。现在,我上面列举的这些部门加在一起,占整个工业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一。

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向前发展的结果是,过去沉睡的新的地下财富、新的矿产资源、石油、煤气和煤炭被发现了。其中一部分已经开始开采,并通过在本国加工处理的办法,提高了这些矿产的经济价值。其他许多矿产有待于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开采和纳入总的经济流通范围之内。

电力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原来的预计,正在加速全国电力化的速度。我们以现有的电力水平打下了这样必不可少的初步基础,它使我们今后能以更快的速度和在更广泛的战线上,在过敏经济各部门实现现代化的和生产率很高的生产。电力将日益用来减轻劳动强度,除工业外,还提高农业、建筑和运输部门的生产率,满足由于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新的需要。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生产的电力按人口平均计算大大高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然而,它们中的任何一国都没有实现全国农村电力化,我国将在最近,即不是在预定期限——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而是看来提前一年,在今年十一月实现全国农村电力化。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完成这项绝非轻而易举的任务,是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和工人阶级就是这样以行动来说明他们对我们革命农民的劳动和作用,对农民如此巨大的、不遗余力的贡献的高度评价;农民作出了、作出着并将随时准备作出贡献,以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祖国,加强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提高劳动的机械化程度方面,在实现关于自力建设工厂、车间和新作业线的创造性革命建议方面,我国机械工业起了特殊的作用。我们有才干的工人、技术员和工程师设计和制造了很多简易的、复杂的机器设备,有的是一件,有的是成批生产。进一步开展科学技术革命,就必然要不断加强和发展这一工业部门。党不仅从未把这一工业看成是进行修配或生产代换工具的基础,而且把它看成是逐步变为机器制造工业的出发点。这是这一部门的客观的和完全可以实现的远景,党正在耐心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准备。

虽然主要的力量和手段用于发展重工业了,但是党从未忽视过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建设新的工厂和改建一部分现有工厂,使日用品的产量和品种能够增加。现在已达到这样的阶段了:在一刻也不削弱增加数量的努力的情况下,应该日益努力使为人民生产的商品更结实、更朴素、更美丽、更便宜。

在最近四年里,农村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政治思想、经济和社会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胜利。边远山区的农业集体化已胜利完成。对于这些地区的农民来说,社会主义现在也成了日常生活和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经济制度。已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即这些地区的农民立即以革命的勇气推翻了旧的经济、社会和内心世界中的许多东西:同私有制和个体劳动,同个人主义的心理状态和闭关自守的作法决裂了,摈弃了很多旧的奴役人的习惯和信仰,用电灯照明了等。这一切都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这些地区的农民确实从自己身上拔掉了数世纪来折磨、压抑和压榨他们的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由于这一原因,这些地区的农民像阿尔巴尼亚全体农民一样,永远感谢党,因为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走上了宽广的和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丰裕和幸福生活的道路。

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粮食产量、开垦荒地、扩大灌溉面积、实行机械化和利用化肥方面,农业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巨大的,一九六九年生产的面包粮食比一九六五年增加十八万七千吨。最近几年内,粮食生产就是以这种稳定的高速度发展的,并由于这种速度,正在创造最终解决粮食自给问题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在农业方面,第四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个别任务不能完成。因此,在给工业提供农业原料方面,还有某种暂时的困难,如棉花,但是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措施,这种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我国农业稳步走上集约发展道路的一切物质条件已经具备,并在日益加强。与此同时,主观因素的作用现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完善组织领导工作,提高农民和其他一切农业劳动者的文化水平与农业技术水平。深入开展科学技术革命,加深专业化和协作的过程,把合作社社员的不倦劳动同运用科学知识结合起来,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农业生产就不可能按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所要求的高速度向前发展。

为了正确地衡量和估计发展经济的成就,党采用了一个基本的、不变的标准:对于满足人民现在和将来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更,社会生产做了多少,做得如何。每个城乡家庭和每个劳动者的日常生活,经济、社会、文化指数,都证明人民的生活在变化,在不断改善。

工资差别空前缩小,取消对人民的一切税收,在全国实行八年制义务教育,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青年人在全国人口中占的比重提高了,庞大的社会文化服务网几乎遍及所有村庄,这些是出色的成就的一部分,说明了人民福利在最近几年当中的提高。

为了更充分地认识这个问题,我列举一些数字。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期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三。这样的增长率是同一时期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在这个基础上,工人、职员和合作社社员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在一九六九年,向人民销售的商品量按人口平均计算,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

住房建设方面也开始有了转变。用义务劳动兴建住房的伟大革命创举几乎在每个城市开展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完全解决劳动者生活中的这个尖锐问题的时间方面,它开辟了新的前景。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所有劳动者的任务是:对于在全国范围内积累起来的优良经验,要研究、总结,以便在全国推广。

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教育、文化、艺术和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本学年内,各种学校的学生人数共达六十二万二千人。在我国,每一万个居民中有一百二十三人在接受高等教育。我国以这一指数,名列欧洲国家前茅,并在这方面把许多欧洲国家抛在后头了。党中央委员会的第八次全体会议为人民在教育方面制订了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这是一个很广泛的、长期的纲领,因此它的实施不是一年或两年的问题。重要的是抓住它的特殊环节,按照物质上的可能性所允许的次序,解决最急迫的问题,如生活中提出的问题。群众的倡议、批判精神和创造性思想,将一如既往地教导我们如何克服困难,光荣地完成党的这一对我国社会主义命运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的事业。

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统治的地方,情况完全相反。一般说来,在这些国家,劳动群众在满足物质和文化需要方面都遇到困难。有时在这个国家,有时在另一个国家,在那里发生罢工和抗议,要求提高工人工资、制止物价上涨、改进劳动条件、扩大社会保险,要求享有自由和政治权利、普及教育和使教育民主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某种改善,那也始终是劳动者被迫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而且伴随这种改善而来的经常是进一步加强对动者的剥削。


新的五年计划将更加提高祖国的声誉和威力


在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我们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要达到的全部发展的有力基础。正如全国人民都知道的,现在全国都根据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制定的总方针,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在农业部门,新的五年计划现在已成为人民广泛讨论的对象。不久,在经济和文化的其他部门也将这样做。

党的指示是:借此机会,有效地吸收广大劳动群众、全体工人阶级、合作杜农民、专家和技术员、基层人员和干部的创造性思想;考虑和利用由于干部人数及其经验的增加,由于群众的革命创举和他们不断采取的行动以及由于技术科学革命的高涨,而在政治思想和经济方面所创造的一切巨大可能性;利用各方面的先进经济单位和先进分子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社会主义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在这方面,这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建设这样的项目,特别是重工业项目,它们将从技术水平上、从工艺过程和生产规模上,把我国工业提到一个水平更高的、现代化的新阶段。铁镍冶金联合企业,综合炼油厂,将要兴建的大型铁镍、铬、磷、煤矿,伐乌代耶“毛泽东”水电站的竣工,费尔兹水电站的开工兴建以及其他很多将在下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兄弟般的国际主义援助下兴建的工程,对于使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农业国,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工人阶级、专家和技术员、所有的生产领导者,应该集中力量,首先完善劳动组织,最大限度地利用全部生产能力,以更快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改进产品质量。

在农业方面,考虑要对新的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也是相当巨大和鼓舞人心的。面包粮食将大约增加一倍,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生产将大大增加,果树将增加一倍等。目的是要使大田作物和畜牧业达到的生产率,能说明组织水平和劳动水平高,说明农业确实现代化和先进。不断提高生产率,大田作物同畜牧业的合理协调发展,是我国农业将来也应遵循的道路,以便尽快地满足人民对最重要食品的需要和工业对原料的需要,并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

国家将像至今所作的那样,继续进行巨额投资,使农活进一步机械化,增加化肥,提供高产种籽,改良土地,兴修水利等。但是农民自己方面,也应该学习那些今天就已达到预计在下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达到的许多指标的先进大队、先进经济单位的榜样,提高出勤率,及时完成农业科学所要求的全部管理工作,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创造的许多手段和合作制的优越性。

我国经济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这一切发展和巨变,将如过去一样,一定使城乡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福利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将增加人们的实际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增加就业人数。人民的生活将更加幸福、更加愉快、更加文明。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正在接受下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巨大任务。但革命者从不会被巨大任务所吓倒。他们之所以是革命者,就是因为他们执行繁重和艰巨的、但又是英雄和光荣的任务。我国人民已习惯于挺起胸来向前闯,不顾障碍和闲难,把革命热情同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将一如既往地光荣地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巨大任务;在这场光荣的战斗中,我国人民将肯定是胜利者,这场战斗将更加提高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声誉和威力。


我们的一切成就是靠党的一贯正确的、始终如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取得的


我们的这一切成就,是靠党的一贯正确的、始终如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取得的。

从阿尔巴尼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那天起,党就是明确的:能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的,只能是有觉悟的、坚决的、政治水平很高的人民,只能是这样的人民,他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的清晰角度出发,把革命所提出的全部任务看成是为社会主义的利益,为建设自己富裕的、文明的、自由的、民主的、自主的生活服务的。同时,党意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要求使劳动群众用最必需的科学知识、用人类千百年来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所积累的最好的经验武装起来。

为了使劳动群众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执行党在各方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政策,就必须使党的政策为他们所深刻理解和掌握,并贯穿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去。正是因为党这样做了,所以共产党员、我们党外的人、干部和普通劳动者,即使不懂得什么“高深的理论”,也是一贯用锐利的政治眼光来看待交给他们的任务。这一情况使他们成为执行党的路线的坚定战士,使得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获得成功。我们的任务是使群众的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决心继续保持下去,进一步加强它,使它日益变成内心的思想信念,变成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特点。

至今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任务要通过不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党、民主阵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办法来完成。应该这样来认识,党的下述方针也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学校里的全部功课和教育要贯串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学校不仅要培养能干的专家,而且要培养坚定的革命者。进行这样的政治教育不能靠突击的办法,也不能仅仅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它应该伴随和照亮劳动者生活中的每一步伐,在工作中,在家庭里,作为集体,作为个人,使群众投入到革命行动中去,运用制造社会舆论的其他一切手段。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应该消除人民中的愚昧现象和人民从旧社会继承过来的在教育和文化上的极端落后状况。党和国家知道,只有使教育和文化为群众所掌握,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科学知识,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在这里,不是从事一项纯属启蒙性的事业的问题,而是要把提高劳动者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同这一建设中当前的和远景的问题联系起来。因此,在提高工业、发展农业和其他社会经济部门的同时,党采取了重要的措施来培养干部、不断提高干部的水平;干部同工人和农民一道,同他们结合在一起,进行努力和斗争,推动我国经济、教育、文化和国家全部生活向前发展。这样,党就填满了旧社会遗留下的一个大空白点。

在努力向群众普及文化当中,我国人民许多世纪来所创造的一切健康的、进步的和民主的传统与精神财富,都受到了重视。科学地研究人民的历史,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健康原理创建阿尔巴尼亚学——这是靠许多认真的研究、重要的考古和档案资料发掘达到的——,使欧洲沙文主义的和反动的学者用缄默手法予以埋埋没的我国人民的古代丰富文化重见天日。

但是仅仅靠过去的文化遗产,不可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要求。只好通过发展人民的新文化的办法,使这种遗产得到充实和提高。结果这几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戏剧和音乐、美术和雕刻、各种文学就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创作丰富、多样化、高度的思想水平和美学水平,是我们的作家和所有有才干的艺术家的工作的特点。他们的作品是受党的思想体系所鼓舞的,是从民间创作的不竭源泉中得到营养的,对于用祖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教育青年和所有的劳动者,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根据社会主义原理对全部社会生活进行巨大的、全面的和复杂的改造,不能以自发的、松松垮垮的方式来进行,或按小资产阶级的“有什么事就干什么事”的作法来进行。党必须教导人们如何以新的方式进行工作,如何对工作进行组织和领导,以便工作取得最大的成绩。因此,为了完成劳动者已承担和将要承担的每项任务、每个计划,大量地、细致地进行组织工作的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越来越得到加强的组织工作,更好地表明和提高了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学校工作和在人民中普及知识的工作的效果。把组织工作同这些因素配合起来,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取得一切成就的决定性条件。在组织工作缺乏或不强的地方,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政治工作也不能在那里占有地位。

为了给劳动者的工作和创造思想开辟宽广的、畅行无阻的道路,就必须努力消除旧的东西在人们世界观中的烟雾:唯心主义观点,宗教迷信,家长制,落后的习俗,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狭隘的个人利益,等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障碍,因为这些东西压制我们社会中的生气勃勃的、有效的力量,特别是青年和妇女。因此,应该将它们连根拔掉,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关系到每个劳动者的内心世界,关系到他们的思想、精神状态,关系到多少世纪来形成的规范。但是党已耐心地、慎重地着手这一工作了,并且成绩是巨大的。

现在已在这方面达到的并为大家所公认的变化,是一个真正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把相当多的劳动者同旧世界捆在一起的很多无形绳索已永远断绝。在这一整个斗争中,保证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是使群众投入革命之中。以前所未见的热忱发起的革命举动和运动,动摇了旧世界最突出的残余,使像阿尔巴尼亚青年、妇女这样的有生气的、有战斗性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把这些力量挖掘出来,使他们完全投到革命中去,这是党和工人阶级的历史性任务,党和工人阶级光荣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党的领导下,这两股力量已成为新阿尔巴尼亚前进、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不断加强和锤炼我们新人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在精神上全面摆脱旧世界的残余和影响,这在将来也是党的基本的、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具有切身意义的任务。

党从来没有把建设社会主义同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任务分开。党为了使保卫祖国的问题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手里而进行了努力,并达到了这一目的。在整个这项工作中,我们是遵循伟大列宁的教导的,按照列宁的教导,每个好公民也应是好战士,每个好战士同时也应是好公民。今天,我们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这样做的。我们毫不隐讳,而公开地说——我们为此感到自豪——: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每个公民在学习运用各种武器,掌握军事艺术,熟悉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热爱它,使它变得美丽,在任何敌人面前、在任何情况下保卫它。在我国,军队和人民是血肉相连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的一个整体。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它的特点是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铁的纪律和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将永远使我们的人民军成为这样的军队,时刻加强它,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警惕性和战斗准备,这是保卫我国人民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一切胜利的可靠保证。

所以,锤炼这样的新人:他们政治上鲜明、坚定,如果党和人民的利益需要,随时准备献出最后的一滴鲜血,他们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淸除了旧世界在他们思想意识上留下的许多污点——这就是党在进行巨大斗争和工作的这些年代里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我国人民像势不可挡的雪崩那样喷涌出来的巨大革命干劲的源泉就在于此,这种干劲已成为国家全部生活的特征。

我们走过的道路是光荣的。我们积累的经验是无可估价的宝藏。我们今后也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丰富我们积累的整个经验,并把它提到日益更高的水平。


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毫不动摇地抗击着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压力


同志们,

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不仅警惕地注视着国际舞台上的事态的发展,而且以革命的方式积极进行斗争,影响这些事态。

不管资产阶级愿意不愿意,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还是做它自己的事,并且给世界事态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这不是由于它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或者有原子武器,而是由于有它为之鼓舞的、它所运用、捍卫和在全世界传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从这个观点讲,阿尔巴尼亚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资本主义世界装作把阿尔巴尼亚看作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不得不把阿尔巴尼亚计算在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采取行动、进行斗争的思想体系和指南。

当赫鲁晓夫集团在苏联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为其他某些国家和某些假共产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集团在这条道路上所追随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然而是昙花一现的成功。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不动摇地抗击着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压力。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使我们屈服。但是,他们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这个伟大的事实和我们党的坚定斗争,不能不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不能不对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及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被奴役的小国人民产生影响。

当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看到他们无法征服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时候,他们改变了策略,而不是改变了目的。他们开始向我们微笑,声称愿意同我们国家保持外交关系,扩大贸易,并且“发誓”说,他们对我国不怀任何恶意。一些时候以来,他们叫嚷阿尔巴尼亚吹着什么自由化的风,他们对我国的每一个正常的外交行动进行这样的宣传,似乎我们正在作政策上的转变。他们把自己对我们的策略改变,看作是我们对他们的策略改变。

如果说,我们昨天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成者瑞士建立了外交关系,明天我们还准备同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建立这种关系,那末,这并不是我们在政策上作了任何改变。早在阿尔巴尼亚获得解放和我国人民取得政权时,我国政府就有这种愿望。其他国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它们处于压力之下,或者被缚在那些企图通过内外的阴谋来夺取我国人民手中的政权、把资产阶级集团重新扶上台的大国战车上。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达到这种目的,而且生活业已证明,任何大国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大家本来就应该正确地对待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永远尊重它的任何人都不可侵犯的完全权利。阿尔巴尼亚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在自己正确的国内外政策的原则上作出让步。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事实上都没有抱任何幻想,但如果它们抱有幻想的话,那末,我们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我们光荣的劳动党一定会使它们在这方面灰心丧气的。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说:我们愿意甚至同那些与我们制度相反的国家建立正常的良好关系,但条件是它们尊重我们袓国的由和独立,尊重我们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我国人民革命的全部胜利。

至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一贯抱着敌视态度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它们得到了并将随时得到我们的应有的回答。它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阿尔巴尼亚欠下了许多债,这些债是不能用空话和蛊惑人心的手法来了事的。这些国家内必将发生的革命将使它们受到惩罚,因为它们过去和现在,不仅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都犯下了罪行。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及其劳动党正是为着使这一革命取得胜利而进行斗争的,正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在代表着巨大力量的世界人民中间得到极大的同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必须重视这一力量。

我们明白,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轴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革命学说。如果说,在欧洲,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个很小的独立主权国家同这个钢铁般的轴心连接在一起,那末在亚洲,伟大的中国紧抱着这个轴心——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拥有广阔的领土、七亿至八亿人口、先进的工业和农业,拥有一支甚至掌握着原子武器的钢铁般的人民军队。但事情并不以此为完。还有战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上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还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些政党正满怀勇气和牺牲精神,为反对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政党而斗争。在世界上还有千百万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他们正在为获得自由、面包、土地、工厂和人类尊严而战斗。那末这就要问:是谁在让步,是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让步。对于我们来说,对于革命来说,形势在有利地发展。你们清除地记得我们曾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情况。但是,尽管如此,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当时始终没有屈服,今天更不会屈服了。现在,共产主义的敌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一一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都已削弱,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为了喘一口气和加强自己,以便发动新的战争,他们不得不作某些让步。这一点是不应忘记的。他们所进行的掠夺性的非正义斗争,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同他们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

欧洲人民历史上曾经有过被称之为野蛮人入侵的一系列占领。这些入侵,如匈奴人等的入侵,当时破坏了一些国家和帝国,损害了人类直到当时已获得的文明。这种文明不得不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才恢复和振兴起来。现在,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仍然企图占领一些国家和大陆,压迫各国人民,破坏他们的文化,散布蜕化变质现象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等等。他们用美元,贿赂和武器来搞这些勾当。但也并非不利用形形色色的所谓“旅行者”和“参观者”的大军。

苏联修正主义者及其同伙把苏联和他们统治的其他国家变成了向外国资本、资本主义的糜烂生活、间谍和腐化分子敞开大门的店铺,他们的背叛行为使各国的资本主义反动资产阶级进行旅行的胃口越来越大;在修正主义国家里,旅行者之多,如同过去的野蛮人入侵一样。外币竟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标志,他们渴望外币,他们对旅行收入寄以巨大的希望,以便支撑他们动荡不定的预算,他们尽管出卖祖国,玷污人民的尊严,却又装作时增,装作文明,装作支持民主和民主自由主义。他们在靑年中散布蜕化变质的事情,怂恿这帮乌七八糟的旅行者带来的投机倒把和犯罪行为,向这些乌七八糟的旅行者自由地开放整个边境,甚至使他们能干预家庭的私事。

一个国家如果尊重自己和自己的人民,为进步而斗争,不容许祖国的自由、独立和主权受到威胁,希望保持和发扬人的崇高纯洁品德,它就绝不会遵循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腐化堕落道路和做法,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就是这样做的。

敌人称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是对外国人关门的国家。这里有真实的部分,但也有诬蔑。是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向敌人、间谍、走江湖的旅客和其他流氓关门,但是对于我们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对革命者和进步民主人士,对正直的旅行者,不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只要他们愿意在我国幽美的自然风光中,在我国英勇、慷慨和勤劳的人民中间度假,而不企图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不进行破坏活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对他们是开门的。每年都有许多这样的人到我国来,他们满意地回到自己国家,并怀着同情的心情谈论阿尔巴尼亚的实际情况。我们尊重到我国来的法国民主进步记者和其他的人,他们到各地参观,然后在他们世界观所允许的范围内,友好地、如实地进行报道。我们尊重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的科学工作者,尊重意大利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他们政治上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他们在接触了我们的实际情况之后,友好地、诚恳地报道了我国的实际情况。

有一天,大家告诉我,有两个我们买了他们几台机器的外国工业家在前不久来到我国。他们访问了几个城市,在回国之前,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同志说:“外国反动报纸正在对贵国大肆诽谤,而我们觉得贵国是一个美丽的、先进的国家,同人们对我们说的完全不同。但我们还要告诉你们,我们到这里来,是想亲眼证实三件事。所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我们留心地在地拉那、都拉斯和爱尔巴桑的街上散步。第一、外国写文章说,在阿尔巴尼业有中国军队。我们竭力想看到,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中国士兵。第二、我们千方百计地想在街上或酒馆看到一个喝醉酒的人,我们一个也没有能找到。第三、外国有人说你们在挨饿。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所到之处,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竭力想找到一个要钱的乞丐,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乞丐。请相信,我们向你们说的这一切,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永远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场所。美元或卢布不会使它丧魂落魄,不会使它晕头转向和失去理智。它在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指出的光辉道路上健康地成长和发展。由于它遵循这条正确的、光荣的和充满尊严的道路,它在全世界有无数真诚的朋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不但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有忠实的同志,而且还有热爱和尊敬自己的朋友,这是由于自己勇敢、成熟,用自己的劳动赢得了人们的钦佩,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正确而有文明的勇气。

赫鲁晓夫之流的背叛对共产主义来说,是一件大坏事,是威胁人类和世界的新的危险。所有的人都不曾觉悟到和认识到这一点,甚至有些人还没有很好地认识这种危险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有功绩的,它认识到了这种危险,并且不顾一切牺牲,对这一危险进行无情的和毫不妥协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对这一危险进行了这样的坚决的斗争。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在由于赫鲁晓夫之流的背叛所造成的政治思想混乱中,有的人说我们劳动党的抵抗是正确的、有原则性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们的抵抗是冒险主义的、唐·吉诃德式的行动。还有一些人则骂我们卖身投靠帝国主义者。但是,除了那些赞成并保卫我们沿着我们正确和充满牺牲的道路上前进的朋友和同志之外,反对我们的、敌视我们的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同盟自己也知道我们没有出卖灵魂。某些帝国主义者低估了我们的力量,以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存在几个星期,因为他们引用他们圣经上的话说:“大卫同歌利亚斗”,而开始叫从背叛中捞到了好处的苏联修正主义者,则以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一受到他们的巨大压力,就会向他们屈服。

历史事实证明,正是他们在钢铁般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国家面前被粉碎了和正在被粉碎,因而他们要求停止论战,要求恢复贸易关系和重新保持外交关系,等等。没有能咬住我们手的苏联修正主义叛徒,现在想同我们亲吻,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共产党人的拳头是捏得紧紧的,这个拳头打击了苏联修正主义叛徒们,并将给这些人以日益有力的打击。

他们完全知道,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是他们的死敌,是团结一致的和不可战胜的。在我们这里,无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的武力威胁和侵略威胁,还是他们举着橄榄枝进行的蛊惑人心的宣传,都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们的法西斯军事冒险吓不倒我们,我们已充分作好准备,以便成功地对付他们,恭维、蛊惑人心的宣传、转移观线的手法、贷款,这一套我们是不吃的,用这些手段是欺骗不了我们的。不论从内部或外部,他们都不可能攻克我们的堡垒。我们只有进行斗争,我们将同他们斗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得彻底胜利为止。

同志们,你们记得我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光荣斗争的各个阶段。今天,各种事实和历史的进程验证了我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性,验证了我党正确的预见和始终如一的决议的正确性。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扑灭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之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之间的论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刻也没有同意过修正主义者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手法,因为这种手法的目的不仅是要掩盖叛徒们的背叛行径,而且还会支持和帮助叛徒们进行策略性和战略性的活动。修正主义者企图通过“停止论战”使共产党人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合法化,迫使共产党人接受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并把这种倾向看成是“新财富”,是当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的财富(!)。

不言而喻,我党的原则性的和坚定的斗争,使现代修正主义者遭到了巨大的损失,没有让他们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他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的一切活动都步步遭到了无情的揭露。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伟大胜利。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革命共产党人的激烈论战和斗争,不仅剥掉了这种伪装,而且没有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入历史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他们的霸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发生了分裂,这一进程正在顺利地进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又一伟大胜利。

在这场意识形态的伟大斗争中被击溃了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和正在加紧控制世界修正主义集团。但是,多中心论,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之间、在他们控制的修正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正在严重地损害苏联沙文主义新资产阶级所作的这种绝望的努力。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正在相互争吵,他们同苏联修正主义者有矛盾,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党的领导集团越来越与本国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各种派别和政治思潮同流合污,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个胜利,因为用假面具掩盖着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在被揭露、被击败。

某些执政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竭力把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外国的分裂派重新组织起来,给他们恢复名誉,给他们披上像他们自己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这是枉费心机的。这些破产了的伎俩永远软骗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历史注定帝国主义要灭亡,但是它的灭亡应该加快


历史注定资本主义的最髙阶段——帝国主义要灭亡,但是它的灭亡应该加快。目前,在国际舞台上,进步的革命力量同倒退的反革命势力正在进行较量,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反动的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劳动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正在进行较量。参加较量的这些力量不是用墙壁分隔开的,政治和思想上的淸醒程度并不是到处一样。正在走向高潮的革命,其倾向和强度也不是到处一样。在这里起作用的自然有多种因素,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在斗争。但是斗争、努力和牺牲会消除坏的方面,增强积极的方面。政治、思想、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按照进行较量的那些力量的实际条件而起着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在这一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任务是:使人民群众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清醒头脑,向他们指出谁是敌人,敌人在什么地方,敌人是怎样进行隐蔽和织织的,敌人是怎样利用我们的,应该如何对敌人和敌人的同盟者进行无情斗争,我们应该怎样组织起来反对敌人,应该如何用一切手段打击敌人。

美帝国主义是各国人民的主要的和最凶恶的敌人。不应当把这看成和说成是一个口号,因此,在世界各地,必须组织各国人民对这条毒龙进行激烈的斗争。不过,美帝国主义并不是各国人民的唯一敌人。它得到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同伙的支持,它的这些同伙互相配合进行国际活动,施加种种压力,或者进行民族压迫,以便维护对那些被它们剥削的各国人民的统治,它们同美帝国主义结成了政治的、思想的和军事的同盟,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分歧和矛盾。你说:我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另一方面,你又不进行斗争和努力,以削弱呆在你自己家里的美帝国主义的同伙和盟友,你也不同时激烈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末,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成了一个口号。美帝国主义企图统治世界,它吮吸别国人民的鲜血和财富,在它的资本主义同伙的地位岌岌可危的地方,建立军事基地,手持武器进行干涉。所以,它进行武装干涉并不只是为了救朗诺的命,而首先是为了保护它自己的政治、经济、战略和军事利益。

但是,再谈谈另一个敌人,这个敌人的危险性、凶恶性和狡猾性,并不小于美帝国主义者,这就是以苏联修正主义者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

揭露并同这些敌人进行斗争,就是为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作出最大的贡献。同样,应该再次说明和强调指出,这样做,也就是为苏联人民和苏联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者——我们是不把他们同修正主义者混为一谈的——作出最大的国际主义贡献。

赫鲁晓夫集团不惜一切代价,要同所有的人讲和乎,并歇斯底里地叫嚷:“要忘掉使我们分裂的东西”,“要看到使我们团结的东西”: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和平共处”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现在,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正在竭力共同在人们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说什么谁超出他们的口号范围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那就是战争贩子,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是过时的政客。因此,某个外国的“聪明人”可能问:“你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所接受的和平共处用在何处,怎样理解,你们是怎样实行的?”向所有人解释这一点,这是我们的责任。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有两种共处,即:列宁主义的共处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和平共处,我们坚持前者,反对后者。我们根据我们党一贯执行的列宁主义共处,支持革命,并为它而积极斗争。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目的在于保卫我们的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进行掠夺和压迫的战争,但是我们支持正义战争,积极地援助各国人民反对肉体上、政治上、经济上等等方面的奴役。我们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对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我们支持世界革命,并积极地为它而斗争。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支持一切进步运动,我们希望同那些与我国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良好的正确的关系,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但条件是这些关系必须依据双方都能接受的准则,互不进行干涉,不施加政治压力,不进行讹诈和威胁。我们既不反对世界上公正的真正的和平,也不反对完全的和普遍的真正裁军。

这就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执行的列宁主义共处。你喜欢,那很好:你不喜欢,那对我们也无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能够判断和估计国际形势的严重性,完全能够分清朋友和敌人,他们永远不会使自己的祖国陷入到由一些想要玩弄其王牌的潦倒的政客们所歪曲、所预谋或所鼓吹的阴谋中去。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公然违背列宁主义的。这种和平共处符合和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们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整个方针。对修正主义者来说,和平共处事实上意味着在思想上同革命的敌人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解,这种和解是经过赫鲁晓夫小丑的几次波折和表演实现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同美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资产阶级能实现这种和解,就是因为:苏联布尔什维克党遭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遭到破坏,卫国战争和斯大林受到诽谤,共青团变质,工业和农村社会主义受到破坏,国内恐怖加强,当权的反革命得到恢复和加强。苏联所取得的所有这些“共产主义成就”如此之大,以至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开花结果了:美帝国主义从过去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和革命的敌人,变成了苏联的最好的盟友和伙伴。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流入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换句话说,就是资本家出钱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众所周知,铁托集团、苏联修正主义者和华沙条约所有参加者现在都在执行托洛茨基—布哈林关于使美国资本主义、波恩复仇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现代修正主义,作为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思潮,由于已在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篡夺政权,所以在那里使社会主义社会变成资产阶级社会,并给世界资本主义提供了这伴的明显证据:这种演变是真实的,同现代修正主义是能进行谈判的,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革命的共同利益,它们是能进行协商,是能作出联合决议的。这需要各种形式和伪装手段,因此他们过去和现在竭力用列宁的名字来掩盖一切。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认为,在苏联实行的资本主义改革是“列宁主义”的,“全民党”是“列宁主义”的,过去他们说斯大林是一个“罪犯”这样的话也是“列宁主义”的。把苏联拍卖和把苏联的资源出卖给资本家是“列宁主义”的;进攻和占领如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主义”的;甚至在战后二十六年的今天,用苏联军队占领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列宁主义”的;进攻中国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是“列宁主义”的,正如苏联修正主义者同美国结成的联盟、同波恩复仇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签订的协定统统是“列宁主义”的是一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迄今为止的最大叛徒


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迄今为止的最大叛徒,因为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他们就利用苏联、利用苏联各族人民以英雄主义而使苏联取得的崇高威望、利用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反对革命,反对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他们把苏联由一个革命基地变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支柱。囚此,支持这些叛徒,就是对革命和各国人民的背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遗余力所揭露的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是一个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政纲,这个政纲的目的是要破坏社会主义,帮助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支持和帮助已陷入严重危机中的世界资本主义。总之,它的目的是要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

美帝国主义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和世界资本生义不喜欢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并为之而斗争的和平。他们是和平的敌人。他们所理解的和平,就是由他们来统治世界和各国人民。为了实行统治、发财致富和扩大统治、掠夺的范围,就必须镇压人民的反抗,就要同其他一些具有同样企图的国家发生冲突和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都是靠这种政策生存的,所以在任何时候,不论在“相对和平”时期,还是在各帝国主义者发动“局部冲突”的时候,它们都准备进行区域性的、局部的或世界战争。它们在进行这种准备时,要人民保持平静、驯服,赞同和欢迎它们的行动。那些反对它们的险恶目的的人,都被它们说成是战争贩子、反对和平、反对缓和紧张局势。如果这些人为了本国的自由和独立拿起武器反抗它们时,那么飞机、巡洋舰、坦克就蜂拥而来镇压“造反者”。所有这些野蛮行径都是在“和平”、“和平共处”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文明”的名义下进行的。

世界上的战争都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发动的,它们正在准备战争,如果革命不使它们丧失这种可能性,将来它们还要发动战争。它们用各种方法、用蛊惑人心的宣传来掩饰这些行径和掠夺性战争。它们在各个地方,在皮鞭和炸弹的旁边,建立起广泛的宣传网,建立形形色色的假民主、假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党,以便软骗和蒙蔽舆论,破坏各国人民在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和革命中的团结。因此,谁要为革命事业和人民的事业进行斗争,他就不能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这种方针和它们的阴谋诡计袖手旁观。对这一切坏事和这种方针的欺骗性作出反应并进行斗争,就是为人民事业服务。

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领导人民和政府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向这种方针及其主要执行者——美帝国主义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进行了公开的宣战。阿尔巴尼亚,经受过他们造成的巨大的痛苦和灾难。阿尔巴尼亚人民同这些国家的人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朋友。阿尔巴尼亚之所以没有被从欧洲消灭掉,这归功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勇斗争。这一点对所有外国人都应淸楚。内因是决定性的,没有内因就没有自由的阿尔巴尼亚;外因,即苏联英雄的军队则是第二位的。这个问题今天是这样,明天仍然是这样。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现在和将来都自由地、独立自主地生活,因为它是坚强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是明确的和坚定的,这就是要保卫它的合法利益,有利于各国人民的自由,有利于革命。这一政策得到了进步和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只有我们的敌人才憎恨和反对它,而它却受到了有理智的人们的尊重,尽管这些人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这是事实,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事实。

我们一向是言行一致的,我们不隐瞒自己的思想,而是公开讲出来,我们不懂得资产阶级的规矩,我们也不会把资产阶级的规矩用于同我们建立了关系的那些资产阶级国家。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正确相待,并且要求其他国家也这样对待我国。我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向任何人伸手乞求施舍。我们不是修正主义者。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公民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不会为了乞求破烂衣裳而出卖祖国和用鲜血换来的自由。有利的生意,我们正在做,并将越做越好,我们还可以同那些愿意并正确对待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扩大贸易关系。

苏联修正主义者会像他们每天所说的那样这样说:“你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做买卖,而不同我们做买卖,这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他们说:“你们是叛徒,你们是最恶劣的资本家。即使从国家关系来看,要是同你们做买卖,请不要忘记你们欠下阿尔巴尼亚一大笔债:政治债、意识形态债、经济债,即便你们全部地公开地偿还了这些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也还要考虑是否值得同你们交换某些商品。我们这种态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揭露你们,革命和共产主义就会胜利。你们要求我们为你们打开一个小窗口,好让你们作为勾销大叛卖罪责的资本,但是你们应该清楚,即使在你们临死躺在床上,我们也连一滴水都不会给你们。

我们对待你们的立场是郑重的、正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我们党的文献证实了这一点,证实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耐心和你们的法西斯残暴,证实了我们政治上的成熟和你们的冒险主义。你们攻击我们,我们就猛烈反击你们;你们以为能够消灭我们,我们粉碎了你们的计划,揭露了你们,全世界都已看清了你们的真面目。”


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


同志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二十五年了。但是,除若干国家外,其他所有所谓自由、独立、主权的欧洲国家仍然被外国军队,即苏联和美国的军队占领着。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停地谈论各国人民的和平与自由,谈论民主和国家主权,谈论全面和普遍裁军,谈论限制原子武器,而实际上,它们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吻合的,它们彼此打得火热,签订了一系列条约,瓜分势力范围,在世界各地,到处可以看见它们的勾结。这两个大国的军队使欧洲保持占领状态,它们的一方打着“保卫自由世界”的旗号,另一方打着“保卫社会主义世界”的虚伪旗号,使军队武装到牙齿,并且还在继续加以武装。这两个大国储存和改进大量的原子武器,千方百计要保持对这些武器的垄断。法国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原子力量,因而扰乱了它们的安宁,打破了它们在欧洲的霸权计划,很自然,对他们来说,法国是“造反”了。而特别是毛泽东的光荣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掌握了原子弹,使美帝国主义者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者坐卧不安,以致于他们甚至把我们电台的天线也看成火箭。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它的发言权,它一贯是这样说和这样做的。它将永远这样做。它相信各国人民的公正和支持。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控制的侵略联盟,这个条约的目的是反共和把参加这个条约的所有国家置于美帝国主义的魔爪和霸权之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侵略势力使欧洲人民喘不过气来,迫使他们接受美国的霸权政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所谓“内外独立政策”,是美国霸权的自由和独立的政策,同样,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内外政策是克里姆林宫霸权的自由和独立的政策。

由于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背叛,华沙条约已成为奴役华沙条约各国人民的工具。这个条约是个侵略条约,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阿尔巴尼亚进行侵略威胁,都证实了这一点。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退出了这个条约,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把我们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资本主义国家为此感到高兴,指望我们向它们靠拢。但是,他们两方都大失所望。我们走的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为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我们不是那些同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在一起的人。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除揭露了莫斯科的修正主义者以外,还揭露了莫斯科修正主义者在他们卫星国执政的代理人的活动。当我们揭露诺沃提尼集团和不久后的杜布切克集团时,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却同他们亲吻。我们知道这些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下场。必须指出,苏联修正主义者为了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辩解,甚至还说杜布切克集团同波恩的德国复仇主义政府勾结。现在,被说成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却生活在占领者的铁蹄之下,生活在占领者和本国的吉斯林分子的恐怖之下,而克里姆林宫集团却同波恩复仇主义者签订了友好条约。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说什么欧洲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但华沙条约的军队每个月都进行军事演习,甚至比每个月的星期日还多。他们说,这是为了准备对付敌人,但昨大还是阴谋者的德国复仇主义者,今天却变成了“好人”!莫斯科—波恩条约已签订,并得到大肆宣传,好像欧洲的和平已得到保证,好像是德国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确保了欧洲国家的边界。关于这一条约,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却要大家都应当接受和欢迎。然而,在欧洲,有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它不仅不接受、不欢迎这个条约,相反,它公开地谴责了这个条约,它谴责这个条约并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因为它有正当的理由。我们认为,在欧洲还有其他的国家不应当同意这个条约,但现在只能听到阿尔巴尼亚反对所有那些同意这个条约的人的声音。

我们为什么反对这个条约呢?

战后的德国是一个曾经给人类造成巨大痛苦的战败国。它本应同所有与它进行了交战并战胜了它的国家签订和约。这个条约的条款,本应当是使德国复仇主义者不能再把世界推入新的灾难。苏联签订莫斯科—波恩条约,是向帝国主义大国投降,是向德国复仇主义投降,践踏了曾经流过鲜血的各国人民的合法权利。这一情况也表明,修正主义的苏联是一个维护自己沙文帝国主义大国的利益、损害其他各国人民利益的国家。

同德国签订和约本应公开地在国际上肯定两个德国的存在。莫斯科—波恩条约却回避了这一点,践踏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接受了柏林现状,甚至于以后有可能为德国复仇主义的需要作出新的让步,按照克里姆林宫和波恩的共同意愿,宰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当波恩德国的盟国、各资本主义国家还根本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甚至坚持不叫它的名称,而把它称作“潘考夫政府”时,苏联修正主义竞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看作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伙伴,大大提高了它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威信。

莫斯科—波恩条约把波兰看成是不配参加条约的一个伙伴,奥德—尼斯边界问题要通过间接的途径或幕后活动来解决,这无疑为使波兰继续屈从于苏联修正主义的讹诈留了一条后路。这当然是同波恩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界的愿望有关。

莫斯科—波恩条约的缔结使苏联修正主义者能够得到波恩的大笔贷款,而追随莫斯科霸权的卫星国只能得到一星半点的油水。为此,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还驻在其他修正主义国家里,以便限制走狗们的欲望。

对这个慕尼黑条约一声不吭,这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现集团是苏联人的驯服的傀儡。

那种关于莫斯科—波恩条约是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一个因素的叫嚷,是一种欺骗,因为,在欧洲,正是这一臭名昭著的条约将加深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一条约的三个主要受益者美国、苏联修正主义者、波恩复仇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此外,这个条约显然企图在欧洲建立一种安稳的局面,以便使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腾出手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即扑灭越南的解放斗争,扑灭印度支那人民、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准备发动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

莫斯科—波恩条约签字的墨迹未干,叛徒勃列日涅夫就急急忙忙跑到哈萨克斯坦、塔吉克和吉尔吉斯去,而格列奇科元帅则跑到蒙古去,这些都是同中国接壤的边界地区,都驻扎了大批苏联军队。任何宣传借口都掩饰不了这些活动的反华性质。

由于这些原因和其他许多原因,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怎么能认为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缔结的这样一个条约是正当的呢?一个是战败的、未受惩罚和不受一项和约约束的帝国主义—法西斯大国,另一个是正在对阿尔巴尼亚的自由和独立施展阴谋和进行威胁的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大国。即使从欧洲观点来看,这项条约也是在两个企图在欧洲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签订的。苏联修正主义的和德国复仇主义的这种霸权,尽管目前它得到美国的认可和英国、特别是法国的“苦笑”,但是,在新的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其目的就是要颠覆别国。波恩德国是很高兴的,它是美国在北大西洋集团中的头等伙伴,而在共同市场内则是第一个经济强国,而现在,它又成了苏联的伙伴。魏玛以维利·勃兰特开始,以希特勒上台而告终。欧洲和世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这种新的两极分化,是要力图扼杀法国。他们竭力通过世界范围的另一个侵略行动——“欧洲安全”使这种行动获得成功,而这种“欧洲安全”只不过是要把欧洲国家置于美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和德国复仇主义者的控制之下。这是一个白利安—凯洛格式的新公约,我们知道那是谁炮制的公约,也知道它的结局如何。

只有政治上幼稚才看不到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的目的,如果不反对这些阴谋,那就是无视或背叛人民的事业,而如果看到这些阴谋,但希望这种情况自行改变,那就是近视眼。对希特勒分子上台得情景,人们还记忆犹新。在欧洲放火的既不是阿尔巴尼亚,也不是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而是希特勒的德国。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反对所谓的“欧洲安全”,因为它认为,这是各个帝国主义大国和所有那些在欧洲其他国家掌权的、盲目追随这种邪恶行径的资本主义集团对欧洲的奴役,对欧洲人民的自由、民主和独立的压制。

有些人说:“你们阿尔巴尼亚人发疯了,你们竞反对所有的人”。这话不对。我们没有发疯。正相反,我们是同所有的人一起反对少数人。我们是多数,我们的敌人才是少数,我们一定战胜他们。

事实是,所有这些帝国主义的协议都是这些少数的人策划的,但是这些协议是在各个集团感到非常不安的情况下疯狂地策划的。欧洲人民在行动,工人在有力地行动,青年在行动,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这就是我们永远不可摧毁的力量的所在,它将把敌人及其协议烧成灰烬。

在美国和苏修这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庇护之下极力实现旨在控制欧洲的所谓“欧洲安全”,主要是要使这两个侵略成性的大国能为所欲为地统治世界。

只要世界上一切遭受美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和残酷剥削的人民起来进行解放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美帝国主义无法活下去,那末,嗜血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的寿命就不会很长了。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是建立在对各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进行掠夺的基础之上的。为了有效地维持这种掠夺,它拥有不断扩大的庞大原子武器库,在世界各地建有军事基地,在美元、阴谋诡计和破坏都帮不了它的忙的地方,它就用武装部队进行干涉。

然而,世界事态发展的历史潮流证明,美帝国主义已根本动摇了,它的威慑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在美国帝国内部和它拼凑的各个侵略同盟内部,都经历着严重危机,矛盾重重,这些矛盾不但无法解决,而且正在不断增加和加深。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经历着的这一整个严重危机,是世界革命浪潮高涨的结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各大洲人民民族解放斗争浪潮高涨的结果。经济危机,同各国人民打仗而遭到的军事失败,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大罢工,对自由国家的军事占领,为镇压那些采取攻势的黑人、大学生等而到处实行的法西斯恐怖,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说明了革命斗争的高涨和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衰弱。这些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已被各国人民卡住脖子,因此,他们为了在深渊面前止步,避免滑入深渊,便大肆叫嚷“和平”、“维持现状”,叫嚷“和平共处”的胜利、“和平”解决冲突、苏美控制的说废话的“联合国的巨大作用”、雅林之流的“和平”作用,等等。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一起,扮演着镇压人民起义的主要角色。在一切勾当中,苏联修正主义者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伙伴。和美国友好、同美国搞秘密外交,这是苏修所依靠的基础,是苏修的政策方针。对秘密外交,双方都感兴趣,特别是苏联人感兴趣,以免被人们揭露。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公开场合发出的“反帝”言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现在谁也不会相信,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因他们的“反帝言论生气。他们干自己的事,因为莫斯科修正主义者的政策对它们是一个帮助,他们保持和扩大着他们之间的秘密外交。

苏联修正主义者侵略和压迫自由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和经济市场,以便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来扩大他们的帝国,利用别国的天真幼稚和困难。他们阻止革命浪潮的发展,扼杀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美国人勾搭,向美国人出卖为争取自由、独立和社会进步而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事业,竭力同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一道用武力包围和进攻社会主义中国。而这一切都是以“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名义”干出来的。

但是,这一切背叛行径必将被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所粉碎。光荣的和革命的阿拉伯人民终究不会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假友谊所欺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利用阿拉伯人民的暂时困难占领他们的港口、领海,扑灭他们争取解放、为反对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这两个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利益所在,是在近东深深地扎下根子,在这个地区的国家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基地,压迫这些国家的人民,欺骗这些国家的人民,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丧失信心、腐蚀他们,进而从这些基地出发,大举占领非洲、亚洲和其他国家,对各大洲发起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战争。

阿尔巴尼亚人民热爱阿拉伯各国人民,因为他们无论在顺利的时刻还是在困难的关头,都是阿拉伯人民的兄弟和朋友。在进行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的这些时候,我们时时刻刻站在他们一边,我们支持了、并将用一切手段支持他们。我们坚信,他们为之奋斗的正义事业必胜,但是,要最迅速地取得对于共同敌人的胜利,就要求阿拉伯各国人民在武装斗争中结成钢铁般的团结。犹太复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竭力分裂阿拉伯各国人民,解除他们的武装,强加给他们一个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敌人的和平。在苏联的控制下所提供的武器并不是为了使用于阿拉伯的神圣事业,这些武器正是用来欺骗他们的,是用来束缚他们手脚和把他们像羊一样拖往屠宰场。臭名昭著的“罗杰斯”计划,说得更确切一点,可以叫做“罗杰斯—葛罗米柯”计划。可以肯定,阿拉伯兄弟决不会掉进这个计划的可怕的陷阱。苏美军队可能狡诈地进驻苏伊士运河的两岸,那就用苏联提供的废铜烂铁来打击他们。阿拉伯人民英勇地从运河赶走了一个帝国主义者,这不是为了现在让另外两个帝国主义者来进行占领。

达扬的叫嚣同苏修的秘密阴谋一拍即合,但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兄弟的英勇的枪,是将粉碎敌人的这个大阴谋的最自豪的回答。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支持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正义斗争,当前,巴勒斯坦游击队站在阿拉伯各国人民必须在各地进行的多方面的整个斗争的前列。阿拉伯兄弟一定会高举反对帝国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解放斗争大旗,一定会粉碎苏修的阴谋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策划的种种挑衅,这些人对巴勒所坦人民和阿拉伯其他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不怀好意的。

多年来,美帝在越南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因为越南人民英勇地、毫不动摇地和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美国目前在越南面临着一场灾难,一场政治的、军事的、战略的灾难。多年来,苏联修正主义者竭力帮助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扑灭这场斗争,策划妥协性的和平,他们在私下鼓吹两个越南,正如他们明目张胆地同意两个中国,通过承认朗诺卖国政府同意两个柬埔寨一样,等等。但是苏修的阴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越南人民在英勇地斗争,他们将把美帝国主义者抛入大海。他们知道,在他们反对美帝及其西贡傀儡的生死斗争中,人民中国是他们解放斗争的辽阔的、强大的后方。阿尔巴尼亚人民过去是、将来始终是全心全意地站在英勇的越南人民一边,站在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和反对西贡傀儡的伟大斗争一边。从地理上讲,我们同兄弟的越南人民相距很远,但是我们的心在一起跳动,我们是患难与共、同甘共苦的。越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无疑的,美国这个敌人必将同他们的傀儡一起,从越南南方、柬埔寨和整个印度支那被赶进大海去。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都说,毛泽东的伟大、光荣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正在进行革命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明灯,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钢铁般的支柱,是正在为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伟大的、真诚的、不可战胜的支持者,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世界上所有进步人民,都把伟大的中国看作自己的朋友;这个朋友公开地、真诚地,千方百计地、勇敢地和毫不利己地对他们进行帮助,这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那样,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已获得胜利的这个伟大的国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中国军事基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人民和任何一个国家会说他们受到了中国的占领。要求和接受过社会主义中国的贷款援助的,或者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所有人民和国家——他们是为数不少的——,没有一个不赞扬和感谢中国的,他们赞扬和感谢它慷慨、它和它的人员对人堪称典范,在来往关系中公正谦虚,提供援助快、纯正,没有任何政治私心。中国运往友好国家和盟邦人民的一切商品都是高质量的,这就证明它从政治上深刻地理解了对朋友的援助,同时也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方面已掌握了高超的技术。

但是,中国给世界各国人民首先在政治和思想方面提供的援助是巨大的,因为光荣的毛泽东思想哺育着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七至八亿的伟大人民,中国的政策也是正确的、光荣的政策,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和革命,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自由和独立。因此,各国共产党、革命者、全世界人民和进步国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无论是在明朗的日子里还是在暴风雨的日子里,都是把中国和毛泽东当作同志、朋友、兄弟和强大的援助者、支持者。

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的参加,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部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社会主义中国及其同志和朋友的前进。那些企图阻挡这种前进的人必将极粉碎,首先被这一巨大的力量粉碎的,将是美帝国主义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和世界反动资产阶级。因此,这个反革命的联合,各国人民的这伙死敌,在阴谋反对中国,在欧洲建立新的同盟,以便把他们的军队调往中国边境,他们在亚洲竭力复活和建立反对中国的新的侵略同盟,他们向西伯利亚投资,甚至把西伯利亚出卖给法西斯日本,以便重演对中国的残杀。但是这些丧心病狂的准备活动导致和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只能导致中国的敌人、各国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和革命的敌人的可耻失败。

中国——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伟大和亲密的盟友,正在日益增强和受到锤炼,就像我们的伟大友谊在受到锤炼一样。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两个兄弟友好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它们分开。谁侵犯阿尔巴尼亚,就是侵犯中国;谁侵犯中国,就是侵犯阿尔巴尼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和共同反对同一敌人的共同斗争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在我们两个国家里,正在以迅速的步伐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遗余力地在一切方面互相帮助,中国和毛泽东本人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无保留的巨大的国际主义援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事态发展就是这样,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党、政府和人民对此很清楚,每天都在进行分析和作出结论,而且党、人民和政府是完全一致地行动的。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此,对世界事态发展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的力量、我国作出和如此成功执行的决议的力量就在于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正确、大胆和有原则性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能为我国人民所理解、捍卫和执行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外国同志和朋友热爱和尊敬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敌人痛恨和反对我们的原因,但是我们不怕敌人。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祖国目前的形势大好,未来是有保证的。为此,我们党和我们卓越的人民正在孜孜不倦地日夜工作。在我们面前展现着的一片光明前景,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鼓舞着我们为更加伟大、更加豪迈的事业而奋斗,使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更加强大、更加美丽,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通过九月二十日的新的选举,通过大家参加投票,通过大家选举民主阵线的候选人,我国人民将表明自己固有的高度政治成熟性,将再次显示自己在党和人民政权周围的钢铁的团结,将又获得一个新的辉煌胜利,这一胜利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我们英雄的人民万岁!祝我国人民在民主阵线中的团结日益巩固!

光荣的劳动党万岁!

我们的人民政权万岁!祝我们的人民政权得到加强!

光荣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中小标题是编辑部加的——《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注

 

 

 

 

选自《人民日报》 1971 1108

 

在庆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和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


霍查同志说:“在那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艰苦日子里,正当法西斯的黑暗、恐怖和死亡笼罩着全国和全欧洲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成立,对于灾难深重的我国人民来说,是一线强有力的光芒,是实现他们世世代代的理想的巨大希望。”

他说:“全党和全体人民在回顾这三十年的历程时,理所当然地为自己的伟大斗争和劳动,为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业绩而感到自豪。”

霍查同志说:“我们党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过去和现在都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忠诚,创造性地执行这一学说和在阿尔巴尼亚的实践中丰富这一学说。这些使党能够作出正确的预见,很好地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和努力,并把他们引向胜利。依靠人民,把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互相信赖,这些是我们党的力量的又一主要源泉。党与人民的钢铁般联系,先锋队与劳动群众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团结,是我们已经取得和今后将要取得的一切胜利的保证。”

霍查同志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党的队伍的钢铁般团结和人民在党周围的钢铁般的团结的光辉体现。这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即国家整个生活进一步的和深刻的革命化的时期,干劲十足、意气风发地全面动员起来开展强有力的革命活动和运动的时期。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不仅总结了成就,而且向党和国家提出了今后的伟大工作纲领。第六次代表大会象其他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一样,为我国人民开辟了光辉灿烂的前景。完成这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任务,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从农业—工业国向工业—农业国变革的道路上更加推向前进,更接近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

霍查同志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正在日益发展和加强。在劳动党的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不怕帝修反的威胁、封锁和讹诈,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胜利地迈进。

“对阿尔巴尼亚人民来说,自由、独立、主权和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生活是十分宝贵的,这些都是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绝不允许有任何侵犯。我们不欺侮任何人,也丝毫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我们。我国人民时刻警觉地守卫着,他们是保卫祖国、保卫用自己的双手赢得的自由和幸福的坚不可摧的战士。我们一向把反对美帝和反对苏修这两条战线上的不间断的坚决的斗争看作是我们长期的任务。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并不是孤立的。我国人民在全世界有众多的真诚的朋友,在美好的日子里和在困难的时刻,他们都热爱阿尔巴尼亚人民,与阿尔巴尼亚人民并肩站在一起。”

霍查同志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向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外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团再次表示感谢,祝愿他们在自己的革命工作和斗争中取得成就,并向他们保证,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将永远是他们正义事业的热情的和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们人民的可靠朋友。

霍查同志说:“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给我们的祝贺是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巨大鼓舞,使我们在为共同目标和理想的斗争中力量倍增,伟大的人民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是世界人民革命和解放斗争的不可动摇的基地。”

霍查同志说:“兄弟的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对我们来说一向是十分亲切的。” 他说:“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和老挝人民为正义事业而战,因此他们必胜。阿尔巴尼亚人民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神圣的斗争,直至取得彻底胜利。”

霍查同志说:“世界各地成立的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是对于开展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胜利的极其重大的事件。”

他说:“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和斗争,以达到没有修正主义者和叛徒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同修正主义者和叛徒的敌对活动和分裂活动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霍查同志说:“昨天是十一月七日,是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的日子。十月革命标志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世界人民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时代的开端。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抛弃了十月的道路,毁灭了列宁、斯大林和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但是,尽管修正主义进行了背叛,十月的事业是不朽的。这一事业的继承者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接过十月的事业和高举起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旗帜。”

他说:“今天在纪念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节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表示相信,进行过这一伟大革命和开创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人民,将重新积聚力量,彻底粉碎修正主义的背叛。”

霍查同志最后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渡过了光荣的时期,渡过了党的生活的三十年,这是我国人民悠久历史上的英雄的和最光荣的年代。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未来的年代必将更加光荣、更加幸福。”

恩维尔·霍查同志的讲话不断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选自《人民日报》 1972 1129

在庆祝阿尔巴尼亚独立六十周年暨祖国解放二十八周年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庆祝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六十周年。自一九一二年以来,阿尔巴尼亚人民总是把十一月二十八日看作是“旗帜日”并把它与英雄的城市发罗拉连结在一起。在这个城市里宣布了独立,升起了象征自由、祖国主权和所有阿尔巴尼亚人团结的双头鹰红旗。阿尔巴尼亚人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阿尔巴尼亚,拿起武器和笔杆,开展外交,进行了坚定不移的战斗。阿尔巴尼亚的版图包括所有的阿尔巴尼亚领土,所有具有阿尔巴尼亚风俗、传统和共同祖国语言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人民被帝国主义强国、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卫星国剥夺了一切正当的和合法的权利。

一九一二年前后,当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家在发罗拉宣布的时候,浸透我们战斗人民的鲜血的,但从未屈服于奴役的我们神圣的领土,经常变成贪婪的外国列强进行交易的目标。阿尔巴尼亚的地图按着这些肢解和奴役我们祖国的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利益染上各种颜色。

尽管我们的祖先从斯堪德培时代到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战争进行了不断的解放斗争,在这些战争中阿尔巴尼亚人对减少博斯普鲁斯海峡灾难起了决定性作用,甚至在阿尔巴尼亚边界被帝国主义强国划定了之后,饱受痛苦的我国人民并没得到任何保证。

发罗拉历史事件之后,伟大的爱国者、政治家、杰出的外交家依斯玛意尔·捷玛里为了保卫祖国的权利和边境,率领代表团前往伦敦,陪同他前往的专门有勇士、聪明能干的爱国者阿尔巴尼亚科索沃人依萨·包莱蒂尼。传说是这样的:当依萨·包莱蒂尼去见英国外交部长时,在进其办公室前,人家叫他把他的手枪交出来。会谈以后,当英国外长送他的时候,外长以某种吹嘘的神气向依萨·包莱蒂尼说道,直到那个时候没有人能缴过他的枪,但是终究有那么一天在伦敦被缴了械。依萨·包莱蒂尼从招待员那里接过自己的银的手枪收好之后,又从自己绣着金花的背心的里面兜里掏出另一支手枪并回答英国外长,急速地向他说道:“至于我呢!在伦敦也没有被缴械,”并提请他注意,当阿尔巴尼亚人保卫自己的权利时,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也不可能解除阿尔巴尼亚人的武装。

历史事实证明,甚至在我国边境确定了之后,伦敦的秘密条约为了阿尔巴尼亚的邻国的好处重新肢解了阿尔巴尼亚。在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文献再一次证明,协约国向继承弗朗索瓦·约瑟夫王位的查尔勃·哈布斯堡皇帝建议,除了其他条件外如果奥匈帝国同意由塞尔维亚国吞并阿尔巴尼亚,协约国会接受奥匈帝国方面提出的停战。而这类皇帝同意接受这份礼物,好像我们的国家是他从维也纳或者布达佩斯商店里买来的手帕。这个历史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名日“波旁宫第六谱案件”。

在这些困难的条件下,我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强国、交界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同他们阻挡我们达到解放和建立自由、独立的阿尔巴尼亚的神圣目的的无数毒辣阴谋进行了斗争,我国人民斗争了几十年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今天庆祝的就是它的六十周年。

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创造自己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的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为这个伟大的历史日子的到来创造了有利的局面。功绩同样应该归功于依斯玛意尔·捷玛里为首的阿尔巴尼亚爱国者们,他们在祖国命运的决定性时刻,善于勇敢机智地行动。

发罗拉的老人和他的同伴们,如:卢意吉·古拉库齐、白依拉姆·初里、依萨·包莱蒂尼、班德里·查莱及其他人成了一九一零——一九一二年间爆发的解放起义的灵魂,阿尔巴尼亚人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举行的战斗会议在阿尔巴尼亚的南、北方在很活跃的气氛中进行,在佩萨和雅科瓦,布雷利和布里斯蒂娜,普拉夫和古奇,迪勃拉和斯里普里,在罗马尼亚、法国、土耳其和美国都举行了会议。恰恰在这种情况下,依斯玛意尔·捷玛里开始了他的胜利征途,从伊斯坦布尔经布加勒斯特、维也纳、的里雅斯特到达都拉斯,然后通过姆柴却的沼泽最终到达从全国所有地区来的代表们在那里等候着他的发罗拉。他此行是为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为了完成人民交给他的崇高任务——宣布民族独立和建立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劳动党为了纪念这些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斗争的伟大旗手在发罗拉正是在六十年前十一月二十八日升旗的同一个地方建立了巨大的纪念碑。人民是永生的,他的后代,后浪复前浪世代相传,满怀钦佩、尊敬、感激的深情使曾为独立、自由而战的自己的前辈们和子孙的巨大业绩发扬光大。

可是,自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不得不连续不断地同国内外地人、饥馑、疾病和愚昧无知进行三十二年的斗争。阿尔巴尼亚人民要同国内的封建主和帝国主义强国的无数的阴谋暗算进行斗争,因为他们是套在人民脖子上的绳索,阿尔巴尼亚人民要同强盗、大刽子手阿赫默德·索古的政权进行斗争,他把整个阿尔巴尼亚出卖给准备占领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最后,阿尔巴尼亚人民不得不掀起自己历史上牺牲最大和最光荣的武装斗争——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斗争,以便在发罗拉和全阿尔巴尼亚重新升起从今以后带有象征党和游击队的光芒四射的金星和双头鹰的自由胜利红旗。我国人民的光荣历史又继续揭开了新的篇章,开始了光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

人民从所有这些三十二年间发生的事件中学到了什么并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自由、独立、主权和自己管理国家,对人民来说是最神圣的愿望。人民应利用手中的武器和其他一切手段进行斗争,争取胜利。当取得胜利之后,应当永远保持警惕,全副武装,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胜利。防范企图破坏和消灭这些胜利果实的人。

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强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死敌。它们经常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制造痛苦,它们拷打、杀戮、分裂、欺骗、肢解和奴役阿尔巴尼亚人民。所以阿尔巴尼亚人民对它们一点也不能相信,对它们的所谓援助,不应抱任何幻想,人民应该经常提高警惕并从不落入它们蛊惑宣传的圈套,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它们打交道,并永远不屈服于它们的威胁和讹诈。谁硬要在我国人民面前挥舞武力,我国人民就在他的面前挥舞自己的武器。我国人民说:“团结起来就是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人民不管是在幸福的日子里还是灾难的日子里,应该保持团结,以便走向富裕和进步并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暴风雨。三十二年的斗争、痛苦和灾难教育了我们人民,为了团结起来,人们就要清算一切国外敌人、封建主、富农、头人、宗教、反动神父、政治匪徒、抢劫盗窃犯、放高利贷者、骗子、过去中世纪的和现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切残渣余孽。

这三十二年的斗争、痛苦和灾难也教育阿尔巴尼亚人民,要奋起同愚昧无知作殊死的斗争。为了打开人民的眼界并把他们武装起来,教学、教育和学校是必需的,因为人民自己为了迅速克服几个世纪以来使他们落后的东西,要大显身手来建设一个充满幸福和尊严的新生活。

经过这些年的严重考验,阿尔巴尼亚人民懂得了他们本身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他们在许多战役中粉碎了一些国家和强大的国家,他们完全相信他们会凿通大山,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精神焕发,因为人民手中现在掌握了政权,人民经过所有这些悲惨的考验之后,将永远不会放弃政权。

最后,最重要的是人民从历史中得到的伟大、光辉的教训,即是人民的真正解放道路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出的,她是阿尔巴尼亚的光荣缔造者、英雄的党,战场上英勇无畏,英明、朴素、正直。由于人民在狂风暴雨中生育了党,人民又亲自用面包屑和鲜血在山里哺育了党。共产党人的党现在和将来却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党唤起了人民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用剑和枪武装人民,用在自由、主权的祖国里生活、繁衍、学习的强烈愿望教育人民。为了建立人民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党给人民磨练了精神能力和强悍的双手。

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日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整整二十八年了。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下,用武力把外国占领者抛出了祖国边界之外,消灭了卖国贼和叛卖活动,推翻了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旧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新政权,消灭了敌对阶级,锤炼了工农联盟,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今天,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党的时代进行斗争、工作和幸福地生活。

这个光辉的时代,尽管他还不很长,它为人民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一切幸福繁荣,而没有一点坏处。今天,人民是自己的主人,阿尔巴尼亚从黑暗走向了光明,整个阿尔巴尼亚,城市和乡村、道路和港口都是新建的。我国的工业已经建立起来并继续飞跃发展,开辟了新的矿山,兴修了热电站和巨大的水力发电站,全国实现了电气化,冶金工厂正在兴建,公路、铁路已经竣工,农业由于集体化、机械化,由于采用现代化农业技术实现了大跃进。教育变成了我国人民的食量。没有缺少各种学校的城市、乡村、工厂和部门。到处是学校,随时有学校,给我们这辈人带来了光明。在阿尔巴尼亚到处都修建了文化中心、体育中心、医院、门诊所、产院等等。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解放前比较提高了并将继续提高。考虑到我国人民穷苦的过去,我们会正确地和真实地估价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因为我们了解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的,我们很清楚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提高了生活水平,我们将继续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汗水来提高它,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妨碍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党教导人民要对任何外部可能制造的危险保持警惕,无论是武装侵略的危险,还是可能由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宗主国和以苏联修正主义为首的社会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经济奴役而使自由和独立丧失的危险,为了抵制这两种危险,阿尔巴尼亚人民及其党应当武装起来,而绝不让步。

我们主张在伟大列宁的著名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而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触犯我们的正当权利。

有些人会笑着说:“帝国主义强国怎么会害怕反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呢?”我们回答,阿尔巴尼亚人民也不害怕帝国主义强国。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害怕各国人民,害怕革命和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鼓舞各国人民并引导他们前进。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走在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列,她不是孤立的。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欺凌最甚,受野蛮压迫最深的世界各国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是阿尔巴尼亚的忠实朋友和同志。

我们应该很好地武装我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蛊惑宣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认为我们仿佛与世隔绝了,与先进的科学隔绝了,与“他们的慷慨援助”隔绝了。而事实上,他们要通过贷款而给我们提供的“援助”是什么呢?那是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他们,允许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在阿尔巴尼亚投资来吮吸我国人民的血汗,变成大垄断集团和宗主国的卫星国,适应他们的颓废的生活方式,意味着让魔鬼在我们这里建立消费社会,使旧的剥削阶级及当前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阶级的一切恶果在我国复活和滋长。阿尔巴尼亚人民不理睬这一套,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一切危险,因为党和人民保持着警惕,并从不走错一步。

这些现代强盗从什么地方搞到他们想给其他落后人民那么“慷慨”的“援助”的资本呢?通过对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的可怕剥削。揣进资本家的腰包的每个工人八小时工作日的真正价值占这个工作日的价值的绝大部分。资本家从工人的汗水里吮吸了多么大的利润。如果说资本家在工人掀起罢工和流血游行时,看到不得不作出某些小的牺牲,尽管他们不愿意,这是因为资本家愿意和平以便能继续残酷的剥削,通过其他手段向工人榨取利润,例如沉重的捐税,提高物价和房租,求学和治病的巨额开支及其他一切形式的掠夺,直到赊购和连续数月不付给工人的工资,以及消费社会的一切特点。由于榨取超额利润,工人阶级变得赤贫,累得腰折骨断,而这时,资本家则有可能到其它地方去投资,以便剥削和压迫别国人民,使其他国家殖民化,美其名曰为了进步,廉价拍卖售不出去的吮吸工人血汗的商品。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党永远不会上当,让这样的地狱代替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们的国家里没有廉价的拍卖,在我们的市场上某些物品可能缺少,但是人民知道得很清楚,与过去比较这些东西增加了很多,并且坚决相信,在将来通过自己的不懈劳动定会使这些物品在自由和独立中不断地增加。

我国所有商品的价格不但没有像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那样涨价,相反,从解放到目前在继续降价。如果说,在这些国家里房租是非常之高,而在我们这里房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在我们这里所有各级教育和所有各科教育都是免费的,而在他们那里捐税和学费则与日俱增,如果在我们这里医疗服务和住医院是免费的,而在他们那里住医院或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则贵的要命,如果在我们这里一切捐税早已取消,而在他们那里人民在巨大捐税负担下苦恼,如此等等。他们的社会就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则完全不同。

在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里,阿飞增加,另外,吸毒像爵士音乐和色情舞蹈一样流行,人们从各方面进行各种理论宣传以便使人民和青年颓废。人们企图把这些在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里泛滥的所有污秽,通过宣传和蛊惑引进我们这里,但是我们对它们关了门,我们要同它们作斗争,我们要发展传播我们具有的美好的、纯洁的、进步的和革命的东西。我们有崇高的无产阶级精神节操,我们维护它发展它。我们保护盒教育青年,使他们健康、活泼、乐观、具有革命精神并受过良好教育,以便光荣地完成自己的伟大使命。

苏联修正主义者大谈什么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所说的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上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丝毫没有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内部的力量、本国自己的力量是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应当是兄弟般的、国际主义的、无私的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得到的援助就是这样的。

中国提供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们两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站在我们两个国家前面领导着它们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因为我们两国人民、两党和两国结成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缔造和锤炼的永恒友谊,因为我们有着同一条道路和目标,有着同样的敌人,我们应该同其他所有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一起合作,打败和粉碎这些敌人。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携手团结一致并肩前进。毛泽东的伟大中国遵循同样的道路,也同样地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人民。毛泽东的伟大中国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她不是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也不是一个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以苏联修正主义者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用他们的蛊惑宣传来欺骗他们的人民和世界人民,说什么他们的国家和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这已经是露了马脚的谎言。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破坏了他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并把这一制度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现在他们把苏联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因而再也不能想象在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质检以及他们和我们之间存在着像苏联修正主义者和其他人所鼓吹的那种真正的国际主义、兄弟般的、无私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合作。他们要给予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援助”,同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是一样的,苏联修正主义者所要求的“相互的社会主义合作”是同美帝国主义所要求的“真诚合作”也是一路货色。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狂热地备战,并企图以他们的所谓“慷慨援助”来奴役别人,使别人落入他们的政治和经济魔爪之下,落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之中,并对别人进行殖民统治。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前进使苏联修正主义者发了疯。中国全部偿还了他们所借给的贷款。我们连年偿还已经变成野蛮敌人的假朋友的所借给的贷款。代表这些贷款的是重新涂上油漆的作坊里的旧机器。

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清楚地懂得在苏联修正主义者所谓的“国际主义援助”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今天,其他的国家和人民也正体验着他们援助的帝国主义性质。是这些苏联修正主义者破坏了我国经济、工业和矿山的发展。他们的目的是深远的——要奴役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使之成为他们的卫星国。

发罗拉这个英雄城市也看到过赫鲁晓夫。当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站在优良的发罗拉海港面前时,惊奇了起来,在一个场合我听到他的同伙马列诺夫斯基对他附耳小声讲:“你明白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现在我们可以从柏林赫东德用火箭袭击直布罗陀,同时我们可以从发罗拉海湾控制整个地中海。”他们的控制成了泡影,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粉碎了他们的计划。发罗拉永远也不会落入外国人之手。同样是这个马利诺夫斯基当我们在布特林时,又对赫鲁晓夫说:“这个湖很漂亮,如果打通海岸的话,在这附近可以修建一个优良的潜艇基地,那时希腊也成了我们的了。”我浑身感到震惊。我回忆起了三十年前地拉那的一个漆黑的夜晚,那时我同瓦西尔·尚托向墙上贴标语:“打到意大利法西斯!为自由而战的兄弟的希腊人民万岁!……”我们的党和政府任何时候也不允许从我们橄榄之国危害兄弟的希腊人民。

这些假共产党人对一个小国和一个小国人民干了许多这种和那种坏事。他们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封锁,企图使她屈服,但是结果相反,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在其英雄的党的领导下,奋勇向前,在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在工业、农业、教育和文化反面,在加强祖国的防御方面,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最近几天,我们优美的语言的正字法会议举行了其历史性会议。这是我国人民通过战斗、努力和勇敢取得的其他许多重大胜利中一个意义无法估量的胜利。

我们向我国人民的受过教育的富有天才的儿女们表示衷心地祝贺,他们继承法拉什里兄弟和我国复兴时代其他爱国者的光荣传统在这次会议上,使我们的语言发出更大的光彩,为人民创造了最巨大的财富。

我们特别要向杰出的学者——科索沃、马其顿和门的内哥罗的我们阿尔巴尼亚兄弟们致敬,他们对我们共同的祖国语言的书法的建立做出了其宝贵的贡献。我们祝愿科索沃、马其顿和门的内哥罗的语言学家、教授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教师,在发展阿尔巴尼亚语言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中再取得更多的成就,我们把这些进步看作是共同的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和兄弟们:

在阿尔巴尼亚人民无限喜悦庆祝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六十周年祖国解放二十八周年这些伟大的历史日子里,让我们忠诚地遵循党指给我们的正确道路团结起来,胜利地完成按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提出的各项计划!为人民的光荣,为党的光荣干杯!

 

 

1973 626

深入开展反对外来表现和对其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思想斗争

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

这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为了研究一个与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休戚相关的大问题:在各条战线上,在每个时刻,特别是在当前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国进行敌对包围的条件下,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外来思想影响,使无产阶级思想扎根。

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些问题近来变得更加尖锐,因此也特别引起了党和全体劳动群众的注意。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勇敢地批评了由于旧社会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世界的压力在我们社会生活某些领域内出现的许多外来表现。为反对这些不良现象所采取的措施,是在使国家全部生活革命化过程深入发展方面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

虽然从党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些问题时起才过去一个较短的时间,但我们满意地看到,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在各个方面收到了非常积极的效果。首先要指出的是党员、工人阶级、青年和全体劳动者对此的深刻理解、一致赞同和决心。现在,到处都形成了一个辩论和对比的活跃气氛,批评缺点,揭露各单位、各文艺机关、学校和家庭中的弱点和外来表现,确定克服它们的有效途径。城市和乡村都在形成一种健康的气氛——动员起来,完成计划和任务,加强无产阶级劳动纪律和保护人民的财富。对国内外敌人的思想政治警惕性和为保卫祖国的战备,都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髙的阶段。

在这种革命气氛中,在生产、思想、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倡议,这些倡议具体体现出对我们所处的国内外形势的正确理解和党在劳动人民身上培育起来的崇高道德品质,具体体现了人民在党及其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周围的钢铁般的团结。

所有这些都是将来取得更大成就的前提和保证。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也不能认为党最近所提出的问题现在都已全部解决,相反,我们必须进一步抓住和深入到阶级斗争的某些重要方面.消除过去和现在的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的一切影响,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同志们!

反对外来思想,使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体劳动者中和在各条战线上扎根,始终是党在整个工作中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党一贯认为,这是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就和锤炼新社会的新人的基本条件之一。它还认为,这是它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存在与发展、能完成其国内任务和国际主义任务的必要条件。

在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忽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本身蜕化变质的重要原因之一,修正主义能在这些国家得以产生和掌握政权,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正确信念;如果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根除格格不入的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封建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旧思想,还是今天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如果不在思想战线上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和政治战线上的胜利就不能得到保证。

我们大家都是党领导劳动群众进行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反对宗教、家长制和封建思想的斗争所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成就的见证人。在妇女的彻底解放方面出现了重大的质的飞跃,在学校进一步革命化和根除官僚主义等方面采取了重大的措施。在对新人进行革命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使劳动者树立了关于劳动、财富、社会、家庭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党的“要像革命者那样思考、工作、斗争和生活”的口号鼓舞和调动着我们所有的人。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加深了这一革命化过程,并更有力地强调,必须正面地开展斗争,不仅反对过去的保守主义的残余和痕迹,而且特别要反对现在的不断强烈地对我们施加压力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危险影响。代表大会十分正确地认为,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在反对外来思想的斗争中取得稳固胜利的决定性条件。

在反对外来表现和影响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在当前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包围和施加全面压大的条件,要想象我们已免除各种危险,那还差得很远,我们党在从政治上、理论上揭露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大论战中所取得的成就,绝不应使我们认为,这些成就同时是外来思想向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向我们的人的思想中渗透的不可越逾的障碍。事实是,敌人丝毫也没有停止反对我们的斗争。他们只是改变了策略,把自己的努力特别集中在思想战线上。为了打开使我们的人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的道路,他们更经常,更愿意利用劳动者脑子里的旧思想的基础和痕迹,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念和习气。国内外敌人运用各种途径和方式互相打气和撑腰,协调他们反对人民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勾当。

另一方面,也存在这样的世界形势,它自然而然地促使你动员起来,提高警惕性,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敌人的思想、政策、立场和行动。

—股投降主义与和平主义之风使人感到窒息。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正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竭力散布和解和妥协空气。现在,越南战争正在结束,正在谈论中东局势也可以和平解决,正在谈论欧洲的“安全”和裁军,正在广泛宣传大国之间改善关系的成果,正在大肆宣扬国家领导人之间频繁的会见和会谈,等等。这种形势可能造成涣散的气氛,可能造成认为战争还遥远、“世界正在走向安宁”的舆论。

现在,散步这种虚假和平狂热的策略,把它作为更好地推行军事和思想侵略的工具,是以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为此项工作专门制造的一系列理论和学说为依据的。他们大谈“和平共处”、“紧张局势缓和”、“谈判”,等等。所有这些不是单纯的宣传口号,而且也是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造成普遍的宿命论心理的思想手段和办法,是企图使各国人民在意识形态上也接受超级大国的专横行为和强加于他们的命运。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通过关于“正常关系”的花言巧语和建议,妄图使这种和平主义思潮也渗透到我们中间来,极力使我们相信,没有任何危险威胁我们,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地生活。这一狡猾和非常危险的策略旨在削弱我们的警惕性,促进和怂恿自由主义和蜕化变质。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即使说目前存在着紧张局势的某种缓和,这只能在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间才是真的,而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以各国人民为一方,以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没有、也不会有紧张局势的缓和。我们完全清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扑灭革命斗争和革命运动,扑灭对它们的任何反抗,摧毁和镇压任何反对它们统治的力量,国家或者政党的战略没有改变。它们只改变了所运用的策略和手段,这些策略和手段已变得更多和更完备。

大国之间,首先是美苏之间越来越广泛的协定和合作、不能不有这种表观和结果:増加对独立小国的压力,加强干涉各主权国家的内政,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加紧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们的意旨,扩大它们为将自己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各国人民和民族的活动。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我国在各方面施加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以便淹没欧洲唯一敢于反对它们的侵略扩张政策、敢于揭露超级大国反对各国人民和革命的阴谋、讹诈和欺骗的声音,这是理所当然的。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过去和观在都想消灭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应当牢记的是,对我们来说、不仅仅存在着直接的军事威胁,而且还存在思想侵略,尤其是敌人对我们的思想压力和思想斗争,也是可能的军事进攻的准备和先导。我们一刻也不应该忘记我们是一个小国,由于我们站在革命的原则立场上,我们正处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世界全面思想压力的中心。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外部世界而孤立地生活,外部世界的影响,通过今天空前普及和完善的各种新闻宣传我们不可能避免的各种接触,通过许多渠道,渗透到我国和我们的人当中来。所以党多次强调,在对一切不测事件进行认真的的军事和经济准备的同时,还应该采取一切措施,调动一切力量,打败敌人的思想侵略。在这场殊死的斗争中,我们应该牢记,思想压力是长期的,不应只对它进行一次斗争,取得一次胜利,而应天天、月月、年年对它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

这种思想侵略的实质和阶级敌人在当前条件下为使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我们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改变性质所确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各条战线上煽动自由主义。

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帝国主义在苏联和其他某些国家取得了既不可能用武装干涉、也不可能用法西斯侵略所取得的反革命成果。在自由主义的口号下,对斯大林及其事业进行了诽谤,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口号下,为修正主义的经济改革开辟了道路,这些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取消,并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精神生活方面,自由主义变成了为西方颓废的文化和堕落的生活方式的泛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正是在这一口号下,抛弃了坚决反帝的路线,用向西方开放和同美帝全面合作的赫鲁晓夫政策代替了这一路线。

自由主义可能在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式出现。但不管它在哪儿和怎样出观,实质上都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反映,是放弃反对国内外敌人、旧社会的污点和当前外来思想影响的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是接受同敌对思想的和平共处。敌人企图通过煽动自由主义,使我们放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斗争,放宑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并且开放边界,使“人、思想和文化自由往来”。他们企图散布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以便涣散无产阶级的劳动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希望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抛弃无产阶级党性,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颓废流派的泛滥开辟道路。他们希望我们的人——靑年和全体劳动者学习腐朽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义世界的堕落的行为、爱好和生活方式。

今天,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思想侵蚀的特点是把反革命的基本流派,从地地道道的、赤裸裸的反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到传统的老牌机会主义,从现代修正主义者到所谓左倾机会主义的现代流派,都联合到一条战线上。所有这些人,无论他们从什么立场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无论用什么口号和“论据”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统一在一个主要目标下,这就是证明资本主义已克服了自身矛盾,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变好,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共同走向一个同样的社会,再也没有阶级斗争了,再也没有革命的变革了,再也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了,等等。

为了宣传这一极端反动的理论,迷惑人们的思想,搅乱人们的心理,使腐化堕落行为风行起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建立了毒害社会舆论的极其强大的工业,这种工业就投资和人力而言,超过了最大的经济部门。它掌握着群众性的通讯工具,并与文学、艺术、时装,广告、新闻、广播、电视、电影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股强大的宣传浪潮也冲击着我们的海岸。它同劳动人民思想中的许多旧的污点,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表现紧紧交织在一起。这两个方面互相助长,旧式的和现代派的东西融合在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统一的战线中。因此,我们反对这两个坏种的斗争也是一条单一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战线。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力量和办法,抵制正是在国内外这种新情况下出现的外来思想影响的压力,并积极予以反击。我们应该把这场斗争看作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党和群众中就反对外来影响和自由主义所进行的广泛讨论证明,党和劳动人民的不安是完全正确的。在这次讨论中,提出了很多思想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艺术和文学、教育和文化沿着正确道路的发展,关系到对青年进行教育、加强纪律,关系到进一步以进党本身的工作和提高党的领导作用。我们应该在这次全体会议上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分析这些问题,确定各种办法和措施,保持已出现的革命气氛,把党在各条战线上的斗争进一步推向前进。


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是使文学艺术沿着正确道路发展的必要条件


党不断关心使文学艺术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并一贯把它看作是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特别是思想美学教育的有力工具。文学艺术通国家生活的整个发展、同思想文化革命的深入开展是以同—步伐前进的,它为造就和教育新人、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提到一个更髙阶段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党的教导指引下的,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国作家和艺术家创作了许多内容健康、鼓舞人心的作品。具有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我国艺术具有民族的烙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我们所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伟大历史时期的思想觉悟。这种艺术为群众所喜爱,是他们的精神食粮。人民爱戴和尊敬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

文艺上的成就清楚地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及其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是生气勃勃的,这种方法向人民性和民族性以及健康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协调一致的。同我们社会的全部精神生活的发展一样,艺术也是在反对旧的和新的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外来思想影响,尤其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影响的斗争中发展的。一九六五年第十五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指示对这场斗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但是,近年来,由于外来思想的压力,特别是由于主观上的弱点,在文学、艺术和文化方面出现了一些露骨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并对它们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这些给我国文艺的发展带来了损失。在已进行的全部讨论中,都指出了这种外来影响的危险性,认为它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侵蚀的工具,是为了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失去健康的民族色彩,背离党的路线和正确的方针。

在散布这些影响方面,起要作用的是模仿外国的样板以及新老颓废派和现代派,公开地、机械地抄袭现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艺术时髦,对我国国内的发展抱着错误看法——这些东西也来源于某些创作人员在政治、思想和专业上的缺点。

某些文艺作品,即某些话剧、诗歌、短篇和中篇小说以及个别影片等歪曲了现实。不是从党的立场,而是从与党的立场相反的立场上来反映各种矛盾和党与人民对不良现象、障碍和困难所进行的斗争的。因此,往往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被说成在本质上是错误的,把我们的政权机关描绘为已被官僚主义所淹没,把劳动群众写成在反对官僚主义者的斗争中是完全软弱无力的。在某些话剧和其他文学作品中,人民内部矛盾也遭到了歪曲。在“新事物”的幌子下企图否定今天,把新旧事物之间的斗争看成是各代人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外来影响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在个别短篇小说中抹煞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和游击队员的英雄主义。

外来影响的恶果还表现在:过分追求细小的内心题材,脱离社会大事,采用关于那种已变得像蜗牛、仙人掌或其他怪物的人——这种现象同存在主义的哲学和美学以及象征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影响联在一起——的孤独生活的题材。在某些诗歌、短篇小说、歌词和图画等当中出现的这些现象,同我们文艺的革命战斗精神、公民的感情和这些作品的史诗性是背道而驰的。

在诗歌中出现了这种倾向:采用与意思明确的阿尔巴尼亚诗歌传统相反的意思模糊的形象。少数年轻诗人开始在他们的诗歌中运用神秘主义。这对我们的文学,对我们的具有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来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在内容和形式上暧味不明的作品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的人们的糊涂思想和感情的产物,是人们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产物,是民族压迫和缺少思想自由的产物。

这种现象在轻音乐,尤其是节奏性强的音乐中也有,在这种音乐中,破坏了旋律明确的界限,为杂乱无章的节奏开辟了道路。这特别表现在第十一届广播电视音乐会演中,我们整个社会舆论都愤怒地抵制在这届音乐会搬上舞台的庸俗的音乐、令人厌恶的歌曲和时髦的装束。人们正确地认为和谴责它是对我们艺术的优良民族传统、人民性和党性的污辱。

在一些绘画、个别话剧和歌剧的舞台布景、一些书籍封皮上,也有这样的外来表现。这种偏向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形式和内容。

这些不正确的倾向同文艺的党性、文艺的培育和教育作用以及文艺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是背道而驰的。它们在艺术和人民之间筑起了一道壁垒,冲淡了我们艺术应有的民主性,破坏了劳动群众的爱好。

这些外来影响能得到传播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坚持执行并且背离了党的这一正确方针,即在两个方面正面开展思想斗争,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文化部门、文艺部门的一些工作者和领导干部低估了当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的危险性。实际上,只是某些保守主义性质的表现和旧传统被看作是当前的唯一危险,而自由主义的危险只被看作是一种可能。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影响的危险性简单化,尤其是“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人这样做时,就不是健忘,而是一种动向和倾向,对这种动向和倾向如不加以反对,就会泛滥,成为危险。自由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恶劣影响不是潜在的危险,而是现实的危险。

一些受了颓废的现代派影响的人,把自己装成“权威”,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幌子下,为反无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外国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潮敞开大门。这些人身在这里,而思想和心灵却在外国。他们从反面看待我国的生活和发展,企图使腐朽没落的思潮适应我们的形势。这些人提出了一种分裂主义的论调,似乎真正的文学是从六十年代开始,以此来中伤和否定以前的艺术创作。在批判保守主义的幌子下,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一些作家个人身上,尤其是较老的作家身上,从而严重地破坏了文艺界的同志气氛。

反对各种艺术体裁中的所谓保守主义的论调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在造型艺术中,常常在反对经院主义、学究主义、自然主义等口号下,不仅为那些受了新老现代派外来影响、其令抄袭印象派和立体派的作品进行辩护,而且把它们作为敢于创作和革新的样板。在音乐中,把掌握旋律称为保守主义表现,犹如把依靠民间音乐创作看成是所谓拟古主义和民俗主义一样。这个所谓的民俗主义常常被描写成怪物和创作音乐发展的主要障碍。

近年来,出现了忽视民间音乐优良传统的现象,这也表现在优秀艺术家们没有充分地演唱它,尤其是没有为培养新人才而进行认真的工作。这种现象同一些人喜欢所谓的活泼的、节奏性强的音乐是分不开的,他们说什么这是“现代的”、最新的音乐,是唯一符合“时代和青年要求”的音乐。不,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音乐。只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才需要它,把它作为麻醉剂,愚弄群众,特别是靑年。我们的青年需要真正符合时代、但又具有崇高理想和健康精神的纯洁的精神食粮。我们有才干的作曲家们已经创作出了许多具有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优美而新颖的作品。他们满怀激情地歌颂祖国、人民、阿尔巴尼亚自然风光、社会主义生活和人们的纯洁感情。

在围绕拟古主义和民俗主义所进行的投机活动中,我们一般看到了对民间文艺及其巨大的艺术和社会价值、对民间文艺同创作艺术的关系采取的蔑视态度。这种态度和论调正是背离健康的民族基础的原因之一,是为背离民族基础的行为进行辩解的论据。这些假理论家给每个优美的民间的东西都贴上往往他们自己也不理解的蔑视的标签,因为这些标签都是一些已被时代潮流抛到阴沟里的资产阶级文献和艺术中的术语和思潮。这些所谓的现代美学家注重形式,而丝毫不注重思想、政治和内容。

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往往把保守主义同传统相提并论。他们机械地把现代文艺观象分为“传统派”或“革新派”,这种混淆和划分为抹煞传统及其健康的方面开辟了道路。在这个温床上更容易散布外来影响。很自然,这些人不可能依靠被他们称为倒退的传统,而是依靠被他们称为进步的所谓“革新精神”。

党不断强调要依靠和进一步培育健康传统。它指出了优秀文化传统的伟大价值及其民族的爱国民主精神。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民族复兴时期的文学和解放后的进步、民主、革命文学的有力传统是传统,而且三十年来我们社会主义观实主义文学和艺术的非常丰富的、多样化的传统也是传统。

我们最闻名诗人的珍贵作品,民族解放战争吋期的歌曲、塞夫契特•穆萨拉依的《国民阵线史诗》、拉扎尔•西里奇的诗歌等,以及许多青年诗人的内容丰富健康的作品,在反对最近诗歌中出现的、我们在正确地、有力地进行批判的堕落现象当中,难道不是明显的榜样吗?我们的诗人的确大大提高了阿尔巴尼亚优秀诗歌的一贯有力的、优美的语言价值!不久前我读了最近出版的德里特罗•阿戈里的一本诗集。这个诗人的作品难道不是一种新的传统,不是社会义革命精神与民族大众精神、丰富的内容与鲜明的形式、党性与高度的艺术手法相结合的榜样吗?

最近一段时期创作了许多其他优秀的文艺作品。在斯泰利奥•斯巴塞、依斯玛伊尔•卡达莱、法特米尔•吉亚泰、雅科夫•佐泽以及其他散文家的优秀小说中,以真正的史诗般的宏伟场面,反映了人民为摆脱外国人的压迫、世世代代的剥削、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造就和培养新人所进行的斗争。剧作家和电影剧本作家同富有才干的舞台艺术家、电影演员们一起,在优秀的话剧、电影和演出中很好地反映了这些巨大变革。我们还可以从我们有才干的雕塑家和画家,如奥迪塞•帕斯卡尔里、克里斯塔契•拉玛、占里•玛迪等的优秀的作品中,看到这种壮观和英勇的斗争精神。切斯克•扎徳亚、迪西•达依亚、费赫姆•依卜拉赫米等作曲家也创作出了许多内容健康、富有教育意义、具有高度业务水平和属于各种音乐体裁的大小优秀作品。我们有理由为我们既具有战斗精神又具有真正的高度艺术技巧的优秀文艺作品而感到向豪。

当我们指出在这些领域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时,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科学在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这种新经验方面,在总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这些成就和强有力的新传统方面,是做得不够的。我们应该努力使这一传统为年轻作者和爱好文艺的广大群众所掌握,通过出版和再版、录音及复制等等使它得到普及,年轻作者应进行学习和接受教育,以便依靠我们新的成果和经验,遵循这一丰富的社会主义传统。克服在这方面存在的缺点和所采取的轻视态度,也是防止散布外来影响和模仿外国的一个办法。

党过去和现在都赞成建立在新旧健康传统和无产阶级党性基础上的革新艺术。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过自由主义性质的曲解和论调。每个新的事物出现,在还没有用阶级观点和科学方法分析它代表什么的情况下,就往往机械地称为革新,并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如《光明报》就文学中正面人物问题开展的一次“有名”那样。有时革新被认为仅仅是年轻人的财富。有些时候,不是主要和首先从内容上,而仅仅从形式上去看待革新。我们在上面讲到的那些诗歌、轻音乐、绘画、编导、舞台艺术等方面的形式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作品,正是在这种“革新”的名义下受到辩护的。特别是以支持青年,以所谓对他们采取善意和有分寸的态度的名义进行投机。这种态度只能给青年们带来害处,因为要使青年真正得到相助,就不要对他们溺爱,而要进行应有的鼓励,并在必要时进行批评。

对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新事物是这样的事物,它有助于摧毁一切陈旧的、倒退的、反动的东西,有助于摧毁一切与我们的社会和思想格格不入的东西,有助于确立各种进步的和革命的东西,有助于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我们总是首先从内容,然后才从形式上去看待新事物。我们也是这样看待文学和艺术中的新事物的。

我们党是一个伟大勇敢的革新者,一个大无畏的革命者,它摧毁了并继续摧毁着一个又一个的旧事物,它领导着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我们党永远不会允许自己被假的“革新”、被包含有反动思想毒素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的漂亮的外衣所欺骗,不会允许自己被他们为这种文化的所谓“创新”的叫嚷所欺骗。我们党主张我们全部社会生活、经济和文化、文学和艺术真正得到现代化的发展。但这同当今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世界迷失方向的现代派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正在批判的许多偏向来源于脱离民族精神,抹煞和否定民族靖祌,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在所谓新事物、时代的要求和我们生活在欧洲的借口下,开始歪曲党对外国文化釆取区别对待和批判态度的方针,把当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颓废派的,现代派的文化的丑恶东西当作新事物、当作一种创新向我们兜售。

通过时代的许多暴风骤雨和不停止的激烈战斗,我国人民创造了鲜明民族特点的文化艺术,这是一个无价的宝藏。我们民族的进步艺术的这些珍品使我们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是我们对世界进步文化宝库的贡献。如果说数世纪以来我国人民捍卫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文化,那么,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代人,都有责任以共产主义战士的激情,为捍卫这一文化的纯洁性和进一步发展这一文化而斗争。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总是竭力诽谤或消灭小国人民的文化传统及其文化艺术的民族精神。这是他们进行文化侵略和征服各国人民的手段之一。资产阶级关于文化艺术“国际化”的反动概念和关于文化艺术“现在已超越了民族流派阶段”的思想,都是旨在消灭别国人民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维护艺术的民族面貌和人民文化财富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当务之急了。

在为捍卫文学艺术的民族精神而斗争的同时,我们始终有力地强调文艺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的内容是我们文学艺术最根本的特点。这一内容有着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因此,社会主义内容应该与民族形式一致起来,我们从我国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中也看到了这一点。

党以前也谈到过我们对外国文化一一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文化——应持的革命的批判态度。我们不得不再次回过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尽管党的指示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仍有误解和歪曲这种误解和歪曲是造成外来影响抬头的原因之一。

今天,资产阶级文化中的腐败堕落现象越来越纷纷出笼的各种“主义”就是这种腐败现象最明显的标志。每天都出现同无数的教派和异教派相似的“新的”大小流派。尽管如此,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这就是唯心论及其无穷尽的各种变种。这也是那些初看起来似乎是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及其文化和道德提出“左”的、激进的抗议的流派的实质。

在一种所谓没有社会偏风和思想倾向的艺术幌子下,造成了对空洞的内容、丑恶的形式,对下流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的崇拜。颓废的和现代派的艺术的主要题材和主人公是杀人犯、娼妓、不道德的行为、社会病态。它的旗号就是非理性主义,使艺术摆脱“理性”。它的理想就是野人的原始主义。

正是这种披着光怪陆离外衣的、受到大肆宣传和像商品一样对待的、为资产阶级所资助的文化,在电影、电视、杂志、报纸、广播以及一切群众性的报道和宣传中泛滥。它的目的就是要使纯朴的人消极地接受资产阶级的恶毒思想,并把这变成他们的需要和习惯。对这种文化,我们不仅没有什么可学习的,不仅没有必要向群众和青年进行宣传,而且应蔑视它,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只赞扬外国革命的、进步的和民主的艺术,,无论它是过去的还是当代的。我们今后也将批判地利用它,因为这对群众在文化上的发展,在对群众进行思想和美学教育方面,在培养抵制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堕落的和庸俗的影响的爱好方面,都是必要的。

所有这些,要求我们细致地、深思熟虑地和有程序地进行工作,避免极端主义态度;极端主义态度的基础是崇外主义或排外主义、自由主义或宗派主义,是缺乏批判或实事求是的态度。

党一贯反对任何歪曲和忽视这一方针的行为:在两个方面开展始终不渝的思想斗争,既反对自由主义,又反对保守主义。党过去和现在都反对任何这种投机行为,即在反对一个方面的名义下,忽视或忘记了反对另一方面。因此,如果今天有人认为对保守主义表观的正确批评是站不住脚的,认为保守主义对文艺已不成为问题了,那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文学艺术在其发展的道路上,在受到当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的同时,遇到了并且还会遇到各种保守主义的遏制性残余和倾向,这些残余和倾向既表现在文学艺术的内容上,也表现在形式上。一部文艺作品的保守性或进步性、倒退性或反动性,首先取决于它的阶级倾向性,取决于它所表达的思想及其为之斗争的理想。保守主义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它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表现出来,对这些方式和方法,批评界、理论界和文学历史界应该不断揭露和斗争。

党不断地指出了保守主义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广泛基础。对我们来说,保守的态度就是为各种旧事物辩解,支持和庇护各种旧事物,反对进步的变革,反对新事物,阻止群众的革命干劲和群众的全面解放,妨碍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从这种革命的阶级观点出发,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角度来看,不仅世世代代以来的旧思想具有保守性,而且当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腐朽思想和文化及其全部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也都具有保守性。

文艺批评就思想美学基本问题展开严肃的科学的辩论,对于正确发展文学艺术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但我们的文艺批评对这些问题没有始终采取明确态度,没有及时地发现和批判各种消极现象,特别是形式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影响,有时还竭力为这些外来表现寻找理论根据。同时要强调的是:不是始终存在着使文艺批评能自由地发表意见的适当气氛。

我们需要科学的和有水平的批评,这种批评富有为发掘文艺杰出宝藏所不可缺少的、必要的革命热情,也有同任何不正确的行为和文艺发展中的任何外来表现保持不调和的精神,我们需要那种有勇气、有能力对各种文艺现象发表意见的批评。但是专业的文学批评不是文艺活动唯一评判者。归根到底,读者、群众以及整个社会舆论的看法是这种创作最公正的评判者。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应始终注意到这一真理。

为发展批评和思想美学观点,需要采取措施,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方面、美学方面展开科学研究工作,其办法是加强现有的核心,建立新的核心。如果不采取迅速的措施,有系统地培养美学、文艺理论、文艺史及文艺批评的新的科研干部,那么,这一工作就不能顺利完成。

批评以及我们的文学和整个艺术应该始终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原则为指南,这些原则是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艺术的经验中产生的,是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加过工的,也是在我国的文艺实践中得到证实的。这些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忠于这些原则是必要的,因为不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受到外来的影响,脱离革命的传统。革新不是践踏原则,而是正确地执行原则。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还遇到了某些具有不同来源的错误解释和论调。这些东西特别表现在处理艺术上的矛盾和主人公方面。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社会的矛盾以一种悲观主义的暗淡情调被说成是无法解决的,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不是任何时候都很好地表现了社会主义力量和理想的优越性。还曾发生过把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的情况。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当法迪尔•帕奇拉米说,到现在为止,我们搞“敌我”斗争够多的了,从今以后主要应该谈“我们之间”的斗争时,他就是企图使我们的艺术犯这种错误。这就是说我们应让敌人安安静静,并把敌人当作自己人一样看待。

党强调,在艺术上揭露和反映矛盾,这里也包括对不良现象的批评,应该正确地进行,并且从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出发,从这样的目的出发:使矛盾得到克服,使社会前进,而不是停留在矛盾当中。

另一方面,那些关于正面主人公、剖析正面主人公,把正面主人公看成一切和人为地分成“传统主人公”和“革新主人公”等的论调只能是导致文艺中没有主人公、导致脱离生活和人的观点、关于以安逸娴静和多愁善感的方式想象出来的主人公的公式,同样是有害的,它使艺术脱离真实性和现实主义。我们批判按书本塑造出不根据我们现实的理想化的主人公的公式的同时,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塑造捉摸不定的主人公的公式,实际上,这种公式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影响。这些观点和立场同我们的原则毫无共同之处,它们说明了理论上的混乱。


这些就是使党、劳动者和全体作家感到不安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的文艺在反对外来思想的斗争中,沿着正确道路的发展。在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氛中,在文艺工作者最近开展的讨论中,有力地表现了克服已经发现的缺点和弱点的信心和决心。党的任务是帮助作家和艺术家光荣地完成自己在人民面前崇高的任务。

应该承认,党委和基层组织不认真关心这些重要的领域,如文学和艺术,是未能一开始就以应有的力量和始终不渝的精神反对外来影响的原因之一。党的各级组织没有像抓社会、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样,去抓文化问题和对文艺工作者的全面教育。党的各级组织应该经常考虑到:文学和艺术确实不会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是它对群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有力地反映在劳动人民的精神状态上,而且也反映在劳动和生产上。

专门负责执行党在文艺方面的路线的机关,也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中央委员会机关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没有很好地帮助文学和艺术抵制外来影响。这些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屈服于自由主义的压力和论调,没有以必要的力量对背离党的路线和方计的偏向作出反应。

文学和艺术上的偏向,还同地拉那区党委工作做得不够有关,多数作家和艺术家战斗在这个区,全国主要的艺术团体也在这个区,而在这些团体中自由主义的风气比任何地方都厉害。特别是原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法迪尔•帕奇拉米同志,在这方面造成了极为有害的影响,他竟然在文艺问题和市文艺团体问题上,把意见强加给地拉那党委会。

法迪尔•帕奇拉米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违背党的路线的,这些观点也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以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和格格不入的论调,抹煞和反对文学、艺术的健康传统,在各代作家之间煽动人为的分裂,鼓吹他们之间进行斗争,怂恿和支持扩散现代派外来影响和表现,他以自己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义倾向——其表现就是对问题持右的看法,以傲慢粗暴的态度执行野心勃勃的方法——,在作家艺术家协会和首都文艺生活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法迪尔•帕奇拉米的反党观点不仅仅表现在不执行党关于在两个方面开展斗争的路线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公开地反对这条路线,从格格不入的立场出发,只反对保守主义。事实上,他作为右倾分子,竭力为自由主义开辟道路。他在工作中践踏了党的准则。他对党员、党中央机关和书记处给他作的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置若罔闻,满不在乎。由于他反对党的路线和党本身,因而排斥文化界的基层组织,执行他个人的干部政策,企图在这里不要党的领导,而由他认为适合的人去领导。法迪尔•帕奇拉米和托迪•鲁鲍尼亚作为反党分子,事实上有着同一目的,走上了攻击党和党的领导的道路。

文教部对背离党的文艺路线的现象负有重大的责任,因为它忽视了自由主义的危险性,在自由主义的压力面前退却了。因此,文教部应该重新审查它在这方面的工作,采取措施,彻底地、准确地执行领导国家全部文化艺术生活的任务,对违背党在文艺和我们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上的路线的任何人不作任何让步。

对于违背党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路线的问题,作家艺术家协会及其主要领导同志负有特别重大责任。上面受到批判的很多观点和论调在协会的活动和刊物中,特别是在《光明报》上找到了庇护所。协会的领导同志认为只有他们才懂得文艺问题及其特点,他们不仅不反对外来影响,而且常常以他们的立场,助长外来影响。

作家艺术家协会应该深刻地分析自己的工作,揭露一切歪曲党的文艺路线的行为,采取严肃认真的措施,制止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在协会活动中的表现。

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外来影响和表现的斗争,党应该对作家和艺术家做大量工作,不仅在思想美学方面进一步提高他们,而且使他们过着紧张的思想生活,使他们接近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和斗争,积极地投入到劳动人民的伟大社会经济运动中去。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同群众的接触是绝对必要的,但不应把这种接触理解为喊口号、做文章和散步,而应理解为一种工作,它将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打下基础,它应该是积极的,是符合党的路线和准则的。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使作家受到革命教育和锻炼,要反对知识分子习气和高傲自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虚荣心,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我们比其他人都高明”,“我们是自由的,想创作什么就创作什么”,不受任何要求和社会纪律、任何监督、任何准则的约束。这样,就应不仅在口头上,不仅通过自我批评来纠正错误,而且要通过创作、劳动、意志,通过百倍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党的路线的正确性来纠正错误。

党的各级组织应该进行严肃的工作,在文艺工作者当中创造健康的工作气氛和同志关系。党的各级组织和作家、艺术家都要坚决地反对不健康的情调,反对在评价这个或那个人的创作方面的片面性,因为这些东西引起流言蜚语,导致作家之间产生有害的分裂和派别。不应该允许把大家分成“年轻的”和“年老的”,正如从现在起就不应该允许散布这些思想一样:“你们错了,我们没有错”;“你们说我们是保守派,我们现在就要说你们是白由派”。当然,错误和缺点应该揭露和认识,应该受到批评。但是,正如党教导我们的那样,批评必须永远是正确的,建设性的,绝不应是诽谤。任何时候都要以党的眼光来看待任何地方出现的错误,并共同努力来纠正。我们共产党人不是用报复和小资产阶级的仇恨,而是用共产主义的党性和原则性来纠正错误的。人们应该得到帮助和鼓励,特别是年轻作家,应该站在党的正确道路上向他们表示热情、有礼貌和关怀。

党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多要求,特别对党员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应该是党性、原则性、共产主义品德和遵守社会纪律的榜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不会有两种态度,在基层组织内是一个态度,在基层组织外是另一个态度。党在路线,工作、生活上的准则,对所有人都是必要的,不应允许任何人践踏或者不执行这些准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全体文艺创作人员和工作者,在反对外来影响的同时,将一如既往地使他们的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党保持血肉般的关系。在党的帮助下,通过革命的努力,他们将清除在我们文艺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出现的毒草、勇敢地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文化、文学和艺术的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我们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在研究文艺中的外来思想影响和表现的同时,有必要再次指出:总的说来,我们的文学和艺术的机体是健康的,它们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是在党的路线、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鼓舞之下。我们文艺总的发展、具体说来最近一个时期的发展的生动现实,都证明了这点。

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优秀作品为群众所喜爱,为群众以极大的兴趣所注视,并在对青年和全国人民的全面教育中作出了和正在作出宝贵的贡献。这些丰富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宝库的作品,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精神创作以及这些创作的爱国主义的、进步的和民主的内容的非常重要的反映。我们现在的文学和艺术,反映了民族解放战争、重大的革命变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荣的时代,积极地投入了这些伟大的斗争,因而必将成为青年一代和后代的鼓舞源泉。

我们相信,我们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今后将一如既往地为我们社会主义美好现实所鼓舞,为我国人民——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英勇斗争所鼓舞,为党的崇高革命理想所鼓舞。它将永远从我国人民世世代代为了自由和光明所进行的斗争中、从我国入民的强大民主进步传统中、从我国人民的取之不尽的艺术经验和艺术天才的宝库中吸取营养。在共产主义党性的伟大原则指引下,作家和艺术家一定还会给我们创造出更加符合我们党和人民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进行的这场英勇斗争的作品,创作出为群众所明了和理解、具有共产主义崇高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日益完备的艺术水平的作品。


加强关于爱好、品行和生活方式的革命观念


社会主义革命给我们社会和人的精神生活,给人们的思想、心理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根本的变化。党一贯关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牺牲和英雄主义精神、对工作和生活的新观念、崇高的革命理想培养和锤炼新人。今天,我们可以谈到人民的丰富精神生活、纯洁而有朝气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突出的是对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英雄行为、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健康的习惯。这是一个复杂的和不间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在思想上反对一切外来影响的阶级斗争而发展的。我们党始终从正面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进行了斗争。

但是最近几年来,在给宗教的、封建主义的、家长制的和保守主义的旧观念和偏见以有力打击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和忽视了反对今天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及其在我们生活中的表现的斗争。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态度出现了,并为在某些人当中,特别是在某些青年当中开始出现的某些有害的现象开辟了道路。

我们不能把我们所说的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所受到的那些影响,同某些青年的爱好及其品行和不雅观行为中的一些外来表现分开来看,这一切以及外部的经常压力是音乐和艺术中的一些外来的和庸俗的爱好得以散布的基本原因,是追求古怪和丑恶的时髦以及同社会主义伦理和人民的优良传统相违背的令人作呕的举止的基本原因。我们的社会舆论正确地和有力地打击了长发、奇装异服、粗犷音乐的嘈杂声、粗野和无耻行为等颓废“输入品”对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和表现如果不从萌芽的时候起就进行斗争,那么这些表现就会为人们的腐化堕落开辟道路,这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危险的。

如果不对艺术、自然界、工作和生活的美树立健康的思想美学观,就不能理解我们新人在精神上的全面发展和道德形象。爱好问题不是所谓不能讨论的单纯的个人私事。尽管其中包含个人因素,而爱好却永远具有社会性,是在社会经济关系、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有阶级性的。因此,我们的爱好在本质上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爱好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共产主义的爱好包含着革命的理想、无产阶级的朴实、崇高的情感和纯洁的道德品质。

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低级的、庸俗的爱好渗透的同时,反对过并继续反对着外国占领和旧的封建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同旧的生活方式和落后的家长制习俗传统交织在一起的、过去的、不合乎时代的爱好。我们支持在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条件下的爱好的自然演变,支持这种发展所提出的符合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我国健康民族传统精神的新要求。我们反对那些不懂得这一进程并把这一进程看作是消极现象和外来影响的保守主义态度。

具有清晰的社会主义内容的健康爱好的形成,还要求新人在文化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特别是在对新人进行思想美学教育方面,要做系统的工作。要达到这些目标,还要不断反对文化上的肤浅认识和狭隘视野,更深刻地了解本国和世界文化的卓越宝藏。

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不断提高全体劳动群众、尤其是青年的文化水平和思想审美水平的巨大可能性。除学校外,大大地增加和加强了文化艺术专门机构以及其他对这一进程起首要作用的群众性宣传手段。但这些遍及全国直到最边远角落的手段没有得到积极的和有效的利用。

各级党委和政权机关应当进行努力,不断提高文化机构的活动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反对任何把这一活动看作是单纯的娱乐手段,因而背离这些机构的基本教育目的的倾向。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外来表现尤其已经渗透到文化艺术机构中来,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外来的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影响已经上了剧院和杂剧院的舞台、电影院的银幕和电视的荧光屏,进人了俱乐部和文化馆的各种活动中。在基层的许多文化机构中,也出现了忽视在文化活动中依靠健康的民族和民间传统的偏向。

为淸除受到外来影响的节目和为活跃与加强文化艺术机构的活动而开始进行的工作,应当持续不断向前发展。必须提高对扩大和改进整个群众文化工作质量的要求,更好地把它用来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在品行和生活方式方面也有令人不安的现象。出现了许多在工作和学校中违反社会纪律的现象,出现了无视社会主义道德准则和国家法律、危害公共秩序和个人、道德败坏、无视作为劳动者,公民、家长和家庭成员的社会义务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些青年中,开始出现一些非常消极的现象,如旷课、旷工,流氓行为、盗窃等。所有这些都助长了寄生倾向、个人主义倾向和损害社会的倾向,助长了不正当的要求。生活在人民斗争之外的、有这些外来表现的人,最有进行流氓犯罪活动的倾向,因为大家知道,寄生和依赖的恶习是使人道德败坏的根源。

当然,如果看看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那么我们这里的这些现象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些现象使我们的健康的社会感到不安并应当永远使它感到不安,即便这些现象很少,或者只发生在个别人身上,因为我们进行努力,就是为了使每个劳动者都有纯洁而健康的思想和道德面貌,使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保持纯洁。

某些赤裸裸的自由主义性质的谬论对这些表现的泛滥起了不好的作用。这些谬论的实质是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片面地、完全错误地理解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广泛民主、争取人们的解放特别是妇女解放的斗争以及权利与义务、个人自由与社会纪律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生活方式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是依据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道德标准,并在与我们的整个革命紧密联系的情况下发展的。我们也是这样理解人的物质福利和精神世界、人的个性的存在、个人的解放和幸福以及家庭生活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指导着我们的全部活动和生活。对生活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理解,对于我们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它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空虚浮华、追求奢侈和各种欲望、腐化堕落、寄生和犯罪,这些都是当今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的不可医治的道义创伤和社会创伤。

我们认为生活方式也是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取决于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一切改造,取决于普遍福利的提高。特别是社会人口的飞速变化,城市的发展和新的住宅中心的建立,工人阶级的增长,农村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宗法制家庭的解体,教育和文化的巨大发展,社会心理状态的演变——这都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

反对宗教、落后习俗和陈旧传统的强大思想运动在这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沉重地打击了许多不符合时代的观念和作法。随着这些积极的革命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群众对物质和精神生活要求,特别是对文化和教育的要求提高了。为了根据现实的条件和可能,适应和逐步满足这些要求,必须从各个角度,从人的智力发展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来扩大我们对文明生活的理解。

另一方面,党严厉打击了所有这样的企图和尝试,它们以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时代和青年的要求、自由和民主为名,想把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风气引到我们这里来。现在,劳动群众和青年已经投入了反对这种腐败影响和为这祌影响的渗透开辟道路的一切自由主义态度的斗争。这一斗争正在进行,并且正在使社会舆论革命化,提髙社会舆论的警惕性和敏感性。不反对社会舆论中的漠不关心的表现,不反对消极、宽容和疏忽的态度,就不能消除对外来影响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漠不关心、消极、宽容和疏忽态度是露骨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态度,同共产主义对一切消极现象和外来表现所采取的不可调和的革命精神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事实是,我们不仅在劳动者当中,而且在党员和干部中也有漠不关心的表现。我们大家看到共产主义道德准则和国家法令遭到践踏、人民的财产受到损害和浪费,看到一些青年不劳动,要求依赖家庭和社会生活,看到下流的、不道德的和流氓成性的行为以及追求时髦和外国生活方式的现象,怎么能保持沉默和袖手旁观呢?“有人过问这些事的”,“与我无关”,“干么要搞坏同同志或邻居的关系呢”——这些思想都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应当坚决反对。

我们应当制造一种压倒一切的声势,反对任何违背我们的思想体系、道德和法制的现象,建立一个进行教育工作的统一战线,使学校、各种群众性的文化宣传机关、社会组织、家庭和整个社会舆论的共同努力,溶合为一个整体。

目前,党和群众在反对外来影响和表现的斗争中取得的成绩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然而党的任务是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在各条战线上反对自由主义,使革命观念深深扎根于群众的思想之中,并使之成为群众的世界观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并且应该始终认为,为对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为培养他们的共产主义爱好和品行、为使社会主义道德和新的生活方式取得胜利而进行的工作,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我们应当以这一观点来评价在党领导下进行的整个教育工作,评价党的杠杆和各种教育、文化机构的全部活动。

新闻、广播、电视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它们在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在组织和动员群众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思想上的纯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有人民性的、有党性的新闻事业的基本原则。但是最近在一些机关刊物上,如在《光明报》、《青年之声报》、《十一月》和《星星》杂志上以及在“纳依姆•弗拉舍里”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书刊中,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文艺作品和批评论文,它们中间有外来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有现代派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其他颓废派的表现,这些都是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不相容的。这些东西在劳动群众,特别是在青年的思想、情感和爱好方制造成了混乱。各个刊物所作的让步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因为通过这些刊物,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外来影响可以说不仅获得了“公民权”,而且还在迅速地、广泛地在各阶层人民中间传播。

出版机关应当坚决地和始终不渝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指示。报纸、杂志和书籍里所刊载的任何文章和材料都应当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应有利于对群众进行全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和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刊物应当一如既往地鼓舞群众去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崇高目标。它应当提高革命的战斗精神,有力地打击无论来自何方的一切外来影响。它应当揭露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制度及其反人民的侵略政策,揭露它们的颓废思想和文化,揭示它们的社会创伤,指出它们的制度的全面腐朽性。

众所周知,电台和电视台在党的宣传系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的电台和电视台在党的领导下,逐年都有显着的进步,总的说来,它的工作的特点是党员和全体工作人员都努力增强这一机关在国家的政治、文化和艺术生活中的作用,宣传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立场,宣传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进步。

尽管如此,应当指出,特别是近一年来,在电台和电视台播放的音乐和文艺节目中,革命精神、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特点已经逐渐削弱。这些偏向的表现是:在各种电视节目的编排和表演上,抄袭外国的形式;不按照政治、思想和审美标准来转播外国歌曲;怂恿创作那种模仿西方音乐的现代派歌曲,宣传这种歌曲。这样,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就开始背离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青年的精神上的要求,成为仅仅为一些时髦主义者所欣赏的格格不入的爱好和品行的传播者。这种同我们的生活、思想和文化格格不入的产物,集中地表现在第十一届广播电视会演中。

前广播电视局长托迪•柳鲍尼亚同志对广播和电视中出现的这些背离党的路线的行为负有重大责任,他作为右倾分子,表现和支持了突出的自由主义机会主义观点和现代派的审美观,执行了格格不入的领导方法。他企图把广播、电视引向单纯新闻和文化娱乐的方向,这同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广播和电视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性质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托迪•柳鲍尼亚不论作为过去科尔察区党委书记,还是作为广播电视局长的特点,都是骄傲自大。他像法迪尔•帕奇拉米一样,走着同一条反党道路,怀着同样的反党目的,因而他反对党的路线,力图歪曲党的路线。他排斥广播电视局基层组织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对这个机构的领导,执行个人的干部政策,把一些他认为适合执行他的观点、符合他的口味的人纠集在自己的周围。这样,他严重地损害了这个重要机构的工作,从总的方面严重损害了党关于对群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思想美学教育的工作。

党为消除广播和电视中的外来影响采取了措施。那里的情况已有好较,但是还要作很多工作,才能使广播,特别是使电视圆满地完成党交给这个巨大宣传和文化中心的伟大任务,即对群众进行全面教育,使自己作为阿尔巴尼亚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电视具有自己的特点。

我们新的电视形成这些特点,不是靠模仿和抄袭外国电视的节目和表演形式。我们的电视应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国家的电视具有明显的分界线。党、人民、社会主义和革命的道路就是电视发展的道路。

党和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鼓励广播电视局工作人员努力创作出新的、美好的、多样化的东西,创作出真正反映我们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情况的节目,创作出符合文化教育要求和劳动群众、特别是青年的不断增长的美学兴趣的节目。

全面改进对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也是同学校、教师的工作紧密相联的。近几年来,我们的学校为贯彻党关于使学校进一步革命化的方针进行了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使教育空前普及的同时,为使全部教学和教育工作中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轴心,为使教学与生产劳动、军体教育结合起来,为使教学和教育方法革命化和学校生活进一步民主化所做的努力越来越明显。在编写和完善新教材方面进行了并继续进行着真正巨大的工作。

尽管如此,学校教学和教育工作的总的效率还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在大中小学,无论是教职员工,还是学生都存在着很多明显的弱点。文教部没有很好完成自己在这方面的任务。它受委托按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进行改造学校的巨大工作,但在这同时.它忘了和没有真正抓好这种改造的主要事情——加强学校的教育方面。在学校工作中还有很多形式主义。这一缺点在学校的教育工作中特别明显。

对学生的思想美学和伦理道德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面之一,它在我们学校中贯彻得很差。这里不仅仅是指在这方面和在教授有关课程方面出现的弱点,而特别是指没有在课内外进行充分的工作,发展和扩大学生文化视野,培养学生的思想美学兴趣和对各种文化财富采取批判态度,培养新的道德品质和公民素养。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为使学校生活民主化、为使学生更积极地参加活动和建立正确的师生关系的斗争,没有同加强学校生活中的无产阶级纪律紧密联系起来,在这方面作了很多让步,有突出的缺乏责任感的现象和自由主义的风气。青年组织往往片面地强调青年的“权利”,没有把青年的"权利”同义务看成一个统一体。同样,教育机关大大削弱了在执行学校制度方面的正当要求,很多学生和教师采取了消极的、同样的态度。片面强调要在教育工作方法中反对保守主义倾向,没有同时以应有的力量反对袖手旁观和自由主义的态度。所有这一切就是造成学校内科学和教学纪律松弛的严重原因。

现在各学校正在反对这些缺点和弱点。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满足于为使情况立刻走上正轨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特别是应该防止这些措施仅仅具有单纯的行政管理性质。在不放弃为加强校规与纪律而采取正确的组织和行政措施的同时,甚至在坚持不懈地为彻底贯彻校规和纪律的同时,还必须努力从长远方面更深入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努力提高学校全部活动的效率和质量,不根本改进教育工作的整个体制,那么党为使学校进一步革命化的纲领就不能完全实现。加强思想美学教育、公民素养、共产主义爱好和品行以及共产主义的社会纪律性,是这个领域内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我想略为广泛地谈谈青年组织的工作。靑年组织作为党的有战斗力的扛杆和后备军,在其整个历史中,在教育和动员年轻一代建设和保卫祖国当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党一贯是把责任重大的任务交给青年组织的,而靑年组织以它在为人民和革命服务方面的孜孜不倦的斗争和工作,从未辜负这种信任。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看到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最近几年所暴露出来的歪风邪气和错误,这些东西同党今天正在批判的那些外来的自由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表现和现象有着直接的联系。

由于青年领导机关的弱点,其中包括阿基姆•梅罗同志担任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时的弱点,靑年组织,特别是学校,还有农村和各企业单位的青年组织没有很好地站在形势的前面。阿基姆•梅罗同志是一个年轻干部,是一个好同志,但他滑到自由主义方面去了,他骄傲自大,对青年没有正确的看法,削弱了指导青年组织的组织生活的准则。他到大学后,在学生的权利问题上,还保持着某些自由主义的错误观念,没有很好地强调学生的义务。但具有积极意义的是,阿基姆•梅罗同志在党的几次会议上承认了这些错误,并且现在止在改正这些错误。

各级青年组织所作的揭发和对已发现的错误所作的自我批评是一种很好的迹象,它表明各级青年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将很快地使它们的情况健康起来,并将作为青年的战斗队站在青年斗争的前列。但是,全党、青年工作干部和青年战士应从已产生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便不再犯。

青年组织领导机关没有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关于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斗争的指示。这是青年组织工作中很多错误的根源。在正确地对压制和阻碍青年发挥创造力的家长制与保守主义进行斗争的同时,没有很好地估计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的危险。甚至有很多恶劣的表现和现象得到辩护和被缩小,说“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事”,“这些东西是过渡性的,与青年的年龄有关”。尽管俗话说“不要看人的外表,而要看他作的事情”,但这样一些现象并没有使青年组织领导机关感到不安;学校教学成绩差,成千的青年留级或逃学,青年工人和社员缺勤很多,青年犯罪行为在不断增加,等等。

青年组织领导机关有一种倾向,即对青年的权利和要求抓得较多,党经常指示,对这一切应该细心研究。但却没有同时注意和强调:青年还应该严格地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他们不应该要求什么东西都坐享其成,而应该自己付出大量劳动,不辞辛苦,创造生气勃勃的文化、体育和娱乐生活条件;青年应该爱惜并充分利用国家给他们提供的设施。

应该教育青年,使他们首先自己具有积极性战斗性,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例如把学习不好归咎于“教师无能”,把完不成活动计划归咎于“技术员和领导者”,等等。青年应该反对自满相骄傲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导致在工作中吹嘘和浮夸。

还有一个严重错误是:甚至在学习党史后,还轻视对青年的教育工作,放弃对青年群众进行教育的各种组织形式,认为学生可在学校受教育,各企业单位的靑年可在工会内受教育,农村青年可在民主阵线内受教育。

自由主义表现也涉及到青年联盟的内部生活及其工作的方式方法。党关于反对官气和官僚主义表现、反对一些刻板的形式和关于对青年进行灵活的工作的极为正确的指示,遭到了自由主义式的解释。它被理解成了是要青年组织丢掉必要的规章制度,这样就导致了践踏青年联盟章程中所规定的一些最基本的准则。事实上,会议开得少了,但缺席的人更多,基层组织和各级领导机关的生活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开始削弱。

除青年组织领导机关外,党的各级组织和委员会及全体党员,都对青年联盟组织工作中的弱点负有重大责任。

党中央委员会一贯正确地强调,必须让青年组织更多地发扬首创精神和主动性。难道这就是说党可以少关心青年,不需要对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各级组织继续进行领导吗?青年从党那里吸取力量,找到方向和受到鼓舞。党的优秀干部应该负责向青年宣传和阐明党的指示和决定。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即刚入党的预备党员就脱离青年组织,或者即使参加,也不给它以任何帮助。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青年过去是并且永远是一切敌人进行活动的对象,因此,必须不断把青年锻炼和培育成革命者,其办法是既向他们讲述过去的情况和斗争以及所克服的困难,也要当他们还是中学生、大学生的时候,当他们走向生活、参加生产劳动或被分配到任何地方去的时候,就使他们投入各种行动,认真地担负起工作,加强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和普遍加强对青年的工作,在党今天为加强全局所作的全部工作中,应占有特殊的地位。我们要注意使学校、文艺机构、所有宣传工具和体育设施等更好地为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服务。

同以往一样,青年这一次也正确地认识到了并正在全力以赴地落实党的指示和教导。这再次证明了青年和党的紧密联系。现在的问题是要对青年深入地进行工作,使他们更好地从思想上理解这些问题,使他们广泛而积极地投入到阶级斗争中去,投入到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科学技术的学习去,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和劳动以及为保卫祖国而进行军体训练中去,并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上,使他们进一步受到锻炼,成为党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而领导的斗争中的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


正确地认识经济管理方面的集中与民主


到现在为止,我们谈到了文艺问题和对群众进行思想美学教育与道德教育的问题。然而,正如讨论也已证明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战线是非常广阔的。我们在像经济这样重要的领域内也遇见过这种表现。

我国经济总的特点是迅速的和不停顿的发展。近两年来,工业生产仍然在以平均百分之十点五的速度增长,即比五年计划预计的速度要高。农业生产也保持了迅速的増长。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绩和劳动人民的干劲与热情清楚地表明,今年确定的任务也将能完成。

至今所取得的成就,是完成由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需要所产生的任务和克服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包围给我们造成的后果的坚实基础。但是,用批评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工作,在领导和管理经济的实践中还存在着不正常现象和缺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和缺点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不了解的。例如经常发现对任务、责任和国家法令采取片面的和让步的态度,放松对工作报告的稽核和要求,削弱革命警惕性和阶级斗争观念。这种自由主义性质的表现不能不对这样一些如此重要的问题产生恶劣的影响,如计划纪律和劳动纪律,经济核算和列克监督,定额与报酬,社会主义公共财富的管理等。

当然,经济领域内的不正常现象和缺点既不是来源于我们的管理体制,也不是来源于党的经济政策,我们的管理体制和党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过去始终是正确的,现在仍然是正确的,这已为时间和我们现实生活本身所证明。它们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包围对我们的人们施加的影响和压力,在于小资产阶级的旧思想和对党的指示的狭隘理解。

在同经济领导和经济管理有关的若干问题上,存在着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较多地偏重于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不少时候有忽视经济规律的现象,有关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不很好考虑经济规律的要求。劳动生产率刚刚按新的计划方法被确定为核算指标,就开始减少对它的注意。结果许多企业、区和部就出现了劳动力计划过高的现象,并认为保持或要求多余的和超过计划的工人是正常的。由此便产生另一个消极现象,即某些企业工资基金突破,而生产计划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完成到应有的程度,这样就引起了购买力的增长和商品总量——它应与购买力平衡——之间的比例失调。由于对经济规律的要求不予以应有的重视,因而削弱了经济核算,削弱了对利用基本资金和周转资金的监督,没有充分注意对每个产品、每项开支和投资的经济效果详细地和彻底地进行计算,其想法是:“先生产起来,其他问题都会解决的,以后再说”。有一个时期取消和削弱了对工资基金和投资的监督,其根源在于不重视经济杠杆。

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必需深入地和以批评的方式重新审查它们在工作中迄今为止的作法。财政机关应该加强对预算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开支的财政监督,提高开支的效果。中央各部门还应该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加强经济核算,普遍提高赢利,特别是提髙那些落后的或有亏损的部门与企业的赢利。去年有二百零八个企业没有完成利润计划或超过了预定的亏损。最近三年来,平均每年有一百至一百一十个企业摆脱了落后状态,然而却又有另外九十至一百个企业落后了。各部门还应该大力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合理利用劳动力,特别是在辅助生产部门和社会文化部门,从而不断地改进保守的劳动定额和劳动组织本身。

我国是个小国,但它为自己确定了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任务和目标。如果我们考虑到由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包围所产生的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那么这一点就更淸楚了:我们必须实行高额积累,必须进行我们正在被迫进行的大量投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保持高速度,需要制定全面的严格节约制度。

许多事实和材料说明,人们思想中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外来影响使他们狭隘地看待个人、部门、地区和集团的暂时利益,即使这种利益是违反整体的长远利益的;它们为日常实践中的那些不正确的、妨碍以正确的革命的方式把这两种利益结合起来的行动开辟道路。

狭隘地而不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待地区和部门的利益,使一些干部在投资、劳动力和原材料方面提出的要求是我们经济无法满足的也是无法用相应地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来进行辩护的。

许多企业以及区与中央的领导机关在制定计划时,提出需要进行这种或那种投资的很多理由和打算。但是,批准要求的墨迹未干,他们就开始要求改变投资或要求一个项目为计划上完全没有的另一项目所代替。去年,九个区,如地拉那、都拉斯、科尔察、费里、纪诺卡斯特等,为建成一些已计划的项目,要求追加投资,其金额超出原来批准的百分之三十。去年第四季度,仅佩什科比区和格拉姆什区就要求増加或减少六十五个项目的投资。不能再允许投资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践踏所批准的计划,改变为每个项目所规定的投资及其拨款限额。

也有另一种情况。工作开始时想法是好的,并保证要自力更生地去完成,但后来在进口材料和设备问题上,却一直闹到对政府提出要求和施加压力,使国家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满足这些要求,或者接受既成的事实——把货币资金和物资材料冻结在尚未完成的项目中。

有些企业、区执委会和中央部门,理直气壮地要求或保持比它们需要和计划的数量多得多的物资材料。是谁授权工矿部一九七二年在未经政府准许和对其他部门许多企业的供应计划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超额把石油用于自己的企业?这种行为和作法不仅是对计划纪律和经济规律要求的粗暴践踏,而且还证明对我们生活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有着自由主义的认识。因此,必须用党的政治眼光深入地看待这些问题。我们所批评的一些现象不仅给经济造成损失和混乱,而且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不良影响。内此,应该立即坚决制止这些有害的作法,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今后重演。

我国工人阶级以越来越大的干劲和热情,以越来越高的觉悟在从事劳动和完成任务。他们的这种优秀品质,可从我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使农业取得进展,发展文化、不断提高福利和不断改善生活方面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巨大成果中看出。这些品质是多数劳动者的共同特点。但是,也还有落后的劳动者,他们由于社会出身、工龄短或者某种别的原因,还未能摆脱相当多的小资产阶级的观念,还没有获得本阶级的真正的品德。某些经济工作领导者往往对这些人采取温情的态度,这与革命的原则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各企业和生产单位进行的讨论,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意见。希望保持无须费力和流汗就能轻易超过的低劳动定额,让个别的工人和合作社社员能从社会中得到比他应该得到的东西更多,得到比他事实上给社会提供的东西更多,这是为什么?借口为了使自己企业或部门的工人之间在劳动报酬方面不存在显着差别而人为地和无根据地提高工级,这到底对谁有利?尽管已作出断然决定,在未进行既定的研究以前,不许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但有的部为了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而向政府提出提高它们某些企业的级别的建议。这种倾向对经济是有害的,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应当予以打击。

经济方面的外来表现往往是对集中和民主、一长制领导和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没有深刻认识和贯彻的结果。它们造成了这种现象:放松在汇报工作方面的要求和对执行任务的严格监督,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它们也是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最显着、最普遍的后果。

中央委员会不止一次地强调,不仅要在数量上,而且要在每个品种上,在完全符合标准和技术条件要求的情况下完成计划。一般说来,目前逐年都有显着改进,加强了为严格坚持国家计划及其要求的努力,对彻底完成一切计划指标和生产指标的需要有了更正确的认识。但是,在实践中却发生这样的情况:只从总的数量方面去注意和进行生产,而几千吨铬和煤、几千公尺纺织品、几千双鞋与几千件成衣的生产违背了技术条件和规格,一些积压商品、超过规格的商品和废品给经济增加了负担。尽管商品结构中还存在缺陷,但今年年初,商业企业就有约二亿五千万列克的商品超过规格。商业领域内卖不出去的纺织品、成衣和鞋还有増加的趋势。因此,近两年来虽然有价值四千六百多万列克的货物进行了降价处理,某些企业和车间还在继续生产这种质量低的产品。

不自觉的人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投机,严重破坏劳动纪律,他们上班下班随心所欲,想停止劳动就停止,在企业内逛来逛去,根本无视劳动制度。去年,平均每天无故旷工的约有二千多任务人,许多农活没有按时按质地完成,而数以千计的农民却不去参加劳动,四分之一的社员没有做到二百个劳动日。在国家行政机关也没有充分地利用工作时间。

有些人企图以民主和群众路线的名义来反对党政机关和经济机关领导者为建立制度和纪律所作的努力。正像列宁所阐明和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民主集中制要求在用最民主的方式和革命的精神,经过自由讨论和交换意见之后,共同决定事情。当事情一旦决定之后,每个人都应当对所担负的任务完全负责,执行和遵守计划纪律、技术纪律和劳动纪律。要作到这点,民主集中制就必须借助于一长制的独有的行动,借助于服从上级和领导者——他受国家和当权阶级的委托,始终不渝地、毫无漏洞地执行党的经济政策——的命令的行动。任何其他自由主义和温情主义态度都是有害的和格格不入的。权力和职权越增加,每个人行使它们的任务和责任也就越大。

最近几个月来,由于工人阶级已发动起来,他们对已发现的缺点和弱点进行严厉的批评,因而达到了这样的结果:各地出现了较好的秩序,劳动纪律大大加强了,对汇报的监督和要求提高了,总的说来,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干劲和努力增强了。难道这不说明存在着一切可能和一切主客观条件来迅速地、坚决地排除困难和障碍,把我们一切工作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我们的经济永远以高速度不停地向前发展吗?

从各方面来看,工人阶级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无论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还是直接在经济和国家行政机关各个环节中,工人阶级都应该进行领导、监督和施加影响。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显着的。如果工人阶级不能以革命的勇气站起来,如果没有它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进行群众性的直接监督,党的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就不会进行得如此广泛和深入。因此,把这种监督扩大到反对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表现的斗争中去,并予以加强,这是绝对必要的。正如党所强调的,应当在我们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中实行工人监督。但是,它也应作为自我监督在本阶级内进行越是有力地、不可调和地在本阶级内部开展反对自由主义和任何其他外来思想表现的阶级斗争,在企业内外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工人监督就越有成效。

强调直接的工人监督,既不排除也不代替国家监督,国家监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领导活动的不可分割的特性。但,最近在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各个环节中有不少忽视要求汇报和不追究责任的迹象。这种既有害又危险的倾向为经济管理部门中的格格不入的态度和行为,为在执行任务中作出让步和削弱纪律的现象打开了道路,并在某种程度上怂恿了这些行为。

实践表明,对在经济上危害国家的行为不仅很少向有关机构进行揭发,而且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肇事者也轻易地溜过去了,没有通过行政途径对他们采取措施,而是采取温和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当那些没有觉悟的人损害社会主义财产、获取超出他所应得的报酬和盗窃人民的财物时,为什么个别经济领导者熟视无睹呢?难道他不知道,他以这种放任自流和自由主义的态度,给社会主义的利益、给造成这些损失与浪费的那些人本身都带来巨大的害处吗?

还应该提到的是,司法机关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很好地完成了反对一切反社会义行为,执行经济方面的法律的任务。这些机关进行让步,表现得温柔和不坚定,从而为有损于我们经济和社会的行为屡屡再现开辟了道路。

党一贯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存在阶级斗争,存在各种矛盾、困难和障碍的情况下进行的。要克服这些东西,就一定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有组织性、规章制度、纪律和责任感。因此,要通过行政、法律、财政和银行等各种形式,在从中央到基层的各个环节中加强国家监督,并使之更好地同工人监督相结合。它应该有系统地、深入和有效地反对外来表现,防止缺点、错误。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自力更生。这个原则已深入到以无限相信自己的毅力、首创精神和革命行动为特点的我国劳动者的灵魂和血液中。工人、社员、工程技术干部和经济工作领导者勇于执行自力更生的原则,因而光荣地完成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克服了不少困难。这一伟大原则和这种革命精神在执行第五个五年计划任务中也在有力地表现出来。从大的工程项目到小的车间,都在努力简化设计和施工,本地制造新的机器和机械,减少进口。自力更生特别体现在这些方面,即普遍提高了实行合理化和节约的创造精神,提高了快好省地进行建设和生产的竞赛水平。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所获得的经验将在今后得到丰富,特别是在制定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第八个五年计划草案中,这一经验要很好地加以考虑。

但是,如果我们不看到隐藏在已取得的东西背后的,在正确理解和执行自力更生原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格格不入的表现,不可饶恕的自满情绪将遮住我们的眼睛。

在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名义下,耗费原材料超过计划,并且违反所规定的制度,动用安全储备。根据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指示,各生产单位的努力和奋斗首先和高于一切的应该是集中超额生产这样一些产品,它们的原料可以就地保证,并且不是短缺的,——尽管有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这些指示,但作起来往往不是这样。为什么允许把由于降低短缺物资或进口物资的消耗额所创造的可能条件用来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而不是像党不断强调的那样,用来增加和加强业务储备呢?说允许这种行为的经济领导者和党的组织实质上不理解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包围所加给我们的特殊环境,那是多余的。

应以同样的眼光来看这种情况和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设备或机器,对工厂、合作社、区或部向他们提出要解决的每个问题,不很好地考虑就去寻求捷径,眼睛望着外国,张口就要外汇,或者借口学习先进经验要求出国,而不是面向国内的可能性和经验,不是加紧努力,自力更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特别使人不安的是,经济领导机关和国家领导机关的一些干部不深入了解情况就支持这些倾向。除了损害经济和无标准地开支外汇外,他们还有意无意地助长人们的错误概念,散布涣散的和两眼看着进口货的风气,谈到国家的钱,他们就大手大脚。

政府已采取了措施,规定了基金,以便使我们的人能够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解外国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果。但应该尽可能合理地使用这些基金,应该首先吸取和学习我国经济最需要、在我国条件下有可能运用、能保证迅速和巨大收益的那些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拒绝这样一些人的倡议,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可能性,只因为从某本书中的某个地方看到了一点什么东西,就提出报告和庞大“计划”,不好好考虑要搞成这些东西需要几十万、有时甚至几百万美元。

对这些缺点和不足之处的分析表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从基层到中央的很多领导干部让步的结果。不论谁违犯了指导我们社会一切活动和有力地建立在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法律和准则,都要受到谴责。但是,当干部不遵守和不准确地执行这些法律和准则时,就会给经济和党的整个工作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我们来自群众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在党的熔炉中锻炼过的干部,应该真正理解和认识自己的作用和责任,给自己和群众指出正确的、严格的结论和任务,每天都用阶级觉悟的尺度衡量自己的一切活动。

在每个地方和每件事情上建立规章制度和无产阶级纪律,首先是劳动群众的觉悟问题,是对他们进行教育、说服和使他们受到锻炼的问题,是组织性问题,是严格执行国家法律和准则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工会也要研究和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工作。这方面的进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出现的缺点也应该看到,应该正确地对待和毫不犹豫地与之进行斗争。

在工会活动中表现出一种自满情绪,它助长了工作中的一些形式主义表观。工会的基本任务是教育本阶级,提高本阶级的政治思想觉悟,组织和动员劳动者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积极吸收他们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工会不应允许屈服于各种压力,去从技术和管理方面抓一些当前的经济问题,因为正如有时所发生的那样,这会使工会脱离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会组织不应仅仅满足于工人阶级在生产中所取得的一般成果,而应该认真地关心和更好地进行斗争,反对在对待工作和财产方面的各种格格不入的态度,如:破坏纪律,损坏和滥用公共财产,生产低质量产品,保持低定额等,这都说明缺乏有效的教育工作。

另一方面,工会不仅应从劳动关系上来看待劳动者,而且还应从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上,从作为公民和家长方面来看待劳动者。工人不仅应该在工厂和劳动中是模范,而且在工厂之外,在家庭、街道、社会和一切地方都应是模范。

要完成这些任务,就要做深入的,有区别的工作。它既不能容忍形式主义,也不能容忍工作中有吹嘘的现象。工会机关要争取同群众打成一片,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屈服于不成熟的工人或不成熟的工人的个别集团的小资产阶级压力,而应为把群众提高到本阶级使命的高度而斗争。党强调指出,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还有一些人尚未获得本阶级的真正特点,他们破坏劳动制度和社会准则。因此,工会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自己整个活动中的唯一方法——说服教育方法的情况下,应该为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法律和所定的规章制度而斗争。另一方面,工会应当更好地、更坚决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在此范围内,工会应反对任何践踏劳动者权利的官僚主义的不正确行为,坚决反对任何人违犯国家法令,不管他是领导者还是工人。

特别是应要求工会克服缺点,进一步改进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思想锤炼的教育工作。在加强对工人进行教育的体制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活跃工会组织的政治生活,更好地使教育工作同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广泛发扬同缺点毫不调和的精神,在组织内部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个这项工作应该采用多样化的形式,应该有助于社会主义竞赛的蓬勃开展,加强主动性和政治思想、经济、文化与社会活动。

最近围绕这些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是对各级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对经济机关和政权机关、对城乡所有劳动人民的一个新的促进,使他们对经济方面出现的格格不入的表现和自由主义倾向作出深到的反应,以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对它们进行遗责,并采取措施,加强同它们的斗争。

在我们全国,在城市和乡村,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对缺点的批评已成为一种动员力量,激发了干劲和乐观主义精神。各经济部门都在出现普遍蓬勃发展的形势。到处都可以看到在工作和完成任务中的明显的改进。迄今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国家计划正在胜利完成。在今年头两个月中,很多企业出现了明显的亏损,但到五月底,五个月的工业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一,上半年的计划预计将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四。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我国劳动人民——我国工人阶级和合作社农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正在以实际行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但是,所有这一切以及所取得的其他成果,只应该被看作是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为把祖国的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而应该不断进行的斗争的令人鼓舞的新高潮。


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应站在反对外来思想表现的斗争的前列


党从不隐瞒缺点和弱点,不怕公开地、勇敢地在党员和人民面前揭露它们。它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们的批评丝毫不会抹煞党在同家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胜利。它是党的严肃态度、党的力量、党同人民的密切联系的又一证明。党内威望和人民对它的信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这样强。

党的路线过去和现在都是正确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党对这个报告中所谈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指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得到了正确的理解和执行,甚至还遭到了歪曲。所有这些都是在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党组织和党委的面前发生的。为什么允许这些问题发生呢?为什么有些同志喜欢片面地解释党的指示呢?为什么忽视许多外来表现和削弱对它们的斗争呢?我们应该从对待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自由主义观念和态度当中去寻找祸害的主要根源,我们应连根铲除这种祸害。

自由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企图破坏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同内外敌人的思想压力的产物。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特别是它传播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工作和对这种现象的危险性的认识,取决于党对党员和劳动者进行革命教育和锻炼所进行的斗争。这种现象从未成为我们党的通病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说明了党的警惕性,说明了党过去,现在所进行的正确斗争。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今天所批评的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主义表现同党的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那些自由主义表现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应该指出,在基层组织的会议上很少谈到这个问题。

在党的生活中,自由主义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在许多基层组织中,从整个组织到每个党员,都没有始终以充分的责任感来执行党在一切生活领域内的路线。在某些部门,如在艺术、文化和教育部门,党的基层组织没有始终如一地发挥它们的领导作用,没有站在各项工作的前列。它们没有抓住这些机关工作内容的根本性问题,没有为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路线施加自己的影响和进行监督。在这方面,下述错误观点也造成了损害:艺术和文化问题主要是属于专家们的问题,党组织没有必要过多地介入这些工作。

毫无疑问,应该听取和尊重专家们的意见,因为专家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是党的和受过党的教育的人。但是,基层组织在任何时候都应对正确贯彻党的路线负完全的责任。不能要求党员详细了解技术和艺术各个方面,但捍卫路线是他们的根本任务。每个党员都应该专长于执行党的路线。事实上,当文化艺术机关的党组织认真地分析这些机关的工作时,它们就证明自己完全能够深入地研究和正确地解决它们部门工作中的思想美学内容问题。

加强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是党的经常性的切身的任务,在原则上深入理解和在实践中贯彻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党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基层组织实现的。有了很大的改进,但还有许多组织在党的生活方面没有生气。墨守成规的习气和日常的实际工作使得一些基层组织去抓一些当前事务,如抓农时问题,这扦,它们就没有认真地去抓思想政治根本问题和对人的教育工作。

有些基层组织,无论在讨论思想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时,都往往不是从政治上去处理这些问题,在发现缺点和弱点时,没有深挖思想根源,没有为克服这些缺点、弱点很好地规定措施,没有为给劳动者指出前景进行应有的工作。

基层组织内部生活中的自由主义的根源还在于不执行党的准则。综合了党的准则和原则的党章没有被大家所熟知。批评和自我批评缺乏战斗性,对党的会议不够关心和责任心不强,在要求汇报工作方面存在弱点等,其根源也正是在这里。

在很多情况下,作决定的工作是薄弱的。甚至有些基层组织根本不作决定,而另外一些组织作决定一般化。这就使得党员不能积极开展活动和明确任务,结果造成忽视党的纪律的现象。这样,对执行任务的监督也大大地削弱了。

现在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积极变化,即基层组织讨论了党的最近的文件。在基层组织的会议上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深入地分析了工作。共产党员们公开而大胆地发表了意见,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做了自我批评,有力地批评了外来表现和现象。这震动了许多党组织,使它们站到了革命的健康的立场上。

但是,这里有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感到不安。为什么允许问题成堆?为什么希望一次会议就解决全部问题?为什么只等着依靠上面的推动来抓起和处理使我们感到不安的问题?许多党员看到了文艺中以及学校和各单位直到自己家庭中的外来表现,但有的人却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吭声,不同这些表现作斗争,等着别人去解决这些问题,正如那种对这些表现持调和态度的人一样。

这不是革命者的态度,是与党的准则不相符的。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而且要求每个劳动者在看到有人违犯和歪曲党的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看到有人滥用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用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进行投机时,要公开地、毫不畏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要作旁观者,而应作出反应,并采取行动。

党的工作中的自由主义还表现在没有很好地理解党员在执行任务中的先锋作用。许多基层组织没有要求党员进行汇报:他们作为政治战士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的任务完成情况如何,对所交给的任务完成情况如何,在非党劳动者中是否突出,是否以身作则,是否鼓舞着自己周围的非党劳动者,使他们也为完全完成任务而认真地工作。

党员,不管他是工人、农民、军人、职员还是知识分子,都应该是捍卫和贯彻党的路线的热情战士。任何党员,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不应该比其他人特殊。这也不能以工作或部门的任何特殊性来辩解。但是,有些党员,特别是文艺部门中的党员,他们允许自己提种种要求,他们和其他人不同,不汇报自己所作的工作,受到批评后就感情用事,进行报复。

有些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党员把党的工作看为仅仅是参加基层组织的会议,他们认为,只要履行好自己的国家职务就行了。

党员仅在工作中态度端正、起先锋作用是不够的。他应在自己的一切活动和整个一生中都是如此。有些党员的孩子变成了游手好闲的人、流氓、奇特的资产阶级时髦和恶习的传播者,这样的党员怎么能起到先锋作用并成为别人的榜样呢?党员的形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应随时随地表现出来。

由于外来影响和有时没有以健康的标准吸收党员以及教育工作不够,因而在党的队伍中有一些消极的党员,他们不执行党的任务,他们的态度给群众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损害了党员的道义形象和革命形象。这些党员应该摆脱暮气沉沉的状态,对他们应该进行批评和帮助,使他们在斗争和工作中改正错误;对于那些继续拖着不改的人,要釆取措施,直到把他们开除出党,因为他们影响党的生活,妨碍党的革命化。

党培养和教育了一支献身于社会主义和革命事业、忠于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大军。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巨大财富。他们肩负着重担,解决了和胜利地解决着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许多重大问题。今后,党仍要不断关心干部,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永远保持纯洁,紧密联系群众,成为促进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进步和富强的坚强战士。

苏联的惨痛经验表明,来自干部革命精神削弱所产生的危险是非常之大的。苏联的惨痛经验还证明,使干部蜕化变质的可能性来自两个方面,即既来自他们的官僚化,也来自他们的自由化,这些现象是紧密相联和相互影响的。

应该指出,在讨论党最近的文件中,基层组织没有注意联系所有这些已受到谴责的自由主义表现,对干部的工作进行分析。经济、艺术、文化、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内的外来现象受到了正确的批判。这些东西是否与干部的工作有关系呢?难道只由那些不守纪律的或力图维持低定额的工人、不出勤的农民、逃学和旷课的学生承担责任吗?不,干部也有过错,他们容忍了这些格格不入的表现,没有与之进行斗争。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干部身上也表现了自由主义,退让和宽容的倾向。这更应该使党感到不安,因为干部的观点、态度、行动在群众中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当一个干部作一次让步、在一个问题上表现自由主义时,那么,其他人就会允许自己这样做十次。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如果一个干部违犯党的成文的和非成文的法律、准则,拿合作社的财产送人情,或者把它当作自己的物品处理,那么其他人进行这种有害的行动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事实表明,干部中也有外来影响,他们的思想也沾染了灰尘。因此应该去掉这种灰尘。去掉灰尘最好不要用抖的方法,不要只搞一次,而要用刷子天天刷,就像我们每天早晨刷衣服一样。

我们的干部应永远正确地对待国家的法律和党的准则,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都应成为榜样,听取群众的意见,生活在群众中间。党一贯教导干部要经常向群众汇报自己的工作,以便群众对自己的工作、品行和态度进行不断的监督。

考虑到干部对于各个方面和环节上顺利进行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应该坚决反对在选拔和分配干部中出现的为数不少的那种自由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表现,即往往从某次偶然的接触或从会议上的某次发言来判断干部;某些领导者的个人口味和倾向占上风,希望有适合自己的下级,以便执行领导者所说的一切;或者根据家族、家庭和朋友关系来选拔干部。

应该特别注意严格执行党关于干部轮换、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因为这里也有自由主义表观。在干部轮换、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出现的辩解、障碍和困难应该予以消除,这些东西的借口就是某些工作的特点和特殊性,什么某些人是不能代替的,实际上这都是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