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第一次俄国革命

 

 

 

V I. Lenin

 

 On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1905 - 1907

NEW BOOK !!!

PUBLISHER:

Comintern (SH)

published on the 21st of January, 2015

Collection of works

- arranged by Wolfgang Eggers -

on occasion of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the "Bloody Sunday" - 22nd (9th) of January, 1905

and on occasion of the 91st Day of Death of Lenin

 





革命的日子

[113]

(1905年1月18日〔31日〕)


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暴乱还是革命?这就是向全世界报道彼得堡事件并试图对 这些事件作出评价的欧洲新闻记者和采访人员给自己提出的问 题。这些被沙皇军队战败的成千上万的无产者是暴徒还是起义者 呢?就连最有可能以编年史编纂者的不偏不倚态度“从旁”观察事 件的外国报纸,也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它们经常乱用术语。这是不 足为奇的。难怪人们说,革命是成功的暴乱,而暴乱是没有成功的 革命。那些在伟大的声势浩大的事件开始时身在现场的人,那些只 能很不完全地、很不准确地间接知道一点正在发生的事态的人,当 然暂时还不能发表肯定的意见。然而,照旧谈论暴乱、暴动、骚乱的 资产阶级报纸,也不能不看到它们的全国的以至国际的意义。要知 道,正是这一点赋予事件以革命的性质。报道暴乱近几天情况的 人,常常也改口谈起革命的最初日子来了。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已经 来到。连那些深为全俄专制制度权力的强大无羁欢欣鼓舞的最顽 固的欧洲保守党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专制制度与人民之间是谈不 上和平的。现在谈论革命的不仅仅是某些激烈分子,不仅仅是某些 “虚无主义者”(欧洲至今还这样看待俄国的革命家),而且还有一切多少能够关心世界政治的人。

俄国工人运动几天之内就上升到高级阶段。我们亲眼看到它 正在发展成全民起义。当然,我们在日内瓦,在这该死的远方,要赶 上事态的发展是无比困难的。但是,当我们还暂时被困在这该死的 远方的时候,我们必须力求赶上事态的发展,作出总结、得出结论, 从今天的事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应用于那些今 天“人民还在沉默”而不久的将来革命的烈火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 形式燃烧起来的地方。我们必须做政论家经常要做的事情——写 当前的事件并力求使我们的描述能够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活动 在现场上的无产者英雄们带来更多的帮助,能够促进运动的扩展, 有助于自觉地选择耗费力量最少而能够获得最大最持久的成果的 斗争手段、方式和方法。

经过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酝酿而成熟起来的矛盾,都在革命 过程中暴露出来。生活变得异常丰富。一向不抛头露面因而常常 被肤浅的观察家所忽视或甚至轻视的群众,以积极的战士的姿态 登上政治舞台。这些群众在实践中学习,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迈着 试探性的步伐,摸索道路,确定任务,检验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思想 家的理论。这些群众为了承担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巨大的世界性 的任务作了英勇的努力,不论个别的失败多么惨重,不论血流成河 和成千上万的人的牺牲多么使我们震惊,但是群众和各阶级都在 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受到了直接的教育,这一点的意义是无与伦比 的。这一斗争的历史必须以日计算。难怪有些外国报纸已经开始 写“俄国革命日志”了。我们也要写这样的日志。



加邦神父是奸细,这个推测似乎已被他是祖巴托夫协会的参 加者和头目这一事实所证实。其次,国外报纸,也象我们的记者一 样,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说警察当局是蓄意让罢工运动更广泛更自 由地开展起来,说整个政府(特别是弗拉基米尔大公)是想在对它 最为有利的条件下掀起一场血腥镇压。英国的记者们甚至指出,在 这种形势下 祖巴托夫分子积极参加运动对政府特别有利。革命的 知识分子和很可能备有武器的觉悟的无产者,不能不避开祖巴托 夫运动,不能不站在运动之外。这样,政府就更能腾出手来,能够去 搞百赢不输的把戏,因为他们认为参加游行示威的都是些最平和、 最没有组织和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我们的军队对付他们不费吹灰 之力,而无产阶级将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训;在街上开枪射击任何人 都是理直气壮的;反动的(或大公的)宫廷党徒将要完全战胜自由 派;随之而来的将是最残暴的镇压。 英国报纸和保守的德 报纸都直言不讳地说政府(或弗拉基 米尔)有这样的行动计划。这很可能是事实。1月9日流血日事件 极好地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种计划的存在丝毫不排斥加邦神父 可能是无意中成为这一计划的工具的。在俄国一部分青年僧侣中 间存在着自由主义改良运动,这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不论在宗教哲 学协会的会议上,还是在教会的书刊中 都有这个运动的代言人。

这个运动甚至还获得了名称:“新正教”运动。因此,不能绝对排除 这种想法:加邦神父可能是虔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正是流血星 期日把他推上完全革命的道路。 们倾向于这种推测,何况加邦在 1月9日大屠杀之后所写的信中曾说“我们没有沙皇”,并且还号 召为自由而战等等。这一切都是事实,这些事实说明他的正直和诚 意; 为一个奸细的任务中决不可能包括这种主张继续进行起义 的强有力的鼓动。

无论情况怎样,社会民主党人对新的领导者的策略是不言而 喻的:对一个祖巴托夫分子必须慎重、警惕、不要轻信。在任何情况 下都必须积极参加已经发动起来的(即使是祖巴托夫分子发动起 来的)罢工运动,努力宣传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口号。从前面援引 的信114中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同志们就 是遵循了这种策略。无论反动的宫廷党徒的计划如何“巧妙”,全体 人民的先锋队无产者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反抗的现实却更巧妙百 倍。事实情况是:警察和军队的计划已转过来对付政府了,从祖巴 托夫运动这一小小的契机已产生出一个宏伟广阔的全俄革命运 动。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和革命本能以不可阻挡之势冲破了警察 的一切阴谋诡计。


彼得堡作战计划


把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平地前去呈递请愿书说成作战,骤然看 来是很奇怪的。这是一场大屠杀。但是政府所指望的正是作战,它 的行动无疑是经过十分周密的策划的。它 军事观点出发讨论了 保卫彼得堡和冬宫的问题。它采取了一切军事措施。它废除了一 切文治,把拥有150万人口的首都交给以弗拉基米尔大公为首的 贪求屠杀人民的将 们全权支配。

政府蓄意逼迫无产阶级举行起义,用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来挑 动人们构筑街垒,以期把这次起义淹没在血海里。无产阶级将学习 政府的这些军事课程。无产阶级既然开始了革命,它就一定能学会 国内战争的艺术。革命就是战争。它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 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它不象任何其他战争 那样,是为 维护一小撮统治者和剥削者的私利,它是为了人民群 众反对暴君,为了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者反对专横和强暴而进行 的战争。

现在,所有局外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在俄国,这种战争已经 宣布和开始了。无产阶级又要行动起来了,而且人数将比以前更 多。正象彼得堡的工人很快从请愿书转到街垒一样,对沙皇残存的 一点天真的信任,现在也将很快地消失。各地的工人都将武装起 来。警察百倍严密地守卫军械库和军械商店是多此一举。不论什 么样的严密措施和禁令,都不能阻止住城市的群众,因为他们已经 意识到,没有武器,他们随时都可能遭到政府的任意枪杀。每一个 人都将竭尽全力弄到一枝步枪或者至少是一枝左轮手枪;并把武 器藏起来不让警察发现,随时准备反击沙皇制度凶残的走狗。俗话 说,万事开头难。过去要工人转向武装斗争是很困难的。现在政府 已迫使他们转向武装斗争。 困难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一位英国记者报道了莫斯科一条街上工人们具有代表性的议 论。一群工人在公开地讨论流血日的教训。一个工人说:“斧头?不, 对付军 斧头是不顶事的。斧头不顶用,刀子更不顶用。不,需要 左轮手枪,至少得有左轮手枪,有步枪更好。”类似这样的议论在整 个俄国现在到处可以听到。而在彼得堡 “弗拉基米尔日”之后,这 种议论就不再仅仅是议论了。

沙皇的叔父、大屠杀的指挥者弗拉基米尔的作战计划是阻止 郊区,阻止郊区工人进入市中心。竭尽全力使士兵们相信,工人想 捣毁冬宫(用圣像,十字架和请愿书!) 杀害沙皇。战略任务是保 护通往皇宫广场的桥梁和主要街道。而“军事行动”的主要地点是 一些桥梁(特罗伊茨基桥、萨姆普桑桥、尼吉拉耶夫桥、皇宫桥)附 近的广场,从工人区通往市中心的街道(纳尔瓦关卡附近、施吕瑟 尔堡大街、涅瓦大街)以及皇宫广场(尽管这里军队密集并一直在 进行阻挡,但仍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冲到这里)。当然,军事行动的任 务大大减轻了,因为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工人要往哪里去,知道只有 一个集合地点和一个目标。勇敢的将军们“以赫赫的战果”战胜了 赤手空拳的而且事先已公开了自己的去向和意图的敌人……这是 对手无寸铁的和平的人民群众的最无耻最残忍的屠杀。现在,群众 将长久地思考并回忆和追述所发生的一切。群众经过 番思考,经 过对“弗拉基米尔的教训”的这种领悟,必将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

在战争中必须按作战方式行动。工人群众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大 批贫苦农民,意识到自己是作战的一方,这样……这样,我国国内 战争中今后的交战,就将不只是按照 公和沙皇的“计划”进行了。

1月9日在涅瓦大街一群工人中所发出的《拿起武器!》的号召,现 在是不会无影无踪地消失的。


《彼得堡作战计划》一文的补充


我们曾经在《前进报》第4号上谈到彼得堡作战计划①。现在 我们在英国报纸上发现一些相当有趣的有关这个计划的详细报 道。弗拉基米尔大公任命公爵瓦西里契柯夫将军为作战军队司令。

整个首都被划分成若干个区,各派军官驻守。沙皇严阵以待,如临 武装的大敌。作战的时候,司令部设在瓦西里耶夫岛的打牌桌旁, 每隔半小时听取一次每个区的长官的报告。

特此通知彼得堡工人!



慈父沙皇”和街垒


总观流血星期日事件,最令人惊奇的是,对沙皇的天真的宗法 式的信任是和手持武器反对沙皇政权的激烈巷战结合在一起的。

俄国革命的第一天就以惊人的力量使旧的俄国和新的俄国相对 峙,它表明农民世世代代对慈父沙皇的信任丧失殆尽,以城市无产 阶级为代表的革命人民已经诞生。难怪欧洲资产阶级报纸说,1月10日的俄国已经不是1月8日的俄国了。难怪我们前面提到的德 国社会民主党报纸115要追溯往事:70年前工人运动在英国是如何 开始的,1834年英国工人如何举行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封闭工人联 合会,1838年他们如何在曼彻斯特附近的规模巨大的集会上制订 “人民宪章”,以及牧师斯蒂芬斯如何宣布“一切呼吸着上帝的自由 空气和脚踏着上帝的自由土地的自由人,都有权有自己的家园”。

这个牧师当时还号召集会的工人们拿起武器。

在我们俄国,领导运动的也是一个神父,他在一天之内就由号 召和平地向沙皇本人请愿转到号召起来革命。格奥尔吉·加邦神 父在流血日之后的一封信(这封信曾在自由派的会议上宣读过)中 写道:“同志们,俄国的工人们!我们再没有沙皇了。血的河流今天 已把他和俄国人民隔开了。现在是俄国工人丢开他而开始为人民 的自由战斗的时候了。我今天祝福你们。明天我将是你们中间的 一员。今天我正为我们的事业奔忙。”这不是格奥尔吉·加邦神父在说话。这是成千、成万、成百万、 成千万俄国工人和农民在说话,过去他们曾经天真地和盲目地信 任慈父沙皇,祈求慈父沙皇“本人”改善他们的不堪忍受的艰难处 境,他们只是谴责欺骗沙皇的官吏胡作非为,使用暴力,横行霸道, 抢劫掠夺。世世代代备受压抑的、野蛮的、被隔绝在穷乡僻壤的村 野生活,加深了这种信任。俄国新的、城市的、工业的、文明的生活 每月都在侵蚀和破坏这种信任。在近十年来的工人运动中,涌现出 数以千计的先进的无产者-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完全自觉地抛弃 了这种信任。运动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的阶级本能在罢工 斗争和政治鼓动中得到了加强,从而摧毁了这种信任的一切基础。

但是,在这数以千计和成千上万的人后面,还有千千万万被剥削的 劳动者、被损害被侮辱者、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在他们身上还保留 着这种信任。他们不可能走向起义,他们只能恳求和哀告。格奥尔 吉·加邦神父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情绪,反映了他们的知识水平 和政治经验水平,这也就是他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所起的作用的历 史意义,这个人昨天还默默无闻,今天却已成为彼得堡的以至整个 欧洲报刊上的当代英雄。

现在可以了解,为什么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信我们 在前面已经援引过)一开始曾对加邦而且也不能不对他抱着不信 任的态度。一个身穿教袍,信仰上帝,并在祖巴托夫和保安处的严 密保护下活动的人,是不能不令人怀疑的。他撕下身上的教袍,咒 骂自己属于掠夺和毒害人民的可耻的神父阶层,这是真是假,谁也 不能肯定,除非是非常了解加邦本人的极少数人。能够解答这个问 题的,只有不断发展的历史事件,只有事实,事实,事实。而事实对 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有利于加邦的。我们彼得堡的同志们看到波及无产阶级非常广泛的阶层的总 罢工不可阻挡地飞快发展,看到加邦对那些可能被奸细诱惑的“没 有文化的”群众的无法抗拒的影响,就担心地问自己:社会民主党 能否掌握这个自发的运动呢?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没有支持 那种认为可以进行和平请愿的天真幻想,而且还同加邦进行过争 论,他们公开而坚决地维护自己的一切观点和自己的整个策略。而 工人群众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所创造的历史,证实这些观 点和这种策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的逻辑,胜过了加邦 的错误、幼稚和幻想。代表沙皇行动和行使沙皇的一切权力的弗拉 基米尔大公,用他充当刽子手的功绩向工人群众所表明的,正是社 会民主党人通过书报和口头宣传一贯向工人表明并且将来还要表 明的东西。

我们曾经说过,对沙皇还抱着信任的工农群众不可能走向起 义。在1月9日事件之后,我们有权说:现在他们能够走向起义,而 且就要走向起义了。“慈父沙皇”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了血腥的 镇压,这样他自己就把他们推上街垒,并给他们上了街垒斗争的第 一课。“慈父沙皇”的课是不会白上的。

社会民主党当前必须注意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有关彼得堡流血 日的消息,必须注意更好地团结和组织自己的力量,更加努力宣传 它早已提出的口号:全民武装起义。


不错,我们的深思熟虑的(象马尔丁诺夫那样深思熟虑)新火星派千方百计地

搅乱、削弱和撤回这一口号(参看《火星报》第62号的社论:《我们能这样去准

备吗?》)。但是,新火星派的马尔丁诺夫行径在我们党内遭到坚决的反击,特

别是在提出同地方自治人士达成关于不引起惊恐的“协议”的著名计划之


头几 步


一次最普通的劳动和资本的冲突—— 一个工厂的罢工,成了 燎原的星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月3日星期一爆发的这次12000名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罢工,是最能表现无产阶级团结一 致的一次罢工。起因是有4名工人被解雇。1月7日彼得堡的一位 同志给我们来信说:“当他们复工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全 厂立刻齐心协力采取行动。罢工具有充分的自制力;工人们安排了 一些人去保护机器和其他财产,以防觉悟不高的人可能进行某些 破坏。然后他们又派代表团到其他工厂,把自己的要求告诉这些工 厂的工人,并请求他们参加罢工。”成千上万的工人开始加入运动。

为了通过系统地宣传君主主义来毒害无产阶级,在政府的协助下 曾经成立一个合法的祖巴托夫工人协会,这个协会在运动的低级 阶段为组织运动和扩大运动出过不少力。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对祖 巴托夫分子说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本能和它的团结精神将会战胜 警察的一切卑鄙奸计。现在发生的情况和社会民主党人早已指出 的完全一样。最落后的工人被祖巴托夫分子拖入运动,这样一来, 沙皇政府本身必定进一步推动工人前进,而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身 将使工人从和平的、伪善透顶的祖巴托夫主义转向革命的社会民 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将胜过祖巴托夫 分子先生们的一切“理论”和一切挣扎。

结果也正是这样。一位工人同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 员会的委员在1月5日写给我们的信里这样叙述了他的印象:

谢米扬尼科夫工厂的工人不久前在涅瓦关卡外面举行集会 的情景,我现在印象还很清晰。但首先我要简单谈谈彼得堡工人中 普遍存在的情绪。大家知道,最近一个时期,‘祖巴托夫’组织开始 在这里出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组织在加邦神父的领导下又 复活了。这种组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大量发展和壮大起来。现在 已经成立了11个被称为‘俄国工厂工人大会’的分会。可以预料, 这些大会必然会取得它们在南方所取得的那种成果。

现在,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广泛的罢工运动在彼得堡已经开 始。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忽而这个工厂忽而那个工厂又举行罢工 的消息。普梯洛夫工厂已经罢工两天了。大约两星期以前维堡区 的沙乌纺织厂罢了工。罢工持续了近4天。工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日内这个罢工将重新开始。到处情绪激昂,但是不能说这种情况对 社会民主党有利。大部分工人主张纯经济斗争而反对政治斗争。可 是,应当期待并相信这种情绪将有 转变,工人将会明白,没有政 治斗争,任何经济上的改善都争取不到。今天涅瓦造船公司(谢米 扬尼科夫的)的工厂罢了工。‘俄国工厂工人大会’的地方分会力图 成为已开始的罢工的领导者,当然,它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社会 民主党将是领导者,虽然它在这里的力量还极为薄弱。

彼得堡委员会出了传单,两份是写给沙乌纺织厂的,一份是写


参看列宁的《怎么办?》第86—88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9—110 页。——编者注)。

给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的。今天涅瓦造船厂的工人举行了大会。到 会的有将近500名工人。‘工厂工人大会’的地方分会的成员们首 次发表了讲话。他们避而不谈政治要求,主要是提出了一些经济要 求。人群中发出不赞成的喊声。这时,《俄罗斯日报》117的撰稿人、在 彼得堡工人中颇有威望的斯特罗耶夫出现了。斯特罗耶夫提出一 项决议案。据他说,这项决议案是他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共同起 草的。决议案虽然也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 对立,但是强调得不够。在斯特罗耶夫发言之后,社会民主党的工 人同志们讲了话,他们在原则上拥护这项决议案,但是着重指出它 的局限性和不够的地方。这时,会场开始骚乱起来,有些人不满意 社会民主党人的发言并开始破坏大会。大会以多数票罢免了与这 些破坏者同伙的主席并选了一个社会党人担任新的主席。但是, ‘协会’(祖巴托夫协会)的成员不肯罢休,他们继续扰乱会场。尽管 大会的绝大多数人(90%)是站在社会党人一边,但是大会最后还 是不决而散,把决议推迟到明天。不管怎样,可以说,社会民主党人 终于使工人的情绪倾向于自己了。明天还要举行一次大会,可能有 两三千人参加。预料日内将有类似1903年南方的七月游行示威那 样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法俄公司的工厂正在罢工——大约有四五 千人。据说,施季格里茨纺织厂已经开始罢工——大约有五千人。

奥布霍夫工厂的罢工即将爆发——有五六千人。”

把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地方委员会委员(当然,他能够准确知 道的仅仅是彼得堡一小部分地区发生的事件)的这些消息跟国外 的,特别是英国报纸的消息对照一下,我们应该得出一个结论:国 外的消息是十分准确的。

罢工以惊人的速度一天天发展起来。工人们举行了许多集会, 并制订了自己的“宪章”,提出了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这虽 然是由祖巴托夫分子领导的,但是所提出的这些经济要求和政治 要求总的说来不外是社会民主党党纲的要求,包括在普遍、直接、 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规模

空前的罢工的自发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对 运动的有计划的参与。不过,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说吧。


流血星期日的前夕


我们在叙述运动的发展过程时曾说过,在加邦的倡议下预定 在1月9日星期日举行工人群众游行,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关于 召开立宪会议的“请愿书”。彼得堡的罢工在1月8日星期六已经 变成了总罢工。甚至官方的消息也断定罢工者有10—15万人。这 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爆发在俄国还是空前的。这个拥有150万 人口的巨大中心的整个工商业和社会生活陷于瘫痪。无产阶级用 事实表明,它是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它的劳动创造了 财富和豪华,它的劳动是我们全部“文化”的基石。城市陷入了没有 报纸,没有照明,也没有水的状况。这次总罢工具有十分明显的政 治性质,它是革命事件的直接序幕。

请看一位目击者在给我们的来信中是怎样描述这个具有历史 意义的日子的前夕的: “从1月7日起,彼得堡的罢工已经变成总罢工。不仅所有的 大工厂停了工,而且许多作坊也停了工。今天,1月8日,除了《政 府通报》118和《圣彼得堡市政府消息报》119之外,一份报纸也没有出 版。到目前为止,运动的领导权一直掌握在祖巴托夫分子手里。我 们注视着彼得堡前所未有的景象,心里感到惶惑不安,不知道社会 民主党组织是否能够(即使是过一些时候)把运动抓到自己手里。 情况极其严重。这些天,在市内各个区,在‘俄罗斯工人联合会’所 在地,每天都举行工人的群众性集会。在联合会所在地的大街上, 整天挤满了成千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不时地发表演说并散发传 单。虽然祖巴托夫分子力图制造对立,总的说来社会民主党人受到 了同情。讲演一ࡡ11涉及专制制度,祖巴托夫分子便喊道:‘这和我们不 相干,专制制度不碍我们的事!’其实,祖巴托夫分子在‘联合会’所 在地发表的演说中已经提出社会民主党所有的要求,从八小时工 作制直到在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的基础上召开人民 代表会议。只是祖巴托夫分子硬说,满足这些要求并不意味着要推 翻专制制度,而是要使人民与沙皇接近,消灭把沙皇同人民隔开的 官僚制度。

社会民主党人也在‘联合会’所在地讲了话,他们的演说也博 得同情,但是实际建议都是祖巴托夫分子提出来的。虽然社会民主 党人反对,这些建议还是被通过了。这些建议就是:在1月9日,星 期日,工人们应前往冬宫,通过格奥尔吉·加邦神父向沙皇呈递罗 列了工人们的一切要求的请愿书。请愿书的结束语是:‘给我们这 一切吧,不然我们就活不下去。’同时,集会的领导人补充说:‘如果 沙皇不给,那么我们的双手就自由了,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敌人,我 们要高举红旗去反对他。如果我们流血的话,血就洒到他的头上。’ 请愿书在各个地方都被通过。工人们发誓说,星期日他们大家要 ‘带着妻子儿女’到广场去。今天各区将分别在请愿书上签名,凌晨 2时所有的人都到‘民众文化馆’举行最后一次集会。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警察的完全默许之下进行的,各地的警察 都被调开,可是在一些建筑物的院子里却隐藏着宪兵骑兵队。

今天,大街上贴出市长禁止集会并以采用武力相威胁的布告。

工人把布告撕掉了。军队正在从近郊调进城里。哥萨克手持拔出 鞘的马刀强迫电车工作人员(售票员和司机)出工。”


死伤人数


关于死伤人数,各种消息说法不一。当然,准确的统计是谈不 上的,而用肉眼判断也是十分困难的。政府通报说,有96人死亡,330人受伤,这显然是假的,谁也不会相信。据最近报上的消息,1月13日记者们向内务大臣递交了一份由采访人员编制的死伤者名单,死伤人数共达4600人。当然,这个数字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即使白天(更不用说晚上)也不可能把一切冲突中的死伤者全 部统计出来。

专制制度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取得胜利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 满洲的几次大战役。所有的外国记者都报道说,难怪彼得堡的工人 们向军官们喊道,他们打俄国人民比打日本人还有成绩。


街垒 战


我们已经知道,记者们的报道谈得最多的是瓦西里耶夫岛上 的街垒,有时也谈到涅瓦大街上的街垒。1月10日(23日),星期一,官方报道说:“群众在施吕瑟尔堡大街,后来在纳尔瓦关卡附 近,在特罗伊茨基桥,在业历山大花园附近,在涅瓦大街的街心公 园附近筑起带铁丝网和插着红旗的街垒。从邻近的房子的窗口向 军队扔石头和射击。群众从警察手中夺取武器。邵夫兵器厂被抢 劫一空。在瓦西里耶夫岛的第一和第二地段,群众截断了电线并砍 倒了电线杆子。段警察局被捣毁。”一位法国记者在星期日2时50分来电说:“射击还在继续。看 来,军队已完全惊慌失措。我横渡涅瓦河时看到数发信号弹并听到 齐射的巨响。瓦西里耶夫岛上的街垒被罢工者烧起的篝火照得通 亮。我未能再往前走。不祥的号角声意味着射击的号令。一营士 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向一个用雪橇堆成的街垒冲去。一场真正的 大屠杀开始了。有将近100名工人倒在战场上。有50名左右受伤 的俘虏被押送着从我身旁走过。一个军官用手枪威胁我并命令我 走开。”

记者们对街垒战很少有详细的描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记 者们总想离危险的地方稍微远一点。而街垒战的参加者幸存的不 用说已经廖寥无几。有消息说,大炮曾轰击街垒,不过,这个消息看 来还有待证实。



第1、2、3、5、6、7、8篇载于1905年1月18日(31日)《前进报》第4号;第4篇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

第9篇载于1924年《〈前进报〉和 〈无产者报〉。1905年的最初布尔什维 克报纸》一书第1编附录



 

 



 

 

 

 

 

 

 

 

 

 

 

 

 

 

 

 

 

 

 

 

 

"Bloody Sunday"

January 9, 1905

 

 

 

 

 

 

 

 

 

 

 

 

 

 

 

 

 

 

 

 

 

 

 

 

 

 

 

 

 

 

 

 

 

 

 

 

 

 

 

 

 

 

 

 

 

 

 

 

 

 

 

 

 

 

 

 

 

 

 

 

 

 

 

 

 

 

 

 

 

 

 

 

 

 

 

 

 

 

 

 

 

 

Eternal glory to The Potemkin.

 

Eisenstein - Video - Russian Revolution 1905

 

 

 

 

 

 

 

 

 

 

 

 

 

 

 

 

 

 

 

 

 

 

 

 

 

 

 

 

 

 

 

 

 

 

 

 

 

 

 

 

 

 

 

 

 

 

 

VIDEOS

The first revolution of 1905

(Video)

 

Heroic Presnya .1905

(Video - Historical and Memorial Museum "Presnya".)

 

The first revolution of 1905

(pictures -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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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y Sunday January 9, 1905

(pictures - video

 

 

 

在德语

起义在俄罗斯于1905年的教训

WOLFGANG EGGERS

The teachings of the uprising in Russia in 1905


written on March 6, 2005



Excerpt from the textbook

on the Marxist-Leninist foundations of

world-proletarian Military Science

and the art of

world revolutionary class warfare

 

 


Über die Frage des Aufstandes muss man ernsthaft, ohne liberales Gekicher sprechen, wie Lenin sich einmal ausdrückte.

Einer offenen Behandlung der Frage des Aufstandes auszuweichen – das ist von jeher und stets das Bestreben unserer Opportunisten gewesen“ (Lenin, Band 11, Seite 147).

Der Aufstand

Der Marxismus-Leninismus untersucht die Frage des Aufstandes methodisch mit Hilfe des dialektischen und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Er analysiert die Bedingungen des wirklichen Aufstandes, wie er geführt wurde und geführt wird. Wer nimmt den Aufstand in Angriff und wer vollzieht ihn? Die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Methode verlangt festzustellen, welche Interessen welcher Klassen den Umsturz erfordern, welche materiellen Bedingungen den revolutionären Aufstand hervorrufen, welche Zusammenhänge und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zu Stürzenden“ und den „Stürzenden“ bestehen. Man darf das ABC des Marxismus-Leninismus nicht vergessen und muss zuallererst auf Grund der tatsächlich vorhandenen revolutionären Bewegung festzustellen versuchen, welche Klassen durch den Gang der revolutionären Bewegung selbst, häufig unabhängig von ihrem „Bewusstsein“ gezwungen werden, die Machtinstitutionen zu stürzen, die ihnen im Wege stehen. Die Geschichte der Aufstände in allen Ländern der Welt enthält genügend Beispiele wie dort die Machtinstitutionen gestürzt wurden und die uns also verallgemeinernd dabei hilft, über den weltrevolutionären, völligen Sturz der zentralen Macht des Weltimperialismus nachzudenken und die richtigen Schlussfolgerungen und Lehren zu ziehen. Die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militärische Wissenschaft beschäftigt sich also mit den militärischen Gesetzen internationaler Aufstände.

Lenin lehrte: Es ist einer Arbeiterpartei unwürdig, mit dem Aufstand zu spielen“; „Zum Aufstand aufzurufen, ohne sich militärisch ernsthaft auf ihn vorzubereiten, ohne an ihn zu glauben, wäre ein unwürdiges Spiel mit dem Aufstand“ (Lenin, Band 10, Seite 134 und 135).

Vorzeitige Aufstandsversuche wären der Gipfel der Unvernunft. Die proletarische Avantgarde muss begreifen, dass die grundlegenden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en reichtzeitigen – d.h. siegreichen – bewaffneten Aufstand in Russland die Unterstützung der Arbeiterklasse durch die demokratische Bauernschaft und die aktive Beteiligung der Armee sind. (...) Ohne eine illegale Partei lässt sich diese Arbeit nicht durchführen und hat es gar keinen Zweck darüber zu sprechen. (...) Das Anwachsen der Massenstreiks, die Einbeziehung anderer Klassen in den Kampf, der Zustand der Organisationen, die Stimmung der Massen – all das wird von selbst den Moment zeigen, da sich alle Kräfte im einmütigen, entschlossenen, offensiven, rückhaltlos kühnen Vorstoß der Revolution gegen die Zarenmonarchie werden vereinigen müssen. Ohne siegreiche Revolution wird es in Russland keine Freiheit geben. Ohne Sturz der Zarenmonarchie durch den Aufstand des Proletariats und der Bauernschaft wird es in Russland keine siegreiche Revolution geben“ (Lenin, Band 18, Seite 98/99).

Aufstand – das ist ein sehr großes Wort. Die Aufforderung zum Aufstand ist eine äußerst ernste Aufforderung. Je komplizierter die Gesellschaftsordnung wird, je höher die Organisation der Staatsmacht und je vollkommener die Militärtechnik ist, desto unzulässiger ist es, eine solche Losung leichtsinnig auszugeben. Und wir haben mehr als einmal gesagt, dass die revolutionären Sozialdemokraten die Aufstellung dieser Losung seit langem vorbereitet, sie aber als direkte Aufforderung erst dann ausgegeben haben, als es keinen Zweifel mehr geben konnte über den Ernst, die Breite und die Tiefe der revolutionären Bewegung, keinen Zweifel darüber, dass die Dinge im wahren Sinne dieses Wortes ihrer Entscheidung zutreiben. Mit großen Worten muss man behutsam umgehen. Die Schwierigkeiten, sie in große Taten umzusetzen, sind kolossal. Doch eben deshalb wäre es unverzeihlich, wollte man über die Schwierigkeiten mit Phrasen hinweggehen (...)“ (Lenin, Band 9, Seite 366). „Diese Losung darf nicht ausgegeben werden, solange die allgemeinen Bedingungen des Umsturzes nicht herangereift sind, solange die Erregung und die Bereitschaft der Massen zur Tat nicht klar zu Tage getreten sind und solange die äußeren Umstände nicht zu einer offenkundigen Krise geführt haben. Ist aber eine solche Losung erst einmal aufgestellt, so wäre es geradezu schmählich, vor ihr wieder zurückzuschrecken und sich wieder mit der moralischen Kraft, mit einer der Bedingungen, die dem Aufstand den Boden bereiten, mit einem der `möglichen Übergänge`[Lenin meint hier die friedlichen, opportunistischen Übergänge – Anmerkung des Verfassers] usw.usf. zu begnügen. Nein, sind die Würfel einmal gefallen, so muss man alle Ausflüchte beiseite lassen, so muss man den breitesten Massen direkt und offen erklären, welches jetzt die praktischen Bedingungen des erfolgreichen Umsturzes sind“ (Lenin, Band 9, Seite 367-368).

Lenin definiert den Aufstand ( u.a.) als die energischste, die einheitlichste und zweckmäßigste `Antwort` des gesamten Volkes an die Regierung“ (Lenin, Band 5, Seite 537)... „im Augenblick der größten Kopflosigkeit der Regierung, im Augenblick der größten Erregung des Volkes“ (Lenin, Band 8, Seite 11). Lenin bezeichnete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als die von der Bewegung erreichte höchste Form des Kampfes“ (Lenin, Band 10, Seite 135). Lenin definierte die Formen des Aufstandes als besondere Formen der Revolution (siehe Lenin, Band 11, Seite 342). Ferner:Aufstand ist Bürgerkrieg, ein Krieg aber erfordert eine Armee“ (Lenin, Band 9, Seite 214). „Die Losung des Aufstandes bedeutet, dass die Frage durch die materielle Kraft entschieden wird (...) nur die militärische Kraft“ (Lenin, Band 9, Seite 367). Welche Kräfte sind es aber, die zusammen die revolutionäre Armee bilden? Lenin zählte auf, woraus 1905 die militärischen Kräfte des Volkes bestanden:

1. aus dem bewaffneten Proletariat und der bewaffneten Bauernschaft, 2. aus den organisierten Vortrupps der Vertreter dieser Klassen, 3. aus den Truppenteilen, die bereit sind, auf die Seite des Volkes überzugehen. Das alles macht zusammen die revolutionäre Armee aus“ (Lenin, Band 9, Seite 365). Hier haben wir also die klassische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Definition der Zusammensetzung der revolutionären Armee: Hammer, Sichel und Gewehr!!! Und davon lassen sich heute noch die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Parteien,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leiten, das ist in allen wichtigen Dokumenten ausgedrückt und hundertfach wiederholt worden: Wir können und dürfen die Hoffnung nicht aufgeben, dass es schließlich gelingen wird, die drei einzelnen Ströme von Aufständen – der Arbeiter, der Bauern und des Militärs – zum einheitlichen siegreichen Aufstand zusammenfließen zu lassen“ (Lenin, Band 10, Seite 106).

Der Aufstand pocht an die Tore, wenn die Revolution bereits herangereift ist, wenn die Offensive mit Volldampf eingesetzt hat und die Heranziehung der Reserven an die Avantgarde die entscheidende Bedingung für den Erfolg ist (Stalin, Band 6, Seite 138). Der Aufstand tritt in Erscheinung auf einer hohen Stufe der Entwicklung der Revolution, wenn die Stärke der revolutionären Kräfte einen solchen Höhepunkt erreicht haben, dass sie sich gewaltsam entladen müssen. Alle bisherigen Kampfformen, wie die wachsende Zahl und Größe von Massendemonstrationen in immer kürzeren Abständen und schließlich in Steigerung ihrer unmittelbaren Aufeinanderfolgen, ökonomische und politische Massenstreiks, Überschreitungen der Legalität, Zusammenstöße mit der Konterrevolution im ganzen Land ( Konzentration auf den Höhepunkt, Sammlung der Kräfte, ohne sich vorher schon von den Provokationen der Konterrevolution aufreiben zu lassen, Festsetzen von Teilaufständen, Herausbildung eines aufständischen Zentrums, Aufstand wächst in die Tiefe und in die Breite; einzelne Ausbrüche fügen sich zu dem Bild einer auflodernden Feuersbrunst zusammen!) , Generalstreik usw. usf. kulminieren, erhitzen sich, verschmelzen ineinander, um in ihren höchsten Aggregatzustand der Revolution, in den bewaffneten Volksaufstand direkt überzugehen und damit in eine qualitativ neue, auf dem Spitzpunkt des Klassenkampfes sprungartig umzuschlagen von einer Kraft, die sich schon nicht mehr ausschließlich auf das Abschütteln des unerträglich gewordenen Jochs, auf die Befreiungsbewegung von den alten Fesseln der Lohnsklaverei und des Massenelends, in eine Kraft, die sich im selben Moment ganz von selbst auf die Tagesordnung stellt: die neuen revolutionären Macht der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Ob dieses Macht nun siegen oder wieder fallen wird, ist eine andere Frage, die von vielen Bedingungen abhängt. Entscheidend aber wird auf jeden Fall sein, wie das Proletariat seine Macht organisiert, worauf es sich stützt, wie es seine Macht festigt, inwieweit es sich eine Atempause gönnen kann, um seine enorm verausgabten Kräfte wieder zu reaktivieren und wie weit es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m Gegener gelingt oder nicht gelingt, den Aufstand durch Sammlung und Konzentrierung seiner Kräfte und Reserven wieder niederzuschlagen. Das Schicksal der Weltgeschichte hängt in solchen dramtischen Situationen für den Bruchteil einer Sekunde sozusagen wie ein Zünglein an der Waage.

Niemand kann sich unbedingt verbürgen, dass er [Lenin meint hier den unvorbereiteten, spontanen, zersplitterten Aufstand – Anmerkung des Verfassers] bis zum umfassenden und einheitlichen bewaffneten Volksaufstand voranschreiten wird, denn das hängt sowohl vom Zustand der revolutionären Kräfte ab ( die man nur im Kampfe selbst ganz ermessen kann) als auch von der Haltung der Regierung und der Bourgeoisie sowie von einer Reihe anderer Umstände, die nicht genau errechnet werden können“ (Lenin, Band 9, Seite 57). Und Lenin betonte ferner,dass sich der revolutionäre Augenblick von den gewöhnlichen, alltäglichen, vorbereitenden historischen Zeitabschnitten eben dadurch unterscheidet, dass die Stimmung, die Erregung, die Überzeugung der Massen in der Aktion in Erscheinung treten müssen und tatsächlich in Erscheinung treten. Der vulgäre Revolutionarismus versteht nicht, dass auch das Wort eine Tat ist; dieser Grundsatz ist unbestreitbar in seiner Anwendung auf die Geschichte überhaupt oder auf jene Epochen der Geschichte, wenn es keine offene politische Aktion der Massen gibt, die ja durch keinerlei Putsch ersetzt oder künstlich hervorgerufen werden kann. Die Revolutionäre der Nachtrabpolitik verstehen nicht, dass zu einer Zeit, da der revolutionäre Augenblick angebrochen ist, da der alte `Überbau` in allen Fugen kracht, da die offene politische Aktion der Klassen und Massen, die sich einen neuen Überbau schaffen, zur Tatsache geworden ist, da der Bürgerkrieg begonnen hat – dass es dann Lebensfremdheit, Todesstarre, Räsoniererei oder aber Verrat an der Revolution und Fahnenflucht ist, wenn man sich wie in alter Zeit auf das `Wort` beschränkt, ohne die direkte Losung des Übergangs zur `Tat` auszugeben“ (Lenin, Band 9, Seite 58-59).

Der dialektische Prozess der Entwicklung bringt wirklich schon im Schoße des Kapitalismus Elemente der neuen Gesellschaft hervor, sowohl materielle als auch geistige Elemente“ (Lenin, Band 9, Seite 370). Genauso bringt umgekehrt die sozialistische Gesellschaft in ihrem Schoß Elemente der alten Gesellschaft, kapitalistisch-revisionistische Elemente hervor, sowohl materielle als auch geistige Elemente. Heute müssen wir Marxisten-Leninisten es verstehen, die Stückchen vom Ganzen zu unterscheiden, müssen das Ganze und nicht das Stückchen als Losung aufstellen. So ist auchDas ist auch auf den Sozialismus in einem Land

Zu unterstreichen ist das historische Moment der äußersten Zuspitzung des Kampfes bestimmter Klassen als Voraussetzung des Aufstandes. Hervorzuheben ist dabei der Charakter des bewaffneten Aufstandes als eine besondere Art der Massenbewegung, als besondere Art des proletarischen Klassenkampfes. Zu untersuchen ist ferner die Rolle der einzelnen Klassen, die Abhängigkeit der Bewegung in den Truppenverbänden von dem sozialen Kräfteverhältnis, die Unabtrennbarkeit der politischen Seite des Aufstandes von seiner militärischen, die Bedeutung breiter Organisationen der Volksmassen als Voraussetzung für eine provisorische revolutionäre Regierung, die aus dem Aufstand unmittelbar hervorgehen wird. In der vom III. Parteitag der SDAPR verabschiedeten Resolution heißt es: d) den bewaffneten Widerstand gegen die Aktionen der Schwarzhunderter und überhaupt aller von der Regierung angeleiteten reaktionären Elemente zu organisieren“ (Zitat bei Lenin, Band 9, Seite 23). Sobald die ersten Kampfhandlungen eines Aufstandes beginnen, wird der Mangel der militärischen Organisationen immer stärker und stärker fühlbar, werden Sünden von Handwerkelei und schlechter systematischer Vorbereitung dieser Kampfhandlungen durch die Konterrevolution - nach kürzester Zeit eines Überraschungseffekts – grausam bestraft. Solange die Kräfte für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 und seinen Sieg noch nicht ausreichen, ust es lächerlich, von einer revolutionären Selbstverwaltung des Volkes zu sprechen. Diese ist nicht der Prolog, sondern der Epilog des Aufstands“ (Lenin, Band 9, Seite 191). „Ist der Aufstand möglich und notwendig, so bedeutet das, dass die Regierung `das Bajonett auf die Tagesordnung gesetzt`, den Bürgerkrieg eröffnet und den Belagerungszutsand als Antikritik der demokratischen Kritik in Feld geführt hat“ (Lenin, Band 9, Seite 269). „Nur in dem Maße, wie der Aufstand siegreich und sein Sieg eine entscheidende Niederlage des Feindes sein wird – nur in dem Maße wird auch die Versammlung der Volksvertreter nicht nur auf dem Papier vom ganzen Volk gewählt und nicht nur in Worten kostituierend sein“ (Lenin, Band 9, Seite 465).

Der Aufstand erzeugt die direkte Gegenüberstellung der mobilisierten Revolution gegenüber der mobilisierten Konterrevolution, und es werden nach dem Aufstand auf beiden Seiten breitere Elemente mobilisiert. Meistens verlaufen die Folgen des Aufstandes, egal ob Niederlage oder Sieg, blutiger und mit viel größeren Opfern als während des Aufstands selbst. In der Oktoberrevolution 1917 beispielsweise fiel kein Schuss, aber in dem aus ihr hervorgegangenen und ihr folgenden Bürgerkrieg = 3 Millionen Tote. Weitere 5 Millionen starben durch die Folgen der wirtschaftlichen Zerrüttung.

Die Erfahrungen der Niederlagen in den hunderten von Arbeiteraufständen sind nicht umsonst gemacht worden, und das Arbeiterblut ist nicht umsonst geflossen:



Die Lehren des Aufstandes 1905 in Russland



Lenin fasste diese Lehren in seinem Artikel Die Lehren des Moskauer Aufstands“ zusammen. (nachzulesen im Band 11, Seite 157 – 165). Dieser Artikel wird hier dringend als wichtiger Schulungstext empfohlen. Im Augenblick beschränken wir uns auf knappe Zitate und AuszügeIn aus Lenins Text :

Die Hauptformen der Dezemberbewegung in Moskau waren der friedliche Streik und die Demonstration. Die überwiegende Mehrheit der Arbeitermassen beteiligte sich aktiv nur an diesen Kampfformen. Und doch hat gerade die Moskauer Dezemberaktion anschaulich gezeigt, dass sich der Generalstreik als selbständige und haiptsächliche Kampfform überlebt hat, dass die Bewegung mit elementarer, unwiderstehlicher Gewalt diesen engen Rahmen durchbricht und eine höhere Kampfform, den Aufstand gebiert.

Als die revolutionären Parteien und die Gewerkschaften in Moskau den Streik proklamierten, haben sie alle erkannt, ja gefühlt, dass es unvermeidlich in den Aufstand umschlagen müsse. Am 6. Dezember beschloss der Sowjet der Arbneiterdeputierten, `die Überleitung des Streiks in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 anzustreben`. In Wirklichkeit aber war keine Organisation hierauf vorbereitet, sogar der Kolitionsrat der Kampfgruppen sprach (am 9. Dezember!) vom Aufstand als von etwas weit Entferntem, und zweifellos brach der Straßenkampf über seinen Kopf hinweg aus und verlief ohne seine Beteiligung. Die Organisationen blieben hinter dem Anwachsen und dem Schwung der Bewegung zurück.

Der Streik wuchs in den Aufstand hinüber, vor allem unter dem Druck der objektiven Verhältnisse, wie sie sich nach dem Oktober gestaltet hatten. Es war schon nicht mehr möglich, die Regierung durch einen Generalstreik zu überrumpeln, sie hatte bereits die Konterrevolution organisiert, die zu militärischen Aktionen gerüstet war.

Vom Streik und von Demonstrationen zu einzelnen Barrikaden, von einzelnen Barrikaden zu massenweiser Errichtung von Barrikaden und zum Straßenkampf mit den Truppen.

Vom politischen Massenstreik wurde die Bewegung auf eine höhere Stufe gehoben. Sie zwang die Reaktion, in ihrem Widerstand bis zum Letzten zu gehen,, und brachte dadurch mit Riesenschritten den Augenblick nahe, in dem die Revolution im Begrauch der Angriffsmittel ebenfalls bis zum Letzten gehen wird. Die Reaktion kann nicht weiter gehen als bis zum Artilleriebeschuss von Barrikaden, Häusern und der menschenmenge auf den Straßen. Die Revolution kann noch weiter gehen als bis zum Kampf der Moskauer Kampfgruppen, sie kann noch viel, viel weiter gehen, in die Breite und in die Tiefe. Und die Revolution ist seit dem Dezember weit vorangeschritten. Die Basis der revolutionären Krise ist unermesslich breiter geworden – die Schneide ihrer Waffe muss jetzt viel schärfer sein.

Den Wechsel in den objektiven Bedingungen des Kampfes, der den Übergang vom Streik zum Aufstand erforderte, hat das Proletariat früher als seine Führer gefühlt. Die Praxis ist, wie stets, der Theorie vorangegangen. Der friedliche Streik und die Demonstrationen hörten mit einem Schlage auf, den Arbeitern zu genügen; sie fragten: Was weiter? - und verlangten aktiveres Vorgehen. Die Anweisung zum Barrikadenbau traf in den Stadtteilen mit riesiger Verspätung ein, zu einer Zeit, als im Zentrum schon Barrikaden errichtet wurden. Die Arbeiter gingen in Massen ans Werk, gaben sich aber auch damit nicht zufrieden, fragten: Was weiter? - und verlangten aktiveres Vorgehen. Wir, die Führer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letariats, glichen im Dezember dem Heerführer, der seine Regimenter so unsinnig aufgestellt hat, dass der größte Teil seiner Truppen nicht aktiv an der Schlacht teilnimmt. Die Arbeitermassen suchten vergeblich Anweisungen für aktive Massenaktionen.

Den Massen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erbitterten, blutigen, vernichtenden Krieges als unmittelbare Aufgabe der bevorstehenden Aktion verhehlen heißt sich selbst und das Volk betrügen. Das ist die erste Lehre der Dezemberereignisse

Die zweite Lehre betrifft den Charakter des Aufstands, die Art, wie er durchgeführt wurde, die Bedingungen für den Übergang der Truppen auf die Seite des Volkes [alles unterstrichen vom Verfasser].

Es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 dass von einem ernsten Kampf keine Rede sein kann, solange die Revolution nicht zu einer Massenbewegung geworden ist und nicht auch die Truppen erfasst hat. Selbstverständlich ist die Arbeit unter den Truppen notwendig. Aber man darf sich diesen Übergang der truppen nicht als einfachen, einmaligen Akt vorstellen, der das ergebnis einerseits der Überzeugung und andererseits des bewusstseins ist. Der Moskauer Aufstand zeigt uns anschaulich, wie schablonenhaft und lebensfremd eine solche Auffassung ist. In der Praxis führt das Schwanken der Truppen, dass jede wirkliche Volksbewegung zwangsläufig mit sich bringt, bei Verschärfung des revolutionären Kampfes im wahsten Sinne des Wortes zum Kampf um das Heer. Der Moskauer Aufstand zeigt uns gerade das Bild eines äußerst erbitterten, verzweifelten Kampfes der Reaktion und der Revolution um das Heer. Dubassow selbst erklärte, dass von den 15 000 Mann der Moskauer Truppen nur 5 000 zuverlässig seien. Die Regierung suchte die Schwankenden durch die mannigfachsten, verzweifeltsten Mittel zurückzuhalten: Man suchte sie zu überzeugen, schmeichelte ihnen, bestach sie durch Verteilung von Uhren, von Geld usw., man sparte nicht mit Schnaps, man suchte sie zu betrügen, einzuschüchtern, sperrte sie in die Kasernen ein, entwaffnete sie, griff mit Hilfe von Verrat und Gewalt Soldaten heraus, die man für besonders unzuverlässig hielt. Und man muss den Mut haben, geradeheraus und offen zuzugeben, dass wir in dieser Beziehung hinter der Regierung zurückgeblieben sind. Wir haben es nicht verstanden, die Kräfte, über die wir verfügten, für einen ebensolchen aktiven, kühnen, mit Initiative und offensiv geführten Kampf um das schwankende Heer zu nutzen, wie ihn die Regierung begann und erfolgreich zu Ende führte. Wir haben mit der geistigen `Bearbeitung` der Truppen begonnen und werden sie noch beharrlicher betreiben. Aber wir werden traurige Pedanten sein, wenn wir vergessen, dass im Augenblick des Aufstands auch ein physischer Kampf um die Truppen erforderlich ist. (...) Malachow ließ die Soldaten von Dragonern umzingeln, wir aber umzingelten die Malachows nicht durch Bombisten. Wir konnten das und hätten das tun müssen.

Der Dezember hat einen weiteren tiefgründigen und von den Opportunisten vergessenen Satz von Marx anschaulich bestätigt, dass nämlich der Aufstand eine Kunst und dass die Hauptregel dieser Kunst die mit verwegener Kühnheut und größter Entschlossenheit geführte Offensive ist. Wir haben uns diese Wahrheit nicht genügend zu eigen gemacht. Wir haben diese Kunst, diese Regel der Offensive um jeden Preis selbst nicht genügend gelernt und die Massen darin nicht genügend unterrichtet. Wir müssen jetzt mit aller Energie das Versäumte nachholen. Es genügt nicht, die Menschen nach ihrem Verhältnis zu politischen Losungen zu gruppieren, darüber hinaus ist es erforderlich, sie nach ihrer Einstellung zum bewaffneten Aufstand zu gruppieren. Wer gegen ihn ist, wer sich nicht auf ihn vorbereitet, den muss man rücksichtslos aus der Zahl der Anhänger der Revolution streichen und zu ihren Gegnern, zu den Verrätern oder Feiglingen rechnen, denn es naht der Tag, an dem der Gang der Ereignisse, die Situation des Kampfes uns zwingen wird, Feinde und Freunde nach diesem Merkmal voneinander zu scheiden. Nicht Passivität müssen wir propagieren, nicht ein einfaches `Draufwarten`, dass die Truppen `übergehen` - nein, wir müssen die Trommel rühren und weit und breit verkünden, dass es notwendig ist, kühn und mit der Waffe in der Hand anzugreifen, dass es notwendig ist, hierbei die militärischen Führer zu vernichten und den allertatkräftigsten Kampf um die schwankenden Truppen zu führen.

Die dritte große Lehre, die uns Moskau erteilt hat, betrifft die Taktik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Kräfte für den Aufstand. Die militärische Taktik hängt von dem Niveau der militärischen Technik ab [unterstrichen vom Verfasser] diese Tatsache hat Engels [ Anti-Dühring zum Beispiel – Anmerkung des Verfassers] wiederholt erläutert und den Marxisten eingehämmert. Die militärische Technik ist jetzt eine andere als in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Gegen die Artillerie scharenweise vorzugehen und mit Revolvern die Barrikaden zu verteidigen wäre eine Dummheit. Und Kautsky hatte Recht, als er schrieb, dass es nach dem Moskauer Aufstand an der Zeit sei, Engels` Schlussfolgerung zu überprüfen, und dass Moskau eine `neue Barrikadentaktik` geschaffen habe. Diese Taktik war die Taktik des Partisanenkrieges [hervorgehoben vom Verfasser]. Die Organisation, die durch eine solche Taktik bedingt wurde, war die leicht bewegliche und außerordentlich kleine Abteilung: Zehnergruppen, Dreiergruppen, ja sogar Zweiergruppen.

Moskau hat diese Taktik hervorgebracht, aber noch lange nicht genug entwickelt, bei weitem nich nicht wirklich zur Taktik der breiten Massen gemacht. Es gab wenig Kampfgruppen, die Losung verwegener Überfälle wurde nicht in die Arbeitermasse getragen und von ihr nicht verwirklicht, die Partisanenabteilungen waren ihrem Charakter nach allzu gleichartig, ihre Waffen und ihre Kampfmethode unzulänglich, ihre Fähigkeiten, die Massen zu führen, nur wenig ausgebildet. Wir müssen das alles nachholen und werden es nachholen, indem wir die Lehren des Moskauer Aufstandes auswerten, indem wir diese Lehren unter den Massen verbreiten und die schöpferische Kraft der Massen selbst wecken, um diese Lehren weiter zu entwickeln. Der Partisanenkrieg, der Massenterror, der jetzt nach dem Dezember überall in Russland fast pausenlos ausgeübt wird, wird zweifellos helfen, die Massen zu lehren, im Augenblick des Aufstandes die richtige Taktik anzuwenden. Die Sozialdemokratie muss diesen Massenterror billigen und zum Bestandteil ihrer Taktik machen, dabei muss sie ihn natürlich organisieren und kontrollieren, den Interessen und Bedingungen der Arbeiterbewegung und des allgemeinen revolutionären Kampfes unterordnen und rücksichtlos die `lumpenproletarischen` Verzerrungen dieses Partisanenkrieges beseitigen und ausmerzen, mit denen die Moskauer in den Tagen des Aufstands und die Letten in den Tagen der vielgenannten lettischen Republiken so prächtig und rücksichtslos aufgeräumt haben.

In der allerletzten Zeit macht die militärische Technik wiederum neue Fortschritte. Der japanische Krieg hat die handgranate eingeführt. Die Gewehrfabriken haben das Schnellladegewehr auf den Markt geworfen. Beide werden in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zwar schon erfolgreich angewandt, aber bei weitem nich nicht in genügendem Maße. Wir können und müssen uns technische Vervollkommnungen zu Nutze machen, müssen die Arbeiterabteilungen lehren, Bomben in Massen herzustellen, müssen ihnen und unseren Kampfgruppen helfen, sich Vorräte an Sprengstoffen, Zündern und Selbstladegewehren zu besorgen. Wenn sich die Arbeitermassen am Aufstand in der Stadt beteiligen, wenn sich die Massen auf den Feind stürzen, wenn der Kampf um die Truppen, die nach der Duma, nach Sveaborg und Kronstadt noch mehr schwanken, entschlossen und geschickt geführt wird und die Teilnahme des Dorfes am gemeinsamen Kampf gesichert ist, dann werden wir im nächsten bewaffneten Aufstand, der ganz Russland ergreifen wird, den Sieg davontragen!“

Soweit die Lehren aus dem Moskauer Aufstand. Lange bevor wurden hierzu Beschlüsse vom III. Parteitag der SDAPR gefasst. In der Resolution des III. Parteitags der SDAPR heißt es beispielsweise über den Aufstand:

In Erwägung,

1. dass das Proletariat, das seiner Lage nach die fortgeschrittenste und einzige konsequent-revolutionäre Klasse darstellt, eben dadurch berufen ist, die Führung in der allgemein-demokratischen revolutionären Bewegung Russlands zu verwirklichen;

2. dass diese Bewegung gegenwärtig bereits zur Notwendigkeit des bewaffneten Aufstandes geführt hat;

3. dass sich das Proletariat unvermeidlich auf das tatkräftigste an diesem Aufstand beteiligen und dass diese Beteiligung das Schicksal der Revolution in Russland entscheiden wird;

4. dass das Proletariat die Führung in dieser Revolution nur verwirklichen kann, wenn es zu einer einheitlichen und selbständigen politischen Kraft unter dem Banner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zusammengeschlossen ist, die seinen Kampf nicht nur ideologisch, sondern auch praktisch leitet;

5. dass nur die Verwirklichung dieser Führung dem Proletariat die günstigsten Bedingungen für den Kampf um den Sozialismus gegen die besitzenden Klassen des bürgerlich-demokratischen Russlands sichern kann-

erkennt der III. Parteitag der SDAPR an, dass die Aufgabe, das Proletariat zum unmittelbaren Kampf gegen die Selbstherrschaft auf dem Wege des bewaffneten Aufstands zu organisieren, eine der wichtigsten und unaufschiebbaren Aufgaben der Partei im gegenwärtigen revolutionären Zeitpunkt ist. Der Parteitag beauftragt daher alle Parteiorganisationen:

a) dem Proletariat durch Propaganda und Agitation nicht nur die politische Bedeutung, sondern auch die praktisch-organisatorische Seite des bevorstehenden Aufstands klarzumachen;

b) bei dieser Propaganda und Agitation die Rolle der politischen Massenstreiks zu erläutern, die bei Beginn und im Verlauf des Aufstands große Bedeutung haben können;

c) die energischsten Maßnahmen zur Bewaffnung des Proletariats sowie zur Ausarbeitung eines Plans des bewaffneten Aufstands und der unmittelbaren Leitung des Aufstands zu ergreifen und soweit erforderlich, zu diesem Zweck besondere Gruppen aus Parteifunktionären zu bilden“ (zitiert von Lenin in Band 9, Seite 61-62).

Wenn man sich auf den Aufstand vorbereiten muss, so gehört zu dieser Vorbereitung notwendigerweise auch die Verbreitung und Erläuterung der Losungen: bewaffneter Volksaufstand, revolutionäre Armee, provisorische revolutionäre Regierung. Wir müssen sowohl selbst die neuen Kampfmethoden, ihre Bedingungen, ihre Formen, ihre Gefahren, ihre praktische Durchführung usw. studieren als auch die Massen darüber aufklären“ (Lenin, Band 9, Seite 245).

Die These `Wir sind einstweilen nicht imstande, den Aufstand hervorzurufen` ist falsch. Die Ereignisse auf dem `Potjomkin` haben vielmehr gezeigt, dass wir nicht imstande sind, verfrühte Ausbrüche des in Vorbereitung befindlichen Aufstands zu verhindern. Die Matrosen des `Pozjomlin waren weniger vorbereitet als die Matrosen anderer Schiffe, und der Aufstand war daher weniger umfassend, als er hätte sein können. Was folgt daraus? Dass es zur Aufgabe der Vorbereitung eines Aufstandes gehört, verfrühte Ausbrüche eines in Vorbereitung befindlichen oder schon fast vorbereiteten Aufstands zu verhindern. Dass der elementar anwachsende Aufstand unsere bewusste und planmäßige Arbeit seiner Vorbereitung überholt(Lenin, Band 9, Seite 245-246).

Theoretische Diskussionen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des Aufstandes können und müssen geführt, taktische Resolutionen in dieser Frage sollen sorgfältig durchdacht und ausgearbeitet werden, aber bei alledem darf man nicht vergessen, dass der elementare Gang der Ereignisse sich ohne jede Rücksicht auf Weisheitskrämereien machtvoll Bahn bricht. Man darf nicht vergessen, dass sich die Entwicklung aller jener großen Widersprüche, die sich jahrhundertelang im russischen Leben angehäuft haben, mit unerbittlicher Gewalt vollzieht, dass sie die Volksmassen auf den Plan ruft und die toten, leblosen Lehren vom friedlichen Fortschritt auf den Kehrrichthaufen wirft (...) „Tote Doktrinen bleiben stets hinter dem stürmischen Strom der Revolution zurück, der die grundlegenden Erfordernisse des Lebens, die tiefsten Interessen der Volksmassen zum Ausdruck bringt (...) Eine schlechte Doktrin wurd durch eine gute Revolution glänzend korrigiert(Lenin, Band 9, Seite 196). „Wer für den Aufstand ist, mit dem wird das Proletariat `vereint schlagen`, wenn auch `getrennt marschieren` ; wer gegen den Aufstand ist, den werden wir schonungslos bekämpfen“ (Lenin, Band 10, Seite 136).

Was die Ausarbeitung eines Plans des bewaffneten Aufstands anbelangt und wie die Leitung des Kampfes konkret auszusehen hat, beschrieb Lenin sehr eindringlich - weit entfernt davon, sich mit der Abfassung von Resolutionen des Parteitags zu begnügen. So schrieb Lenin offenherzig „als Berater“ an den Kampfausschuss des St.-Petersburger Komitees am 16. Oktober 1905:

Alle diese Schemas, alle diese Pläne der organisation des Kampfausschusses machen den Eindruck papernen Formelkrams – ich bitte meine Offenheit zu entschuldigen (...) Ich sehe mit Entsetzen, wahrhaftig mit Entsetzen, dass man schon länger als ein halbes Jahr von Bomben spricht und noch keine einzige hergestellt hat! (...) Geht zur Jugend. Gründet sofort Kampfgruppen, überall und allerorts, sowohl bei den Studenten als auch besonders bei den Arbeitern usw. usf. Trupps von 3 bis 10, bis zu 30 usw. Mann sollen sich unverzüglich formieren. Sie sollen sich unverzüglich selber bewaffnen, so gut jeder kann, mit Revolvern, Messern, petroleumgetränkten Lappen, um Feuer anzulegen usw. Diese Kampfabteilungen sollen sich unverzüglich Führer wählen und sich nach Möglichkeit mit dem Kampfausschuss des Petersburger Komitees in Verbindung setzen. Verlangt keinerlei Formalitäten, pfeift um Himmels willen auf alle Schemas, schickt im Gottes willen alle `Funktionen, Rechte und Privilegien` zum Teufel. Besteht nicht auf den Beitritt zur SDAPR – das wäre für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 eine absurde Forderung. Weigert euch nicht, mit jedem Zirkel in Verbindung zu treten, auch wenn er nur aus drei Personen besteht, unter der einzigen Bedingung, dass er in Bezug auf die Polizei unverdächtig und bereit ist, gegen die zaristischen Truppen zu kämpfen. Sollen die Gruppen, die das wünschen, der SDAPR beitreten oder sich der SDAPR anschließen, das wäre ausgezeichnet; aber ich würde es unbedingt für eien Gehler halten, das zu fordern. Die Rolle des Kampfausschusses beim Petersburger Komitee soll darin bestehen, diesen Abteilungen der revolutionären Armee zu helfen, ihnen als Verbindungs`büro` zu dienen usw. Jede Abteilung wird eure Dienste gern annehmen, aber wenn ihr in einer solchen Sache mit Schemas und mit Reden über die `Rechte` des Kampfausschusses ankommt, werdet ihr das Ganze zu Grunde richten, glaubt mir, unwiederbringlich zu Grunde richten! Hier muss man durch breite Propaganda wirken. Sollen 5 – 10 Menschen in einer Woche Hunderte von Arbeiter – und Studentenzirkel aufsuchen, überall eindringen, wo es nur irgend möglich ist, und überall den klaren, kurzen, direkten und einfachen Plan vorschlagen: Bildet sofort eine Kampfabteilung, bewaffnet euch, so gut ihr könnt, arbeitet aus allen Kräften, wir werden euch soweit möglich helfen, aber erwartet nichts von uns, arbeitet selber.

Der Schwerpunkt bei einer solchen Sache liegt in der Initiative der Masse der kleinen Zirkel. Sie schaffen alles. Ohne sie ist euer ganzer Kampfausschuss nichts. Ich neige dazu, die Arbeitsproduktivität des Kampfausschusses nach der Anzahl solcher Abteilungen zu messen, mit denen er in Verbindung steht. Wenn der Kampfausschuss in ein bis zwei Monaten nicht minimum 200-300 Abteilungen in Petersburg hat, dann ist er ein toter Kampfausschuss. Dann muss man ihn begraben. Wer bei der gegenwärtigen Siedehitze nicht Hunderte von Kampfabteilungen auf die Beine bringt, der steht außerhalb des Lebens. Die Propagandisten sollen jeder Abteilung kurze und einfache Bombenrezepte und eine elementare Erläuterung der ganzen Arbeitsart geben, dann aber die ganze Tätigkeit ihr selbst überlassen. Die Abteilungen sollen jetzt gleich, unverzüglich ihre militärische Ausbildung mit praktischen Kampfhandlungen beginnen. Die einen werden sofort einen Spitzel töten oder ein Polizeirevier in die Luft sprengen, andere werden eine Bank überfallen, um Geldmittel für den Aufstand zu konfiszieren, wieder andere werden eine Übung veranstalten oder Kartenskizzen anfertigen usw. Jedenfalls muss man gleich von Anfang an in der Praxis lernen, darf sich vor diesen versuchsweisen Überfällen nicht fürchten. Sie können natürlich ins Extrem ausarten, doch das ist eine Gefahr von morgen, die Gefahr von heute aber liegt in unserer Trägheit, un unserem Doktrinarismus, in der gelehrten Schwerfälligkeit und senilen Angst vor der Initiative. Jede Abteilung soll selbständig lernen, sei es auch durch Verprügelung von Polizisten: Die Dutzende von Opfern werden reichlich aufgewogen durch die Hunderte erfahrener Kämpfer, die morgen Hunderttausende in den Kampf führen werden“ (Lenin, Band 9, Seite 342-344).

Lenin arbeitete die Aufgaben der zu schaffenden Abteilungen der revolutionären Armee bis in jede kleine Einzelheit konkret aus:

1. Selbständige militärische Aktionen.

2. Leitung der Menge.

Die Abteilungen können beliebig stark sein, von zwei bis drei Mann an. Die Abteilungen müssen sich selbst bewaffnen, jeder womit er kann (Gewehr, Revolver, Bombe, Messer, Schlagring, Knüppel, mit Petroleum getränkte Lappen, um Feuer anzulegen, Stricke oder Strickleitern, Schaufeln für den Bau von Barrikaden, Sprengpatronen, Stacheldraht, Nägel {gegen Kavallerie} usw. usf.). Unter keinen Umständen darf man von anderer Seite, von oben oder von außen Hilfe erwarten, sondern muss alles selbst beschaffen.

Die Abteilungen müssen möglichst aus Personen gebildet werden, die nahe beieinander wohnen oder häufig, regelmäßig, zu bestimmten Stunden zusammentreffen (am besten beides, denn das regelmäßige Zusammentreffen kann durch den Aufstand unterbrochen werden). Ihre Aufgabe ist, es so einzurichten, dass sie in den kritischen Augenblicken, in den unvorhergesehendsten Situationen zusammenkommen können. Jede Abteilung muss daher im Voraus Mittel und Wege festlegen, um ein gemeinsames Vorgehen zu sichern: Zeichen an den Fenstern usw., um einander leichter zu finden; verabredete Rufe oder Pfiffe, um den Genossen in der Menge zu erkennen; vereinbarte Zeichen für den Fall eines nächtlichen Zusammentreffens usw. usf. Jeder energische Mann kann mit zwei bis drei Genossen eine ganze Reihe solcher Regeln und Methoden ausarbeiten, die zusammengestellt, auswendig gelernt und praktisch geübt werden müssen. Man darf nicht vergessen, dass die Ereignisse mit 99 Prozent Wahrscheiblichkeit überraschend eintreten werden und dass es nötig sein wird, unter außerordentlich schwierigen Verhältnissen zusammenzukommen.

Sogar unbewaffnete Abteilungen können eine sehr wichtige Rolle spielen, wenn sie 1. die Menge leiten; 2. bei günstiger Gelegenheit einen Polizisten oder einen zufällig von seinen Kameraden getrennten Kosaken überfallen (ein Fall in Moskau) usw. und entwaffnen; 3. Verhaftete oder Verwundete retten, wenn die Polizeikräfte schwach sind; 4. auf Hausdächer, in obere Stockwerke usw. steigen und die Truppen mit Steinen bewerfen, mit kochendem Wasser begießen usw. Eine organisierte, geschlossen und energisch vorgehende Abteilung ist eine ungeheure Kraft. Unter keinen Umständen darf die Bildung einer Abteilung unter dem Vorwand des Waffenmangels verweigert oder aufgeschoben werden.

Die Abteilungen müssen die Funktionen möglichst im Voraus verteilen und den Leiter, den Abteilungsführer, manchmal im Voraus wählen. Es wäre natürlich unvernünftig, in eine Spielerei mit Rangabzeichen zu verfallen, man darf aber die kolossale Bedeutung einer einheitlichen Führung, eines raschen und entschlossenen Vorgehens nicht vergessen. Entschlossenheit und kühner Angriff sind drei Viertel des Erfolgs (unterstrichen vom Verfasser].

Die Abteilungen müssen sich sofort nach nach ihrer Bildung, also schon jetzt, an eine vielseitige Arbeit machen, und zwar keineswegs nur theoretische, sondern unbedingt auch praktische. Zur theoretischen Arbeit rechnen wir das Studium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die Beschäftigung mit militärischen Fragen, Referate über militärische Fragen, Aussprachen mit Militärs (mit Offizieren, Unteroffizieren usw. usf., nicht zuletzt auch mit ehemaligen Soldaten aus der Arbeiterschaft); die Lektüre, Besprechung und Verarbeitung illegaler Broschüren und Zeitungsartikel über den Straßenkampf usw. usf.

Wir wiederholen, mit den praktischen Arbeiten muss sofort begonnen werden. Sie zerfallen in vorbereitende und in militärische Operationen. Zu den vorbereitenden gehört die Beschaffung jeder Art von Waffen und Munition, die Auswahl günstig gelegener Wohnungen für den Straßenkampf (die geeignet sind für den Kampf von oben, für die Lagerung von Bomben, Steinen usw. oder von Säuren zum Begießen der Polizisten usw. usf., sowie für das Stabsquartier, für den Nachrichtendienst, als Zufluchtsort für Verfolgte, Unterkünfte für Verwundete usw. usf.). Zu den vorbereitenden Arbeiten gehört ferner rechtzeitige Aufklärung und Erkundung: Beschaffung von Plänen der Gefängnisse, Polizeireviere, Ministerien usw., Auskundschaftung der Arbeitseinteilung in den staatlichen Institutionen, in den Banken usw., sowie ihrer Bewachung; Anknüpfung von Beziehungen, die nützlich sein können (mit Polizei-, Bank-, Gerichts-, Gefängnis-, Post- und Telegrafenbeamten usw.), Feststellung von Waffenlagern von sämtlichen Waffenläden der Stadt usw. Es gibt hier massenhaft Arbeit, und zwar solche, bei der jeder größten Nutzen bringen kann, sogar der zum Straßenkampf völlig Untaugliche, sogar körperlich ganz schwächliche Menschen, Frauen, Jugendliche, Greise u.a. Man muss bestrebt sein, schon jetzt unbedingt und ausnahmslos alle in den Abteilungen zusammenzuschließen, die sich am Aufstand beteiligen wollen, denn es gibt keinen Menschen und kann keinen geben, der nicht den größten Nutzen brächte, wenn er arbeiten will, auch wenn er keine Waffen hat, auch wenn er persönlich zum Kampf untauglich ist.

Sodann dürfen sich die Abteilungen der revolutionären Armee keinesfalls nur auf vorbereitende Arbeiten beschränken, sie müssen sobald wie möglich auch zu militärischen Aktionen übergehen, um:

1. ihre Kampfkraft zu üben; 2. die schwachen Stellen des Feindes zu erkunden; 3. dem Feind Teilniederlagen beizubringen; 4. Gefangene (Verhaftete) zu befreien; 5. Waffen zu erobern; 6. Geldmittel für den Aufstand zu gewinnen (Regierungsgelder zu konfiszieren) usw. usf. Die Abteilungen können und müssen unverzüglich jede Gelegenheit zu lebendiger Arbeit ergreifen, sie dürfen das keineswegs bis zum allgemeinen Aufstand verschieben, denn steht man nicht schon vorher im Feuer, so erwirbt man die Tauglichkeit auch zum Aufstand nicht [unterstrichen vom Verfasser].

Gewiss ist jede Übertreibung von Übel; alles Gute und Nützliche kann, auf die Spitze getrieben, schlecht und schädlich werden, ja muss es sogar, wenn eine gewisse Grenze überschritten wird. Undisziplinierte, unvorbereitete kleine Terrorakte können, auf die Spitze getrieben, die Kräfte lediglich zersplittern und vergeuden. Das ist richtig und darf natürlich nicht vergessen werden. Aber andererseits darf man auch keinesfalls vergessen, dass jetzt die Losung des Aufstandes schon ausgegeben ist, dass der Aufstand schon begonnen hat. Mit Angriffsaktionen zu beginnen, wenn die Umstände günstig sind, ist nicht nur das Recht, sondern auch die direkte Pflicht eines jeden Revolutionärs [unterstrichen vom Verfasser]. Tötung von Spitzeln, Polizisten und Gendarmen, Sprengung von Polizeirevieren, Befreiung von Verhafteten, Konfiskation von Regierungsgeldern für die Erfordernisse des Aufstandes – solche Aktionen werden überall dort, wo sich der Aufstand ausbreitet, in Polen und im Kaukasus, bereits unternommen, und jede Abteilung der revolutionären Armee muss jeden Augenblick zu solchen Aktionen bereit sein. Jede Abteilung muss daran denken, dass sie sich unverzeihlicher Tatenlosigkeit, der Passivität schuldig macht, wenn sie die für eine Aktion günstige Gelegenheit nicht heute schon ausnützt – und eine solche Schuld ist in der Epoche des Aufstands das größte Verbrechen eines Revolutionärs, die größte Schmach für jeden, der nicht nur in Worten, sondern in der Tat die Freiheit erstrebt [unterstrichen vom Verfasser].

Über die Zusammensetzung dieser Abteilungen lässt sich folgendes sagen: die zweckmäßigste Anzahl der Mitglieder und die Verteilung ihrer Funktionen wird die Erfahrung lehren. Man muss selbst anfangen, sich diese Erfahrungen anzueignen, ohne Weisungen von außen abzuwarten. Man soll natürlich die örtliche revolutionäre Organisation bitten, einen militärisch geschulten Revolutionär für Vorträge, Aussprachen und Ratschläge zu schicken, aber falls sich ein solcher nicht findet, muss man unbedingt selbst mit allem zurechtkommen.

Was die Parteigruppierungen betrifft, so werden die Mitglieder einer Partei es natürlich vorziehen, sich in den gleichen Abteilungen zusammenzuschließen. Aber man soll Mitgliedern anderer Parteien nicht unbedingt den Beitritt zu einer Abteilung verweigern. Gerade hier müssen wir den Zusammenschluss, die praktische Verständigung (selbstverständlich ohne jedwede Verschmelzung der Parteien) des sozialistischen Proletariats mit der revolutionären Demokratie verwirklichen. Wer für die Freiheit kämpfen will und seine Bereitschaft durch die Tat beweist, der kann zu den revolutionären Demokraten gerechnet werden, mit dem muss man gemeinsam an der Vorbereitung des Aufstandes zu arbeiten trachten (natürlich nur dann, wenn zu der Person oder zu der Gruppe volles Vertrauen vorhanden ist). Alle übrigen `Demokraten` müssen als Quasi-Demokraten, als liberale Schwätzer scharf zurückgewiesen werden, denn es wäre von Revolutionären unverzeihlich, sich auf sie zu verlassen, und verbrecherisch, ihnen Vertrauen zu schenken [unterstrichen vom Verfasser].

Es ist natürlich wünschenswert, dass die Abteilungen sich miteinander vereinigen, und außerordentlich nützlich, Formen und Bedingungen für die gemeinsame Tätigkeit auszuarbeiten. Aber man darf dabei keinesfalls in das Extrem verfallen, komplizierte Pläne, allgemeine Schemas usw. zu erfinden und der lebendigen Sache durch pedantische Tüfteleien Abbruch zu tun. Die Begleitumstände des Aufstands werden unweigerlich so sein, dass die nichtorganisierten Elemente tausendfach zahlreicher sind als die organisierten; es wird sich nicht vermeiden lassen, dass man sofort, an Ort und Stelle, zu zweit oder allein handeln muss – und man muss sich darauf vorbereiten, auf eigene Faust zu handeln. Verzögerungen und Diskussionen, Säumigkeit und Unentschlossenheit sind der Tod des Aufstands. Mit größter Entschlossenheit und Energie vorgehen, jeden günstigen Augenblick unverzüglich ausnutzen, die revolutionäre Leidenschaft der Menge sofort entfachen, ihr die Richtung zu entschlosseneren und entschlossensten Aktionen weisen – das ist die erste Pflicht des Revolutionärs [unterstrichen vom Verfasser].

Eine ausgezeichnete militärische Übung für die Soldaten der revolutionären Armee, in der sie ihre Feuertaufe erhalten und durch die sie der Revolution ungeheuren Nutzen bringen, ist der Kampf gegen die Schwarzhunderter. Die Abteilungen der revolutionären Armee müssen unverzüglich feststellen, von wem, wo und wie die Schwarzhundertschaften organisiert werden, und dürfen sich dann nicht auf Agitation allein beschränken (das ist nützlich, genügt aber nicht), sondern müssen auch mit Waffengewalt vorgehen, die Schwarzhunderter niederschlagen, sie töten, ihre Stabsquartiere sprengen usw. usf.“ (Lenin, Band 9, Seite 423-427; geschrieben Ende Oktober 1905).

Es kann hier keinen Zweifel daran bestehen, dass der Tag kommt, an dem wir dazu übergehen müssen, die revolutionären Armeen in Abteil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Weltarmee zu verwandeln. Der bewaffnete Aufstand wir in nicht in all zu ferner Zukunft die ganze Welt erfassen, nicht nur als einzelner Vorgang, sondern sich wiederholend und immer mehr ausweitend in die Breite und in die Tiefe – und darauf gilt es sich jetzt schon vorzubereiten !!

Lenin wies also nicht nur die Notwendigleit des Aufstandes nach und rief nicht nur zum Aufstand auf, sondern er forderte auch diesofortige Organisierung einer revolutionären Armee (...). Nur die kühnste, breiteste Organisierung einer solchen Armee kann der Prolog zum Aufstand sein“ (Lenin, Band 9, Seite 180). Die revolutionäre Regierung bezeichnete Lenin alsOrgan des Aufstands“ (Lenin, Band 9, Seite 202). Die revolutionäre Staatsmacht hielt Lenin füreines der größten und höchsten `Mittel` , den politischen Umsturz zu verwirklichen“ (Lenin, Band 9, Seite 245).

Für das Gelingen eines Aufstandes waren für Lenin gleichwohl zwei Einrichtungen notwendig: Die revolutionäre Armee und die revolutionäre Regierung sind zwei Seiten ein und derselben Medaille. Es sind zwei Einrichtungen, die zum Gelingen des Aufstandes und zur Verankerung seiner Errungenschaften gleich notwendig sind. Es sind zwei Losungen, die unbedingt aufgestellt und erläutert werden müssen, weil sie die einzigen konsequenten, revolutionären Losungen sind“ (Lenin, Band 8, Seite 571). Die revolutionäre Regierung muss das `Volk` mobilisieren und seine revolutionäre Aktivität organisieren“ (Lenin, ebenda, Seite 570). „Vom `Sieg` des Volksaufstandes, von der Errichtung einer provosorischen Regierung sprechen und nicht auf den Zusammenhang dieser `Schritte` und Akte mit der Erkämpfung der Republik hinweisen – das heißt eine Resolution schreiben, nicht um den Kampf des Proletariats zu leiten, sondern hinter der proletarischen Bewegung einherzutrotten“ (Lenin, Band 9, Seite 24) Deswegen die marxistische Formel: Keine revolutionäre Regierung ohne Mitwirkung eines Aufstands und kein Aufstand ohne Mitwirkung einer revolutionären Regierung – ansonsten kann das aufständische Volk nicht siegreich sein – das ist die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Formel des bewaffneten Aufstandes und der aufständischen Regierung als dessen Organ.

Natürlich kann der reale Rückhalt einer solchen Regierung nur der bewaffnete Aufstand sein. Aber die geplante Regierung wird ja auch nichts anderes sein als das Organ dieses schon heranwachsenden und heranreifenden Aufstands. Man durfte die Bildung einer revolutionären Regierung praktisch nicht in Angriff nehmen, solange der Aufstand nicht Ausmaße erreicht hatte, die allen sichtbar, sozusagen allen greifbar waren. Gerade jetzt ist es aber notwendig, diesen Aufstand politisch zusammenzufassen, ihn zu organisieren, ihm ein klares Programm zu geben und alle die schon zahlreich und zahlenmäßig rasch zunehmenden Abteilungen der revolutionären Armee zur Stütze und zu Hebeln dieser neuen, wirklich freien und wirklich vom Volk getragenen Regierung zu machen (Bürger! (...) Stellt die Zahlung aller Abgaben und Steuern ein, richtet alle Anstrengungen auf die Organisierung und Bewaffnung einer freien Volkswehr (...) Wer nicht für die Revolution ist, ist gegen die Revolution. Wer kein Revolutionär ist, der ist ein Schwarzhunderter (...) So etwa denke ich mir die Entwicklung des Sowjets der Arbeiterdeputierten zu einer provisorischen revolutionären Regierung“ (Lenin, Band 10, Seite 10 und 12). Wie wird die zusammengebrochene reaktionäre Regierung also durch eine revolutionäre Regierung abgelöst? Das Organ der Volksmacht, das zeitweilig die Obliegenheiten der zusammengebrochenen Regierung übernimmt, nennt man im schlichten und klaren Russisch provisorische revolutionäre Regierung. Eine solche Regierung muss provisorisch sein, denn ihre Vollmachten laufen ab, sobald eine vom Volk gewählte konstituierende Versammlung zusammentritt. Eine solche Regierung muss revolutionär sein, denn sie löst die zusammengebrochene Regierung ab, gestützt auf die Revolution. Dieser Wechsel kann nicht anders als auf revolutionärem Wege erfolgen“ (Lenin, Band 10, Seite 53). „Die provisorische revolutionäre Regierung ist das Organ des Aufstands, das alle Aufständischen vereinigt und den Aufstand politisch leitet“ (Lenin, Band 10, Seite 54).



Höhepunkt und Niedergang des russischen Aufstandes von 1905

Lenin beurteilte die Ereignisse in Moskau, verglich sie mit den anderen vorausgegangenen Aufständen und schätzte ihren weiteren Entwicklungsprozess trotz erlittener Niederlagen positiv ein:

Wie spärlich diese Nachrichten auch sein mögen, so erlauben sie doch, die Schlussfolgerung zu ziehen, dass der Ausbruch des Aufstandes in Moskau, verglichen mit den anderen Aufständen, keine höhere Stufe der Bewegung darstellt. Weder traten rechtzeitig vorbereitete und gut bewaffnete revolutionäre Kampfabteilungen in Aktion noch ging wenigstens ein gewisser Teil der Truppen auf die Seite des Volkes über, und auch die `neuen` Arten der Volksbewaffnung, die Bomben (die am 26. September [9.Oktober] in Tiflis den Kosaken und Soldaten einen solchen Schrecken eingejagt hatten), kamen nicht umfassend zur Anwendung. Fehlte aber auch nur eine dieser Bedingungen, so konnte weder mit der bewaffnung einer großen Zahl von Arbeitern noch mit dem Sieg des Aufstandes gerechnet werden. Die Bedeutung der Moskauer Ereignisse ist, wie wir bereits festgestellt haben, eine andere: ein großes Zentrum hat dadurch die Feuertaufe erhalten, ein riesiges Industriegebiet ist in den ernsten Kampf einbezogen worden. Das Anwachsen des Aufstandes in Russland verläuft natürlich nicht in einem gleichmäßigen und geradlinigen Aufschwung und kann auch nicht so verlaufen. Am 9. Januar war in Petersburg das vorherrschende Merkmal die rasche und einmütige Bewegung gigantischer Massen, die unbewaffnet waren und nicht in den Kampf traten, aber eine große Kampfeslehre erhielten. In Polen und im Kaukasus zeichnet sich die Bewegung durch eine ungeheure Hartnäckigkeit und eine verhältnismäßig häufigere Anwendung von Waffen und Bomben seitens der Bevölkerung aus. In Odessa bestand das besondere Merkmal im Übergang eines Teils der Truppen zu den Aufständischen. In allen Fällen und immer war die Bewegung in ihrem Kern proletarisch und unlösbar mit dem Massenstreik verbunden. In Moskau verlief die Bewegung in demselben Rahmen wie in einer ganzen Reihe anderer, weniger großer Industriezentren. Vor uns taucht naturgemäß die Frage auf: Wird di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auf diesem bereits erreichten, `gewohnt` und vertraut gewordenen Entwicklungsstadium stehenbleiben oder wird sie sich auf eine höhere Stufe erheben? Wenn man sich überhaupt auf das gebiet der Einschätzung so komplizierter und unübersichtlicher Ereignisse wagen kann, wie es die Ereigniss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sind, so gelangen wir unvermeidlich zu der ungleich größeren Wahrscheinlichkeit der zweiten Antwort auf diese Frage. Gewiss, auch die gegebene, bereits erlernte, wenn man sich so ausdrücken darf, Kampfform – Partisanenkrieg, unaufhörliche Streiks, Erschöpfung der Kräfte des Feindes durch Überfälle und Straßenkämpfe bald an dem einen, bald an dem anderen Ende des Landes – auch diese Kampfform ergab und ergibt die ernsthaftesten Resultate. Kein Staat hält auf die Dauer diesen hartnäckigen Kampf aus, der das industrielle Leben lahmlegt, in die Bürokratie und in die Armee völlige Demoralisation hineinträgt und in allen Volkskreisen Unzufriedenheit mit der Lage der Dinge sät. Um so weniger ist die absolutistische Regierung imstande, einen solchen Kampf auszuhalten. Wir können völlig überzeugt sein, dass die beharrliche Fortsetzung des Kampfes, auch wenn er sich in den Formen hält, die von der Arbeiterbewegung bereits hervorgebracht worden sind, unweigerlich zum Zusammenbruch des Zarismus führen wird.

Es ist jedoch im höchsten Grade unwahrscheinlich, dass di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im heutigen Russland auf der Stufe stehenbleiben wird, die sie gegenwärtig bereits erreicht hat. Im Gegenteil, alle Tatsachen sprechen eher dafür, dass dies nur eine der ersten Stufen des Kampfes ist. Noch haben sich alle Folgen des schmachvollen unmd verderblichen Krieges im Volk bei weitem nicht ausgewirkt. Die Wirtschaftskrise in den Städten und die Hungersnot auf dem Lande steigern die Erbitterung ungeheuer. Die mandschurische Armee ist, nach allen Informationen zu urteilen, äußerst revolutionär gestimmt, und die Regierung fürchtet sich, sie zurückzurufen; aber es ist unmöglich, diese Armee nicht zurückzurufen, denn es drohen sonst neue und noch ernstere Aufstände. Die politische Agitation unter den Arbeitern und der Bauernschaft war in Russland noch nie so umfassend, so planmäßig und so tiefgehend wie jetzt. Die Komödie der Reichsduma wird der Regierung unvermeidlich neue Niederlagen bringen und in der Bevölkerung neue Erbitterung hervorrufen. Der Aufstand ist vor unseren Augen in knapp zehn Monaten ungeheur angewachsen, und es ist weder ein Hirngespinst noch ein frommer Wunsch, sondern eine direkte und unbedingte Schlussfolgerung aus den Tatsachen des Massenkampfes, wenn man feststellt, dass sich der Aufstand binnen kurzem auf eine neue, höhere Stufe erheben wird, auf eine Stufe, wo die Kampfabteilungen der Revolutionäre oder meuternden Truppentzeile der Volksmenge zur Hilfe kommen werden, wo sie den Massen helfen werden, sich Waffen zu verschaffen, wo sie in die Reihen der `zaristischen`(noch zaristischen, denn schon bei weitem nicht mehr völlig zaristischen) Truppen die größten Schwankungen hineingetragen werden, wo der Aufstand zu einem ernsthaften Sieg führen wird, vor dem sich der Zarismus nicht mehr erholen kann.

Die zaristischen Truppen haben in Moskau den Sieg über die Arbeiter davongetragen. Doch dieser Sieg hat die Besiegten nicht entkräftet, sondern sie nur fester zusammengeschweißt, ihren Hass vertieft und sie den praktischen Aufgaben des ernsten Kampfes nähergebracht. Die Truppen beginnen erst jetzt zu erkennen, und zwar nicht nur an hand der gesetze, sondern auch aus eigener Erfahrung, dass sie jetzt einzig und allein zum Kampf gegen den `inneren` Feuind mobilisiert werden. Der Krieg mit Japan ist zu Ende. Doch die Mobilmachung dauert fort, die Mobilmachung gegen die Revolution. Wir fürchten eine solche Mobilmachung nicht, wir stehen nicht an, sie zu begrüßen, denn je größer die Zahl der Soldaten sein wird, die man zum systematischen Kampf gegen das Volk einberuft, desto rascher wird die politische und revolutionäre Aufklärung dieser Soldaten vor sich gehen. Durch die Mobilmachung immer neuer Truppenteile zum Krieg gegen die Revolution schiebt der Zarismus die Entscheidung auf, aber dieser Aufscgub ist von größtem Vorteil für uns, denn in diesem langwierigen Partisanenkrieg lernen die Proletarier kämpfen, während die Truppen unvermeidlich ins politische Leben hineingezogen werden. Und der Ruf dieses Lebens, der Kampfruf des jungen Russlands, dringt sogar durch die dicksten Kasernenmauern, weckt die Unaufgeklärtesten, die Rückständigsten und die Eingeschüchtertsten. Der Ausbruch des Aufstands ist noch einmal unterdrückt worden. Noch einmal: Es lebe der Aufstand!“ (Lenin, „Blutige Tage in Moskau“, Band 9, Seite 337-339). Lenin räumte im Verlauf der revolutionären Ereignisse ein: „Doch diese Bewegung war noch äußerst unbewusst in revolutionärer Beziehung und völlig hilflos im Sinne der Bewaffnung und militärischen Bereitschaft“ (Lenin, Band 9, Seite 351). „Die Moskauer Ereignisse haben die wirkliche Gruppier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Kräfte gezeigt: Die Liberalen sind von der Regierung zu den Radikalen gerannt, um diesen den revolutionären Kampf auszureden. Die Radikalen haben in den Reihen des Proletariats gekämpft. Vergessen wir diese Lehre nicht“ (ebenda, Seite 353). „Im Großen und Ganzen ist die Bewegung in Moskau nicht bis zu einem entscheidenden Kampf der revolutionären Arbeiter mit den Streitkräften des Zarismus gelangt. Das waren nur kleinere Vorpostengeplänkel, teilweise vielleicht eine militärische Demonstration im Bürgerkrieg, aber keine jener Schlachten, die den Ausgang des Krieges bestimmen (...), dass wir es nicht mit einem Beginn, sondern nur mit einer Probe des entscheidenden Ansturms zu tun haben“ (Lenin, Band 9, Seite 375). „In jedem Krieg machen die Gegner, deren Kräfte sich die Waage halten, eine Weile halt, sammeln Kräfte, rasten, werten die gemachten Erfahrungen aus, bereiten sich vor und – stürzen sich in den neuen Kampf. (...) So war es und so wird es immer sein in jedem großen Bürgerkrieg“ (Lenin, Band 10, Seite 392). Lenin schätzte die Taktik der Regierung im Zustand des relativen Gleichgewichts der kämpfenden Kräfte klar ein:Es ist zweifellos ein Lavieren und ein Rückzug mit Nachhutgefechten. Und das ist eine ganz richtige Taktik vom Standpunkt der Interessen der Selbstherrschaft. Es wäre ein großer Irrtum, eine verhängnisvolle Illusion, wenn die Revolutionäre vergäßen, dass die Regierung noch lange, sehr lange zurückweichen kann, ohne das Wesentliche aufzugeben“ (Lenin, Band 9, Seite 378). „Die Selbstherrschaft hat nicht mehr die Kraft, offen gegen die Revolution vorzugehen. Die Revolution hat noch nicht die Kraft, dem Feind den entscheidenden Schlag zu versetzen. Dieses Schwanken der Kräfte, die sich fast die Waage halten, erzeugt bei der Staatsmacht unvermeidlich Kopflosigkeit und bewirkt, dass sie von Repressalien zu Zugeständnissen, zu Gesetzen über Presse- und Versammlungsfreiheit übergeht“ (Lenin, Band 9, Seite 394-395) und die Daumenschrauben werden etwas lockert, Ventile etwas geöffnet, damit die Empörung des Volkes wieder gefahrlos entweichen und das Machtverhältnis aufrecht erhalten bleiben kann.Verhandlungen mit dem aufständischen Volk, Zurückziehen der Truppen – das ist der Anfang vom Ende. Das zeigt besser als alle Vernunftsgründe, dass sich die militärischen Spitzen im höchsten Grade unsicher fühlten. Das zeigt, dass die Unzufriedenheit unter den Truppen ein wahrhaft erschreckendes Ausmaß erreicht hatte. In Kiew wurden Soldaten verhaftet, die sich geweigert hatten, zu schießen. In Polen gab es ähnliche Fälle. In Odessa hielt man die Infanterie in den Kasernen zurück, weil man sich fürchtete, sie auf die Straße zu führen. In Petersburg begann eine offene Gärung in der Flotte, und man sprach von völliger Unzuverlässigkeit der Garde. Und was die Schwarzmeerflotte betrifft, so ist es bisher nicht gelungen, wirklich die Wahrheit zu erfahren. Schon am 17. Oktober meldeten Telegramme, dass sich das Gerücht von einer neuen Empörung dieser Flotte hartnäckig erhalte, dass von den Behörden, die alle Mittel aufböten, um die Verbreitung von Nachrichten über die Ereignisse zu verhindern, alle Telegramme abgefangen würden. Reiht man alle diese bruchstückhaften Nachrichten aneinander, so kommt man unweigerlich zu dem Schluss, dass die Lage der Selbstherrschaft sogar vom rein militärischen Standpunkt aus verzweifelt war. Zwar wurden noch einzelne Aufstände unterdrückt, zwar nahmen die Truppen noch hier und da Barrikaden, doch diese einzelnen Zusammenstöße entfachten nur die Leidenschaften, steigerten nur die Empörung, rückten nur eine noch mächtigere allgemeine Explosion näher, und gerade davor fürchtete sich die Regierung, da sie sich nicht mehr auf die Truppen verlassen konnte“ (Lenin, Band 9, Seite 432). Der Aufstand der Matrosen und Soldaten in Kronstadt begann am 26. Oktober (8. November) 1905. Die Aufständischen erhoben die Forderungen: Einberufung einer konstitutionellen Versammlung auf Grund allgemeiner Wahlen, Errichtung einer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Rede- , Koalitions- und Versammlungsfreiheit, Verbesserung der Lage der Matrosen und Soldaten. Am 28. Oktober (10. November) wurde der Aufstand niedergeschlagen. Das Beispiel von Kronstadt zeigt (...), mag sie [die Regierung – Anmerkung des Verfassers] jetzt Hunderte von Matrosen erschießen, die wieder einmal die rote Flagge gehisst haben – diese Flagge wird noch höher wehen, denn sie ist das Banner aller Werktätigen und Ausgebeuteten in der ganzen Welt[hervorgehoben vom Verfasser], (Lenin, Band 9, Seite 467). Ende November 1905 schrieb Lenin:

Der bewaffnete Aufstand in Kiew macht offenbar noch einen weiteren Schritt vorwärts, den Schritt zur Verschmelzung der revolutionären Armee mit den revolutionären Arbeitern und Studenten. Davon zeugt jedenfalls ein Bericht der `Rus` über ein sechzehntausendköpfiges Meeting im Kiewer Polyklinikum unter dem Schutz eines Pionierbataillons der aufständischen Soldaten“ (Lenin, Band 10, Seite 52).

Wir dürfen mit vollem Recht triumphieren. Das Zugeständnis des Zaren ist in der Tat ein großer Sieg der Revolution, doch entscheidet dieser Sieg noch lange nicht das Schicksal der ganzen Sache der Freiheit. Der Zar hat noch lange nicht kapituliert. Die Selbstherrschaft hat durchaus noch nicht aufgehört zu bestehen. Sie hat nur den Rückzug angetreten und dem Feind das Schlachtfeld überlassen, sie hat in einer äußerst ernsten Schlacht den Rückzug angetreten, aber sie ist noch lange nicht geschlagen, sie sammelt noch ihre Kräfte, und das revolutionäre Volk muss noch viele ernste Kampfaufgaben lösen, um die Revolution zum wirklichen und vollen Sieg zu führen“ (Lenin, Band 9, Seite 430). „Aber das Gleichgewicht der Kräfte schließt den Kampf keineswegs aus, sondern macht ihn im Gegenteil noch schärfer. Der Rückzug der Regierung bedeutet lediglich, wie wir schon sagten, dass sie eine neue, von ihrem Standpunkt aus günstigere Kampfstellung bezieht“ (Lenin, Band 9, Seite 450). „Alles gewähre ich, außer der Macht – erklärt der Zarismus. Alles ist Blendwerk, außer der Macht – erwidert das revolutionäre Volk“ (Lenin, Band 9, Seite 452). „Wer für die Freiheit des Volkes kämpft, ohne für die volle Macht des Volkes im Staate zu kämpfen, der ist entweder inkonsequent oder unaufrichtig“ (Lenin, Band 10, Seite 388).

Sind die Klassengegner kräftemäßig ebenbürtig, das Kräfteverhältnis ausgeglichen, dann wird der Sieg um so schwerer zu erringen sein, dann ist die Wahrscheinlichkeit besonders groß, dass sich der Kampf in die Länge zieht, dass die Anstrengungen und Verluste auf beiden Seiten außerordentlich zunehmen können, dass es auf die Mobilisierung der Reserven, auf das Durchhaltevermögen in einem Stellungs- oder Belagerungskrieg und viele anderer Faktoren ankommt, dass die Fronten komplizierter und härter werden, dass er sich ausweitet und die Entscheidung auf sich warten lässt, dass derjenige eine Niederlage erleidet, dessen Kräfte schließlich zuerst erschöpft sind. In Patt-Situationen kann häufig nur die bessere Kriegskunst über Sieg oder Niederlage entscheiden.

Solange die Macht in den Händen des Klassenfeindes ist, kann er dieses Gleichgewicht auf der Waage der sich im Krieg befindenen antagonistischen Klassenkräfte zu halten versuchen, kann er abwarten und seine konterrevolutionären Kräfte sammeln, hat er Zeit, um seiner Kopflosigkeit wieder Herr zu werden – zu mehr reicht seine Kraft allerdings nicht. Die Kräfte der Konterrevolution reichen an einem bestimmten Punkt nicht mehr aus, um die Revolution aufzuhalten und niederzuringen. Auf der Seite der Revolution sind die Kräfte an jenem Punkt jedoch für einen Sieg noch nicht ausreichend, um den entscheidenden Schlag zu führen. Für die Konterrevolution ist es unvorteilhaft, vorzugehen und anzugreifen in einem solchen Moment, während für das Proletariat und für seine Verbündeten dieser Zustand noch viel zu unbefriedigend und kritisch ist, denn: Wenn wir nicht noch eine Stufe höher steigen, wenn wir die Aufgabe des selbständigen Angriffs nicht bewältigen, wenn wir die Kräfte des Zarismus nicht brechen, seine faktische Macht nicht zerstören, dann wird die Revolution halbschlächtig sein, dann wird die Bourgeoisie die Arbeiter nasführen“ (Lenin, Band 9, Seite 416) und das trat ja denn auch ein: “Die Verschwörung ist da. Man hat beschlossen, den Streik durch Massenentlassungen von Arbeitern zu bekämpfen(...) Man will das durch den vorangegangenen Kampf erschöpfte Petersburger Proletariat zu einer neuen Schlacht unter den ungünstigsten Bedingungen provozieren“ (Lenin, Band 10, Seite 37); „Die Schwarzhunderter fingen an zu wüten. (...) Es herrscht der weiße Terror. (...) Die Konterrevolution tobt sich aus. (...) vom Finnischen Meerbusen bis zum Schwarzen Meer – überall ein und dasselbe Bild (..) Racheakte und `Revanche`“ (Lenin, Band 9, Seite 453/454). „Zu einem solchen Zeitpunkt ist es wichtiger denn je, alle Bemühungen auf die Vereinigung der Armee der Revolution in ganz Russland zu richten, ist es wichtig, die Kräfte zu schonen, die eroberten Freiheiten zu verhundertfachter Agitation und Organisation auszunutzen und sich auf neue entscheidende Schlachten vorzubereiten“ (Lenin, Band 10, Seite 37/38), damit die konterrevolutionäre Provokation des durch den Aufstand kräftemäßig verausgabten und regenerierungsbedürftigen Proletariats missglückt.

Dieses oben erwähnte relative Gleichgewicht der Kräfte wird auch eines Tages unvermeidlich im Weltmaßstab in Erscheinung treten, müssen wir aus der Taktik von 1905 die richtigen Schlussfolgerungen ziehen – und die weltrevolutionäre Flutwelle wird scheinbar wieder abflauen, um erneut anzuschwellen – die internationale Konterrevolution wird gnadenlos und die Opfer der Racheakte zahlreich sein, aber mit jeder `Revanche`gegen die Weltrevolution wird auch die internationale Konterrevolution ein weiteres Stück zersetzt und die Macht der Weltbourgeoisie unaufhaltsam dahinschwinden. Aber die Weltrevolutionäre dürfen sich heute nach 2 Weltkriegen, mitten in den permanent fortgesetzten Kriegen in der „Friedensperiode“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nicht der Illusion hingeben, dass die Weltbourgeoisie und ihre Regierungen auf dieser Erde nicht mehr genug Rückzugsraum vorfinden, dass das System des Weltkapitalismus nicht noch eine ganze Weile überlebensfähig bleibt, dass die Weltmacht des Imperialismus im Wesentlichen noch eine gewisse Periode bestehen bleibt, und dass das Weltproletariat an der Spitze der Völker noch so manche internationale Schlacht zu schlagen hat, insbesondere gegen solche Kräfte in den eigenen Reihen, die dem Weltimperialismus erst diese Rückzugs- und Regenerationsräume für den nächsten Weltkrieg ermöglichen, dadurch dass sie Verrat am Weltproletariat, Verrat an den revolutionären Völkern üben. Wenn sich der Feind zurückzuziehen versucht, muss man ihn verfolgen – darf man ihm keine Atempause gönnen. Wenn der Feind sich vom Schlachtfeld zurückzieht, ist das nur der halbe Sieg. Je leichter sich der Gegener zurückziehen kann, desto schneller und gestärkter wird er auch wieder auf das Schlachtfeld zurückkehren – nur besser vorbereiten und ausgerüstet, wird unser Sieg nicht leichter zu erkämpfen sein, wenn wir nicht unsererseits noch besser vorbereitet und noch gerüsteter sein werden, um die Revolution auf der Welt immer wieder erneut zu entflammen. Der III. Parteitag der SDAPR war eines der ersten Initiativen für die Entflammung Europas, zur Entfaltung der Weltrevolution:

Der III. Parteitag der SDAPR beschloss im Mai 1905 `die Aufgabe, das Proletariat zum unmittelbaren Kampf gegen die Selbstherrschaft auf dem Wege des bewaffneten Aufstands zu organisieren`. (...) Zum ersten Mal in der Weltgeschichte war eine so hohe Stufe der Entwicklung und eine so große Stärke des revolutionären Kampfes erreicht, dass der bewaffnete Aufstand in Verbindung mit dem Massenstreik, dieser spezifischen proletarischen Waffe, in Erscheinung trat. Es ist klar, dass diese Erfahrung für ALLE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en von überragender Bedeutung ist. (...) Durch die Massenstreiks und bewaffneten Aufstände wurde die Frage der revolutionären Macht und der Diktatur von selbst auf die Tagesordnung gestellt, denn diese Kampfmethoden führten unvermeidlich – zunächst im örtlichen Maßstab – zur Verjagung der alten Behörden, zur Ergreifung der Macht durch das Proletariat und die revolutionären Klassen, zur Vertreibung der Gutsbesitzer, mitunter zur Besetzung von Fabriken usw. usf. Der revolutionäre Massenkampf jener Zeit rief solche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e dagewesene Organisationen ins Leben wie Sowjets der Arbeiterdeputierten, sodann auch Sowjets der Soldatendeputierten, Bauernkomitees usw. Die Hauptfragen (Sowjetmacht und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ie heute im Mittelpunkt der Aufmerksamkeit der klassenbewussten Arbeiter der ganzen Welt stehen, waren somit bereits Ende 1905 praktisch gestellt worden“ ( Lenin, Band 31, Seite 333-334, „Geschichtliches zur Frage der Diktatur), dt. Ausgabe).

Die Ereignisse haben alle, selbst Leute die dem Marxismus gänzlich fernstehen, gelehrt, die Zeitrechnung der Revolution mit dem 9. Januar 1905 zu beginnen, d.h. mit der ersten bewusst politischen Bewegung von Massen, die einer bestimmten Klasse angehören“ (Lenin, Band 13, Seite 107). „Die `Koalition von Proletariat und Bauernschaft`, die in einer bürgerlichen Revolution siegt, ist nichts anderes als die revolutionär-demokratisch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und der Bauernschaft (...) . Bei uns ist der Sieg der bürgerlichen Revolution als Sieg der Bourgeoisie unmöglich“ (Lenin, Band 15, Seite 45 und 46).

Es ist das weltgeschichtliche Verdienst des Bolschewismus, dass er in der Revolution von 1905 vom ersten Schritt an eine Strategie und Taktik des Kampfes entwickelte, die den Verhältnissen der neuen Epoche entsprachen und die Arbeiterklasse zur bewussten Erkenntnis der vor ihr stehenden historischen Aufgaben erzogen. Lenin notierte 1905 den Aufstand als internationalistische Aufgabe: Europa entflammen!“ (Lenin, Band 9, Seite 202). „Das Proletariat wird sich nicht mehr nur mit dem Mittel des friedlichen Streiks, sondern mit der Waffe in der Hand sowohl für Russlands als auch für Polens Freiheit erheben“ (Lenin, Band 10, Seite 9). Und Stalin wertete den proletarischen Aufstand, den revolutionären Aufstand der Soldaten und Matrosen ebenfalls als internationalistische, weltrevolutionäre Aktion:Der Aufstand der deutschen Flotte ist höchster Ausdruck der sich entfaltenden sozialistischen Weltrevolution in ganz Europa“ (Stalin- Geschichte der KpdSU).

Lenin bezeichnete 1905 Europa alsReserv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Die Zeiten sind vorüber, da die Völker und Staaten abgesondert voneinander leben konnten. Schaut euch um: Europa ist schon in Wallung. Seine Bourgeoisie ist bestürzt und bereit, Millionen und Milliarden herzugeben, nur um der Feuersbrunst in Russland Einhalt zu gebieten. Die Herrscher der europäischen Militärmächte erwägen eine militärische Unterstützung des Zaren. Wilhelm hat bereits einige Kreuzer und zwei Torpedoboots-Divisionen entsandt, um eine direkte Verbindung zwischen der deutschen Soldateska und Peterhof herzustellen. Die europäische Konterrevolution reicht der russischen Konterrevolution die Hand. Versuchen Sie es, versuchen Sie es, Bürger Hohenzollern! Auch wir haben eine europäische Reserv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die internationale revolutionäre Sozialdemokratie. Die Arbeiter der ganzen Welt begrüßen mit glühender Begeisterung den Sieg der russischen Arbeiter, und im Bewusstsein der engen Verbindung zwischen den Abteil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mee des Sozialismus rüsten auch sie zum großen und entscheidenden Kampf“ (Lenin, Band 9, Seite 437). Dies ist eine bedeutsame und hervorragende Sichtweise Lenins, auf die sich die ganze weltproletarische Militärwissenschaft heute mehr denn je stützt, auf der die Notwendigkeit der Schaffung ein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ären Weltarmee beruht! Und es werden sich schließlich umgekehrt die Reserven der sozialistischen Revolutionen in den einzelnen Ländern in Reserven der proletarischen sozialistischen Weltrevolution verwandeln. Lenin hat uns stets gemahnt, nie zu vergessen, dass der volle Sieg der Revolution in einem Land auf dem Bündnis des revolutionären Proletariats dieses oder jenes Landes mit den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n aller Länder beruht und engstens mit ihnen verknüpft ist sowie umgekehrt, dass der volle Sieg der Weltrevolution auf den siegreichen Revolutionen in den einzelnen Ländern beruht und eng mit ihnen verknüpft ist.

Lenin unterzog unzählige Aufstände einer materialistisch - historischen Analyse, verglich sie miteinander und arbeitete ihre Unterschiedlichkeit heraus, insbesondere untersuchte er die jeweiligen konkreten Ursachen und Entstehungsgeschichte von Aufständen, verallgemeinerte die Erfahrungen, die Gründe für Sieg und Niederlage und zog daraus für die konkrete Vorbereitung, Durchführung und Leitung von Aufständen wertvolle Schlussfolgerungen, gab taktische Direktiven praktisch-organisatorischen Charakters soohl für den Fall des Sieges als als auch für den Fall der Niederlage des Aufstandes, also für einen geordneten Rückzug – und Lenin erwies sich in dieser Hinsicht als bester Schüler von Marx und Engels. An den einzelnen Kämpfen und Ausbrüchen lernt das Volk, was Revolution ist – und Lenins vortreffliche Sache war es, nicht hinter den Aufgaben der Stunde zurückzubleiben, sondern stets imstande zu sein, die nächstfolgende, höhere Stufe des Kampfes aufzuzeigen, die Erfahrungen und Lehren der Vergangenheit und der Gegenwart zu verwerten und die Arbeiter und Bauern immer nachdrücklicher und eindringlicher aufzufordern, vorwärts, immer weiter vorwärts zu stürmen, bis zum vollständigen Sieg des Volkes. Und Lenin ging noch weiter: Er richtete sein Augenmerk auch auf die Revolutionen in Westeuropa und stellte die notwendigen Verbindungen des russischen Aufstandes mit der internationalen Sozialdemokratie her, um zu verhindern, dass die europäische Bourgeoisie die europäischen Völker zwingt, die Rolle der Henker der russischen Freiheit zu spielen“ (Lenin, Band 8, Seite 558).

So verurteilte Lenin im europäischen Maßstab, dass die russische Konterrevolution die nationalen Grenzen zu überschreiten versuchte und deswegen bedeutete für Leninjedes Abweichen von der [internationalistischen – Anmerkung des Verfassers] Aufgabe des Aufstandes (...) , jede Ausflucht vor der Notwendigkeit, sich am Aufstand zu beteiligen [ + jede Ausflucht vor der Notwendigkeit, sich gegen die Bekämpfung des Aufstandes von außen aktiv zu beteiligen - eben im Lenin`schen Sinne des proletarischen Internationalismus – Anmerkung des Verfassers], eine Kapitulation vor der Bourgeoisie, eine Verwandlung des Proletariats in ihren Trabanten. Das Proletariat hat noch nirgends in der Welt und noch kein einziges Mal die Waffen aus der Hand gegeben, wenn ein ernsthafter Kampf entbrannt war; es ist noch kein einziges Mal vor dem verfluchten Erbe der Unterdrückung und Ausbeutung zurückgewichen, ohne dass es seine Kräfte mit dem Feind gemessen hätte“ (Lenin, Band 9, Seite 255-56). „Vom Aufstand, von seiner Kraft, vom natürlichen Übergang zu ihm zu sprechen und nichts über die revolutionäre Armee zu sagen, ist Unsinn und Konfusion, und zwar um so mehr, je besser mobilisiert, die konterrevolutionäre Armee ist“ (Lenin, Band 9, Seite 365). Heute von Weltrevolution, von ihrer Kraft zu reden, vom natürlichen Übergang zu ihr sprechen, ohne etwas über die revolutionäre Weltarmee zu sagen, ist mit den Worten Lenins ausgedrückt ebenso Unsinn und Konfusion, und zwar um so mehr, je besser mobilisiert die internationale konterrevolutionäre Armee ist !! Und das ist ja wohl zweifellos der Fall wie man täglich sieht oder etwa nicht? Von den Weltrevolutionären wird die revolutionäre Weltarmee nur von denjenigen ignoriert, die hoffnungslos im Schlepptau der Revisionisten einhertrotten. Die Unverzichtbarkeit der revolutionären Weltarmee ist der einzig richtige,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Weg; jeder Weg ohne sie ist revisionistisch ! Der Erfolg der Weltrevolution hängt ab 1. von der weltrevolutionären Agitation und Organisation, von der moralischen Kraft und 2. von der materiellen Kraft , der revolutionären Weltarmee, wobei die erste Bedingung längst anerkannt, die zweite aber noch längst nicht anerkannt ist, ja man kann sagen, dass sie eigentlich und tatsächlich erst erkannt wurde von der Komintern/ML und insbesondere durch dieses Lehrbuch und... dass es bis zu ihrer vollständigen (praktischen) Anerkennung noch entscheidender Kämpfe in der Zukunft bedarf. Aber die revolutionäre Weltarmee wird kommen, daran kann kein Zweifel sein, und das wird niemand weder ignorieren noch verhindern können!

Lenin veranschaulichte treffend die Haltung der damaligen menschewistischen Opportunisten („Neuiskristen“) zum Aufstand, ( -* und wir sprechen ja heute auch von den Revisionisten als „Feuerlöscher der Revolution“ - ) indem Lenin folgenden Vergleich heranzog:

Anstatt das Feuer dadurch zu schüren, dass man die Fenster einschlägt und dem frischen Luftzug der Arbeiteraufstände Zutritt gewährt, mühen sie sich im Schweiße ihres Angesichts, Spielzeugblasebälge zu erfinden und die revolutionäre Glut der Oswoboshdenzen [ „Bund der Befreiung“ 1902-1905; Organisation der liberalen Bourgeoisie unter Führung von P. B. Struve; Kern der liberal-monarchistischen Kadettenpartei , die später Vertreterin der imperialistischen Bourgeoisie wurde – Anmerkung des Verfassers ] dadurch anzublasen, dass sie ihnen närrische Forderungen und Bedingungen stellen (...) Einen wirklichen und nicht eingebildeten Druck kann man nur durch den Aufstand ausüben. Sobald der Bürgerkrieg das ganze Land erfasst, wird der Druck durch militärische Gewalt, in offener Schlacht ausgeübt, und alle anderen Versuche, einen Druck auszuüben, sind hohle und erbärmliche Phrasen“ (Lenin, Band 9, Seite 254). [Und es muss nicht extra wieder angemerkt werden, dass dies auch auf die Aufstände in allen Ländern, auf den internationalen Bürgerkrieg, auf das offene internationale Schlachtfeld zutrifft, wovon Lenin immer wieder gesprochen hat].

Für die Bourgeoisie ist die präventive Feuerbekämpfung von Aufständen die effektivste. Kann sie das Ausbrechen eines Aufstandes trotzdem nicht verhindern, bekämpft sie zunächst das Zentrum des Brandherdes, bekämpft sie das Feuer da, wo es sich nährt, richtet sie sich gegen die „Rädelsführer“, „Aufrührer“ und „Brandstifter“, die das Feuer schüren, bekämpft sie die Organisierung der Aufständischen. Treten die Brandherde an unabhängigen Orten einer nach dem anderen auf, kann jeder auch einer nach dem anderen gelöscht werden, bevor es zur Vereinigung und Zusammenfassung aller Teilbrände kommt; einzeln sind die Ausbrüche machtlos, das weiß auch die Konterrevolution, also versucht sie Schneisen zu legen. Hat sich der Brand aber erst einmal im Volk ausgebreitet zu einem unaufhaltsamen Feuersturm, wird es immer schwerer und schließlich unmöglich sein, den Aufstand mit der „Feuerwehr“ zu bekämpfen, und dann mischt man sich unter das Volk, um es zu betrügen und von „unten“ bzw. von „innen“ her die erhitzten Gemüter zu besänftigen und wieder die Macht zurückzuerobern. Aufstände sind nicht gleich Aufstände und deswegen muss man genau wissen, welchen man schüren [nicht zu verwechseln mit künstlichem Schüren!) und welchen man aufhalten muss. Auch die Bourgeoisie hat im Laufe der Geschichte gelernt, dass sie mit selbst provozierten Aufständen die für sie tatsächlich bedrohlichen und gefährlichen Aufstände bekämpfen können, dass man ihnen zuvorkommen kann, so wie die Feuerwehr bestimmte Brände legt, Gegenfeuer entfacht, um die Ausbreitung des eigentlichen Brandes einzudämmen oder zu verhindern: kurz, den Aufstand mit der Waffe des „Aufstandes“ zu schlagen. 1. Alles vermeiden, um einen Aufstand zu provozieren; Konfliktvermeidungsstrategien 2. Alles tun, um den Aufstand zu provozieren, um die Konzentration und Zentralisierung der aufständischen Kräfte vor der Entscheidungsschlacht aufzureiben und in die Organisierung mit Saboteuren und Provokateuren einzudringen – die Konterrevolution als „l` agent provocateur“. 3. Erbarmungslose Hetzjagd auf die niedergeschlagenen Aufständischen – Rachefeldzug; „Lehre erteilen“; dann wieder bis zum nächsten Aufstand 1.; 2.; 3.; usw.usf.

Ist die gesamte Bevölkerung zum „inneren Risiko“ geworden, sind Polizei und Armee auf sich allein gestellt schnell am Ende ihres „Lateins“. Mit Verfolgung revolutionärer Agitatoren kommt die Regierung nicht weiter, also schickt die Bourgeoisie ihre eigenen Gegenagitatoren ins Volk und hetzt die Medien gegen sie auf. Revolutionäre Organisationen unterdrücken, damit kann sich die Regierung nicht mehr begnügen, also organisiert sie selber ihre konterrevolutionären Verbände. Der Aufstand zwingt die Regierung nicht nur zu zittern, sondern Gegenrevolutionen zu inszinieren, und so organisiert die Konterrevolution ihre eigenen Aufstände, entfesselt sie den Bürgerkrieg. Aus Angst vor der Revolution greift die Regierung selber zu Waffen der Revolution: zur Organisation, zur Propaganda und Agitation. Mit diesem zweischneidigen Schwert, mit der die Regierung Schauspiele der Volksempörung inszeniert, maskiert sie ihren Faschismus/Sozialfaschismus, richtet sie ihren Staatsterror „legal“ gegen das aufständische Volk. Unterdrückung erzeugt bekanntlich den Kampf gegen die Unterdrückung, und der Kampf gegen die Unterdrückung erzeugt wiederum Gegenunterdrückung – ohne Revolution keine Gegenrevolution, ohne bewaffnete Gegenrevolution keinen bewaffneten revolutionären Kampf etc. Nun hat es in der Geschichte nicht wenige Beispiele gegeben, wo sich ausgerechnet die Konterrevolution der Kunst des Aufstandes bedient hat, um damit der Revolution zuvorzukommen und sie zu erwürgen, bevor sie ausbricht. All das muss stets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einwand projeziert werden, denn die Weltbourgeoisie ist schon lange zur ihrer mehr oder weniger koordinierten internationalen Brandbekämpfung übergegangen, wird sie ihre Anstrengungen auf diesem Gebiet mit allergrößter Wahrscheinlichkeit weiter erhöhen – und zwar in dem Masse, wie die revolutionären Brände sich internationalisieren.

Schwer und mühselig ist der Weg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Jedem Aufschwung, jedem Teilerfolg folgt eine Niederlage, folgt Blutvergießen, folgen wüste Ausschreitungen der Selbstherrschaft gegen die Freiheitskämpfer. Doch nach jeder `Niederlage` wird die Bewegung immer breiter, der Kampf immer umfassender, die Masse der Klassen und Gruppen des Volkes, die in den Kampf hineingezogen werden und an ihm mitwirken, immer größer. Jedem Ansturm der Revolution, jedem Schritt vorwärts in der Organisierung der streitbaren Demokratie folgt ein geradezu wütender Ansturm der Reaktion, folgt ein Schritt vorwärts in der Organisierung der Schwarzhunderterelemente im Volk, jedesmal wächst die Unverfrorenheit der Konterrevolution, die verzweifelt um ihr Dasein kämpft. Aber die Kräfte der Reaktion schwinden trotz aller ihrer Anstrengungen unaufhaltsam. Auf die Seite der Revolution tritt ein immer größerer Teil der Arbeiter, Bauern und Soldaten, die gestern noch indifferent waren oder im Lager der Schwarzhunderter standen. Illusion um Illusion wird zerstört, immer mehr fallen die Vorurteile, die das russische Volk zu einem vertrauensseligen, geduldigen, treuherzigen, ergebenen, alles ertragenden und alles vergebenden Volk machten. Der Selbstherrschaft sind zahlreiche Wunden geschlagen, aber sie ist noch nicht tot. Sie steckt vom Kopf bis zu den Füßen in Binden und Bandagen, aber sie hält sich noch aufrecht, lebt noch, ja sie schlägt um so wütender um sich, je mehr sie blutet“ (Lenin, Band 11, Seite 122).

Mit provozierten Aufständen hat die Bourgeoisie schon bereits im 19. Jahrhundert ausprobiert, welche Wirkung ein kleiner „Aderlass“ hat. Zum blutig niedergeschlagenen Arbeiteraufstand vom Juni 1848 sagte Engels:

Es war das erste Mal, dass die Bourgeoisie zeigte, zu welcher wahnsinnigen Grausamkeit der Rache sie aufgestachelt wird, sobald das Proletariat es wagt, ihr gegenüber als aparte Klasse mit eigenen Interessen und Forderungen aufzutreten. Und doch war 1848 noch ein Kinderspiel gegen ihr Wüten von 1871“ (Engels, MEW, Band 22, Seite 190).

Lenin verglich u.a. die Lehren aus der französischen Umwälzung de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1789 mit den Aufständen in Deutschland in den Jahren 1848 und 1849 und stellte fest, dass sie in Frankreich verwirklicht wurde, aber in Deutschland unvollendet blieb. Diese Besonderheiten sind auch der Bourgeoisie nicht unbekannt gewesen. Lenin kritisierte daher gerade solche bürgerlichen Schreiberlinge, die nur deswegen den deutschen Weg gegenüber dem französischen Weg vorzogen, weil sie von der Konterrevolution leichter einzudämmen waren. In den Jahren 1848 und 1849 gab es in Deutschland eine ganze Reihe von Aufständen und sogar provisorischen revolutionären Regierungen. Doch keiner dieser Aufstände war völlig siegreich. Der erfolgreichste Aufstand, der Berliner Aufstand vom 18. Märt 1848, endete nicht mit dem Sturz der Königsmacht, sondern mit Zugeständnissen des an der Macht gebliebenen Königs, der sich von der Teilniederlage sehr rasch erholen und alle diese Zugeständnisse zurücknehmen konnte. Der gelehrte Historiker der Bourgeoisie fürchtet also nicht die Aufstände des Volkes. Er fürchtet den Sieg des Volkes. Er fürchtet nicht, dass das Volk der Reaktion, der Bürokratie, der ihm verhassten Bürokratie, einen kleinen Denkzettel geben könnte. Er fürchtet den Sturz der reaktionären Macht durch das Volk. Er hasst die Selbstherrschaft und wünscht von ganzem Herzen ihren Sturz, Russlands Untergang aber erwartet er nicht von der Erhaltung der Selbstherrschaft, nicht von der Vergiftung des Volksorganismus durch das langsame Verfaulen des nicht abgetöteten Parasiten der monarchistischen Regierungsmacht, sondern vom vollen Sieg des Volkes“ (Lenin, Band 9, Seite 237).

Die Konterrevolution hat schon so manchen Aufstand provoziert und so manche Arbeiterklasse hat diesen Provokationen nicht widerstanden, so die Provokation eines rumänischen Bergarbeiteraufstandes zum Schutz des sozialfaschistischen Regimes gegenüber der rumänischen Bewegung für das ausländische Kapital. Das rumänische Proletariat hätte zunächst das eigene sozialfaschistische Regime stürzen und sogleich den revolutionären Kampf gegen die Vertreter des ausländischen Kapitals aufnehmen müssen. Die Arbeiterklasse kann sich weder auf die eine noch auf die andere Seite stellen, sie kann sich nur auf den Standpunkt ihrer eigenen Interessen stellen, wenn sie sich für den Weg des Aufstandes entschlossen hat.Proletarierblut ist zu kostbar, als dass man es ohne Not und ohne Hoffnung auf den Sieg vergießen dürfte“ (Lenin, Band 10, Seite 439). Die vom Geheimdienst provozierten Aufstände haben das Blut der Arbeiter somit nur vergossen, um sie noch tiefer ins Elend zu stürzen und der arbeiterfeindlichen Regierung noch fester in den Sattel zu helfen. Doch diese aufständischen Arbeiter sind durch eine harte Schule gegangen, in der sie gestählt und desillusioniert wurden. Es sind gerade diese aufständischen Arbeiter, die zukünftigen Provokationen am diszipliniertesten widerstehen werden. Die Beseitigung der Desillusionen, die ein provozierter Aufstand bei den Arbeitern hinterlassen hat, ist die erste Voraussetzung für den Sieg eines jeden erneuten Aufstandes, der sich ausschließlich auf die Selbständigkeit und auf die eigenen Kräfte der Aufständischen stützt, die sich nicht missbrauchen und nicht wieder in feindliches Gewässer manövrieren lassen, auch wenn es mit roter Tarnfarbe überstrichen ist.

Wir revolutionären Sozialdemokraten erblicken in den Aufstandsversuchen den Beginn des Aufstandes der Massen, einen missglückten, verfrühten, unrichtigen Beginn, aber wir wissen, dass die Massen den erfolgreichen Aufstand nur an Hand der Erfahrung missglückter Aufstände erlernen (...) Die durch die Kaserne am ärgsten eingeschüchterten Arbeiter und Bauern haben begonnen, sich zu erheben – so sagen wir. Daraus ergibt sich die klare und direkte Schlussfolgerung: man muss ihnen erläutern, um welcher Ziele willen und wie der erfolgreiche Aufstand vorzubereiten ist.

Die Liberalen urteilen anders: Die Soldaten werden zu `verzweifelten Protestausbrüchen` `getrieben` , sagen sie. Für die Liberalen ist der aufstämdische Soldat nicht Subjekt der Revolution, nicht der erste Vorbote der sich erhebenden Massen, sondern ein Objekt der Regierungswillkür (`man treibt ihn zur Verzweiflung`), das zur Demonstrierung dieser Willkür dient. Seht, wie schlecht unsere Regierung ist, dass sie die Soldaten zur Verzweiflung treibt und sie dann mit der Kugel zur Ruhe bringt – sagt der Liberale. (Schlussfolgerung: Seht ihr, wenn wir Liberalen an der Macht wärem, so gäbe es bei uns keine Soldatenaufstände.)

Seht, wie die revolutionäre Energie im Schoße der breiten Massenm heranreift – sagt der Sozialdemokrat-, wenn sogar die durch den Kasernenhofdrill niedergedrückten Soldaten und Matrosen sich zu erheben beginnen und dadurch, dass sie ihren Aufstand schlecht machen, lernen, wie man einen erfolgreichen Aufstand macht“ (Lenin, Band 18, Seite 374; 1912).

Jeder Aufstand, der mit einer Niederlage endet, bereitet den nächsten Aufstand vor, schafft sich die Bedingungen, die notwendig sind für einen erfolgreichen Ausgang des nächsten Aufstandes, lässt ungelöste Widersprüche offen, die sich verschärfen und erneut jene revolutionäre Situation heranreifen lassen, die einen erneuten Aufstand unvermeidlich macht. Solch eine günstige Situation sah Lenin 1905 gegeben, als sich Russland in einem volksfeindlichen Krieg befand und als der asiatische Konservatismus der Selbstherrschaft seine Fratze zeigte (siehe Lenin, Band 8, Seite 389).

Wann wird die taktische Losung des Aufstandes wieder von der Tagesordnung gestrichen?

Die Frage, wann die aufständischen proletarischen Kräfte „erschöpft“ sind, wann die Losung des Aufstandes abgesetzt werden müsse, ist eine äußerst wichtige und ernste Frage, die die Partei klipp und klar zu beantworten hat. Der Zeitpunkt der Absetzung der Losung des bewaffneten Aufstandes ist mindestens genauso wichtig wie der Zeitpunkt ihres Ausgebens – manchmal sogar noch wichtiger, was – wie die Erfahrung zeigt – häufig falsch eingeschätzt bzw. unterschätzt wird. Deswegen hat sich Lenin intensiv mit dieser Frage beschäftigt und sie nicht dem Zufall, nicht der spontanen Bewegung überlassen, sondern ist wissenschaftlich an diese Frage herangegangen durch ökonomische Analyse, durch Feststellung der politischen Bestrebungen der verschiedenen Klassen, durch Untersuchung der Bedeutung der ideologischen Strömungen. Erst wenn all das bewiesen ist, werden wir alle Reden über den Aufstand für Phrasendrescherei erklären“ (Lenin, Band 11, Seite 349). Lenin bestand darauf hinzuweisen,dass es unsere Pflicht ist, den spontanen Aufstand in einen planmäßigen Aufstand umzuwandeln, indem wir zäh und beharrlich, im Laufe langer Monate oder vielleicht sogar Jahre an dieser Umwandlung arbeiten, nicht aber, uns vom Aufstand loszusagen, wie das alle möglichen Judasse tun“ (ebenda, Seite 350).

Nur wegen einer vorübergehend resignativen, gedrückten Stimmung, wegen einer Verschnaufpause darf man nicht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 von der Tagesordnung streichen. Erst dann, als Marx die unausbleibliche `Erschöpfung` der `wirklichen Revolution` sah – erst dann änderte er seine Ansicht. Und nachdem er seine Meinung geändert hatte, forderte er direkt ind offen, die Taktik grundlegend zu ändern und die Vorbereitung des Aufstandes völlig einzustellen“ (Lenin, Band 10, Seite 129). „Die äußere Ähnlichkeit der Dezemberniederlage der Arbeiter in Moskau mit der Juniniederlage der Arbeiter in Paris (1848) steht außer Zweifel. Hier wie dort wurde der bewaffnete Aufstand der Arbeiter von der Regierung `provoziert`, ehe die Arbeiterklasse genügend organisiert war. Hier wie dort siegte die Reaktion trotz des heroischen Widerstands der Arbeiter“ (Lenin, Band 10, Seite 130-131). Lenin unterstützte die Schlussfolgerungen, die der damals noch revolutionäre Kautsky aus einem Vergleich des russi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Aufstandes zog:

Vier grundlegende Unterschiede sieht Kautsky zwischen der Pariser Niederlage (1848) und der Moskauer Niederlage (1905) des Proletariats.

Erstens, die Niederlage von Paris war die Niederlage ganz Frankreichs. Nichts degleichen kann man von Moskau sagen. Die Arbeiter von Petersburg, Kiew, Odessa, Warschau und Lodz stehen noch ungebrochen da. Wenn auch von dem furchtbar schweren kampf erschöpft, der sich nun schon ein volles Jahr hinzieht, sind sie dennoch nicht entmutigt und sammeln nur Kräfte, um das Ringen um die Freiheit von neuem aufzunehmen.

Zweitens, ein noch wesentlicherer Unterschied besteht darin, dass die Bauern 1848 in Frankreich auf Seiten der Reaktion standen, während sie 1905 in Russland auf Seiten der Revolution stehen. Bauernaufstände lodern. Ganze Armeen sind aufgeboten, sie zu unterdrücken. Diese armeen verwüsten das Land, wie nur Deutschland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verwüstet wurde. Die militärischen Exekutionen mögen die Bauern eune Zeitlang einschüchtern, aber sie vermehren nur ihr Elend, machen ihre Lage noch auswegloser. Sie werden unvermeidlich, ähnlich den Verwüstungen des Dreißugjährigen krieges, immer wieder neue Menschenmassen erzeugen, die genötigt sind, der bestehenden Ordnung den Krieg zu erklären, die das Land nicht zur Ruhe kommen lassen und bereit sind, sich jedem Aufstand anzuschließen.

Der dritte, außerordentlich wichtige Unterschied ist der Folgende: Die Revolution von 1848 war vorbereitet worden durch die Krise und die Hungersnot von 1847. Die Reaktion stützte sich auf das Ende der krise und den Aufschwung der Industrie. `Das jetzige Schreckensregiment in Rusland muss dagegen zur Verschärfung der wirtschaftlichen Depressopn führen, die seit Jahren auf dem Lande lastet`. Die Hungersnot von 1905 wird sich erst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voll auswirken. Die Niederwerfung der Revolution ist ein großer Bürgerkrieg, ein Krieg gegen das ganze Volk. Dieser Krieg ist nicht minder kostspielig als der auswärtige Krieg, wobei er kein fremdes. Sondern das eigene Land zerstört. Ein finanzieller Zusammenbruch steht bevor. Und außerdem drohen die neuen Handelsverträge Russlands stärkstens zu erschüttern, ja sie können eine allgemeine ökonomische Weltkrise hervorrufen. Je länger also die Schreckensherrschaft der Reaktion dauert, desto verzweifelter wird die ökonomische Lage des Landes, desto gewaltiger schwillt die Empörung gegen das fluchwürdige Regime an. `Das ist eine Situation`, sagt Katsky,`die jede kraftvolle Erhebung gegen den Zarismus unwiderstehlich macht. Und an dieser Erhebung wird es nicht fehlen. Dafür wird das proletariat Russlands sorgen, das schon so viele herrliche Proben seines heldenmutes und seiner Selbstlosigkeit abgelegt hat`.

Der vierte von Kautsky aufgezeigte Unterschied ist für die russischen Marxisten von besonderem Interesse. Bei uns ist augenblicklich leider ein zahnloses, im Grunde rein kadettisches Gekicher über `Brownings` und `Kampfgruppen` im Schwange. Zu sagen, der Aufstand sei aussichtslos und es habe keinen Sinn mehr, ihn vorzubereiten, diese von Marx bewiesene Kühnheit und Offenheit bringt niemand auf. Aber über die militärischen Aktionen der Revolutionäre zu kichern, lieben wir sehr. Wir nennen uns Marxisten, aber vor einer Analyse der militärischen Seite des Aufstands (der Marx und Engels stets große Bedeutung beigemessen haben) drücken wir uns lieber, indem wir mit unnachahmlich erhabenem Doktrinarismus erklären: `Man hätte nicht zu den Waffen greifen sollen`. Kautsky verfährt anders. Wie wenig Angaben er zunächst auch über den Aufstand besaß, ist er dennoch bemüht, sich auch in die militärische Seite der Frage hineinzudenken. Er ist bemüht, die Bewegung als eine neue, von den Massen erarbeitete Form des Kampfes zu würdigen und nicht so, wie unsere revolutionären Kuropatkins [Prototyp eines Niederlagenstrategen – Anmerkung bei Lenin] Schlachten beurteilen: Was man dir gibt, das nimm; wenn man dich schlägt, dann laufe; und bist du geschlagen worden, nun, so hätte man eben nicht zu den Waffen greifen sollen!“ (Lenin, Band 10, Seite 131-132).

Die demokratische Revolution in Russland flaut keineswegs ab, sondern geht im Gegenteil einem neuen Aufschwung entgegen und die jetzige Periode verhältnismäßiger Ruhe ist nicht als eine Niederlage der revolutionären Kräfte zu betrachten, sondern als eine Periode der Sammlung revolutionärer Energie, der Aneignung aller politischen Erfahrungen der durchlaufenen Stadien, der Einbeziehung neuer Volksschichten in die Bewegung und folglich der Vorbereitung eines neuen, noch machtvolleren revolutionären Ansturms“ (Lenin, Band 10, Seite 143). „Wir müssen die Erfahrungen der Aufstände in Moskau, im Donezbecken, in Rostow und anderswo sammeln, diese Erfahrungen verbreiten, beharrlich und geduldig neue Kampfkräfte vorbereiten und sie in einer Reihe von Kampfaktionen der Partisanenschulen und stählen. Vielleicht wird der neue Ausbruch im Frühjahr noch nicht erfolgen, aber er rückt heran und ist aller Wahrscheinlichkeit nach nicht all zu fern. Er muss uns bewaffnet, militärisch organisiert und zu entscheidenden Angriffsaktionen befähigt finden“ (Lenin, Band 10, Seite 106). Das waren die Schlussfolgerungen Lenins aus den Aufständen – noch bessere Vorbereitung für die kommenden Aufstände treffen!Sorgen wir dafür, dass die neue Woge das russische Proletariat in neuer Kampfbereitschaft vorfindet“ (Lenin, Band 10, Seite 108).

Es ist möglich und vielleicht sogar am wahscheinlichsten, dass infolge der wachsenden Erregung und im Anschluss an einen der unvermeidlichen plötzlichen Ausbrüche der neue Kampf ebenso spontan und unerwartet wie die früheren Kämpfe entbrennen wird. Wenn das der Fall ist, wenn sich ein solcher Gang der Entwicklung uls unvermeidlich abzeichnet, dann werden wir auch keine Entscheidung über den Zeitpunkt der Aktion zu treffen brauchen, dann wird unsere ganze Aufgabe darin bestehen, unsere Agitation und unsere organisatorische Arbeit in allen oben aufgezeigten Richtungen zu verzehnfachen.

Vielleicht werden indes die Ereignisse von uns, den Führern, verlangen, dass wir den Zeitpunkt der Aktion bestimmen. Sollte dem so sein, so würden wir raten, die Aktion im gesamtrussischen Rahmen, den Streik und den Aufstand, auf das Ende des Sommers oder den Anfang des Herbstes, auf Mitte oder Ende August, anzusetzen. Es würde wichtig sein, die Bausaison in den Städten und die Beendigung der sommerlichen Feldarbeiten auszunutzen. Wenn es gelänge, eine Verständigung aller einflussreichen revolutionären Organisationen und Verbände über den Zeitpunkt der Aktion zu erzielen, dann wäre die Möglichkeit nicht ausgeschlossen, eben zu der angesetzten zeit die Aktion zu beginnen. Ein gleichzeitiger Kampfbeginn in ganz Russland wäre ein gewaltiger Vorteil. Es hätte sogar wahrscheinlich keine verhängnisvolle Bedeutung, wenn die Regierung vom Zeitpunkt des Streiks unterrichtet wäre, handelt es sich doch nicht um eine Verschwörung, nicht um einen militärischen Überfall, der überraschend durchgeführt werden muss. Auf die Truppen in ganz Russland hätte es wahrscheinlich besonders demoralisierende Wirkung, wenn sie Woche um Woche der Gedanke beunrihigen würde, dass der Kampf unvermeidlich ist, wenn man sie wochenlang in Bereitschaft hielte, während die verschiedensten Organisationen zusammen mit einer Masse von `parteilosen` Revolutionären ihre Agitation immer zielbewusster betrieben (...) Vereinzelte und gänzlich nutzlose Ausbrüche, wie `Revolten` der Soldaten und hoffnungslose Aufstände der Bauern, könnten vielleicht verhindert werden, wenn das gesamte revolutionäre Russland fest an die Unvermeidlichkeit dieses großen allgemeinen Kampfes glaubte. Wir wollen jedoch wiederholen, dass dies nur im Falle einer vollen Verständigung aller einflussreichen Organisationen möglich ist. Andernfalls bleibt der alte Weg des spontanen Anwachsens der Erregung. (...)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er Verschmelzung aller Teilaufstände zu einem allgemeinen Aufstand wird größer [auch im internationalen Maßstab !! – Anmerkung des Verfassers]. (...) Unsere Aufgabe ist es, die breiteste Agitation für den gesamtrussischen Aufstand zu entfalten, die hiermit zusammenhängenden politischen und organisatorischen Aufgaben zu erklären, alle Kräfte anzuspannen, so dass jedermann die Unvermeidlichkeit dieses Aufstandes erkennt, jedermann die Möglichkeit des gemeinsamen Ansturms sieht, so dass man nicht mehr zur `Revolte` schreitet, nicht zur `Demonstration` , zu einfachen Streiks und Demolierungen, sondern zum Kampf um die Macht, zum Kampf, dessen Ziel der Sturz der Regierung ist.“ (Lenin, Band 11, Seite 116-117). Für den Fall, dass es möglich ist, einen Aufschub von vorzeitigen Teilaufständen zu erreichen, sollte man dies unbedingt tun. Andernfalls, wenn darauf kein Einfluss mehr genommen werden kann, dann muss man diese Teilaufstände natürlich tatkräftig unterstützen, um zu erreichen, dass der Teilaufstand sich zum allgemeinen Aufstand ausweitet. So ist Lenin auch an den Aufstand von Sveaburg herangegangen (siehe Lenin, Band 11, Seite 118).

Lenin war im März 1906 nicht bereit, den Aufstand von der Tagesordnung zu streichen und bekämpfte die menschewistische „Resolution gegen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 weil er die Revolution als permanenten Prozess auffasste, der unter den sich verändernden Bedingungen durch neue Kampfmethoden unbedingt fortgesetzt werden müsse. Lenin war dafür, den Bürgerkrieg zu proklamieren und stellte deshalb die Losung der Vorbereitung, Durchführung und Überleitung defensiven zu offensiven Kampfformen des bewaffneten Aufstandes auf:

1. Der bewaffnete Aufstand ist gegenwärtig nicht nur ein notwendiges Mittel des Kampfes um die Freiheit, sondern eine faktisch schon erreichte Stufe der Bewegung, eine Stufe, die Kraft des Heranwachsens und der Zuspitzung einer neuen politischen Krise den Übergang von defensiven zu offensiven Formen des bewaffneten Kampfes einleitet;

2. Der politische Generalstreik ist im gegenwärtigen Zeitabschnitt der Bewegung nicht so sehr als ein selbständiges Kampfmittel denn vielmehr als ein Hilfsmittel für den Aufstand [hervorgehoben vom Verfasser] zu betrachten; daher ist es wünschenswert, die Wahl des Zeitpunkts für einen solchen Streik, die Wahl des Ortes und der Arbeitszweige, die er erfassen soll, dem Zeitpunkt und den Bedingungen der Hauptform des Kampfes, des bewaffneten Aufstands, unterzuordnen [hervorgehoben vom Verfasser];

3. In der Propaganda- und Agitationsarbeit der Partei muss verstärkte Aufmerksamkeit darauf gerichtet werden, die praktischen Erfahrungen des Dezemberaufstandes zu studieren, seine militärische Seite zu kritisieren und die unmittelbaren Lehren für die Zukunft zu ziehen;

4. Es ist eine noch energischere Tätigkeit zu entfalten, um die Zahl der Kampfgruppen zu vergrößern, ihre Organisation und ihre Versorgung mit Waffen aller Art zu verbessern, wobei die Kampfgruppen, wie die Erfahrunge gelehrt hat, nicht nur aus Mitgliedern der Partei, sondern auch aus mit ihr Sympathisierenden oder völlig Parteilosen organisiert werden müssen;

5. Es ist notwendig, die Arbeit in den Truppen zu verstärken, wobei man im Auge behalten muss, dass für den Erfolg der Bewegung die Gärung in den Truppen allein nicht genügt, sondern dass eine direkte Verständigung mit organisierten, revolutionär-demokratischen Elementen der Truppe zwecks entschiedenster offensiver Aktionen gegen die Regierung erforderlich ist;

6. Im Hinblick auf die anwachsende Bauernbewegung, die in nächster Zukunft zu einem richtigen Aufstand entflammen kann, ist es wünschenswert, dass Anstrengungen gemacht werden, um ein einheitliches Vorgehen der Arbeiter und der Bauern herbeizuführen und möglichst gemeinsame und gleichzeitige Kampfaktionen zu irganisieren“ (Lenin, Band 10, Seite 145).

Die Lehren aus dem ersten russischen Bauernaufstand von 1902 zog Lenin wie folgt:

Die klassenbewussten Arbeiter werden aus allen Kräften bemüht sein, den Bauern klarzumachen, warum der erste Bauernaufstand (1902) niedergeschlagen worden ist und was man tun muss, damit die Bauern und Arbeiter und nicht die Zarenknechte den Sieg davontragen. Der Baiernaufstand wurde niedergeschlagen, weil er der Aufstand einer unwissenden, unbewussten Masse war, ein Aufstand ohne bestimmte, klare politische Forderungen, d.h. ohne die Forderung, die Staatsordnung zu ändern. Der Bauernaufstand wurde niedergeschlagen, weil er nicht vorbereitet war. Der Bauernaufstand wurde niedergeschlagen, weil die Proletarier der Dörfer mit den Proletariern der Städte noch nicht verbündet waren. Das sind drei Ursachen des ersten Misserfolgs der Bauern. Für einen erfolgreichen Aufstand ist es notwendig, dass er eine bewusste und vorbereitete Aktion ist, dass er ganz Russland erfasst und im Bunde mit den städtischen Arbeitern unternommen wird. (...) Die Bauernaufstände werden aufhören, gefühlsmäßige Ausbrüche zu sein, sobald immer größere Massen des Volkes das verstehen werden“ (Lenin, Band 6, Seite423 und 424). „Dem Bauernaufstand müssen wir auf jede Art und Weise helfen, bis zur Konfiskation der Ländereien einschließlich – aber durchaus nicht bis zu allerlei kleinbürgerlichen Projekten einschließlich. Wir unterstützen die Bauernbewegung, soweit sie revolutionär-demokratisch ist. Wir bereiten uns vor (und zwar sofort, unverzüglich), sie zu bekämpfen, sobald sie sich als reaktionär, als antiproletarisch entpuppen wird. Der ganze Sinn des Marxismus liegt in dieser doppelten Aufgabe, die nur von Leuten, die den Marxismus nicht verstehen, vereinfacht und zu einer einheitlichen und gewöhnlichen Aufgabe verflacht werden kann“ (Lenin, Band 9, Seite 231). „Wir werden mit allen Kräften der gesamten Bauernschaft helfen, die demokratische Revolution zu vollbringen, damit es uns, der Partei des Proletariats, um so leichter sei, möglichst rasch zu einer neuen und höheren Aufgabe, zur sozialistischen Revolution, überzugehen. Wir versprechen nach dem Siege des jetzigen Bauernaufstands keinerlei Harmonie, keinerlei Ausgleichung und keinerlei `Sozialisierung`, im Gegenteil, wir `versprechen` neuen Kampf, neue Ungleichheit und eine neue Revolution. (...) Wir sind für den Aufstand der Bauernschaft.(...) Es lebe der Aufstand gegen die Selbstherrschaft in Stadt und Land! Es lebe die revolutionäre Sozialdemokratie, die Vorhut der gesamten revolutionären Demokratie in der gegenwärtigen Revolution!“ (ebenda, Lenin, Band 9, Seite 233 und 234).

Lenin hob hervor, dass das Bündnis zwischen der Bauernschaft und dem proletariat die ganze Period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1905 – 1907 beherrscht hat:

Der Oktoberstreik und der Dezemberaufstand wie die örtlichen Bauernaufstände und die Aufstände der Soldaten und Matrosen waren eben das `Bündnis der Kräfte` des Proletariats und der Bauernschaft. Dieses Bündnis kam spontan zustande, hatte noch keine bestimmte Form und wurde oft unbewusst geschlossen. Diese Kräfte waren noch recht unorganisiert, zersplittert, entbehrten einer wirklich leitenden zentralen Führung usw, aber die Tatsache des `Bündnisses der Kräfte` des Proletariats und der Bauernschaft als die Hauptkräfte, die in die alte Selbstherrschaft eine Bresche schlugen, kann nicht mehr bestritten werden“ ( Lenin, Band 15, Seite 332).

Und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Revolution von 1905 verband Lenin die Ziele des allgemeinen Aufstandes mit der Forderung derVertreibung der Gutsbesitzer und die Inbesitznahme ihrer Ländereien. Zweifellos müssen die Bauern noch vor der Entscheidung der vom Volke gewählten konstituierenden Versammlung bestrebt sein, den gutsherrlichen Grundbesitz faktisch zu beseitigen. Darüber braucht man nicht viel Worte zu verlieren, weil sich wohl niemand einen Bauernaufstand vorstellen kann, bei dem nicht mit den Gutsbesitzern abgerechnet und nicht ihr Land in Besitz genommen würde. Es versteht sich, dass es um so seltener zur Vernichtung von Baulichkeiten, Inventar, Vieh usw. kommen wird, je bewusster und je besser organisiert dieser Aufstand ist. Vom militärischen Standpunkt aus sind Zerstörungen, die bestimmten militärischen Zwecken dienenz.B. das Niederbrennen von Gebäuden oder manchmal auch von Inventar - , Maßregeln, die durchaus gerechtfertigt und in bestimmten Fällen unerlässlich sind [unterstrichen vom Verfasser]. Nur Pedanten (oder Volksverräter) können es besonders beklagen, dass die Bauern stets zu solchen Mitteln greifen. Aber es hat keinen Zweck, die Augen davor zu verschließen, dass die Zerstörung von Gebäuden und Inventar mitunter nur eine Folge der Unorganisiertheit ist, der Unfähigkeit, vom Eigentum des Feindes Besitz zu ergreifen und es festzuhalten, anstatt es zu zerstören – oder eine Folge der Schwäche, wenn nämlich der Kämpfende sich an seinem Gegner rächt, weil er nicht die Kraft hat, ihn vernichtend zu schlagen. Wir müssen natürlich in unserer Agitation den Bauern einerseits auf jede Art und Weise klarmachen, dass der erbarmungslose Kampf gegen den Feind – bis zur Zerstörung seines Eigentums – völlig rechtmäßig und notwendig ist, andererseits aber ihnen zeigen, dass, abhängug vom Grade der Organisiertheit, ein bedeutend vernünftigerer und vorteilhafterer Ausgang möglich ist: die Ausrottung des Feindes (der Gutsbesitzer und der Beamten, insbesondere der Polizei) und die Übergabe allen Eigentums in den Besitz des Volkes oder in den Besitz der Bauern ohne jede Zerstörung (oder bei möglichst geringer Zerstörung) dieses Eigentums“ (Lenin, Band 11, Seite 110). Dass der Grad der Organisiertheit im internationalen Maßstab am höchsten sein muss, dass dies eine noch viel scherere Aufgabe ist und noch größerer Anforderungen und Anstrengungen bedarf, braucht wohl nicht näher begründet zu werden.



Was die Soldatenaufstände der Jahre 1905/1906 anbelangte, so stellte er deren Niederlagen in den Zusammenhang mit der sozialen Zusammensetzung der Soldaten: Man nehme die Soldatenaufstände der Jahre 1905/1906. Ihrer sozialen Herkunft nach stammten diese Kämpfer unserer Revolution aus der Bauernschaft und dem Proletariat. Das letztere bildete die Minderheit; darum zeigt die Bewegung innerhalb des Heeres auch nicht annähernd jene Geschlossenheit im Maßstab ganz Russlands, nicht jenes Parteibewusstsein, wie das Proletariat es an den Tag legte, das wie auf einen Wink mit dem Zauberstab sozialdemokratisch wurde. Andererseits ist nichts irriger als die Auffassung, die Soldatenaufstände seien misslungen, weil es an Führern aus dem Offizierskorps gefehlt hätte. Im Gegenteil, der gigantische Fortschritt der Revolution seit den Zeiten der `Narodnaja Wolja` äußerte sich gerade darin, dass der `Muschkote` , dessen Selbständigkeit die liberalen Gutsherren und das liberale Offizierskorps so sehr erschreckte, zur Waffe gegen die Obrigkeit griff. Der Soldat war voller Sympathie für die Sache der Bauern; seine Augen leuchteten auf, sobald nur ein Wort vom Boden fiel. So manches Mal ging die Befehlsgewalt in der Truppe in die Hände der Soldatenmasse über, aber entschlossen ausgenutzt wurde diese Gewalt fast nie; die Soldaten schwankten; einige Tage, mitunter wenige Stunden, nachdem sie irgendeinen verhassten Vorgesetzten getötet hatten, setzten sie die anderen wieder auf freien Fuss, nahmen Verhandlungen mit den Behörden auf und ließen sich dann erschießen, sich mit Ruten auspeitschen, sich wieder ins Joch spannen (...)“ (Lenin, Band 15, Seite 203). Was die Frage der sozialen Zusammensetzung der Armee Maos zur Befreiung Chinas anbelangt, so sei hier eine kurze Anmerkung gestattet: An Hand der hier von Lenin gegebenen Einschätzung muss man auch die Schwächen in der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Befreiungskampfes an der sozialen Zusammensetzung der Befreiungsarmee festmachen. Mao hat die führende Rolle des Proletariats in der Armee völlig unterschätzt, ja nicht nur das, er hat sogar diejenigen in seinen eigenen Reihen bekämpft, die dies zu korrigieren versuchten. Doch dazu später Genaueres.



Im März 1906 bestimmte Lenin das weitere taktische Vorgehen der provisorischen revolutionären Regierung und der örtlichen Organe der revolutionären Staatsmacht auf Grund der Erfahrungen des bewaffneten Aufstandes, die er folgendermaßen zusammenfasste,

1. dass di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gegen die absolutistische Regierung beim Übergang zum bewaffneten Kampf bislang die Form isolierter örtlicher Aufstände angenommen hat;

2. dass in diesem Kampf die Elemente (...) vor die Notwendigkeit gestellt waren, Organisationen zu schaffen, die faktisch Keimformen einer neuen, revolutionären Staatsmacht darstellten – Sowjets der Arbeiterdeputierten (...);

3. dass entsprechend der anfänglichen, der Keimform des Aufstandes diese seine Organe genauso isoliert, zufällig, in ihrem Handeln unentschlossen waren und sich nicht auf eine organisierte bewaffnete Macht der Revolution stützten, weshalb sie bei den ersten Angriffshandlungen der konterrevolutionären Armee unvermeidlich zum Untergang verurteilt waren;

4. dass nur eine provisorische Regierung als Organ des siegreichen Aufstands imstande ist, jeglichen Widerstand der Reaktion zu brechen (...)

Einerlei, ob eine Teilnahme der Sozialdemokratie an einer provisorischen revolutionären Regierung möglich sein wird, ist in den breitesten Schichten des Proletariats der Gedanke zu propagieren, dass ein ständiger Druck auf die provisorische Regierung durch das bewaffnete und von der Sozialdemokratie geführte Proletariat notwendig ist, damit die Errungenschaften der Revolution gesichert, gefestigt und erweitert werden“ [hervorgehoben vom Verfasser];

Bei der Ausweitung der Tätigkeit und der Einflusssphäre der Sowjets der Arbeiterdeputierten ist unbedingt darauf hinzuweisen, dass solche Einrichtungen, falls sie sich nicht auf eine revolutionäre Armee stützen und die Regierungsbehörden nicht stürzen (d.h., sich nicht in provisorische revolutionäre Regierungen verwandeln), unvermeidlich zum Untergang verurteilt sind; daher muss die Bewaffnung des Volkes und die Verstärkung der militärischen Organisationen des Proletariats als eine Hauptaufgabe dieser Einrichtungen in jeder revolutionären Situation betrachtet werden.

Zeitweilige Kampfabkommen sind im gegebenen Zeitpunkt nur mit Elementen statthaft und zweckmäßig, die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 als Kampfmittel anerkennen und ihn aktiv unterstützen“ (Lenin, Band 10, Seite 147-148 – 149 – 150).

Und Lenin sagte auch, warum diese Bedingung notwendig war:

Die Sitzungen der Reichsduma hatten begonnen – in wahren Sturzbächen ergossen sich die liberal-bürgerlichen Reden vom friedlichen, konstitutionellen Weg -, und zugleich haben die von Agenten der Regierung organisierten Überfälle auf friedliche Demonstranten, Brandstiftungen in Häusern, wo Volksversammlungen stattfinden, und schließlich direkte Progrome eingesetzt und sich immer mehr verstärkt (...) Man kann der alten Macht, die stets die Gesetze selbst gemacht hat und die mit den letzten, den verzweifeltsten, barbarischsten und bestialischsten Mitteln um ihre Existenz kämpft, nicht durch einen Appell an die Gesetzlichkeit Einhalt gebieten!“ (Lenin, Band 10, Seite 514 und 515).

Ein Appell findet besonders Widerhall unter den Massen in der revolutionären Phase. Ist diese Periode am Abflauen, tritt eine Revolutionsphase ein, wo eine ganze Reihe von Appellen keinen Widerhall in den Massen mehr gefunden hat (obwohl es damals im Juni 1907 noch zu militärischen Aufständen in Kiew und in der Schwarzmeerflotte gekommen war!!) , dann trifft das ein, was Lenin über den Appell in Worten“ 1907 gesagt hat: Wenn der Kampf im Gange ist, sich ausdehnt, anwächst, von allen Seiten näherrückt, dann ist eine `Proklamierung` gerechtfertigt und notwendig, dann ist es Pflicht des revolutionären Proletariats, den Schlachtruf auszugeben. Doch erfinden kann man diesen Kampf nicht, man kann ihn auch nicht durch einen Schlachtruf allein auslösen. Und wenn eine ganze Reihe von Kampfappellen, die wir aus unmittelbaren Anlässen erprobten, sich als resultatlos erwiesen hat, so müssen wir natürlicherweise ernste Gründe für die `Proklamierung` einer Losung suchen, die unsinnig ist, wenn nicht die Bedingungen für die Realisierung der Kampfappelle betehen“ (Lenin, Band 13, Seite 22).

Es ist höchst wichtig, sich über den Satz klarzuwerden, den die Erfahrungen aller Länder, in denen die Revolution Niederlagen erlitten hat, bestätigen, dass nämlich in der Niedergeschlagenheit des Opportunisten wie in der Verzweiflung des Terroristen ein und dieselbe psychische Wesensart, ein und dieselbe spezifische Klassennatur, z. B. des Kleinbürgertums, zum Ausdruck kommt“ (Lenin, Band 15, Seite 145).

Die Lehren des bewaffneten Aufstands von 1905, die Lehren des bewaffneten proletarischen Kampfes überhaupt besagen, dassalles, was den Feinden abgerungen, alles was an Errungenschaften von Dauer ist, nur in dem Maße abgerungen und zu halten [ist], wie der revolutionäre Kampf auf allen Gebieten proletarischer Arbeit stark und lebendig ist“ (Lenin, Band 17, Seite 112).

Wie reifte der Aufstand von 1905 heran und was führte zu seiner Niederlage? Eine abschließende kurze Zusammenfassung gibt Lenin wie folgt:

Wie reifte der Aufstand von 1905 heran?

Erstens häuften sich durch Massenstreiks, Demonstrationen und Kundgebungen die Zusammenstößte der menge mit Polizei und Militär.

Zweitens ermunterten die Massenstreiks die Bauernschaft zu einer Reihe einzelner, zersplitterter, halb spobtaner Aufstände.

Drittens griffen die Massenstreiks sehr schnell auf Heer und Flotte über, lösten Zusam,menstöße auf wirtschaftlicher Basis („erbsenmeutereien“ usw.) und dann Aufstände aus.

Viertens begann die Konterrevolution selbst den Bürgerkrieg mit Progromen, Misshandlungen von demokraten isw.

Die Revolution von 1905 endete keineswegs deshalb mit einer Niederlage, weil sie „zu weit“ gegangen, weil der Dezemberaufstand „künstlich“ gewesen wäre, wie die liberalen Renegaten usw. glauben. Im Gegenteil, die Ursache der Niederlage liegt darin, dass die Erkenntnis seiner Notwendigkeit in den revolutionären Klassen nicht weit genug vorbereitet war und nicht genügend festen Fuß gefasst hatte, dass der Aufstand nicht einmütig, entschlossen, organisiert, gleichzeitig, offensiv durchgeführt wurde“ (Lenin, Band 18, Seite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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