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中国档案

 

 

 

 

 

中国

 

 

1978年7月29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致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的公开信

(“十一条”全文)

 

 

1978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交给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一份正式照会,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停止支付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接回直到那时为止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的经济和军事专家。

你们对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采取这种敌对步骤,目的是要打击和损害我国的经济和国防能力,破坏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与此同时,你们严重破坏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你们希望像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垮掉,结果使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敌人称快。这种反动的反阿尔巴尼亚的行为及其后果的责任,完全在中国方面。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向全世界舆论谴责你们蛮横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和贷款,是从大国地位出发的反动行为,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中国自己也谴责过的铁托、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所采取的粗暴的沙文主义做法的重演。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拒绝中国照会中的如下企图:像把责任归诸于阿尔巴尼亚,毫无根据地指责阿尔巴尼亚领导所谓对中国援助忘恩负义,所谓试图破坏两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对任何正常的人来说,像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小国——她正在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作斗争,为自己国家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而从事广泛而全面的工作,为加强自己社会主义祖国和国防能力而不倦地努力——竟然会自己鼓动和企图破坏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拒绝其非军事和军事贷款与援助,是不令人信服和十分荒谬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及其党和政府在马列主义教导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鼓舞下,一贯真诚地为加强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友谊、兄弟合作和互相援助而斗争。他们始终高度评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是有利于全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这一总的事业的援助,是来自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阿尔巴尼亚人民及其党和政府现在和过去一样,坚持他们对这种援助以及这种援助同其他外部因素一起对我国发展的作用的估价。

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从来没有把它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友谊当作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同时,它不允许任何人把经济援助和合作当作投资,从而把违反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思想观点强加于我国。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出卖过原则,过去和现在决不拿原则做交易。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捍卫中国共产党抵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攻击,这样做完全是本着捍卫马列主义原则的觉悟,不是为了换取中国给予一些工厂和拖拉机。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连续多年在联合国保卫人民中国的权利和反对美国的阴谋,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是为了保卫一种正义和原则的事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我国工人阶级支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战略目标,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酬报,而是为了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把他们的国家从已经在中国篡夺权力的资产阶级分子手中挽救出来。

为了给自己停止援助阿尔巴尼亚一事辩解,中国政府别无他法,只好局限于提出两国关系中的简单而惯用的经济和技术“理由”。你们这样做是为了掩盖促使你们对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采取这种敌对行动的真正原因。

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和贷款的原因不可能是中国照会中所列举的8点“事实”。中国的照会说什么“阿尔巴尼亚工矿部副部长……拒绝协商……并悍然宣布中止会谈”;说炼油厂的阿尔巴尼亚专家“不听中国专家的技术指导”;说中国设计的一个军事项目不成功是因为“阿尔巴尼亚方面地质勘探工作没有做好,事后发现溶洞漏水”,阿尔巴尼亚方面“改由自己建设中断了中国对这项工程的援助”;说阿尔巴尼亚方面“违背协议,以各种借口拒不签订投产纪录”;说阿尔巴尼亚方面“突然拒绝接受25笔账单,近1亿元人民币”;说“由于阿尔巴尼亚方面不听中国专家技术指导,造成高炉结瘤”,阿尔巴尼亚专家不等中国专家来就自行排除这个故障;说“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拒收中国1978年6月7日的照会”。

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些“理由”和“事实”,不仅是捏造的、歪曲的,而且即便不是捏造和歪曲的,也决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为自己单方面蛮横停止对另一个长期以来是亲密朋友的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作辩解的道义和法律根据。

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和贷款的真正原因,并不像中国政府照会所说的是纯技术性质的,相反,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在这封信中将充分说明这些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将首先证明中国方面在其照会中所提出的“理由”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

一、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向全世界舆论介绍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经济关系的真相,特别是中国照会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它将公布两国政府就这些问题交换的照会的全文。在此,我们将澄清中国照会所提的某些“事实”。

中国7月7日照会别有用心地列举了一系列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的数字,反映了中国领导想要向全世界吹嘘的意图,这种做法正如苏联修正主义领导所做的一样,以大国的傲慢态度,经常吹嘘它过去给予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我们不得不提醒中国领导人,他们的吹嘘是完全违反中国政府自己过去发表的官方声明的。

中国政府关于给其他国家援助的8项原则的庄严声明说:“中国政府始终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中国政府始终不认为这种援助是单方面的施舍,而是相反的。”1964年周恩来访问14国时曾经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吹嘘我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阿尔巴尼亚人民、党和政府从来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及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他们出自自己的真诚的感情,鸣谢和感激这种援助,认为这是来自友好国家和本着社会主义原则精神给予的援助。

但是,中国7月7日照会一方面夸大和美化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却只字不提中国领导人以前曾经说过的阿尔巴尼亚也援助了中国这一事实。

毛泽东在感谢阿尔巴尼亚给予中国的援助时说:“首先,我们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站在最前线,因为你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并且为保卫马列主义而坚持战斗。这是非常宝贵的、最为宝贵的。”(引自1962年6月29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谈话记录)

周恩来也说过:“阿尔巴尼亚同志经常提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支持和援助。我愿意在这里指出,首先是阿尔巴尼亚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援助。”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现代修正主义者疯狂地污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正确的立场,不顾一切压力和艰险,挺身而出、勇敢地抗拒这股逆流,无情地揭露和打击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华阴谋。”(在地拉那大会上的讲话,1964年1月9日《人民之声报》)

周恩来还说过:“我们是在尽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如果我们不帮助你们,那将是背叛……你们在欧洲是一座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进行斗争。如果我们不支援、不援助你们,那我们就不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而是叛徒。你们也支持我们,我们是互相支持。支援从来都是相互的。你们在欧洲是一盏社会主义的灯塔,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进行大无畏的斗争。这就是支援我们,支援世界人民。”(引自1971年8月29日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

康生也发表过类似的讲话:“我经常告诉同志们,我再次强调,阿尔巴尼亚同志给我们很大的、极大的帮助。我们不能只想到我们给你们的磷肥厂、热电站和各种工厂,这些同阿尔巴尼亚同志对我们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支持是不能相比的。”(1966年11月13日在地拉那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当我们提到阿尔巴尼亚给予中国援助的时候,我们于心不安,因为阿尔巴尼亚党和人民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事情是出于共产主义的责任感,是出于兄弟的和国际主义的感情。但是你们逼得我们不得不提,因为你们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后尘,开始斤斤计较起你们给予阿尔巴尼亚的几元几分钱来了。

中国政府照会中企图给舆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阿尔巴尼亚如果在经济发展中有什么成就的话,那也是亏得中国给了它援助。因此,为了影响国际和国内舆论,中国照会中提到的数字是夸大的和精心编造的。照会说:“为了履行中国阿尔巴尼亚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国政府要花费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是专断的,不符合事实。

首先,必须指出,中国政府所认为的援助其实是贷款,是由于两国政府按照双方的愿望和利益以及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通利所缔结的协定而产生的义务,其中包括双边协议。所以,这决不是什么施舍或者基督的慈善。

另一方面,根据阿尔巴尼亚方面掌握的材料,从1954年12月到1975年7月,除了军事援助协议外,人民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共签署了17个由人民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贷款的政府协定。在这17个协定中间,一些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形式的援助是以旧卢布计算的,后来用新卢布计算,再后来用英镑计算,最后用人民币国内元或贸易元或者美元计算。把这些协定所提到的各个相应时期中国银行所规定的中国官价换算成人民币“贸易”元,中国从1954年到1975年签订最后一个协定为止以贷款形式给予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的总额并不是像中国照会所说的那样达到“人民币100多亿元”,而是只有人民币30亿5300万贸易元。到1978年7月为止,按照中国方面单方面决定的价格计算出来的成套项目和一般物资的总额,阿尔巴尼亚已经使用了这笔款项的75%左右。但是,说到这里必须指出,中国银行账单上所罗列的成套专案和一般物资的价格并不是根据“共同磋商”所决定的价格来计算的,而是按照中国单方面规定的专断价格计算,根本没有像协定规定的那样同阿尔巴尼亚方面磋商。因此,阿尔巴尼亚国家银行把在阿尔巴尼亚修建的专案的账单退还中国银行并非像中国照会诉说的那样是“破坏协议”的行为。



中国送来的账单所计算的成套项目和一般物资的价格的确定并不符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65年6月8日正式协议的条款以及1971年12月22日的信件的规定。1971年12月22日的信件说得很清楚:“成套项目和一般物资的价格……将在根据确定中国阿尔巴尼亚之间的贸易价格的原则进行共同磋商后加以确定。”

就军事援助而言,中国方面的估计完全是专断的,因为在1967年以前的这类协议中,全都在不同阿尔巴尼亚方面磋商的情况下用中国货币计算价值,但是1967年以后的协议都未明确规定无论是用中国货币还是用其他货币计算的具体价值,而这些协议包括了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援助的大部分。

因此,中国照会里所提到的那么些亿人民币并不代表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实际数量,而是中国方面根据专断的、单方面的、别有用心的计算而做出的一种宣传。我们肯定,为了达到他们的阴谋目的,中国方面提出了这样一些数字,引起了事端。全面的计算要按照协议、议定书和双方共同确定的准则来进行。在计算时,还有把由于中国方面没有按时完成合同义务以及抛下工程的重要部分不予完成等等而对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和破坏计算在内。

在履行官方协议、议定书和共同确定的准则方面,中国方面也没有照章办事。用中国贷款在阿尔巴尼亚修建的经济专案绝大多数拖延了施工期限,拖延的时间从1年到6年不等。还有像铬矿冶炼厂这样的工程,这个厂是根据1965年缔结的一项协议用中国贷款在阿尔巴尼亚修建的,由于中国方面的过失,至今尚未完工。同样,冶金联合企业的修建一开始就推迟了动工日期,由于中国方面的过失,工程投资直到今天也只完成了该联合企业总投资的76%,中国提供的装备至今只运交了74%。

中国方面这些公然违反正式协议的行为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国政府要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此负完全的责任。在根据正式档案和具体事实做了通盘的估计以后,就可以看到究竟是谁欠了谁的债,和欠了多少。

中国的照会把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说成是我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这从来不是,也决不可能是决定性因素。谁也不能否认,决定性因素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为了按照列宁主义的自力更生原则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坚定不移的和英勇的工作和斗争。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功绩,阿尔巴尼亚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功绩,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功绩,并不是外国援助的结果。

从中国得到的援助只不过是辅助因素。到1977年年底为止,阿尔巴尼亚所使用的中国贷款的总值同我国国民收入相比只占很小的百分比。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而并不是像中国方面的谎话那样,中国方面的谎话是企图造成似乎中国养活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印象。

大国沙文主义思想迷糊了中国领导的头脑,使中国领导用封建主义的腔调说话。中国照会吹嘘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180万吨小麦等等。她差点儿没说阿尔巴尼亚“靠中国的粮食才活了命”。这种态度是侮辱阿尔巴尼亚人民。事实是,阿尔巴尼亚在1956年到1975年期间从中国进口了粮食。不但数字不符合事实,而且还应当说明,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阿尔巴尼亚以信贷方式得到的粮食只有43万9千吨,其余部分都是通过贸易途径在结清账目的基础上进口的粮食合成一个数字,既然如此,中国方面为什么不提她从阿尔巴尼亚得到了什么,阿尔巴尼亚在1954-1977年期间在结清账目的基础上向中国出口了什么呢?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供了170万吨石油,130多万吨沥青,约270万吨铬矿石和铬精矿等。

中国政府在照会中提到了她的军事援助并公布了这个照会。这是故意公开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的军事机密。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帮助了阿尔巴尼亚的外部敌人,尤其是说明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及华沙条约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势力。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中国政府要对此负责。

在中国政府照会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她试图指责阿尔巴尼亚人民所谓不尊重在阿尔巴尼亚的中国专家和不愿同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我们不屑加以驳斥。我们相信,没有一个在我国人民当中生活和工作过的中国专家凭良心说会赞同这些指责。在整个这个时期,阿尔巴尼亚的工人、专家和管理人员一直本着兄弟般的友好精神与中国专家合作,正确地估计他们的工作,尊重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中国照会说,24年来向阿尔巴尼亚派出了6千名中国专家。抛出这一总数是为了支援这种说法,那就是把阿尔巴尼亚所进行的建设以及工业、农业和一切成果都说成是这6千名专家的功劳。但是,建设新阿尔巴尼亚是阿尔巴尼亚人民自己的功绩。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为建设各项工程每天不断地劳动,这里且不提数十万受过中等训练的技术人员和技术熟练的工人。没有他们的劳动和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任何工程都是不可能建成的。

除此之外,中国照会并没有说明阿尔巴尼亚人民给中国专家的工资是优厚的。照会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却没有忘记提醒我们:据说中国已经花了1亿元人民币为阿尔巴尼亚的钢铁试验。而在中国专家奉上级命令离开阿尔巴尼亚时,却没有把任何技术资料留给阿尔巴尼亚专家,他们要么烧毁了,要么带走了他们所掌握的全部工程的技术资料。这些工程是在中国援助下在阿尔巴尼亚修建的。

两个伙伴之间、两个国家之间在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上自然会产生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是必要的,甚至是避免不了的。然而,中国领导确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正常讨论,因为她想要把她的意见强加给阿尔巴尼亚。不仅是在今天,而且长时期以来,中国方面一直以种种方式方法在经济问题上向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在讨论签署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援助贷款协议的会谈,和随后在讨论执行这些协定情况的会谈期间,曾经进行过多次争论。在这些争论中阿尔巴尼亚方面一直卓有成效地反对中国领导硬要阿尔巴尼亚片面发展经济、阻挠阿尔巴尼亚的经济迅速和稳定发展的观点。

在长期拖延的争论中,中国领导所施加的压力达到了这种程度:她扬言要中断对伐乌-代耶水力发电厂和费尔泽水力发电厂的设计工作,从而使得我们根本无法修建这两座非常重要的工程。中国领导认为,在他们看来,阿尔巴尼亚没有技术干部能凭自己的力量设计这种复杂的大型水力发电厂,因而阿尔巴尼亚将放弃这些工程的修建工作。但是最后在看到阿尔巴尼亚方面自己承担这两座水力发电厂的工作时,她不得不同意提供这笔贷款。实际上这两座水力发电厂是由阿尔巴尼亚专家设计和修建的,中国专家只是起了顾问的作用而不是设计者的作用。

许多事实和档案都表明,到一定的时刻,只要中国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而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又不同意时,中国政府就施加压力和采取各种胁迫性的经济措施。这种态度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中国政府一再大肆渲染的论点,根据这种论点:“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

中国的照会说:“……阿尔巴尼亚方面出于对内对外的政治需要……肆意诋毁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这暴露了中国领导的诡计多端,暴露了他们希望看到阿尔巴尼亚在政治、思想和经济上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奴役。中国领导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以为阿尔巴尼亚是孤立的,只有靠中国才能喘息和活命,现在她已流落街头、将要落入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设置的圈套之中。这正是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当年的想法。他们曾经说,阿尔巴尼亚可以为了“三十枚银币”而出卖自己,“没有苏联的援助,她在十五天内就会饿死!”

但生活现实表明,阿尔巴尼亚没有出卖自己,也没有饿死。她在大踏步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这不是靠了中国的援助,而是靠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勇劳动和光荣斗争取得的。

今后也将如此,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必将永远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他们将以自己的榜样,向他们的朋友和各国人民现实马列主义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和活力,向他们显示社会主义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

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在我们勇敢地面对和胜利地克服中国政府的敌视行为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困难的活动中,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全世界真正的革命者、热爱自由和进步的人民的更多的国际主义援助。阿尔巴尼亚从来没有被孤立过,她永远不会被孤立。

我国人民将通过忘我的劳动和坚定的决心,在各方面胜利地完成我们党制定的发展计划,不论是将来增添的新专案,还是中国死未给完成的建设项目,都将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二、中国政府单方面撕毁同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协定,粗暴地违反两国正式签订的合同,中断了许多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起着重大作用的建设专案,下令撤回其专家等等。这都反映了中国领导的一条明确的政治和思想路线。它们是中国领导背离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同美帝国主义、国际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和好与勾结,停止援助和支持国际上革命力量和解放力量以及中国想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结果。

中国领导的这一方针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她一直受到珍视社会主义、革命与各国人民解放事业,把这种事业置于一切之上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反对。因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出现严重的意识形态上与政治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渐渐地越来越严重。正是由于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不接受和不屈服于中国的大国路线和观点,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走到了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停止一切援助并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的地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一直设法在马列主义的道路上,通过同志式的相互协商和解释来解决这些分歧,而从来不想把这些分歧公开化。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是从这个原则出发的,即各党和各国之间甚至在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后,也可能产生分歧和误解。不论责任在哪一方,都需要通过谈判以消除分歧和误解。在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之间更应该执行这个原则。诸如同志式的相互协商和解释等准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些马列主义准则捍卫的是纯洁的友谊,而不是虚伪的和含有恶意的友谊,这些原则捍卫我们的科学理论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加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指导共产党之间关系的马列主义准则中,还有对这个党或那个党的路线和活动中所观察到的错误进行正确的和相互的、原则性的和建设性的批评的准则。这样一种同志式的批评不能称为论战,而中国领导却把这一准则说成是论战。从论战这个词本身可以看出,论战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交战状态,是非对抗性矛盾转变成对抗性矛盾的状态。

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向坚决遵循真正的共产党之间实行的这些马列主义原则和准则。每当她看到中国共产党采取违背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违背社会主义和革命利益的立场和行动时,她都以同志式的态度向她指出错误,并对她进行批评。这从你们拥有的我们的党和国家的一些书面档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中国领导的态度怎样呢?尽管她欢迎并高度赞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支持和捍卫人民中国,但中国方面从来没有欢迎过我党的正确的和原则性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来不愿意在党与党的关系中实行列宁主义的准则和方法,而是按照一个强国、一个大党和一个大国的概念和逻辑来进行推理和行动,认为自己是正确无误的天才,她表明她不知道任何别的方式,而只知道发号施令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特别是强加于小党和小国。

尽管存在着各种分歧,但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仍然公开支持中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在中国经历国内外政治方面最困难的开头,在中国陷于孤立和成为各个方面——甚至她今天的朋友——攻击的目标的时刻。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抱着真诚的态度这样做的,确信他们这样做就是在捍卫受到严重威胁的中国革命的命运,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阿尔巴尼亚中国友谊的崇高利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人民支持中国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维护中国曾在正确道路上采取的立场和行动,就是为在中国加强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阵地。

为了更好地理解那些促使中国领导采取停止援助阿尔巴尼亚的专横行动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为了理解她在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关系中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以及表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采取的真诚的、兄弟般的和正确的立场,有必要回顾一下阿尔巴尼亚中国关系的发展。



1)我们两党和两国间的关系是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立的。这些联系特别是在1960年开始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公开斗争以后变得更加密切并得到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使我们两党结合在一起,但是随着中国背离这一斗争,她们分道扬镳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甚至在情报局谴责铁托主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开始抬头的时候,这场斗争以更激烈的形式持续下去。我党不断地开展和加强这一斗争,坚决反对赫鲁晓夫及其一伙在他们的对外政策方面和在他们与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我党的关系方面采取的反马列主义的态度和行为。

赫鲁晓夫背离正确路线的行径代表了在所有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修正,赫鲁晓夫分子的战略目标是要在苏联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复辟资本主义,把这个国家变成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以便同美帝国主义一起瓜分和统治世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鼓吹在苏联国内外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他以今天的世界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美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资产阶级已经变得理智为借口,为他放弃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这一重要观点和散布关于所谓和平道路的幻想辩解。赫鲁晓夫分子在他们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中根据他们的“老子党”和“指挥棒”的概念行事。他们要求其他的党服从他们的号令,接受他们的观点,把其他的党变成他们执行对外政策的工具。在这条道路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好了并同他们合作进行反对马列主义和反对革命的勾当。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赫鲁晓夫主义的这种叛变的、反革命的路线,进行了坚决的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她特别不容忍并谴责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方面为铁托主义恢复名誉。赫鲁晓夫的这个行动清楚地表明,他已经完全陷入了机会主义和叛变的泥坑。档案表明,尽管中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立场动摇不定,但是在1960年初,在没有任何人影响的情况下,她也谴责赫鲁晓夫为铁托及其集团恢复名誉。

大家知道,1960年6月举行了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分子的反革命路线在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他们不仅全面攻击马列主义,而且还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在那次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出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为她辩护到底,从而把所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怒火和压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我党凭着纯洁的共产党人的觉悟进行了这种有原则的辩护,我党认为而且深信,她这样做是保卫马列主义和人民中国。

布加勒斯特会议和后来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标志着马列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最后分裂和他们之间公开论战的开始。我党发起了并且一贯地坚决进行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而中国领导却动摇不定,没能采取明确的反对赫鲁晓夫分子的立场。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激烈论战的最初阶段,中国曾经同意阿尔巴尼亚的意见,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因为实际上正像后来所证明的那样,中国当时企图与苏联人和解和取消与苏联人的论战。周恩来在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他当时没有捍卫我们的党,相反,却要求停止论战。中国领导把这种灰溜溜的立场说成是对阿尔巴尼亚的支援,但是停止论战的要求既不符合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它有利于赫鲁晓夫及其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活动。



(2)中国共产党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的摇摆不定的立场在1962年6月表现得更为清楚。当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会谈,一些同我们两党在国际舞台上共同进行斗争的策略和战略有关的重要问题。这次,我党代表团遇到了中国领导的非常错误的观点。

当时刘是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毛的主要领导人。他是中国方面进行这次会谈的负责人。他和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邓顽固地坚持中国领导的意见。根据这种意见,反帝阵线必须把苏联也包括在内,而苏联当时是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领导之下。

我党代表团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以列宁的教导为基础的路线。根据列宁的教导,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同时,如果不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党代表团坚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观点,即反帝阵线不仅不应该包括苏联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应该把斗争的矛头既对准整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也要对准苏联修正主义。



中国领导争辩说,她奉行与苏联修正主义者和解的方针,是由于需要团结“一切人”以反对美帝国主义,用他们的话说,美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除了说明其他情况以外,这种机会主义的提法也表明了中国领导对苏联修正主义头目抱有幻想。邓在北京会谈中对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宣城:“赫鲁晓夫不可能变得像铁托一样……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永远不会变。”(引自1962年6月11日会谈记录)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既没有接受这些观点,也没有接受中国的关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也应该被包括进去的共同反帝阵线的提法,而中国领导却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立场。


后来的事态的发展,马列主义力量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的加强,赫鲁晓夫分裂活动的深化,尤其是1963年8月英美苏三国关于大气层核子实验条约的签订——这个条约反映出两个超级大国要联合起来主宰世界——迫使中国领导开始同赫鲁晓夫公开论战。这样,由于中国领导如此热心寻求的与苏联修正主义的和解和协议没有实现,只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才实际上走上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道路,并且同意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定的、始终一贯的和有原则的斗争。这不能不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感到喜悦,这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单独面对赫鲁晓夫和整个现代修正主义的公开疯狂攻击几乎已达三年之久。我们两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联系和合作更加加强了。



(3)1964年夏,中国的宣传提出了中苏边界问题,她在提到毛泽东和日本一批社会党议员的谈话时宣称,俄国沙皇侵占了中国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在欧洲,苏联也有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领土问题。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纠正边界的问题。根据我党的观点,中国领导当时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在当时提出边界问题无助于反对赫鲁晓夫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相反,这样做给苏联领导提供了一个反对中国和马列主义者的强大武器,以便抵消他们为揭露赫鲁晓夫的背叛行径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作用,并且把我们的斗争说成是边界争端或领土要求。另一方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同某些欧洲国家的边界线进行的纠正提出异议,就使约·维·斯大林受到不合理的攻击,国际反动派对他进行的关于建立“势力范围”的指责也就得到了支持。中国领导同铁托的意见是一致的。在替南斯拉夫过去在战胜国手里蒙受的不公正抱不平时,铁托便拥护这种论点并且把他的声音喊得震天响,与此同时,他对于另一个民族蒙受的不公正则完全保持缄默,如果这种不公正有利于南斯拉夫的话。

中国关于纠正边界线的论点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她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是在欧洲煽动战争。1964年9月10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遵照列宁主义的准则,本着完全正确的精神并以同志式的方式,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本人说明了她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信中写到:

“我们认为,现在向苏联提出领土问题是对我们斗争的严重损害。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就等于我们向敌人提供了有利的武器来反对我们,而这将阻挠我们的前进。

“苏联的人民群众,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宣传的压力下,在赫鲁晓夫的污蔑和捏造的影响下,以及由于许多别的原因,将不会理解为什么人民中国现在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来,将不会同意这一点,并且苏联宣传正在做工作,使他们起来反对你们。我们认为,真正的苏联党员不会理解,不会同意这一点,这对我们的斗争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们认为,当前不应该触动旧伤疤(如果有的话),不应该挑起关于苏联是否掠夺了别国领土的斗争和争端。我们唯一的、集中进行的斗争应该是反对大伤疤,反对大背叛,即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铁托叛徒集团及其所有信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对我们党的那封原则性的和正确的信作出答复。中国领导从未就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向我们党做出任何解释。毛泽东只发表了一次口头讲话,大意是:“我们将不答复你们的信,因为我们不想挑起论战。”在我们看来,在马列主义准则的基础上交换意见、提出同志式的批评和互相解释,是两个共产党之间的正常事情。这决不是论战。

尽管中国领导坚持这种错误立场,我们党并没有使分歧公开化。她继续与中国一道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



(4)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垮台了。这一事件再次暴露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动摇立场。想跟苏联修正主义者和解和亲善的希望又复活了。

1964年10月29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当着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古巴大使的面,要求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馆将中国的下述建议转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我们两党应当派代表团去莫斯科支持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并同它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还说,他已向苏联方面建议,也应邀请阿尔巴尼亚参加十一月七日的庆祝活动。

周恩来在那次会见中阐述了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他说:

“苏联的情况起了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不但限于苏联,而且影响到兄弟国家、兄弟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影响到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简单说来,是好事,起了变化。

“因为有这样的原因,我们打了贺电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新领导人,表示我们的庆贺和希望,就是我们对这样一件事表示欢迎和支持。

“在北京,我们的报纸从十六日以后,不再登争论文章。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虽然许多重大的问题一时还不可能得到解决。”

虽然周恩来知道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赫鲁晓夫分子已粗暴地主动断绝了这一关系,但是他却坚持认为阿尔巴尼亚应当派代表团去莫斯科,他对我们的大使说:“我们很希望阿尔巴尼亚同意,考虑考虑我们的建议。这是个机会。我们这样伸出手去,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不能接受这个企图停止反修斗争并在意识形态上与修正主义和解的建议。假如接受了这种与苏联修正主义者和解的仿真,那就会给马列主义运动造成灾难,使她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我们党坚决拒绝了中国领导的要求,断然把它否决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1964年11月5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以马列主义的正确立场耐心地说明,中国领导对于苏联发生的变化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们提出的去莫斯科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信中写道:

“这一事件虽然很重要,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但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到账修正主义的彻底失败,也没有标志着马列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最后胜利,而仅仅使修正主义进一步衰败,使修正主义更接近它的坟墓,而赫鲁晓夫的继承者正在设法奉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来阻止修正主义跌入这个坟墓。

“尽管赫鲁晓夫被赶下政治舞台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决不可对此作出过高估计,马列主义者决不可放松警惕,也不应停止他们为粉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而进行的原则斗争。

“我们认为,当今,必须把不停顿地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公开的原则性论战继续进行下去,一直进行到修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被埋葬为止……要是我们通过斗争而赢得的这种立场退却,那就是我们的失败,修正主义者的胜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苏联政府单方面断绝与我们的外交关系并对我们采取了骇人的反马克思主义行动时,我们认为,仅仅因为赫鲁晓夫这个人被赶下台而忽视这些事情,这对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能允许的,对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不光彩的。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不得不表示反对周恩来同志提出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应当应苏联党和政府的邀请参加十一月七日庆祝活动的建议。”

1964年11月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了莫斯科,祝贺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但是,正像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他要与苏联新领导和解并达成协议的使命没有成功。他一回到中国,中国领导被迫恢复与苏联的论战。

因此,我党的立场及其对赫鲁晓夫下台所作的估计已证明是正确的,是马列主义的。而中国领导的立场是调和的、机会主义的,它对苏联修正主义新领导的估计和态度都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尽管中国领导采取了错误的行动,也没有作自我批评,尽管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但我党还是把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与合作的斗争进行下去,希望这样做会帮助中国领导在反修反帝的共同斗争中采取正确的立场。



(5)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考虑到中国当时所处的困难境地以及真诚希望帮助中国共产党克服这些困难,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继续坚定地支持中国,特别是在我们持有共同看法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坚定地支持中国。

我党应毛泽东本人的请求,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我党说,中国当时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人们还不知道谁——社会主义力量还是修正主义分子——会在中国取胜(引自1966年5月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非常严重的时刻援助了中国,当时中国正经历着大动乱,并遭到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联合阵线的猛烈攻击。她支持文化大革命关于清楚篡夺了党政重要职务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的总方针,尽管她对指导这场革命和在这场革命中使用的许多原则和方法问题并不同。我党之所以支持文化大革命,是由于我们抱有这样的希望,即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它会找到真正的革命斗争的道路。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一种复杂混乱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内,在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1949年后围绕着中国要走哪条路来进一步发展这种革命的斗争时期,所发生的无原则的派系斗争的必然结果。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理想和马列主义思想并没有很好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其国家具体条件下的样板、轴心和指南。因此,党的马列主义核心滑入了危险的折中主义,而折中主义产生了各种非马列主义观点的派别、个人和集团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的混乱状况,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基础的稳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这种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的混乱使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得以夺取党政军的重要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总战略。但是我们要强调指出,我党支持的是这场革命的战略,而不是它的每一个战术。我党坚决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维护兄弟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而根本不维护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斗争。这些集团为了重新夺权,总是相互冲突和争斗,甚至不惜公开地或隐蔽地使用武力。

文化大革命中,不时出现不是由一个应当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非原则斗争的精神和行动。因此,各宗派集团之间的这种冲突便以在中国建立起由资产阶级分子控制的政权而告终。

中国现任的领导过去和现在都希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按照中国领导人的期望和理由谴责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决不接受这样的旨意。她同全世界革命者一道,期望中国共产党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做出真正的分析,有勇气真实地讲出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场革命是由哪些集团和那些人进行和领导的,这场革命的矛头是对着哪些人的,在这些问题上要表示明确的立场。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这样做,因为她害怕事实和发生的事件,害怕对这些做出真正马列主义的解释。



(6)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做了多方面的的、强有力的和公开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捍卫中国,尽管我党在许多问题上持有与他们相反的原则观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为回复被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剥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长期不懈的外交斗争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

中国在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实行了关门政策。我党领导人会在特定场合同志式地向中国领导人表示过这样的愿望:希望人民中国采取更积极的对外政策,扩大同各国特别是同邻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交往和关系。在我们看来,这将是有利于中国本身,也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革命的。但是,中国领导却认为阿尔巴尼亚的这种愿望是不合情理的,甘心于自己的孤立,在所有表示愿意与之建立关系的国家面前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



(7)1968年,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党政代表团前去中国,团长是前政治局委员、前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基尔·巴卢库。这个代表团也担负着向中国领导人要求援助以加强阿尔巴尼亚的国防能力的任务。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向巴卢库公开亮出了你们领导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阿尔巴尼亚作为一个小国,不需要重型武器,无论她从中国得到多少军事援助,她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抵御不了外国侵略的,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根据周恩来的看法,阿尔巴尼亚对付外国侵略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本国实行游击战术及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结成军事联盟。

我们的代表团回国后,巴卢库把周恩来的建议汇报给政治局。我党中央政治局一致谴责并拒绝了周恩来的反阿尔巴尼亚、反革命的建议,巴卢库表面上也赞同了政治局的决议,还说什么他反对过周恩来的建议。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巴卢库事实上完全赞许中国领导的建议,并暗中执行这项与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敌的战略计划。

周恩来还向1975年7月在北京签订中国对阿尔巴尼亚1976-1980第六个五年计划提供经济援助协定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重提了这一主张。我代表团再次明确地、断然地拒绝了这一主张。

我党领导认为,周恩来提出的企图强加给我们的关于军事联盟的建议是中国领导人要通过军事联盟使得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陷入战争阴谋的圈套的、带有反动性质的尝试,其最终目的是要把巴尔干地区变成一个火药桶,正如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所谋求的那样。

我们不知道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是否了解中国领导的这种计划。但是即使在目前,我们仍然亲眼看到中国领导对干涉巴尔干事务、把牌搞乱、并在欧洲这个非常敏感地区燃起战火,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但是我们相信,巴尔干人民决不同意被别人搞得互相争吵。他们决不同意变成美帝国主义、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以及中国霸权主义的工具。

中国领导采取的这些行动以及我党反对这些反动行动的作法,后来在我们两国关系中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党从未干涉过中国的内政。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开这些事实。如果中国领导勾结阿尔巴尼亚的叛徒所采取的这些应受谴责的行动付诸实施,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她的独立和主权就不复存在了。



(8)虽然我党努力加强与中国的兄弟合作,并希望与一切马列主义政党和力量建立联合阵线,正确地进行和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但是中国却只从她自己的角度看待一切事物。她要控制别人,以使别人听从她的战略与策略。

正在发生的事件更清楚地暴露出,中国共产党反对赫鲁晓夫分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不是在正确的基础上开始的。实际上,她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她进行这一斗争只是为了实用主义的目的和私利。

从中国战略的根本改变已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尼克松对北京的访问正式肯定了这种变化。

1971年夏天,被认为是中国最亲密的盟国的阿尔巴尼亚从外国通讯社获悉了已传遍全世界的关于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同基辛格进行的谈判标志着中国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同其他情况一样,虽然这一问题关系到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关系到战略方针的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次也没有认为有必要预先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谈及,听听我们的意见。中国领导采取了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认为别人应当一声不吭地服从于她。

我党清楚地认为,尼克松对北京的访问不是直到那时还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会谈的升级,也不是像中国领导人所宣称的那样,这次访问是为了促进“人民外交”和为同美国人民接触铺平道路。尼克松对北京的访问为中国的新政策奠定了基础。

由于尼克松的访问,中国参加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而建立的联盟和进行的竞争,在这种重新瓜分中,中国也有她自己的一份。这次访问为她与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和解与合作铺平了道路。同时,与美国开始建立联盟也标志着中国领导抛弃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运动、各国人民的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

中国领导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北京建立的这种联盟和举行的会晤,是在美国在英雄的越南进行掠夺性帝国主义战争、使用除了原子弹以外的一切最现代化的战争手段杀害英雄的越南人民并把越南化为灰烬的时候进行的。这种邪恶的联盟和中美接触是应受到谴责的行动,并对各国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鉴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这种危险的转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于1971年8月6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封长信,明确地强调指出她反对中国的这种转变,因为这种转变是违背人民中国自己、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这封信中写道:

“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的这一决定。我们还认为,对于所宣布的尼克松访华,各国人民、各国革命者和各国共产党人也将是不理解、不赞成的。

“作为疯狂的反共分子、侵略者和各国人民的刽子手、美国最反动势力的代表的尼克松,在中国收到接待这一事情本身,就具有很多副作用,并将会给革命运动和我们的事业带来许多消极后果。

“尼克松访华和同他会谈,不能不在普通人们、各国人民、革命者中间制造对美帝、对它的战略和政策的有害幻想。

“同尼克松的会谈,给修正主义者提供武器,使他们能贬低中国共产党揭露苏联叛徒是美帝国主义的盟友和帮凶的整个斗争和伟大论战,把中国对美帝立场同苏修对美帝的叛变合作路线划等号。这将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能更多地挥动他们的假反帝旗帜,并为把反帝力量吸引到自己一边而加紧进行煽动和欺骗。

“美国总统访华,不能不在老百姓中引起疑问,甚至误解。他们会怀疑:中国正在改变自己的对美帝的立场,正在参与超级大国的游戏。

“我们的这一战略是同正在斗争的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者紧密地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决不是为了所谓反对美帝国主义、而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结成同盟,也决不是为了所谓反对社会帝国主义而同美帝结成同盟。”

这封信最后指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路线和立场永远是原则性的、始终如一的和不可改变的。我们将毫不妥协地、始终不渝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这封信表示希望就我们劳动党给兄弟党提出的这些意见“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和正确的理解。”

中国领导对这封信也采取了她惯常的立场。她未给予任何答复。她这样做,不仅暴露出大国自大狂,而且暴露出她不敢正视我党正确的、有原则的马列主义论点。事实是,我们的信发出两个月后,举行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六大”。那是一个同被邀请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交换意见、澄清彼此的立场的好机会。但是这次也一样,中国领导人坚持走拒绝磋商和通过会谈解决分歧的道路,采取了同兄弟党之间的所有惯例和国际主义的关系背道而驰的立场。她为没有派代表团参加我党的代表大会编造了一些荒谬的理由。实际上,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单方面减少了同我党的接触,把两党关系变成了纯粹是一种形式上的关系。

中国战略的改变是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领导层里有亲赫鲁晓夫分子、亲美分子、机会主义者和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不断改变,她对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际反动派采取动摇的、机会主义的和矛盾的立场,都渊源于此。从1962年到1972年的十年中,中国政策的轴心发生了三次变化。起初,中国共产党遵循的是“同苏修和其他修正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的战略公式。继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极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的战略又讲起“广泛的统一战线”来了,但这一次是包括“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把美国也算在内——的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了。



(9)在同美帝国主义靠拢和向美国及其盟国作出主动表示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宣布了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她把这一理论当做革命的战略,并竭力把她强加给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作为他们斗争的总路线。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同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的时候,恪守了这个原则,而且强调:没有什么“老子党”和“儿子党”,任何党都有权对所有的问题保持她自己的看法,当一个党从马列主义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时,她就是真正共产主义和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从各个方面破坏了这些原则和准则。她正谋求把中国同美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派的反革命团结强加给所有马列主义者,要整个革命和解放运动承认她对帝国主义、当前世界局势、联盟等等反列宁主义概念和分析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真理。

实践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从马列主义的角度、从各国人民革命和解放斗争的利益看待国际问题。中国的政策是实用主义的政策,而且由于她的战略和策略如此,中国的政策也不可能是另外的政策。因此,世界已经看到而且仍将看到将来中国的战略和政治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些转变会被冒充为马列主义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反马列主义的。这些转变符合大中国谋求同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结盟以使中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利益。

目前,中国想成为超级大国的计划集中表现在臭名昭著的“三个世界”理论上。“三个世界”理论企图用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和理论的折衷的大杂烩代替马列主义。这种理论企图使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及其阶级斗争受到挫折,鼓吹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三个世界”理论说什么革命时机不成熟,企图维持现状,维持目前资本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局面。

中国根据捍卫民族独立不接受她认为构成今天的唯一危险和威胁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侵犯的欺人之谈,要求各国工人们放弃争取民族解放、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并屈服于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即原来的殖民主义者。中国极力要求加强共同市场和欧洲联盟,这两个为使欧洲无产阶级继续处于资本主义束缚之下、为压迫和剥削其他国家人民而建立的机构。“三个世界”理论通过挑唆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军事工具如北约组织和其他军事集团来煽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三个世界”理论是一种烟幕,是为了掩盖中国对其所说的“第三世界”称霸的野心。中国把自己包括在“第三世界”里,并把自己说成是“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的领导者,这不是偶然的。中国领导同“不结盟”国家勾搭,企图把他们置于她的卵翼之下,这也不是偶然的。

首先对所谓“第三世界”表示“爱”和“关怀”的并不是中国领导。帝国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其他新殖民主义者 在中国领导之前早就制定了关于“第三世界”的各种理论,以便控制和征服这个“世界”的国家和人民。因此,中国领导声称其早在1974年就根据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所谓客观分析首先提出了这个理论,这是枉费心机的。众所周知,“三个世界”理论是世界反动派编造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早在1960年,甚至在那之前,就在国际舞台上揭露和反对过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就“第三世界”问题而进行的投机活动,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镇压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阴谋诡计。

中国领导人对“三个世界”理论的“贡献”仅在于她“证明”“第三世界”需要同帝国主义和解。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而只是编造了“第三世界”同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联盟,以求得到他们的援助,并使中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因此,不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攻击了中国发明者或这个理论的捍卫者。恰恰是后者首先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她为反对世界反动派、为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推行“三个世界”理论已使中国领导同“魔鬼”联合起来,同美帝国主义者和欧洲的垄断资本家联合起来,同法西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国王、封建主、最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和战争贩子联合起来。皮诺切特和佛朗哥、前德国军队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纳粹将领们、像蒙博托这种彻头彻尾的罪犯和血腥的国王、美国的老板和跨国公司的董事长们都已成为中国领导的同盟者。

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使中国领导同铁托、卡里略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联合起来。中国领导一度反对铁托,而现在又同铁托联合起来了。这证明她缺乏马列主义原则,证明她的路线不是始终如一的。但是我们党希望告诉中国领导:你们现在同铁托联合以及你们正设法在巴尔干拼凑的可疑的联盟对这个半岛的人民、对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国人民形成了一个巨大威胁。阿尔巴尼亚非常了解中国领导对巴尔干的计划和野心。因此,世界各国人民必须警惕中国在这个地区的阴谋。



(10)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尽了一切努力,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解决两党之间越来越突出的分歧。

从这一愿望出发,鉴于中国领导一贯不答复我们的信件,并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到阿尔巴尼亚来,鉴于对中国领导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停止行动,而是做了其他努力,争取与中国领导进行同志式的会谈。我党中央委员会在1974年1月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由我国派出一个党政代表团去中国进行会谈,并建议,如有可能这次访问在1974年上半年进行。中国领导虽然形式上同意我党的建议,但实际上不同意我们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起初,在中国领导告诉我们让代表团在1974年下半年访华,后来又把这次访问推迟在1975年上半年。最后,竟对此事制止不了,从而阻塞了会谈的道路。与此同时,国王们、亲王们、反动分子以及法西斯分子却在北京受到盛大欢迎。显然,中国领导坚持走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同我党和我国的关系中,她是以大国沙文主义的概念作指导的,她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和无争议地接受她的路线和命令。

既然中国领导拒绝任何接触,避免进行任何讨论和磋商,既然她傲慢专横地极力把“三个世界”理论强加给马列主义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怎么办呢?难道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并否定自己吗?难道要放弃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加入革命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敌人的行列吗?难道要同马列主义革命者决裂而与机会主义者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吗?难道不支持各国人民反对超级大国及其在各国人民中的代理人的民族解放斗争吗?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忠于马列主义、忠于她一贯坚决的、毫不动摇的并且始终不渝地奉行的正确的革命路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其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也提出了这一马列主义路线,提出了她关于当代主要国际问题、各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斗争的观点和立场。像在历次党代会上一样,我党在“七大”上也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就与马列主义运动有关的一些问题说明了我们的观点。得到全党一致同意的“七大”路线是我国整个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基础。

我们党的马列主义路线,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政策,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原则的坚定立场——这些都一贯与中国领导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国路线和政策背道而驰——是导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采取反阿尔巴尼亚的态度和行动的根本的和真正的原因,并导致中国专横地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民用援助和军事援助。

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以后,这一点是特别明显的。当时中国领导破坏了兄弟党之关系的每一项准则,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所谓攻击了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借口,急忙地攻击了我们党的“七大”。

中国领导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只要读一下已全文发表的“七大”档案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任何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既没有攻击中国的话,也没有攻击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的话。

但是,问题不在于根本不存在的“攻击”。中国领导对“七大”的愤怒和傲慢态度来源于这个事实,即我们党没有采纳中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和观点,没有采纳“三个世界”的反革命理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同意讨论问题,但是在她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应该提出什么观点和应该如何提出她的观点这些问题上从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和指示。因此,她从不允许任何党——无论大党还是小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干涉她的内政、命令她该做什么,应该如何行动。



(11)中国共产党领导内部在路线、战略和组织上不断发生变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从来没有替被清除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哪个集团或个人说过话。我们对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以及中国领导中的每一个人或集团过去或现在都有我们自己的看法,这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现领导会非常希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的变更。由于我们没有那样做,中国现领导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是林彪和“四人帮”的别动队。这在两个方面都是错误的,这是促使中国领导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的毋庸否认的、主要的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理由之一。中国现领导会要求我们党支持其在中国夺取国家权力的非法的和非马列主义原则的活动。我们党没有满足、也决不会满足中国领导的这一愿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从不践踏马列主义原则,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工具。中国领导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以及中国领导把她的观点和路线强加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企图的失败,才是中国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的真正原因。中国领导没有压服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于是现在企图进行报复并破坏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设。她这样做就更清楚地暴露了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革命的面目。

中国领导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贷款和援助,不仅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中的一个事件(尽管这个事件十分严重)。这一行动还造成重大的国际影响。她证明,中国已经在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证明中国已采取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和命令,证明中国正在搞霸权主义行动,并且正在采取超级大国的专横而粗暴的行动。

中国领导出于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中心大国的自私目的,正在把自己吹嘘为“中小国家的保卫者”,吹嘘她反对“世界经济的不公正划分”,反对“大国欺负小国”等等。但是,当中国领导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肯屈服于她的指挥棒而像对付敌人一样对待阿尔巴尼亚,并停止了援助和贷款时,人们完全看清了中国路线的虚伪性,人们也清楚地了解到,中国领导要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兜售的是丝毫不怀好意的目的,是为了压迫和奴役他们,是为了把她的意志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意志强加给他们。

中国在停止对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的同时,从美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那里正获得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并且向其代理人如蒙博托之流提供援助和贷款,这样中国领导就公开向世界舆论表明,她在意识形态上同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见不一致,然而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反动派意见一致并且结盟,表明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那些要求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之下获得解放、要求摆脱大国沙文主义的压迫和旨意的国家和人民。



我们要对中国领导说:你们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不同意见逮到了同我国的国家关系领域。你们这样做严重打击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经过努力奋斗而建立的阿中友谊。你们公开了这些不同意见和分歧,并且开始了公开论战。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们不怕论战。但是,你们要在中国人民、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全世界舆论面前为你们的一切敌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阿尔巴尼亚的行动负全部责任。

为了让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以及整个国际舆论有可能了解和判断你们党和政府以及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对中国方面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贷款和援助的看法,我们将在我们的报纸《人民之声报》上刊登这封信以及中国政府的照会。我们希望你们在《人民日报》上也刊登我们的信。这是一个准则,中国过去也曾拥护这一准则。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将努力维护阿中友谊,这是人民之间的友谊。他们相信,中国人民会对阿尔巴尼亚的立场做出正确的评价,会懂得如何判断中国领导的反阿尔巴尼亚的行动。

中国领导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他们认为,阿尔巴尼亚将不得不向他们屈膝投降,或向别人伸出她的手并一败涂地。但是,中国领导还不了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还不了解他们的决心以及他们团结一致的力量。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以及在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始终不渝的领导下,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必将彻底而光荣地完成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向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进一步证明马列主义思想的无穷无尽的和不屈不挠的生命力。马列主义思想甚至使像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受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包围的小国也能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并永远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阿尔巴尼亚决不向任何人屈服,她将永远忠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她将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不朽教导所照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上不停顿地前进。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劳动党领导下将坚决地和始终如一地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解放斗争,支持他们争取自由、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努力。他们将毫不妥协地把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世界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阿尔巴尼亚都从未弯过腰,低过头,她将来也决不会这样做。

中国领导的说教和阴谋必将失败,中国领导对阿尔巴尼亚所采取的反动行径引起全世界每个正直的人的反感。虽然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处于包围之中,但是并不孤立,因为她受到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和正直的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这种尊敬和爱戴在将来会变得更为强烈。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必胜!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章)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章)

 

1978年7月29日于地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