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美国委员会的讲话

 

1929年5月6日

 

同志们!在这里发言的已经不少了,美国共产党内两派的政治立场已经相当清楚,我就不用长篇大论地讲了。我不准备涉及多数派和少数派领导人的政治立场。我不准备涉及,是因为在这里的辩论过程中已经弄淸楚,两派在夸大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方面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你们知道,这种夸大是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两派的一切机会主义错误的基础。不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是不对的。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应当考虑熟这些特点。但是把这些特点当作共产党活动的基础,那就更不对了,因为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共产党活动的基础应当是对所有国家来说基本相同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特点,而不是某个独立国家的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特点。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独有的特点仅仅是对于共同特点的补充。两派的错误在于,它们夸大了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的意义,从而忘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而这些基本特点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所共有的。因此,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领导人互相责难,说对方有右倾分子,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否认,美国现实造成的环境,使共产党容易陷入迷途,夸大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和稳固性。这种环境也促使我们的美国同志——不论是多数派的,还是少数派的——犯右倾类型的错误。正是由于这种环境,美国共产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总是在某种程度上看不到美国的改良主义,对工人阶级向左转估计不足,并且一般喜欢把美国资本主义看作某种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之外和之上的东西。美国共产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在原则上不坚定,根源都在这里。

讲了这些一般性意见以后,现在来谈谈政治实践问题。

多数派和少数派领导人在实践中的基本缺点是什么呢?

第一,他们——首先是多数派的领导人——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受无原则的派性考虑的左右,把自己一派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

第二,这两派——特别是多数派——患有派性病,以致他们不是把信任的原则,而是把腐朽的外交手腕、外交把戏的政策当作他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的基础。

举几个例子来说。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多数派领导人和少数派领导人都在拿联共党内的分歧进行投机。你们知道,美国共产党的这两个部分像赛马似地你追我赶,争先恐后,拼命拿联共党内的和不存在的分歧来投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许美国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吧?不是,当然不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一派得益,而让另一派受害。在福斯特和毕尔特曼看来,宣布自己是“斯大林派”以显示自己对联共忠诚,这是无可指责的。但这恰恰是不体面的行为,亲爱的同志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没有也不应当有什么“斯大林派”吗?少数派为什么干出这种不体面的事呢?是为了伤害多数派,即洛夫斯顿同志那一派,为了表明洛夫斯顿派反对联共,因而也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基本核心。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和不严肃的。但是少数派却不管这些,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少数派的派别利益伤害多数派,使它信誉扫地。

而洛夫斯顿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又是怎么做的呢?也许它的行为比少数派要体面些吧?可惜并不如此。可惜它的行为比少数派更不体面。你们自己判断吧。福斯特派宣布自己是“斯大林派”,以显示自己靠拢联共。洛夫斯顿看到,这样一来,他自己那一派会受到某种损失。因此,为了进行报复,洛夫斯顿派突然来一个“使人头晕目眩的”跳跃,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撤销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的职务的决议。结果成了一场按照谁胜过谁的原则互相追逐的游戏。这样做不是在进行原则斗争,而是拿联共党内的分歧进行最无原则的投机。

你们看,把派别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的政策,结果就是如此。

另一个例子。我指的是佩帕尔同志事件。这个事件的经过,你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共产国际两次要求把佩帕尔同志召回莫斯科。美国共产党中央进行抗拒并且在实际上违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佩帕尔的一系列决定。美国共产党的多数派就是以此表示自己同佩帕尔亲近,而佩帕尔的机会主义动摇是尽人皆知的。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出席美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重新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要求立即召回佩帕尔。以洛夫斯顿和吉特劳为首的多数派又一次进行抗拒,并且不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福斯特派便利用这一事件反对洛夫斯顿派,断言美国共产党多数派反共产国际。洛夫斯顿派终于领悟到,它要是落到同共产国际对立的地位,那么从自己一派的利益来看,它会输掉这一局,因此洛夫斯顿派又来一个“使人头晕目眩的”跳跃,把佩帕尔同志开除出党,开除的正是它昨天还不惜反对共产国际而加以维护的佩帕尔。这又是一场看谁超过谁的相互角逐的斗争。为什么多数派拒不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佩帕尔的决定呢?当然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这只是为了多数派这个派别的利益。为什么多数派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把佩帕尔开除出党呢?也许是为了党的利益吧?当然不是。这只是为了洛夫斯顿派的利益,这一派不愿让自己的对手——福斯特和毕特尔曼派别集团——多得王牌。派别利益高于一切!

福斯特派不是希望显示自己对联共的忠诚,宣布自己是“斯大林派”吗?那很好。我们洛夫斯顿派要比福斯特派更进一步,要求撤销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的职务。让福斯特派试试赶上我们吧!让莫斯科的人们知道我们美国人多么会玩交易所的把戏!

福斯特派不是希望显示自己靠拢共产国际,力求执行共产国际关于执行召回佩帕尔的决定吗?那很好。我们洛夫斯顿派更进一步,把佩帕尔同志开除出党。让福斯特派试试赶上我们吧。让莫斯科的人们知道我们美国人多么会玩交易所的把戏。

请看,这就是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派性造成的结果。

但是,同志们,共产国际可不是交易所。共产国际是工人阶级最神圣的东西。因此不能把共产国际和交易所混为一谈。要么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支部同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应当像水晶那样纯净透明,——那么,腐朽的外交把戏在我们的队伍中就不应当有存在的余地。要么我们不是列宁主义者,——那么,腐朽的外交手腕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在我们的关系中就会有充分的市场。二者必居其一。同志们,对此必须做出选择。

为了说明在派别斗争过程中纯洁的共产主义风气怎样被歪曲被玷污,还可以举出一件实事,比如我同福斯特同志和洛夫斯顿同志谈话这件事。我说的是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的那次谈话。值得注意的是,福斯特同志在同自己朋友通信时把这次谈话描绘成某种神秘的、不公开谈论的事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洛夫斯顿同志就这次谈话向福斯特同志提出控诉书时,提到他同我的谈话,而且在这里吹嘘说,他洛夫斯顿同志与福斯特不同,他能保守秘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赞成宣扬他同我谈话的内容。亲爱的同志们,这种神秘主义从何而来,有什么必要呢?我同福斯特同志和洛夫斯顿同志的谈话中能有什么神秘东西呢?听了这两个同志的话,会以为我同他们谈了某种不好意思在这里说的事情。但这是荒唐的,同志们。为什么要来这一套神秘主义的把戏呢?我没有什么可向同志们隐瞒的,这难道不好理解吗?我随时都可以把我同福斯特同志和洛夫斯顿同志谈话的内容从头到尾讲给同志们听,这难道不好理解吗?到那时福斯特和洛夫斯顿在这里竭力散布因而闹得满城风雨的神秘主义会怎么样呢?

福斯特同志跟我谈了什么呢?他埋怨洛夫斯顿同志那一派搞派别活动,不讲原则。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肯定洛夫斯顿同志那一派有这些毛病,但当时就补充说,福斯特同志这一派也有同样的毛病。福斯特同志根据这个话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说我同情少数派。试问,根据是什么?福斯特有什么根据可以认为,我没有看出少数派的缺点,甚至还同情这一派呢?福斯特同志把愿望当成了现实,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洛夫斯顿同志跟我谈了什么呢?谈了福斯特同志和毕特尔曼那一派如何不行。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回答他说,两派都有重大的缺点,我劝他设法肃清派别活动。这就是全部内容。

这里有什么不好公开谈论的神秘之处呢?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同志们竟把这些简单明了的事实搞成只能引起严肃的人发笑的秘密,这岂不是怪事吗?如果我们没有那种毒化美国共产党的生活、败坏质朴纯洁的共产主义风气的派性气氛,这里就不会有这种故弄玄虚的事,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也许可以再举一个事实。我说的是几天前同洛夫斯顿同志的一次谈话。值得注意的是,洛夫斯顿同志又借着我同他的这次谈话散布荒唐的流言,把谈话说成是一种秘密。真好像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追求“神秘”……的癖好。他前几天跟我说了什么呢?说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取消把他从美国召回的决定。说只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议中的决定不把矛头对准美国共产党多数派领导人,他洛夫斯顿准备执行这个决定。说他保证做一名共产国际的忠实战士,并且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如果共产国际给他相应委托的话。说他并不谋求美国共产党内的任何高位,只要求考验他,让他有标明自己对共产国际忠诚的机会。对于这些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回答说,检验洛夫斯顿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已经检验三年了,可是什么好的结果也没有得到。我回答说,洛夫斯顿同志和毕特尔曼同志暂时留在莫斯科,不论对美国共产党或者对共产国际都较为有利。我回答说,共产国际的这种做法是治好美国共产党的派性病,使美国共产党免于瓦解的最可靠的手段之一。我回答说,尽管我的意见是这样,但我同意把洛夫斯顿同志的建议转交俄国同志们研究,并保证把俄国同志们的意见转告他。

看来好像是很清楚了。然而洛夫斯顿同志又试图把这些很清楚的事情搞成秘密,并且接着我同他的这次谈话散布了种种谎言的留言。

显然,如果没有把派别利益置于党的利益至上、把外交把戏利益置于共产国际利益至上的政策,就不会有这种故弄玄虚的事情,就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搞成神秘的传奇。

为了肃清所有这些不像话的事情,使美国共产党走上列宁主义政策的轨道,首先需要铲除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

上述事实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此。

出路何在呢?

福斯特同志设想了一种出路。从他的建议中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把领导权转交给少数派。能不能接受这种出路呢?不,不能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明确地和多数派划清界限的同时,没有同样明确地和少数派划清界限,这是犯了错误的。如果主席团委员会重复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这一错误,那就可悲了。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会在自己的草案中应当既和多数派的错误划清界限,也和少数派的错误划清界限。正因为他应当和两派的错误都划清界限,它不能建议把领导权转交给少数派。因此,福斯特同志的建议以及由此得出的一切结果自然不能成立。

美国代表团提出了同福斯特同志建议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出路。大家知道,美国代表团的建议包括十点。这个建议的内容归结起来是:为多数派领导人完全恢复名誉,承认多数派的派别活动是正确的,取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召回洛夫斯顿同志的决定,从而肯定扼杀少数派的做法。能不能接受这种出路呢?不,不能。之所以不能,是因为这种出路不是肃清派别活动,而是把派别活动奉为原则。

那么出路何在呢?

出路在于:

1)要基本上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活动和建议,删去建议中同福斯特同志建议相近的各点;

2)要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发出致美国共产党党员的公开信,信中说明党内两部分人的错误,并且着重说明铲除一切派别活动根源的问题;

3)要谴责多数派领导人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活动,特别是在佩帕尔问题上的活动;

4)要结束美国共产党目前的这种状况,即必要的工作的问题,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斗争的问题,工资、工作日、工会工作、同改良主义斗争、同右派斗争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人去注意,反而被洛夫斯顿派和福斯特派的派别斗争的小问题所取代;

5)要更新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而且要吸收那些除派别斗争之外还能够承认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能够把党及其统一的利益放在各派及其领袖的利益之上的工作人员;

6)要召回洛夫斯顿同志和毕特尔曼同志,由共产国际调配,让美国共产党工作人员最终能够懂得,共产国际在十分认真地肩负起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

据我看,出路就是这样。

下面简单讲讲美国共产党的任务和使命。同志们,世界上有少数几个共产党肩负着历史所赋予的、从世界革命运动角度来看具有决定性的任务,我认为美国共产党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实力,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许多人现在以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不会触及美国。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在加速发展,它不能不触及美国资本主义。美国现有的三百万失业工人,是表明危机也在美国成熟的第一个征兆。美国英国之间对抗的加剧,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斗争,还有军备的巨额增长,则是说明危机迫近的第二个标志。我认为,革命危机在美国爆发的时刻不远了。而革命危机一旦在美国爆发,这将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末日的开始。必须使美国共产党能够全副武装地迎接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并领导未来美国的阶级搏斗。

 

 

 

 

 

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