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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1939)

Nadezhda Krupskaya

 

 

 

 

 

 

 

 

1890

 

 

 

1895

 

 

 

 

 

 

 

1916

 

 

 

 

 

 

 

 

 

 

 

 

 

 

 

 

 

 

 

 

 

 

 

 

 

 

 

 

 

 

 

 

 

 

 

 

 

 

 

Zetkin - Krupskaja

 

on the Second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

 

 

 

 

 

 

 

 

 

 

 

 

 

 

 

 

 

 

 

 

 

 

 

 

··克鲁普斯卡娅

1930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给国外的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说:“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1897816日的信)[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897年以前就已经为工人写作了。

  1895年,他为工人写了一本题为《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1895年在拉赫塔印刷所秘密印行的。

  在1895年,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后来成为有名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2], 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列宁、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柯夫、拉德琴柯、瓦涅也夫、西尔文和雅库波娃等人,——曾决定出版一种供工人阅读的秘密杂志《工人事 业》。在创刊号准备就绪的时候,发生了逮捕事件,本期原稿从瓦涅也夫家里被搜走了,这一期杂志就没有出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为这一期杂志写了一篇《我 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狱中寄出了用化学药水写在书上供工人阅读的两份传单:《五一工人节》和《告沙皇政府》。

  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对伊里奇的小册子《对罚款法的解释》给了很高的评价。

  伊里奇在1897816日给阿克雪里罗得的同一信中写道:“您和他(普列汉诺夫。——娜··注)对我的习作(为工人写的)所下的评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3]

  希望学会写广大群众易懂的作品的青年作者,必须仔细研究伊里奇的这些著作。

  如果我们看一下《对罚款法的解释》这本小册子,那末就会发现,这本小册子是用非常简单的话写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这本小册子同那些在目前还大 量流行的肤浅的宣传品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本小册子里完全没有鼓动的词句和号召。但是主题的选择本身就很恰当。这个在当时大大地激动了工人的题目正是工人所 关心的。这本小册子是从工人非常熟悉的具体事实出发,完全以仔细收集来的大批材料作根据,事实的叙述又很清楚。在小册子内所讲到的,拿来说服人的,都不是 空话,而是具体的事实。这些事实说得这样明白,这样令人信服,使工人一读之后,就能自己做出结论。小册子的提纲也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它从各方面来阐明问 题;这个纲要可以归纳如下:

  (1)什么是罚款;
  (2)从前是怎样规定罚款的,是什么东西引起了新的罚款法;
  (3)厂主可以根据什么理由来课处罚款;
  (4)最多可以罚款多少;
  (5)怎样课处罚款;
  (6)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7)罚款法是否适用于全体工人;
  (8)结束语。

  结束语把工人自己根据前几章引来的事实已能作出的那些结论简要地表述出来,只是帮助去概括和最后表述这些结论。这些结论很简单,但是对工人运动有极大的意义。

  列宁在《我们的大臣在想些什么?》这篇短文中所采取的对读者的态度也象《对罚款法的解释》一文一样。他把内务大臣杜尔诺沃给宗教事务院最高检察官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拿来加以分析,并引导工人得出以下的结论:

  “工人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臣们多么害怕知识和工人的结合!你们应当向所有的人表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觉醒!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有了力量!”[4]


  传单《五一工人节》是在狱中为纪念1896年五一节而写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份传单是哪一年写的,那末这很容易从传单本身的性质来确定。在传单里讲到 工人的国际节日,讲到工人的国际斗争,但是出发点是当时大中心城市的工人状况和工人斗争。传单指出了斗争的前途,并直接号召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传单是在189651日发表的,而在六月彼得堡就有三万纺织工人罢工。

  第二份传单《告沙皇政府》对罢工作了总结,并号召工人作进一步的更加深入的斗争。传单的结尾几句话是:“1895-1896年的罢工没有白白进行。它大大帮助了俄国工人,它表明他们应该怎样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它教他们懂得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政治需要。”[5]

  1897年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按第一本小册子的体裁为工人写了第二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叫《新工厂法》。1899年写了《论工业法庭》和《谈谈罢工》两个小册子。

  这些小册子的写作工作帮助了列宁更好地来学习写作和讲话,使他的演说和文章对群众特别亲切易懂。

  列宁是向谁学习讲话和写作通俗化呢?是向皮萨列夫[6](当时列宁读过他很多作品)学,向车尔尼雪夫斯基[7]学,但是主要是向工人学,他同他们一谈就是几个钟头,问他们关于厂内他们生活上的一切详情细节,专心地倾听他们偶然提出的意见,听他们怎样提问题,观察他们的知识水平,他们对某一问题有什么不了解的,为什么不了解。工人们在回忆列宁时叙述了这些谈话情况。

  伊里奇为了要把自己的意思更明白地、更好地向工人表达,曾作了许多努力,同时对任何庸俗化以及在工人面前缩小问题并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表示气愤。伊里奇在《怎么办?》(1901-1902)一书中写道:

  “……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象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象《自由》[8]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 ‘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杂志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 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和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组织时就弯下腰来,实际上这倒是侮辱了工人。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去做吧,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9]


  伊里奇对于任何对工人含糊其词的行为,对于以“花言巧语”[10]来代替严肃讨论问题的做法,都很气愤。

  在伊里奇的演说和文章中工人们始终可以看到,伊里奇——象一个工人所说的那样,——总是“认真”地和他们谈话。

  过了三年(19056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回到他在《怎么办?》一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他写道:

  “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现在和将来始终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必须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使全人类摆脱一切 压迫而斗争的战士;必须经常教育这一阶级的不断出现的新阶层;必须善于接近这一阶级的最不开化、最不成熟、而我们的科学和生活的科学也很少触动的代表们, 以便能够跟他们谈得来,能够接近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提高他们,使他们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但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 本子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的斗争。再重复一遍,在这种日常活动中是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忘掉了这种活动,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 人了。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人常常忘记这一点,即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把政治任务归结为教育学,同样(虽然另有原因)也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谁要 想把这种‘教育学’当作一种特殊的口号,使它跟‘政治’对立起来,并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建立特殊的派别,用这种口号去号召群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谁就必定要堕落到从事蛊惑宣传的地步。”[11]


  这只是来说明以前说过的话,并明确伊里奇对通俗读物的要求。

  1903年,当自发的农民起义开始时,伊里奇就写了一本《给农村贫民》的通俗小册子,在小册子中向农村贫民解释工人为了什么而斗争,为什么农村贫民应当同工人一起前进。

  19057月,伊里奇写了《三种宪法或三种国家制度》的著名传单。传单上把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三者按形式、内容和目的来加以比较。这个传单是明确和通俗的范例,但同时是严肃解释问题的范例,是“认真”谈话的范例。

  按伊里奇的意见,共产党员在形势急剧转变的关头,特别应当写得通俗,讲得通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74月代表会议上说:

  “许多人,连我本人在内,都在群众面前,特别是在士兵面前讲过话,我想,假如一切问题都从阶级观点来解释,那末他们 很难了解我们的立场,很难了解我们想怎样结束战争,我们认为怎样才能结束战争。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立场有许多误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因此我们应该讲得极其 通俗。”[12]


  列宁在同一演说中说:“必须面对群众,向他们作具体的答复。”[13]要有明确的政治思想。“联欢缺乏明确的政治思想。”[14]列宁在讲到不摧毁资本家的统治,就不能实行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时,曾坚持要把这一思想向群众解释清楚:

  “我再说一遍:需要把这一真理向不觉悟的人民群众由浅入深地解释清楚,使那些没有修养的人了解问题的实质。目前流行 的论战争的书刊都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把事情描绘成似乎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两个国家是友好相处的,后来一个国家攻击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就实行自卫。这 些书刊的全部错误和谎言就在这里。这是一种丝毫没有客观精神的庸俗议论,是有教养的人对人民的有意识的欺骗。”[15]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列宁认为善于通俗地讲话和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对群众说来成为象他们自己的事业一样明白易懂的东 西。通俗演讲和通俗小册子应当有激起某种行动的具体目的。通俗演讲中所发挥的政治思想,应当是准确、鲜明而含意深长的。任何的庸俗化、简单化和脱离客观性 的做法都是不允许的。应当准确地按提纲阐述问题,帮助听众或读者自己去作结论,而只把这些已经被听众或读者意识到的结论加以总括和表述。

  不要从抽象的议论出发,而要从切近听众或读者、能激动听众或读者的事实出发,并逐渐地、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解释这些事实同阶级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问题之间的联系。

  列宁就是这样来教大家通俗地讲话和写作的。

  目前,通俗读物具有特别的意义。由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群众必须尽可能清楚地了解形势,学会了解日常生活中他们关心的事实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本问题 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读物简直少得可笑。应当写这种读物。必须向列宁、向群众学习怎样通俗地写作。必须学会善于写通俗作品的本领,努力工作,集体地养成这样 写作的本领,并在实践中检查取得的成绩。


写于1930
载于娜··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是党的报刊的编辑和组织者》







[1]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2]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1895年列宁把彼得堡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起来组成的,是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初萌芽。

[3]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4] 《列宁全集》第2卷第68页。

[5] 《列宁全集》第2卷第98页。

[6]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

[7]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批评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

[8] 《自由》是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由叶··捷连斯基创立,曾与彼得堡经济主义者结成同盟反对列宁)1901年在瑞士出版的杂志,它标榜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实际上宣扬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反对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9]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40-341页。

[10] 同上书第341页。

[11] 《列宁全集》第8卷第423页。

[12]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3页。

[13] 同上书第208页。

[14] 同上。

[15] 同上书第236-237页。

 



··克鲁普斯卡娅

1931年)



  当你的思想掠过伊里奇的生活道路时,当你回忆伊里奇所做的工作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的早期的方针性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著作。1894年写 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就是这些著作中的一种,它当时是秘密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指出了明确的远景。它的结束语是:“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 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 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2]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实际生活证实了这段话中的每一个字。这个目标在现在看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三十五年前,它还仅仅是科学的预见,仅 仅是用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对俄国现实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这个目标贯彻在列宁终生的活动中。它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某种预言,更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科 学的信念。伊里奇在1894年规定的这个目标,照耀着党的整个道路。德国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在九十年代末写道:“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还 记得,伯恩施坦的这句话曾经如何引起伊里奇的愤怒。他认为伯恩施坦的话有削弱运动、涣散运动的危险。三十五年前,共产主义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极遥远、极不 现实的事情。谈论共产主义好像完全是多余的。当时人们没有估计到这个目标的巨大的组织作用。

  三十五年前还只能极为公式化地确定达到这一伟大目标的道路。但是,伊里奇在《人民之友》里指出了一种把活水注入公式、在每一个阶段使公式有血有肉的方法。他写道:

  “……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是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的敌人……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Studieren, Propagandieren, Organisieren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做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结论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做思想领导者。

  这样提出任务就能保障社会民主主义者免除各种社会主义者团体所常患的毛病,即免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布尔什维克走的是这条道路,共产党走的是这条道路,并且因此而取得了胜利。

  研究,研究理论,研究现实。有时候,你走进伊里奇的办公室,你会看见,他坐在那里在反复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就是在国家处于最艰难的生死关头 时,他也是这样。伊里奇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还能研究理论的这种才能,总是使我感到惊奇。他从理论中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善于把实践同理论结合起来,把 日常斗争中初看起来似乎极为琐碎的问题同重大的原则问题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特征,是列宁全部活动的特征。就拿伊里奇在彼得堡活动的时期来说吧,当时工 人运动还刚刚开展起来。他从“不按时供给工人开水”这样的问题当中引伸到关于阶级矛盾问题,关于必须进行阶级斗争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问题。理 论使实践深入,同时理论本身又从实践中吸取新的力量和不断深化,使理论的作用更大。

  伊里奇要求在研究理论的同时,还要根据各种材料和亲身的观察来研究现实。了解伊里奇的人都知道,伊里奇多么善于观察生活和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冷 静地考虑现实,善于正视真理,不管真理是多么无情,不为成就陶醉——这些都是伊里奇的特征。做到这些对他来说本来是不容易的。按性格来说,他是一个非常热 情的人,他对一切有关的事情都非常关心。假如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往往激动的很厉害,焦急不安,彻夜不眠,早晨起床时完全像个病人,气色很难看。

  我不由得想起反动统治的年代,即第二次流亡的年代,当时正是分裂时期。这个时期耗费了伊里奇的不少心血。但是,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无论什么严重的不 幸和不好的心情都不能模糊他的视线,他总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也要求每一个党员,要求全党都有这样的清醒的头脑。研究理论,并不断地丰富理论,在党内已 形成为传统。在运动极为广泛地开展起来,许多实际问题提到首要地位,需要给以极大的注意的时候,这个传统是尤其重要的。把理论同实践、把实践同理论密切结 合起来的传统,给我们党增加了巨大的力量。今后我们要继续发扬这个传统,不应有丝毫的动摇。青年党员应当努力掌握列宁掌握知识的方法和列宁研究现实的方 法。

  研究、认识现实,这是计算。大家知道,列宁是多么重视计算。这种计算不仅仅是统计学上的、数量上的计算,而且是质量上的计算。学习计算得愈来愈准确,愈来愈深入——这个任务并没有从日程上取消。

  宣传,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之友》中提出的第二个任务。使群众了解革命理论、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这是伊里奇的终生事业。开始的时候 很简单,只是在4-6个人的工人小组里靠手抄的传单进行宣传,可是这样的宣传发展成用语言和事实对千百万人进行的宣传,发展成世界性的宣传。

  列宁不断地研究宣传方法,研究如何进行宣传才最能令人信服,令人激动。现在他的主要的言论和著作已经收集起来,因此可以研究他在这方面的工作。鼓动是 宣传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能把理论同实践特别紧密地结合起来。如何抓住当时最能激动群众的事情,如何把激动群众的某一现象同基本的理论问题结合起来,如何 把各种现象联系起来,伊里奇对这些问题曾孜孜不倦地作过许多研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演说和文章才具有这样大的说服力。如何用“生动的事实”来进行宣 传,如何把事实变为生动的宣传材料,伊里奇曾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如何把报刊变成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列宁对这一点也给以极大的注意。

  列宁十分重视通俗化的问题,就是说,要善于清楚、简单、具体、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和农民讲解重要的和严肃的问题,同时又不造成任何的简单化和庸俗化。他 在他的革命活动初期写给巴··阿克雪里罗得和格··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3]在这方面他也作过许多研究。

  应当把列宁关于宣传和鼓动,以及关于说服群众的方法的一切言论和著作,都收集起来并加以整理。这是每个党员都需要知道的。

  最后,列宁在《人民之友》中强调指出的第三个任务,就是要善于组织。他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他为实际组织问题用去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比在其他方面更需 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前所未有的工作。我们知道,列宁曾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组织者,是《火星报》的组织者,是党的组织者,是苏维埃政权的组织 者。组织工作要求有很大的耐性,坚韧不拔和沉着冷静的精神。列宁的传记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描绘他的组织活动的图画。《列宁全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组织问题方 面的最宝贵的意见。他说,社会主义的中心和基础在于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改变整个机构。需要把人民中的一切觉醒的和具有创造能力的 人,都汇合到现有的以及劳动群众今后将要建立的组织里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 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和衷共 济地工作。

  列宁总是把研究革命理论和周围现实的问题,把研究时代和国家特征的问题,把宣传和鼓动问题以及组织问题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深入研究所有这些工作的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使列宁和党成为广大群众的真正领袖。


写于1931
载于1931422日《真理报》第111





[1] 原题是“列宁的方针”,为了使题目更鲜明,加上了体现本文中心思想的关键词作为标题。——录入者

[2]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9页。录入者附注:粗体和放大皆根据原书。

[3]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克鲁普斯卡娅

1932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重视编辑工作的哪些方面,从他1913年写给卡斯帕罗夫同志的一封信可以看出来。卡斯帕罗夫给《启蒙》[1]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伊里奇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您的文章我已经收到和读过了。依我看,题目选得很好,论述得也很对,就是在词章上下的工夫不够。有许多过分的(不知怎么说才好?)‘鼓动’,并不适合这篇理论性的文章。依我看,或是您自己加一下工,或是我们试改一下。”[2]


  可见,选择主题,论述主题,文字上的修饰,这就是伊里奇注意的三个方面。

  选择主题很重要。要选政治上重要的、为大众所注意的、涉及最迫切问题的主题。

  我观察过《火星报》的编辑工作。我记得,每个主题都进行了多么详细的讨论。我记得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就选择什么主题的问题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谈话和交换意 见。连主题的配置——什么问题放在前面,什么问题放在后面,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火星报》编辑部开会(或用通信的方式)的时候,就详细地讨论每个主题 ——它的共产主义比重。因此,当我看到编辑工作的时候,我就不由地想到,选择主题是多么重要。

  当然,这对《火星报》特别重要。当时还没有中央委员会,《火星报》是唯一的党的机关和实际上的领导机关。当时还要规定最基本的理论原则和策略方针。现 在就不同了:拟定主题已经容易得多,但人们还是经常忘记,拟定主题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我们的许多杂志和报纸,主题的选择还是自流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 向列宁学习。

  主题问题和计划性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选择主题,配置主题,这也就是计划。计划的总的性质是由党在某段时间或某个时期的总的任务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伊里奇在《火星报》和《曙光》[3]杂志编辑部声明的草案中已经做了确切而清楚的阐述[4]。但是,如果以为,这对于杂志,特别是对报纸来说已经够了,那是不正确的。每一期的计划都要以当前的迫切问题为依据。它应当把总的原则具体化,使每一期都尽可能密切地和“转瞬即逝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不然计划就是死的计划。

  当然,由于秘密刊物即国外秘密刊物的出版条件,报纸送到目的地的时候,某一问题已经变了。但是伊里奇总是特别注意主题的迫切性和计划同实际生活的深刻联系。

  主题的论述对杂志和报纸说来,其意义并不次于主题的选择。主题的论述决定着方向。主题也许选得很好,但是主题的论述决定问题是否阐述得正确。同一个主题既可以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也可以从民粹派[5]的观点、从自由派的观点论述。主题的论述是问题的关键。而且一个主题即使是由同一派的人写,不同的色彩也是非常重要的,把什么提到首位、特别强调哪些地方、从哪些联系和中介中把握问题,这都是重要的。

  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列宁的文章研究他是怎样论述问题的。了解了伊里奇写文章的方法,可以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他在写文章以前, 通常是先写好提纲。从这个提纲可以追溯伊里奇的整个思想过程。有许多文章,伊里奇把提纲改了两遍、三遍;把这些提纲比较一下,看看伊里奇为什么要修改提 纲,修改后的提纲比原来的好在什么地方,他朝哪个方向改变论述主题的方法,这是很有意思的。

  从伊里奇的文章也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工人运动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阶段上论述同一个主题。基本的意思仍然不变,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在较早的时期,多带理论性,在较晚的时期,多带鼓动性。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伊里奇在《人民之友》一书中就谈到宗教观念 和落后的经济形式的联系,揭示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种说法的根源。1920年,当过渡到新的经济形式的问题成为当时的迫切问题的时候,伊里奇在 非党的工人和红军战士大会上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再如关于马尔萨斯主义[6]的 问题,90年代他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论证了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的小资产阶级性,后来,到1913年医生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工人阶级 和新马尔萨斯学说》一文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把在这两种场合论述主题的方法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我只是举这样两个例子。在列宁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很多这 样的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到,列宁怎样把以前从学术上论述过的某些问题同不同时期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他怎样在另一种情况下从另一个方面抓 住关于另一种联系的问题。1922年,有一次我向伊里奇谈过这一点。他认为,最好有人能够把这个问题阐明一下,因为这关系到辩证地对待主题的问题。这个问 题须要进行巨大的研究工作。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会有很大好处。《火星报》编辑部关于主题的论述进行过极其热烈的辩论。我因为是《火星报》编辑部的秘书,在讨 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出席了。关于主题论述的讨论使问题的整个提法都大大深刻化。

  最后,是文笔问题。文笔应该和内容相适应。文章的语言和笔调应同文章的论旨相适应。理论文章不适于用鼓动性的笔调写,鼓动性的文章不适于用学院式的语 言写。文笔是一种艺术。笔调,风格,善于形象地叙述,做出必要的比较,这些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伊里奇非常重视文笔,他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风格上下过很多 功夫。关于伊里奇的语言和风格,人们写了不少东西。伊里奇逝世后不久,《左翼文艺》杂志[7]发 表的一篇文章,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阐明了伊里奇讲话的结构如何使他的讲话热情洋溢,如何有助于强调基本思想和色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模范中学学习 过,把很多时间都白白地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面。但是这使他对语言学发生了兴趣。他可以坐上几个钟头来翻看各种字典,达里字典也包括在内。在他快逝世 的时候,他还特别关心这本字典的再版问题。伊里奇的语言是丰富的,他能使用许多民间成语和语汇。常有这样的情形:校对员没有认出是引自列宁著作的引文而在 某个成语或语汇的旁边打上一个问号或是惊叹号,有时甚至就照自己的意思改了。但是,列宁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鼓动性的著作用的语言,对群众是亲切易懂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语言上写过很多工夫。他从流放处写给巴··阿克雪里罗得[8]的一封信中谈道: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会为工人写作[9]。我从流放处写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的一封信描写过伊里奇在这件事情上怎样利用我的帮助:有时我要装成一个不懂外文术语和科学术语、不懂一些人所共知的事物的“无知的”读者。

  善于写作是一种艺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那些有写作才能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不仅是风格和语言的问题,而且是发挥和阐明问题的全部方法。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0], 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有时一个什么人发表了一个正确的、很引人注意的思想,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就把这个思想抓住,把它表述得那样漂亮、那样出色, 给它穿上那样光芒四射的服装,使发表这个思想的人本身都很惊奇,觉得难道真是他这个这样简单的往往很笨拙的思想变得这样意想不到地美妙迷人。我曾几次参加 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的谈话,看到他们怎样相互“补充”。

  现在,我来谈谈,伊里奇是怎样同编辑同仁和最亲近的撰稿人一起工作的。例如有某个新的主题必须加以阐述。可是谁也不表示愿意写。这时,伊里奇就找他认 为最适合写这个主题的人谈话,在他身上做工作。他并不立刻提出要写这个主题的文章,而是先同他谈这个主题所涉及的问题,引起对方对这些问题的兴趣,用一定 的方式引导他,看对方说什么。有时谈到这里就谈不下去了,这时,伊里奇就找别人,开始同他谈话,当他看到对方“上钩”的时候,他就开始更详细地讨论问题, 他从回答和对话看出,对方将要怎样论述问题,这时,他就向他详细地谈他自己的意见,更详细地发挥自己的观点。然后,他就提议:“你来写写这个问题吧,你会 写得很好”。于是,这个被伊里奇的谦诚态度所感动的人就答应了,而且叙述的常常简直就是伊里奇的意见。《前进报》[11]和 《无产者报》上有很多没有署名的文章。人们就争论起来: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是伊里奇还是别人。有人就说:“当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是他的话!”另一 些人就说:“不,这显然是某某人写的!”他们就这样争论起来。当然现在要来回忆某篇文章是谁写的,那是很困难的:不仅以前的编辑记不起,就是作者自己也常 常记不起,那些文章是不是他们的。但是这里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不管这些文章是谁写的,即使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写的,主题的选择和论述,他也是参 加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对编辑部内部的作者有影响,对编辑部以外的作者也是有影响的,这就是他的全部革命活动、他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他的文章等等 发生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作者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政治上已经定型的、有经验的人,他就向他们提出一定的要求。他就前进派[12]准备同《真理报》合作的声明写给高尔基的信就有代表性。

  “如果……如果象您所写的,‘马赫主义[13]、造神说[14]和诸如此类的一切东西已经永远地陷入了绝境’,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我愿意诚心诚意地和您一起为前进派的归来而感到万分高兴。但是我还要强调‘如果’,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愿望。”


  接着谈道:

  “如果他们已经明白了,我就要向他们致千百个敬礼,而一切个人的东西(这是尖锐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造成 的)立刻就会烟消云散。如果他们还没有明白,还没有吸取教训,那就请勿见怪: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诽谤马克思主义或歪曲工人政党 政策的各种企图进行斗争。”[15]


  对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提出某种最后通牒——要求原则上的坚定性。对年轻的新进的作者却是另一种态度——关怀备至,给予许多如何改正错误的指示。如果弗 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一个年轻的新进的作者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沉醉于什么,甚至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但是还能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不惜任何时间去 帮助他。他可以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地修改这个作者的文章,直到这篇文章象个样子为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修改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总是极力保存作者个人 的特点。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非常谨慎地、往往是用暗示的方法讲给作者本人,他的文章须要作哪些修改。

  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波利斯·克尼波维奇的信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但是非常用功,读过很多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农民经济分化问题》。书中不恰当地引了彼·马斯洛夫(孟什维克[16], 写过许多有关土地问题的著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马斯洛夫有过很多争论)的一些话,有些不正确的解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波利斯写了一封长信,但是这 封信遗失了;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重写了一封。信一开头是“亲爱的同事!”几个字。一开始就赞扬说:“我非常满意地读完了您的书,我很高兴地看到您 着手写一部重要的大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想必完全可以检验、加深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说得非常谨慎然而还是提到:要尽可能踏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接 着谈道:“在一系列数字之后,有时是否会忽略农户的类型、即农户的社会经济类型(大业主-资产者、中等小业主、半无产者、无产者)呢?”意见是用问话的形式提出的。由于作者不会不了解这个指责的严重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又极力说明错误的根源:“由于统计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一系列数目字’是吸引人的。我想建议作者考虑这种危险性:我们的‘讲坛主义者’[17]一定会用这种办法完全扼杀资料中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波利斯在大学里是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领导的研究组中工作的。——娜··注),把阶级斗争湮没在一系列、一系列的数字中。作者固然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他所写的一部巨著中,特别应当注意到这种危险性,注意到讲坛主义者、自由派和民粹派的这条‘路线’。当然,既要注意到,又要铲除掉。”接着又讲到马斯洛夫:“最后,出现了马斯洛夫,这有点象Deus ex machina。(某种突然出现的东西。——娜··注)Cur? Quomodo? Quibusauxiliis?[18] 要知道,他的理论距离马克思主义远得很。民粹派正确地称他为‘批评家’(=机会主义者)。”又是以问话的形式给作者指出改正的途径:“或许作者是非常偶然地信任了他?”最后说:“这就是我在阅读这本有趣的重要的著作时的一些想法。握手,并祝工作顺利。”[19]

  伊里奇就是这样培养青年作者的。伊里奇全部巨大的编辑工作都是口头进行的,大多数场合下都没有作任何记录,而这样的工作是很巨大的。伊里奇很注意“驯化作者”。他尽力登载应该被吸收参加工作的作者的文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也采取了同样的教育方法。当我在流放期间写第一本小册子《女工》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供了很多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在我职权先出国,并把《女工》的手稿也带了去。后来,他从慕尼黑用化学药水写的信中说,《火星报》编辑部决定秘密出版这本小册子,并转达了维拉·伊万诺 夫娜·查苏利奇[20]的 意见。维拉·伊万诺夫娜很喜欢这本小册子,她认为,有些地方应该用另一种方法写,但是她说,这本小册子是“写得顶呱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提意见 时,也象同其他新进作者一样同我谈话:“你是否觉得,这个地方要这样说才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了我要写什么问题以后,常常替我找些有趣的材料—— 从外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统计表,等等。不过从前,在1917年以前,我很少写东西。例如我一篇文章也没送《真理报》发表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吸收工人作者参加写作。他出国前,同巴布什金(涅瓦关卡的五金工人)商议好,要他给《火星报》写通讯,物色工人通讯员和作 者。我流放在乌法的时候,也物色了一些工人为《火星报》写东西。《火星报》的其他代办员也这样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写信给在纺织厂作过染色工、当时 (190011月)住在伦敦、准备回国的诺根同志,要他务必同《火星报》建立最紧密的联系,组织小组(现在叫队),给《火星报》送情报,写通讯,等等。

  伊里奇给诺根的信中说:“我们对您的合作寄予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在同各地工人建立直接联系方面。您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吗?您不讨厌东奔西跑吗?做这种工作大概经常要在外面跑。”[21]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看到一篇工人通讯是多么高兴。在慕尼黑的所有的编委即马尔托夫和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都和他一样感到高兴。他们 把工人的通讯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些工人通讯通常都是用当时先进工人用的特殊语言写的。他们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新辞汇和新术语,但是往往用得很特别,不正确, 搭配不当。这些工人通讯必须加以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这件事。他很注意保存这些通讯的精神、风格和特点,使它们不失掉本来的色彩,过分知识分子 化,而保存其本来的面目。这个工作大部分要我来做,因为修改工人的文章,我已经有些经验;这些经验是我在彼得堡涅瓦关卡星期夜校工作时获得的,我在那里工 作了五年。我的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看过。

  当时先进工人的语言使地方上的许多工作人员感到很难为情。他们送给我们的通讯不是原稿,而是已经“加过工”的;加工之后,通讯中最主要的东西往往都被 删掉了,通讯失去了工人的面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这种情形总是很生气,坚持要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地方组织常常以担心被破获为理由,而不乐意告诉这 种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何重视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从他1902616日写给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的信中可以看出。

  他写道:“亲爱的朋友……您报道的同工人谈话的消息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很少收到这种能真正鼓舞群众情绪的信。请务必把这一点转告您处的工人,并向他们转达我们的请求:希望他们也亲自给我们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报刊,也是为了交流思想,使彼此不失掉联系并做到相互了解。同时,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工人们对《怎么办?》一书的反应如何,因为我还没有听到工人们的反应。

  总之,请使您处的工人小组以及马尼亚(工人委员会;当时彼得堡有两个党委员会:一个是工人的,我们在信中把它叫作马尼亚,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我们把 它叫作万尼亚。——娜··注)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将大大加强他们同《火星报》的接近程度以及您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其次,如果马尼亚 的领袖中确实有能干的人,最好让其中一人到我们这里来一趟,请把这个意见转告他们,并请谈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22]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是要工人写通讯,还要工人给《火星报》写文章。我有一次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给巴布什金写了一封信(我们很了解 他;巴布什金曾在星期夜校我教的那一班学习过,还参加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课的小组):“我们对您有个请求。请您到图书馆为我们找一份《俄国财富》[23]杂 志(从去年12月份起)。因为有个名叫达顿诺夫的在那份杂志上写过一篇关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使人愤慨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竭力把伊万诺沃-沃兹 涅先斯克的工人写成不懂得什么团结、没有任何需求和憧憬的人。舍斯帖尔宁在该杂志上反驳了达顿诺夫。达顿诺夫又写了一篇更使人愤懑的文章,接着,《俄国财 富》杂志就宣布这个问题不再继续讨论。请您读读这些文章(如果需要,请您买所需的几期《俄国财富》杂志,我们付钱),并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或短评(我在 信中写的是‘短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以后,改成‘文章或短评’。——娜··注),尽可能多收集一些实际材料。很重要的是,在《火星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添了‘或《曙光》杂志’几个字,他希望厚本的科学杂志上能够出现工人的文章。——娜··注)或《曙光》杂志上发表一篇比较了解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生活情形的工人(伊里奇在‘工人’下面画了三条着重线。——娜··注)写的反驳这种无稽之谈的文章。”巴布什金写了这篇反驳文章,编入作为190110月《火星报》第9号的附录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署名是“保护工人的工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物色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由于当时的条件,做这个工作,要进行复杂的通信,建立秘密联系,当时工人通讯员和作者一共只有几个人。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的人数有了增长,这使伊里奇无比地高兴。现在,工人通讯员已经是一支强大有力的大军了。


写于1932
载于娜··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党的报刊的编辑和组织者》





[1] 《启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12月根据列宁的指示创办,在彼得堡公开出版。

[2]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49页。

[3] 《曙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由《火星报》编辑部于1901-1902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出版。

[4] 《列宁全集》第4卷第283-292页。

[5] 民粹派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主要成员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

[6] 马尔萨斯主义是十八世纪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反动的人口理论。

[7] 《左翼文艺》是一个叫做左翼文艺战线的文艺团体于1922-1925年出版的杂志。这个团体与未来主义及其他形式主义派别有联系。

[8] 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加《火星报》编辑部,是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的创始人之一。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蜕化为孟什维克,并成为其首领之一。十月革命后,敌视苏维埃政权,堕落为亡命的白党分子。

[9]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原文为“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

[10] 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1897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

[11] 《前进报》19051-5月在日内瓦出版,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

[12] 前进派是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党内派别,190512月成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瓦解。

[13] 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在德国和奥地利产生的一个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经验批判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

[14] 造神说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界中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想。

[15]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53页。

[16] 孟什维克,即少数派的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党的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一派占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列宁的一派占少数,称为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等人。

[17] 讲坛主义者即讲坛社会主义者,是19世纪70-90年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

[18] 为什么?怎么搞的?用的是什么手段?

[19]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19页。

[20]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51-1919),最初是民粹派,后转变为社会民主党人。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解放社”,1900年任《火星报》编辑,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蜕化为孟什维克。

[21]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5页。

[22] 《列宁全集》第36卷第98页。

[23] 《俄国财富》是1876年在彼得堡创立的月刊,19世纪90年代初转到民粹派手里,并成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