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

 


 

根据日本共产党(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1977年10月6日

对“三个世界”理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恶作用必须加以抨击

日本共产党(左派)第三十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深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更加激化和发展。国内外形势如此急剧动荡和发展,也不能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内部尖锐地反映出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和对立的激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激化,正在大大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

目前,对于中国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成为重要任务的问题是,对1974年出现的、在世界上广为散布的“三个世界”理论采取什么态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着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对立和斗争,正以世界的规模激化和发展着。

世界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寄生性增大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在今天的这种形势下,“三个世界”理论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真面目越来越广泛地暴露出来。宣称“三个世界”理论“是现代国际无产阶级的正确的战略战术规定,是国际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构成了一个有系统的欺骗性概念。这是美化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是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发展的最大阻力,它助长了国内外的新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对于全世界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彻底粉碎这个当今最有害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正主义的理论。

我们对“三个世界”论的认识,有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明确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第二十四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在“国际形势”部分,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从我党“政治报告”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学习“三个世界”论,根据“三个世界”论划分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方针。以发表这一决议为直接起因,在党内,特别是在党中央围绕着“三个世界”论掀起了一场斗争,并在第二十五次中央全会上达到了顶点。以关东地方为中心产生的反党分裂集团,肆意吹捧“三个世界”论,认为日本垄断资本是“朋友”,鼓吹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背叛了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日本的革命实践,妄图分裂党,因而被开除出党。

我们对“三个世界”论的认识,通过国内外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荡和发展,通过与反党分裂集团的斗争,有所提高。其后,通过在第二十六次中央全会和第二十九次中央全会的讨论又进一步发展变化。在此阶段,全党对“三个世界”论的罪恶作用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在结合实践方面也有了发展。第三十一次中央全会,进一步深入地讨论了“三个世界”论,根据迄今党的认识和实践的发展,得出的结论认为,它在理论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是明确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

“三个世界”理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个特点是,试图抹杀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历史使命,颠倒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的地位,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三个世界”理论者强行辩解说,把世界划分为三个(苏联和美国是“第一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第二世界”,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对当代世界的四个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以后得出的”“国际无产阶级正确的战略策略规定,……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并且声称这才是什么“列宁主义的具体运用”。

我们反对只玩弄抽象的“对时代的规定”而不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倾向;同时坚决反对装作承认“对时代的规定”而实际上放弃它的倾向。“三个世界”理论者歪曲并滥用列宁、斯大林在《帝国主义论》等著作中进行的、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此毫无共同性的对集团的划分,捏造出所谓“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三个划分”;而且进行着欺骗和偷梁换柱的活动,似乎从中可以引出无产阶级的战略。他们口头上承认当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说什么要“具体分析四个基本矛盾”,实际上否认当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且放弃了对世界的现状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构成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四个基本矛盾,不是各个分离而存在的,是相互有关的;它们的存在、发展和相互作用,形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两股世界革命的大潮流;不断地发展着这两大潮流,加剧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垄断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削弱着它们的地位。重要的是,当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才处于时代的中心,规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主要发展方向、形势的主要特征;在四个矛盾中最中心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成果,反映了斗争的胜利。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共同“财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矛盾,是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产生的。这个矛盾是规定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全过程的最中心的矛盾,影响并作用于其他一切矛盾,成了解决这些矛盾的主要环节。世界革命的主力军正是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则是它的同盟军、预备军。

“三个世界”理论者说什么“第三世界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主力军”,“第二世界”虽有“两面性”,却“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地方”,因此也要争取。把“第二世界”描绘成了“第三世界”的同盟者。他们还掩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但在“第二世界”而且在“第三世界”都日趋激化的实际情况,美化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这些不外乎是一种反动的理论,它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这一当代遍及全世界的最基本的矛盾偷换成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颠倒世界革命的主力军及其同盟军的地位。他们宣称重视民族解放斗争而实际上使反对的。

我们丝毫也没有低估民族解放斗争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意义。我们强烈地支出:无产阶级不论在哪个国家都不是只把无产阶级革命单纯地作为当前革命阶段的直接任务,而是非常重视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把它看作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但是,问题的核心是,民族解放斗争靠那个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种种力量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真正胜利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真正胜利,并且,这将保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发展。

“三个世界”理论者掩盖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存在及其在历史上的激烈斗争的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

他们叫嚷什么“战后一个时期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今天已经不存在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西方陷于四分五裂,‘单一的世界帝国主义’已经不存在。”因此,认为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的对立、两个阵营的对立,提出“两个世界的划分”同“三个世界的划分”相对立,这和赫鲁晓夫一样是修正主义。——这完全是篡改,完全是一个阴谋。

世界已分裂为“两个阵营”,并且相互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同志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就阐明了的,也是斯大林同志反复讲过的。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按照什么样的意义来理解“社会主义阵营”或“两个阵营”。在我们谈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固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根本在于是否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裂及其对立、斗争这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观点来看问题。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代。不错,由于苏联和许多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现代修正主义流行起来,“战后一个时期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即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这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以此为理由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说什么社会主义属于“第三世界”,坚持“三个世界的划分”是正确的,这种论调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谬论,他们就是扼杀阶级斗争的罪犯。

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家集团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四分五裂,相互间的对立和斗争激化,他们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互相结成同盟。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世界性胜利以前,“单一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不存在是绝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同时随着情况和局势的变化就产生出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同盟和集团。今天,一方面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对立、斗争特别激烈,另一方面形成了主要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和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统治的东方集团,相互进行着激烈的争斗。从社会制度来说,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制度的表现,另外从这些矛盾的性质来看,都属于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这个问题,“三个世界”理论者,甚至以考茨基为例,故意把事情描绘成是利用还是不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以此来搞乱人们的思想。问题的核心不在这里。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更加扩大他们之间的裂缝。但是同时,我们坚决反对企图强调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而支持哪一个帝国主义的尝试。为了实现世界和日本的革命的目的,大胆地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完全必要的。

“三个世界”理论者,竭力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是有他们的企图的。他们企图把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与直接其他各种矛盾割裂开来,用具有“两面性”的“第二世界”包括日本在内的主要国家和“第一世界——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的矛盾,代替民族矛盾,把帝国主义及垄断资产阶级当作“朋友”,支持他们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从而向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灌输“拥护祖国”、沙文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的思想。

这正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叛徒所走过的道路,是敌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放弃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压迫日本人民和侵略海外的武器,——和放弃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赞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共同市场之类的帝国主义各种组织等等,就是其最突出的表现。

“三个世界”理论者说,美帝国主义已经没有侵略性了,现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才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主要敌人。他们乞求和美帝国主义联合,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团结。

他们还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正在上升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正在走下坡的帝国主义”。“一个处于进攻地位”,“另一个处于防守地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凶恶的,而帝国主义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等等,把美帝国主义捧上了天,竭力美化卡特推行的凶恶的欺骗性的新战略。

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我们只能说,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两个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双方以及一切帝国主义都在日益衰落、腐朽。但是“三个世界”理论者却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衰落”、“走下坡路”、“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这样说的理论根据是:美帝国主义已经改变了以前的侵略本性,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主要的最大的敌人,最野蛮的剥削者、压迫者。帝国主义的本性无论如何都绝不会改变。何况,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近东,采取攻势的,正是美帝国主义。在基本经济领域里,生产总值、金融、技术等方面不用说,就是在目前的军备竞赛中,带头的也是美帝国主义。诚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一系列地区采取攻势,和美帝国主义勾结一起,称霸世界,同时又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我们对此必须做好准备。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当然面临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占领北方领土等所表现出来的扩张政策。但是,主要是美帝国主义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与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直对日本的无产阶级和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无产阶级和人民在反对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和政府的同时,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控制和干涉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意味着投靠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必须同它们作斗争。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同“三个世界”理论者所说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主要敌人”理论所表现出来的脱离阶级斗争、背叛世界革命的行为作斗争。

总之,三个世界理论的立足点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它是想以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完全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世界的。

我们认为,进一步加强和粉碎“三个世界”理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恶本质是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一斗争中,要为加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而奋斗。


根据日本共产党(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1977年10月6日

 

 

1977.01.

 

就佩德罗•波马尔等三人牺牲致电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一月)

 

亲爱的同志们:极其悲痛地获悉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佩德罗•波马尔同志和安涅洛•阿罗若同志以及党中央委员若昂•巴蒂斯塔•德鲁蒙德同志英勇牺牲的消息。这个消息使我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感到深切的悲痛。他们十分尊敬和钦佩兄弟的巴西共产党,十分尊敬和钦佩她的为争取人民的自由、国家的独立和民主进步、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惜自己的生命,英勇坚定地进行斗争的领袖和英雄战士。

残酷杀害佩德罗.波马尔、安涅洛,阿罗若和若昂.巴蒂斯塔-德鲁蒙德同志以及逮捕其他同志,表现了巴西法西斯反动派的疯狂,表现美帝国主义效劳的军事独裁政权对巴西人民、对巴西人民最优秀的爱国者和进步人士的野蛮镇压。这一新的反动暴力浪潮,说明了法西斯政权的虛弱。它为了苟延残喘,拚命压制群众的愤怒,把他们浸入血泊之中,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黑暗的监狱。

我们将永远怀念在反对巴西法西斯分子的斗爭中牺牲的同志们。特别不会忘记亲爱的佩德罗•波马尔同志。他是巴西共产党著名的领袖和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我党的亲密朋友和我们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斗爭中的坚定支持者。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一直使我们感到高兴,幷且对我们是一个特别的鼓舞。

巴西共产党遭受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我们相信,任何法西斯暴力、任何恐怖和镇压都无法消灭她的力量,都无法割断她同工人阶级的联系,无法割断她深深扎在本国人民中的根子。牺牲的同志们倒下去了,必将有千百万其他的人投入战斗,他们将永远高举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爭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的革命斗爭的旗帜。

光荣属于在爭取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爭中牺牲的英雄们。

 

 

 

 

 

 

18th of June 1977

给西班牙共产党(马列)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


亲爱的同志们: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欣悉兄弟的西班牙共产党(马列)即将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想通过这一贺电向西班牙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表达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劳动者对你们的革命党、西班牙战斗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所怀有的兄弟感情和国际主义的声援,幷预祝贵党的这次崇高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西班牙共产党(马列)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西班牙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斗爭的重要时刻召开的。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传统当之无愧的继承者西班牙共产党(马列)是在反对弗朗哥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和帝国主义统治,爭取民族独立,爭取在西班牙建立共和国和建设社会生义的激烈斗爭中成长起来的并经受了锻炼。西班牙共产党(马列)存在的十三年是为捍卫西班牙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而同卡里略的修正主义党以及其他所有机会主义者的背叛行径进行斗争的年代。

今天,胡安•卡洛斯保皇法西斯政权——修正主义者和其他所有机会主义者同它勾结在一切并得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支持——正在表演一场国家自由化的丑拒。西班牙共产党(马列)是在西班牙高举共和和无产阶级革命旗帜的惟一的政党。

西班牙共产党(马列)的成长和壮大表明西班牙无产阶级从未放下过武器。贵党反对资产阶级寡头,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潮流的斗争证明,任何东西都阻挠不了革命的进军。与此同时,西班牙共产党(马列)正在坚决地、通过正确的途径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而进行着斗争,从而为增强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团结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亲爱的同志们,

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以极大的同情注视着西班牙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斗争,对他们争取民主、共和、争取西班牙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正义斗争一向给以声援。

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不朽学说为基础的我们两党之间的国际主义联系和兄弟合作正在不断加强。西班牙共产党(马列)代表团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及贵党代表团最近在阿尔巴尼亚的访问,是这种国际主义合作的又一体现。这再次证明了存在于我们两党之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一致、友谊和无产阶级团结的精神,它是发展国际主义声援的坚实基础,是对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团结事业的贡献。

再次衷心祝愿你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实现其纲领方面获得圆满成功。我们表示深信,西班牙共产党(马列)第二次代表大会必将使贵党和西班牙无产阶级为争取西班牙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而进行的斗争获得新的高涨。

西班牙共产党(马列)万岁!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西班牙共产党(马列)之间的无产阶级友谊万岁!

光荣属于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1973.10.02

 

智利的悲剧——革命者的教训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


智利的反革命风暴在继续对劳动大众、爱国者和战斗者逞威肆虐。发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政变而攫取政权的右翼势力,已经建立了使希特勒分子都会羡慕的恐怖统治。人们未通过审讯,就以莫须有罪名在街头巷尾或在工作岗位上被当场处决了。体育场变成了集中营。这些右翼势力像纳粹分子一样,在公共广场上焚毁马克思主义著作,践踏进步文化。民主党派、工会和其他民主机构都被取缔,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正笼罩着这个国家。邪恶势力、狂热的极端反动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占领了政治舞台的第一线。人民经过斗争和流血而得到的民主自由,仅在一天之内,就化为乌有了。

智利事件既影响到智利人民,也影响到世界上所有革命的、进步的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因此,智利的革命者和劳动人民,而且也包括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和劳动人民,都应当从这个事件中汲取教训。当然,问题不在于仅仅分析带有该国特色的一些详情细节,或智利革命的一些特殊行动,这些并不超出这次革命内部结构的缺点和错误。问题在于要研究一般规律,因为这些规律是任何革命所不能避免的,是一切革命所必须服从的。问题在于要根据智利事件来考虑和评价关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和错误观点,以便指明哪些是革命论点,哪些是机会主义论点,从而决定哪种态度和行动有利于革命,哪种有利于反革命。


阿连德政府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阿连德政府执政的一段时期,是不会轻易地从智利人民的生活中或者从整个拉丁美洲历史中抹杀掉的。懂得广大群众需要和愿望的人民联盟政府,为了巩固自由和国家独立,为了促进国家经济的独立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且进行了许多改革。

这个政府对于身居要职并且制订法令的该国寡头统治人物和美国垄断资本来说,是给了沉重打击的。鼓舞着这一进步和反帝路线的精神领袖就是阿连德总统,他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和民主战士。在他的领导下,智利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外国公司国有化、国家生活民主化和保卫智利免受美国影响的斗争。阿连德生气勃勃地支持拉美的反帝解放运动,他使智利成为一个庇护所,接纳遭到拉美军人政府和暴徒迫害的一切自由战士。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各族人民的反帝解放运动,他同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地区人民的斗争是紧紧站在一起的。眼看自己的产业被分给贫农的智利大地主们能够宽恕走这条路的贫农吗?被国有化了的圣地亚哥工厂主们能够容忍这样做吗?失去权势的美国大公司又能够容忍这样做吗?有朝一日,这些失势者就会联合起来着手推翻已经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夺回他们已失去的特权,那是毫无疑问的事。

这里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阿连德了解他周围的气氛吗?他看到有人在策划阴谋来搞他吗?无疑,他是知道这一切的。反动派是公开活动的。这股势力暗杀了内阁部长、各执政党派的工作人员和一般人员。反动派怂恿并指挥卡车主、商人、医生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的罢工。最后,他还得经受考验,把力量用来对付六月未遂的军事政变。那时已发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策划的颠覆阿连德合法政府的阴谋计划。

这些内外反动派的进攻,就足以说明一切革命的重要规律,即一定要用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可是阿连德总统却一事不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然不能责备他,说他没有理想。他衷心热爱他所从事斗争的事业,并且坚信这一事业的正义性。他并不缺乏勇气,他随时准备牺牲,而事实也证明他已经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可是,阿连德的悲剧在于他认为依靠说理就能说服反动派停止他们的活动,并放弃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在智利,人们认为它的古老的民主传统、议会和政治党派的合法活动以及新闻自由等等,是任何企图用暴力攫取政权的反革命势力所不能克服的屏障。现实恰恰与此相反。右翼势力的政变表明:资产阶级在不触动其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是会容忍某些自由的存在的,一旦它认为这些利益受到了威胁,它就不再考虑什么道德标准了。

智利的革命和进步力量遭到了一次失败。这是一次很严重的,然而却是暂时的失败。一个立宪政府可以被推翻,成千上万的人们可以被杀害,几十座集中营可以被建立起来。但自由的精神、人民反抗的精神是既杀害不了也监禁不了的。人民在抵抗,这表明劳动群众是不会向失败低头的。他们要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教训并要在革命大道上继续前进。反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其道路是曲折的,是不平坦的。毫无疑问,已无数次地证明具有爱国精神的智利人民,非常热爱自由和正义,非常痛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他们将会懂得如何动员他们的力量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夺取最后的胜利。


修正主义理论的破产


如果说所有这一切对智利人民是一次严重然而是暂时的灾难,那末,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来说,却是一次全面的失败,是修正主义理论的彻底破产。莫斯科、意大利、法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修正主义分子都引证了“智利的经验”,作为他们的“和平革命道路”的“新”理论的具体例子,来鼓吹在多党制度领导下过渡到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的本性已变得温和了,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已熄灭了等等的论点。修正主义报刊大肆利用“智利的道路”,来宣扬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论点以及陶里亚蒂式的改良主义和乌托邦纲领。修正主义分子期望“智利的经验”既能证实“议会道路”的理论,也能提供在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领导下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经典式”范例。他们希望能证实这样的论点:只要通过议会选举而不必经过革命,就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既不必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还可以利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既不必创立人民的革命政权,还可以避开它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那种和平幻想和机会主义立场之所以广泛得到传播,革命斗争道路之所以被背离,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由苏联修正主义者最先创造,后来又为意、法修正主义者及其追随者跟着鼓吹的“和平共处”、和平“议会道路”等理论负责的。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以来,西方修正主义政党,所鼓吹的一切纲领性文件,都把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加以绝对化,而完全排除了非和平的道路。事实上,这些政党已完全放弃了革命斗争,它们所争取的只是狭隘的属于经济性质或行政性质的改良。这些政党已变成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对党,成为资产阶级财富管理者的候选人,这和老牌的社会民主党迄今的所作所为并无两样。

成为阿连德政府主要力量之一的智利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赫鲁晓夫“和平过渡”谬论的狂热的追随者。他们接受莫斯科的指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已经变得更加温和、容忍和理智了,认为在所谓由于今天世界局势发展而形成的新的阶级力量对比状况下,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不再能够变成反革命了。

但是,正如智利事件所再次表明的那样,这些理论导致劳动大众无所适从、迷失方向,削弱了他们的革命精神,结果是使他们在资产阶级的威胁面前束手无策了。这些理论使劳动大众不再有能力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策略和行动。


议会道路是死胡同


历史已经证明,而智利事件(那里的问题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主制度)也再次表明,通过议会道路来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首先应当指出,资产阶级至今并未允许共产党人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来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府。甚至当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已经设法在议会中取得有利于他们的均势从而参加了政府的特殊情况下,这也并未改变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也从未采取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行动。

在资产阶级控制着官僚行政机构的条件下,要保证能够取得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议会“多数”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和经济权力以及武装部队,只要这些力量保持原封不动,只要不去消除这些力量而代之以新的力量,只要旧的警察和情报等机构仍然存在,就无法保证议会或民主政府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仅智利事件,还有许多其他地区的事件都同样证明,反革命政变恰恰就是由资产阶级指挥的武装部队所干的事。

赫鲁晓夫一类的修正主义分子,蓄意在列宁论述共产党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极为清晰而明确的论点上,制造了大混乱。我们知道,列宁并不否认共产党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参加资产阶级议会。但是列宁认为这种参加不过是为了把议会作为讲坛,用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揭露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权力,迫使资产阶级实行某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措施。同时列宁又提出警告说,在为了工人阶级利益而利用议会进行斗争时,切不可对议会寄予幻想,要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虚伪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列宁说,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教育群众,是有必要通过议会政党的选举和斗争而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然而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内部的斗争,或者如果认为这就是一切其他阶级斗争形式所要服从的最髙、最终和决定性的形式,那末,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倒向了资产阶级一方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代表们(这些人把他们的政党变成为争夺选票的党)是“议会迷”时,清楚地表明议会主义会在思想上、政策上及实践上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他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他重指出:“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

一贯宣扬“议会道路”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不过是盲目地追随考茨基及其同伙而已。但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滑得越远,他们就越会暴露自己,他们也就会遭受越来越多的失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强调说:“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帝国主义扼杀革命


在帝国主义阶段,从其开始直到今天,每逢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认为其利益受到威胁时,总是存在着建立法西斯独裁的危险性。特别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直到今天的事实证明,美、英和其他帝国主义,总是要帮助各国的资产阶级,来消灭或者镇压那些在某些方面即使只是稍微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政府或革命力量。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仍旧存在帝国主义干涉别国内政、策划反革命阴谋、推翻合法政府、消灭民主进步力量以及扼杀革命的基础和可能性,就仍旧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政策。

正是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西斯政权,怂恿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赞助了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政权,并且在本国歧视黑人。正是美国帝国主义帮助了南朝鲜、西贡和金边傀儡集团的反动政权,怂恿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事侵略并帮助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是从美国刮来了一切反共、民族镇压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狂风。除了少数例外,美国帝国主义已经在整个拉丁美洲建立了无情镇压和剥削人民的残暴的法西斯政权。在那个大陆上,所有用来反对示威游行和杀害工人农民的武器,正是在美国制造和由美国供应的。智利的法西斯政变不止是当地反动派的行动,帝国主义也参与其事。在阿连德总统当政的整个三年中,美国一直在怂恿、组织并鼓励智利右翼力量的反革命活动。智利反动派和美国垄断资本对于阿连德总统执行的进步、反帝政策采取了报复行动。右翼政党和一切反动派的破坏行为以及它们的暴力和恐怖活动,是同来自外面的美国垄断资本所施加的压力,同美国政府反对智利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干预密切地勾结在一起的。支持智利军人政府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这同一只罪恶之手在拉丁美洲、印度尼西亚、伊朗以及其他地区发动过多少次政变。智利事件再次暴露了美国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这个事件再次证明,美国帝国主义依然是各族人民的疯狂敌人,是正义和进步的凶恶敌人,是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以及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凶恶敌人。

智利的反革命活动不只是明目张胆的反动派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基督教民主党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派别也凶恶地反对阿连德政府并拼命地进行捣乱。这些所谓激进民主势力同意大利的那些势力一样,意大利共产党也宣称要同那些势力一起通过改革与和平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迈进。弗雷所领导的智利基督教民主党不仅由于它对合法政府不忠,它拒绝同阿连德政府进行商谈或合作,而要担负“道义上的责任”;它还要负更大的责任,因为它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挠阿连德政府的合法活动,它联合右翼势力破坏国有化经济并在全国制造混乱,它还进行了无数次的颠覆活动。它在反革命事件爆发之前卖力地创造了政治气候条件。苏联修正主义者也是卷入这次智利事件的。苏联领导人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阿连德政府执政时,他们拒绝给以帮助,因为他们惟恐这样一来会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从而破坏同它的亲密关系。

苏修对待智利以及关于革命理论的态度不仅从智利事件中可以看出。又如,从伊朗所一再发生的悲剧中也同样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那里的反动派一再袭击伊朗人民党,杀害和囚禁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的革命家,而苏修却丝毫不肯出一点力,更谈不上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了。从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具有毁灭性影响的事件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当地大约有五十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了大屠杀。在这个事件中,苏修也是袖手旁观,既不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考虑从雅加达撤退使节。苏修的这种立场并不是偶然的。这种立场证实他们是同美国帝国主义暗中勾结在一起,从事破坏革命运动和扑灭各族人民解放斗争的勾当的。

从这一立场可以看出苏联最近大肆喧嚷要同智利断绝外交关系的蛊惑性质。

现实就是这样,他们的所谓同智利人民团结一致的甜言蜜语同他们的其他蛊惑性口号一样,是欺骗世界舆论和掩饰他们叛变革命和各族人民解放运动的假面具。

苏联政府之所以断绝了同智利的外交关系,是为了要利用这一机会来摆出一副支持遭到反动派迫害的受难者的姿态,表明它似乎是同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人们站在一起的,表明修正主义分子似乎是捍卫进步政权的。苏联领导人希望通过这一“外交手法”来缓和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对他们的抨击,来抑制会议的反响,因为那个会议斥责苏联不过是一个只考虑自己的霸权利益,并且早就放弃了支持革命和解放运动的超级大国。

只有当帮助进步政权是有利于苏联修正主义分子的帝国主义利益时,他们才肯这样干。但是他们不会越出这个界限。他们还同声名狼藉的朗诺政权维持正常外交关系而一点不感到害臊,而对伟大的柬埔寨人民的解放斗争却保持缄默。然而断绝同智利的外交关系还有更多的具体目的。苏联关闭驻智利使馆的大门,是为了不让遭受迫害的革命者进来谋求政治避难,而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的使馆却庇护了那些政治避难者。


所有革命者应当汲取的教训


智利事件再一次使人们注意到,该大陆革命运动的缺点和弱点以及革命所经历的道路是何等艰难。但是这些不仅是拉丁美洲革命者的教训,全世界的革命者、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暴行以及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人们、一切为民主和人类进步而斗争的人们,都应当从这里汲取教训。这也应包括苏联的革命者在内,他们应当起来反对修正主义的统治者,打倒这些人,同时也粉碎所有的机会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理论。同样,意大利、法国以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者也应当从智利事件中汲取教训,坚决地反对修正主义,抛弃陶里亚蒂分子和其他修正主义分子宣扬的“和平议会道路”的反动理论。

我们相信,反动派向智利人民的民主成就发动的法西斯进攻、美国帝国主义的野蛮干涉及其对军人政府的撑腰,这些在智利所发生的事件将会激发全世界人民提高警惕,坚决抵制帝国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所宣扬的蛊惑性口号,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勇敢地捍卫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和平和安全。

 

 

 

 

 

 

 

 

 

世界运动 - 恩维尔·霍查

1960 -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